近來，成都天府綠道的“復墾復耕”事情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巨大爭議。作為一名已在成都工作生活多年的普通百姓，筆者也想就此談一些看法。

　　1、網民究竟在爭議什么問題？

　　筆者去年12月中旬在繞城綠道騎行，就曾親眼看到一大片“花田”被推平翻土，當時還以為是要改種其他品種的景觀植物。

　　今年3月底以來，很多成都市民在本地問政平臺投訴稱，自己所在小區附近的綠地以及當地花重金打造的“環城綠道”拆除了綠化植物，種上了農作物。

　　成都天府綠道建投集團的工作人員回應記者稱：

　　網上流傳的“天府綠道集團將全力沖刺全市10.1萬畝耕地復墾復耕目標”，指的是成都此前設定的一個目標任務，從2021年啟動，到今年完成10.1萬畝土地的復墾復耕；

　　關于土地的性質，成都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都有明確的劃定。這次復墾復耕的土地原本就是耕地，不存在“把原來的綠化工程改為農業種植”的現象。

　　其實被復耕的不只是繞城綠道。天府新區某些打著“公園房”旗號高價售出的樓盤，如今搖身一變成了“田園房”，這讓購房者產生了心理落差。但因為這個理由去質疑的網民畢竟只占少數。

　　筆者瀏覽了“天府綠道”官網，在其項目展示一欄寫道：

　　按照總體規劃，環城生態公園項目將建成“5421”體系，即打造500公里綠道、4級配套服務體系、2萬畝水體及10萬畝糧油產業帶。

　　筆者不知道這個規劃是不是一開始就制定好了的。如果一開始制定的規劃“5421”體系打造“10萬畝糧油產業帶”，那么前幾年為何要在“糧油產業帶”先花費大量金錢和人力搞綠化景觀呢？這恐怕才是網友爭議的真問題。

　　很多網友爭議的其實不是成都應不應該保留耕地，而是為什么要反復拆建、“浪費公帑”。負責相關項目的單位的回應，顯然是答非所問。

　　“拆綠復耕”的做法，其實是似曾相識的。筆者所在小區附近前幾年要修地鐵，而修地鐵就得把沿線公路挖開。在地鐵項目正式立項、準備動工之前，小區附近地鐵沿線的公路翻修竟然先行上馬了。于是，這條公路用了大半年重修了一遍；通行不到一個月又打上圍欄，重新挖開進行地鐵項目施工；待到地鐵完工，挖開的公路再次被回填、重修。

　　如此種種，網民心中其實是有自己的答案的，無非想親耳聽個解釋。

　　2、從“退耕還林”到“退林還耕”

　　成都目前正在進行的“復墾復耕”，是對以往片面做法的一次緊急“糾偏”。

　　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糧倉”的美稱，密布的河網帶來大量沉積物，讓這里愈發肥沃，適宜的氣候也很適合農作物生長。

　　上世紀90年代末，為了遏制我國水土流失加劇的局面，四川、陜西、甘肅3省率先開展了退耕還林試點，由此揭開了我國退耕還林的序幕。2002年1月10日，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公室召開退耕還林工作電視電話會議，確定全面啟動退耕還林工程。

　　西部地區實施“退耕還林”的動機是好的，但在城市化大躍進和房地產市場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成都的“退耕還林”顯然已經遠遠走過頭了，在植被茂密的成都平原，所謂過度開墾造成水土流失的問題原本并不嚴重。

　　然而，根據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底，成都市在20年間累計完成退耕還林工程132萬畝。

　　2017年，成都市計劃投資約415億元，計劃到2020年建成“兩環一軸”綠道(錦江綠道、天府綠道、熊貓綠道)，到2025年初步建成市域主干綠道體系。其中，耗資341億元、長達100多公里的天府綠道串聯起了121個公園的環城公園。

　　此外，隨著成都房地產市場的蓬勃發展，城市建設用地、居住用地也在快速吞噬著“天府糧倉”的耕地。

　　十年間成都城市面積增長數據

　　2022年，“天府糧倉”“非糧化”的問題引起了央媒《半月談》的高度關注。數據顯示，2010年成都全市耕地總面積還剩余約638.79萬畝，而2020年成都耕地總面積約為497.99萬畝（包括被并入成都的簡陽）。據第三次國土調查數據顯示，十年之間，整個成都平原的耕地面積減少了40%！

