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所存在的問題太多了，最新的事例是，安徽某大學一名陳姓教授到一所中學去做勵志演講，結果因為“三觀”不正而被學生當場斥責，搞得十分難堪。消息傳開，此事即刻引發軒然大波，成為空前嚴重的輿情事件。當然，其中不乏有人為陳姓教授站臺，以“社會多元論”、“多種聲音論”做依據為其行為的正當性做辯解，還有人揪住學生不禮貌、不尊師重教的瑕疵不放，為陳姓教授掙口袋，但絕大多數聲音都贊揚學生的勇敢行動，強烈譴責陳姓教授，因為人們都知道，這個事件的焦點完全不是什么表達方式的問題，而是及極其峻的價值觀斗爭，來不得半點疏忽，因此，聲討陳姓教授的聲音形成一股強大的輿情浪潮，在這一浪潮中，榮譽與形象遭遇重創的不只是陳姓教授，更連帶與波及整個教育界為之蒙羞，人們不禁要問，擔負為國育才神圣使命的高級知識分子，為什么屢屢暴露出“三觀”不正的嚴重問題呢？

　　一、價值觀出現不可忽視的扭曲

　　現如今人們普遍認為，教育者本身受教育的問題十分突出，造成這等印象的原因有很多，突出的是價值觀出了極嚴重的問題，因為像上述陳姓教授那樣公開表達并嚴重扭曲“三觀”的教育工作者很多，譬如有大學教授提出建議，說農民工可以兩人合娶一個老婆；也有大學教授呼吁高知應該擁有多妻特權；還有原云南省教育廳長羅崇敏搞出什么“三生教育”，成立“三生黨”之類的把戲，種種這些奇談怪論、離經叛道的邪說都曾掀起一陣又一陣的風波，強烈地沖擊和顛覆人們心目中教育的形象，也使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產生深刻的疑問，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究竟怎么了？

　　教育界是知識分子最集中的領域，教育者的思想面貌集中地反映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現在，一些本來是教育別人的人，其本身卻背離了教育宗旨，背叛了知識分子基本的操守，這些人不是教人向上，引導受教育者追求高尚，不是為國育才，而挖空心思地要培養極端的利己主義者，處心積慮地在引導學生以自己為中心，抹殺學生樸素的家國情懷，相關惡劣事件層出不窮，不斷曝光，而沒有曝光沒有形成輿情的還不知道有多少，實際情形相當嚴重。這樣的事實警示我們，對知識分子中存在的價值觀扭曲問題應予高度重視，尤其是教育界，知識分子本應在道德、智慧與良心上起引領作用，如果他們的價值觀的問題不能很好解決，培養什么樣的人這一宗旨性問題也不可能得到很好解決。

　　但問題出在哪里呢？

　　盡人皆知，在市場經濟之下，中國社會結構與群體階層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也是這樣，也發生了明顯的分裂與分化，呈現各個不同的部分，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和屬性。以筆者多年的觀察與思考，當今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大致呈現出如下三種類別：

　　其一，同中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站在內外反華勢力的對立面，抗擊霸權集團對中國的遏制打壓，這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和主要部分；

　　其二，同西方集團同呼吸共命運，站在中國人民的對立面，為虎作倀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抗衡，這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敗類與一小撮；

　　其三，同有錢人同呼吸共命運，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瞧不起老百姓和低收入者，自以為高人一等，滿滿的暴發戶心態，經常性地骯臟言齷蹉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類，同新興資產階級有著血肉聯系，數量不多，但聲勢與聲音很大，主要活躍在中國社會的上層。

　　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總體仍然是好的，但問題就出在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分化。

　　二、全面認識知識分子并非易事

　　關于知識分子的地位與作用，歷來都有爭議，在當今知識分子群體已經嚴重分裂分化的背景下，全面辯證認識其作用及影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筆者不知道其他國家民族的歷史與現實中有沒有知識分子群體的概念，以及他們怎樣作為社會階層而存在，但就中國歷史而言，古往今來對知識分子的認識一直都相當復雜糾結。大致上有如下幾種說法：

　　一是搗亂叛道之說，經典語言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提出這一說法的是百家之一的韓非子，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予以借用并書之于史，其實就是高度的認同。同時也說明，早在秦漢時期，“儒林”就已經作為一個顯著社會階層而存在；

　　二是可恨該殺之說，著名代表人物應該是明末亡國之君崇禎，此人臨死之際恨恨地說“文臣皆可殺”。生死關頭說出來的，無疑都是最要緊的東西，也是畢生心血之所積。文官是知識分子的分身，他們在朝是“文官集團”，在野就是“儒林”。明代知識分子具有較強的群體性，在社會各階層中是一個突出的存在。并且不能不說的是，持崇禎這種態度的人，古往今來大有人在。

　　三是負心薄幸之說，即所謂“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據說這是明代學者曹學佺所作的一副對聯，后來傳諸民間，得到廣泛認可，長期流行不衰，并且反映到文學作品中來，對讀書人見利忘義之舉多有描述，比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之類。

　　延宕發展到中國當代，對知識分子的描述就更加生動活潑、多姿多彩了，其中著名的金句有“知識越多越反動”、“臭老九”、“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等。

　　這一切都說明，有關對知識分子的認知與認證，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應依據不同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做出得出不同的認識，沒有蓋棺論定，也不可能蓋棺論定。

　　三、正確處理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個難題

　　如何對待知識分子，怎樣處理同他們的關系，古往今來都是巨大的難題，一直都處在摸索搖擺之中，因此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曾展現出不同的模式或面貌。大體上說，有如下幾種類型：

　　其一，打擊壓制

　　對知識分子以壓制為主，不時進行凌厲的打擊，這樣類型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少，譬如秦朝、元朝以及五代時期的后梁政權等，秦王朝創造了著名“焚書坑儒”秦始皇模式，五代時期的后梁朱溫政權則將所謂的“清流”知識分子集體深入滾滾濁流的黃河之中，元朝則干脆把知識分子擠兌成為排名娼妓之后“臭老九”，只稍比乞丐強一點兒而已。

　　這樣的朝代政權同知識分子的關系顯然十分惡劣，二者之間緊張對立，也因此構成其鮮明的社會特征，知識分子在其中看不到前途與出路，元朝馬致遠等人充滿陌路悲愴哀傷的文學作品對此反映得相當充分。

　　其二，利用限制

　　對知識分子利用發揮其積極作用，但同時又加以限制防范，同他們建立起具有同盟性質的關系，這樣的王朝政權有漢朝、唐朝等，漢朝創始人劉邦骨子里對儒生相當鄙視，打江山的時候更是把羞辱他們當常事，建政之后懲于不能“馬上治天下”而對知識分子加以開發利用，但正如漢宣帝所言，漢家之術，王霸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這些話比較精確地道出了漢代政權的統治方略，也體現對待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態。唐王朝也是這樣，唐太宗開科取士，文教興前人之所未有，但一句“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又暴露了其中冷酷無情的政治企圖，這是典型的既開發利用、又限制防范的關系。

　　其三，尊崇抬愛

　　對知識分子包容厚愛，甚至達到尊崇的程度，這樣的情形在東晉與宋代表現的比較明顯，東晉的知識分子群體崇尚“清談”，號稱“士族清流”，其主體與核心就是一些知識分子，有著強烈集體性的清高情節，占領江南的大軍閥侯景想娶一個世家閨秀都難以如愿。宋代更是典型“重文輕武”的王朝，一個經常被外族侵略欺負的政權不把整軍經武擺在首要位置，而堅持“重文輕武”不動搖，堪稱奇葩。在這樣政權的治下，知識分子地位高，待遇優厚，把持權力，拒絕革新，養成了目空無人的毛病，尾巴翹得很高，很多時候都有放肆之嫌。

　　總結幾千來來對待知識分子的歷史經驗，概括起來主要兩條，一是要辯證處理同知識分子的關系，不可簡單化走極端，不注重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不能成為合格的當權者；而不知道限制知識分子的消極作用，則不是高明的政治家；二是得罪他們的結果后患無窮。秦始皇就是其中一個典型，他嚴重地得罪了知識分子，于是們罵秦始皇能罵上幾千年不休。其實秦始皇在制度創新和事業開拓上非常出色，嚴重問題在于他急于求成，做得太急切了，所以歷史家將其形容為“急政”，但就是因為得罪了儒家，而儒家后來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所以在輿論評價上就幾千年始終不得翻身，幾乎得不到一句好話，好像這個千古一帝就沒有任何一點可取之處一般。這樣的歷史經驗，直到今天，也仍然有其影子存諸于世。

　　四、讓教育者受教育，這應該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的一個啟示

　　任何人都要接受教育，知識分子也不例外，這在理性邏輯上沒有異議。但是，知識分子擁有教育他人天然的特權，任何他人想要對知識分子施加教育，都面臨巨大的思想阻力和精神障礙，社會各階層在同知識分子打交道中很容易把自己擺在受教育者的位置，很難鼓起教育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自信，因此，教育改造是十分之更是當政者的棘手難題。盡管古往今來多數濟世安民或經略體國的人都知道要妥善處理同知識分子的關系，并且也知道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教育改造知識分子，使他們接受教育，接受現實政治及其價值邏輯，但正所謂知易行難，多數時候人們都對這個問題繞著走，抱著“惹不起、躲開去”的態度。

　　中國歷史的腳步走進現代歷史以后，充分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越來越突出，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教育改造知識分子，使他們同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關系更加契合融洽，迄今為止大致上已走過一百年的歷程，期間有過三次高潮：

　　一是政治革命的教育與改造

　　“五四運動”以后，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中對知識分子客觀上進行深刻的教育改造，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跟上了中國歷史發展前進的步伐，引領時代風騷，其中以延安整風為標志，知識分子革命化達到政治上的第一個高峰。

　　二是社會革命的教育與改造

　　新中國建國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場浩大的社會革命，在浩大的社會革命中知識分子也必然要接受教育和改造，形成知識分子工農化的歷史時期。這個歷程跌宕起伏、具體的演變過程充滿了矛盾沖突，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至今仍然存在相當強烈的歷史與政治影響。

　　三是改革開放的教育與改造

　　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一般的變化，知識分子階層也是這樣，也發生了空前程度的分化分裂。時至今日，他們的中的大部分已經融入到普通的民眾之中，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另外則有一小部分則明顯成為依附新生資本勢力的群體，更有一些人皈依西方而站在了中國的對立面，成為知識分子西方化的典型。總體而言，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黃金年代，其地位、作用及影響都攀上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尤其是后兩個部分，更是因此上升成為當代中國的新貴，無論是個體人生還是集團利益，一概都有了空前豐厚的收益收獲。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中國政治進程進入到自我革命歷史時期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教育與改造該以怎樣形式加以展現呢？

　　這應該是當代中國政治事務中一個越來越突出、越來越緊迫的問題，本文開頭所列出的各類現象，總體而言都不過是這一問題的具體反映。也可以這樣說，“讓教育者受教育”——如果這樣的命題還繼續存在的話，關鍵的問題就是誰來做這件事。說實話，這實在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敏感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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