　　根據筆者對成都周邊農村的觀察，真實的情況恐怕更不樂觀。因為種田根本賺不到錢，這些年來成都周邊的郊區涌現出了一大批休閑農業、觀光農業、旅游農業，成片的良田被種植上景觀作物或者經濟作物，變身農家樂或景區。不知道在《半月談》那篇報道中，這些項目是被統計到了“消失”的耕地里，還是仍舊以高標準農田的身份存在呢？

　　戰旗村占地650多畝的媽媽農莊，絕大部分是花田不是農田

　　成都郊區分布著多個“薰衣草基地”，占地動輒幾百、上千畝

　　然而在糧食消費端，為了支撐蓬勃發展的房地產市場，成都不斷從全川乃至全國吸引人口，十年時間總人口從1500萬驟增到2100萬。

　　2021年，成都糧食產量230.6萬噸、豬肉產量30.16萬噸，降至全省第七，從市外調入糧食634.2萬噸、豬肉44.7萬噸，分別相當于本市產量的2.75倍、1.48倍。

　　而整個四川省的糧食自給率降至107%，處于全國中下水平；到2019年，四川已成為全國第二大糧食調入省，與曾經的產糧大省的身份并不相配。成都平原的“非糧化”造成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

　　而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是全中國糧食自給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2021年，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糧食總產量6.83億噸，海關總署公布的糧食進口總量是1.65億噸。進口糧食的數量基本是準確的，因為這是通過貿易數據一筆筆計算出來的；而自主糧食總產量據說已經十幾連增了，但農村出來的人都對這個數據保持著不樂觀的態度。但是，即便按照官方公布的這個糧食總產量計算，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也已經下降到了80%；業內人士的估計則要到70%甚至更低。

　　和平時期，茅于軾等人鼓吹的放棄“土地紅線”的說法還能忽悠不少人；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加劇、國際局勢的日益動蕩，這樣的糧食自給率對14億中國人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這大概是成都被央媒點名之后緊急“糾偏”的一個根本原因。

　　3、重新審視“以糧為綱”

　　我國當前“糧食自給”所面臨的嚴峻形勢，讓筆者想起了毛主席提出的、被精英們污蔑謾罵了40年的口號——“以糧為綱”。

　　毛主席對糧食問題的重視由來已久，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主席就認識到糧食問題對于奪取革命勝利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時刻關注著農業生產問題，親自制定了農業增產的八項基本措施（土、肥、水、種、密、保、管、工），把這些措施概括為“農業八字憲法”。1958年6月18日晚，毛主席在同李富春等人談話時，提出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這個口號。

　　精英對“以糧為綱”的污蔑，首先是有意屏蔽了這個口號中的另一半——“全面發展”，稱“以糧為綱”全面扼殺了農業經濟的多種經營。

　　事實上，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農業部黨組《關于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的報告》，這個報告指出：

　　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我國的農業應當是：以糧為綱，“糧、棉、油、菜、糖、果、煙、茶、絲、麻、藥、雜”12個字統一安排，全面發展多種經營。

　　依托人民公社體制，六七十年代農村地區的糧食連年增產帶動了多種經營的發展；在農業興旺發展的基礎上，集體經濟不斷壯大，為農業機械化提供了大量資金，很多公社辦起了社隊企業，搞出了一大批“五小”工業（小煤礦、小冶煉、小機械、小水電、小化工），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農村工業化，實現毛主席關于要把農村建得像城市一樣好的設想。

　　這正是天下第一村——華西村發展起來的基礎，而在其他搞了分田單干的農村，社隊企業又成了所謂的“鄉鎮企業”的前身，產權從集體手中變到了個人手中。

　　關于這個問題，在本號之前介紹“鳳陽白山凌”、岳陽“毛田人民公社”的文章中有大量具體的案例陳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直接在本號搜索，本文不再贅述。

　　精英對“以糧為綱”的另一個污蔑就是說毛澤東時代過度墾殖、過度砍伐，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和水土流失問題。

　　新中國成立的近前30年，毛主席的確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一場規模浩大、艱苦卓絕的墾田運動。1949年我國可利用的耕地面積為14.68億畝，1960年增長為17.55億畝，1970年為19.05億畝，1980年為20.1億畝。

　　這本來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功績，卻成了某些精英口中的“罪過”。

　　在糧食單產很低的時代，增加耕地面積的確是增加糧食產量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而“土”在農業八字憲法中僅占一項，毛澤東時代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種子改良、土壤改良、農業科技推廣以及70年代引入的13條大型化肥生產線，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才開始全面發揮作用，這是80年代糧食增產的一個根本原因。你不能因為后來其他因素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了，就全面否定“土”的作用吧？

　　關于過度墾殖造成水土流失的問題，在局部地區當然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的認識本來就有階段性的問題，更何況在毛澤東時代這不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不妨還是拿數據說話。據不完全統計，50年代初，我國水土流失面積約為153萬平方公里；1982年統計的水土流失面積為120.9萬平方公里；1986年，131萬平方公里；1991年，153萬平方公里。（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現在通行的數字是2020年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269.27萬平方公里，上世紀80年代末的水土流失面積為367萬平方公里，這是統計標準和口徑的差別。筆者的這組數字采取的是90年代以前的統計標準，在統一標準下對比才有參照意義）

　　新中國前三十年，有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達40余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即便考慮局部的過度墾殖問題，整體上而言，毛澤東時代的山河整治是在改善生態環境，大量的學術文章正是在拿局部的問題指代整體的問題；反倒是80年代水土流失面積迅速增加，經過十余年時間就回到解放初的水平。由此，才到90年代末又提出了“退耕還林”的口號。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和山林被私人承包以后，以經濟利益為首要導向。例如，新疆塔城市1988年把1987年飛播的草苜蓿開墾了四千畝種糧食作物，伊犁州1988年把許多不宜種糧的退耕還牧草場開墾了10萬畝種糧食作物，這些行為迅速造成沙化；在大草原，草地也被分包，過度放牧導致草場迅速退化，全國草場產草量到80年代中期比60年代下降了30%-50%；草原上珍稀植物如內蒙古黃芪、新疆甘草，麻黃等，由于掠奪性挖集，所剩無幾……（見1994年第1期《西北人口》雜志《我國生態環境的人為破壞和整治對策》）

　　至于說毛澤東時代“過度砍伐”的問題就更加荒謬。毛主席在50年代就提出了“綠化祖國”的口號，以塞罕壩林場為代表，一大批知識青年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把荒漠變成了綠洲。短短20多年時間里，新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從8.6%實實在在地提升至近13%。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2009年的30年間，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從12.98%上升到18.21%，主要的增長完成于90年代中后期以后，這里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后來將統計森林面積的“郁閉度”從之前的0.3改為國際上通行了的0.2。

　　1978年冬開始的全國性大規模亂砍濫伐才是對森林資源造成嚴重毀滅的罪魁禍首。從1978年以來，我國森林采伐量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超過森林生長量，每年“赤字”達一億立方米，直到1991年赤字才有所減少。另外，盜伐、哄搶國營林場和自然保護區林木的案件，在80年代也屢有發生。由此造成80年代前后十余年我國實際的森林覆蓋率裹足不前甚至不增反降。

　　結語

　　面對當前嚴峻復雜的糧食安全問題，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當年提出“以糧為綱”的口號是多么的清醒和富有遠見；而考察“退耕還林”政策出臺之前的整個50多年的歷史，根本不是“以糧為綱”造成了生態破壞，問題恰恰出在一個“私”字上；而今，“退耕還林”走過頭，需要重新搞“退林還耕”，問題同樣出在一個“私”字上——地產資本、農業資本為了一己之私，根本不會顧及影響全民的糧食安全問題。

　　有些網友質疑綠道旁邊種田的“投入產出比”，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與整個農業的前途與命運是密切相關的，而“以糧為綱”的真實歷史正是尋找這個問題答案的一個重要鏡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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