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看完了熱播劇《狂飆》，感覺這部戲是對掃黑除惡常態化等政治宣言的文藝化表述。這種表述，比看文件要直觀、深刻，更加容易理解，更加容易普及。這部戲，至少我感覺，對曾經被炒作的“企業家的市場主體地位”“能不立就不立、能不抓就不抓、能不判就不判”主流政治觀點，是一次反擊；對于“店小二”觀念，也是一種反擊。由中央電視臺播出這部政治味道很強的戲，是很恰當的。

　　正如主創者徐紀周所說：不是單純的警匪故事，而是從中勾勒時代。以前有很多部警匪故事劇，但是，僅僅是警匪故事，沒有從經濟體制變化的角度刻畫警匪故事發生的根源，失之于膚淺。這部電影劇描述了自2000年前后，工人下崗失業，到2020年前后“掃黑除惡常態化”的社會歷史演變，比較深刻地揭示了黑惡勢力產生、發展、壯大的經濟根源。

　　我感覺，中國出現黑社會，是中國公有制經濟在農村和城鎮集體經濟組織瓦解的必然結果。公有制工廠、人民公社，不光是個經濟組織，而且也是政權組織。這個組織內的工人、農民，有政治保障、經濟保障、文化保障，醫療、教育、生活、養老等等生活問題，均不成問題。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各類組織所管理的人群，因為有公有制的保障，所以，也容易管理，不會產生大規模的、全面的、激烈的、社會性的矛盾。即使偶爾發生個體之間較激烈的矛盾，鑒于所有人的生活均要依靠黨領導下的集體組織，黨的各級各類組織也有足夠的威望和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手段，來化解、處置這些矛盾。

　　公有制的瓦解，其實是切斷了大多數工人、農民甚至是體制內的官員與政權、黨組織的關系，工人農民甚至是體制內的官僚在喪失了集體的政治、經濟、文化保障后，必須構建新的權力體系，來維護自己的生存、維護自己的利益。黑社會的那些成員，還有腐敗官僚，其實就是在舊的權力體系瓦解，其生存遇到危機時，而不得不建立新的權力體系，以維護自己生存的必然表現。這個新的權力體系，體現在普通下崗工人和農民那里，就是“黑”社會，體現在組織體系內，就是腐敗和利益勾結。作為下層工農組織的“黑”社會，時而和政權內部的官僚保持著密切的依附關系，時而又和官僚體系有尖銳的矛盾。具體是相互依附還是互相殘殺，完全取決于各自的利益得失。如果依附能夠確保自己的利益，那就相互依附；如果消滅對方才能夠確保自己的利益，那就反擊、消滅對方，不擇手段。這樣，官僚體系和“黑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既相互利用、又極不信任、隨時可能發生激烈沖突的復雜關系。同樣地，不同“黑社會”組織之間、不同官僚集團之間，也因為利益爭奪，既斗爭、又勾結，其相處之間充滿爾虞我詐、陽奉陰違、刀光劍影、你死我活、不惜代價。官僚之間、黑社會之間、官僚和黑社會之間，基本上完全是這種關系。

　　同時，作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在喪失了公有制之后，黨組織及其領導下的政權，雖然也卸下了保障工人農民生活的政治、經濟“負擔”，但同時也喪失了在人民群眾中間的威望和處置復雜矛盾的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手段。“臨渴拙井”，法治，便被臨時用于調解和處置這復雜的矛盾。

　　顯然，這部電視片也揭示了，一定程度上，光靠法制，其實并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復雜的矛盾。二十多年來，許多堅定的警察、體制內正直黨員領導，都從法制的角度進行了努力，付出了沉重代價。但是，除了被相互勾結的腐敗官員、黑社會消滅，或者被殘酷現實逼成“老油條”之外，他們并沒有收到期望的效果。

　　“解零還須系鈴人”，產生于所有制關系顛覆的復雜矛盾，恐怕還要從所有制關系角度著手解決。

　　中國歷史上，依靠嚴型峻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朝代，也有。明太祖洪武年間的法制，據說刑罰最為嚴酷。但是，依然沒有阻擋權力體系的腐敗，甚至也沒有消滅黑社會。等明太祖去世后，明朝的法制體系，也基本上瓦解了。政權體系內，仍然是腐敗橫行。

　　這部電視劇在反映各黑社會組織、體制內不同官僚集團的內部和之間的矛盾斗爭上，著墨很多，故事設計也很合理，情節曲折、引人入勝，增加了觀賞性，這是一部優秀的、為群眾所接受的電視劇必不可少的一個特點。但是，對于普通觀眾來說，這種曲折、復雜的劇情，也會沖擊影片所要揭露的社會矛盾關系產生的根源，讓觀眾在記住曲折復雜情節的同時，淡忘了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及應該采取的正確的、根除問題的辦法。

　　如何彌補這種缺憾？通常的解決辦法，就是由主要人物，在篇末講一段話，來解決問題產生的根源，指出解決的辦法。比如，老電影中通常說“階級斗爭更加復雜，需要我們高度警覺”之類，叫作“篇末點題”。這部電視劇，以把京海市全部的黑社會組織均破獲、政法系統的腐敗分子全部被清理為結尾，這樣的結尾，當然很好地扣住了“掃黑除惡常態化”這個主題。但是，既然整部戲已經揭露了所有制變動是黑社會和官僚腐敗的根源，但是，卻又只給出了“掃黑除惡常態化”這么個從法制角度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就和其揭露的問題產生的根源沒有協調上。我感覺，如果讓主人公安欣或者被從市委書記位置上撤職、以一級主任科員退休的孟德海出來說幾句話，指出黑社會產生及自己犯錯的所有制根源，或者更好。另外，作為第一反面人物的高啟強，就其人生來說，其實是個悲劇，他是個“可憐蟲”。如果公有制經濟還在，他或許是工廠里的一個優秀工人，他并不必然成為黑社會主要成員，其親弟弟也不必然走上販毒道路并死于非命。那么，作為生產關系變化、公有制社會保障體系瓦解的受害者，他的黑社會化的目的，其實和他做魚販子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生存。為了生存，他當了魚販子；為了能夠長期穩定地當魚販子，他乞求黑社會。但這些都不能保證他的生存，他又借著和象征政治權力的安欣關系，拋棄了并不能保證其生存的魚販子生意，變成了黑社會；再然后，同樣是為了生存，他一步步變成了京海市最大的黑社會頭頭。人要生存，這有錯嗎？既然政權——包括正義的安欣警官——不能為其提供生存空間，那么，為了生存，他做什么都有合理性了。

　　安欣警官一如既往地當遵紀守法的正義警察，他基本并不存在生存問題。但，其他同樣優秀的警察，當遇到生存問題時，也會選擇，有的會向腐敗官僚和黑社會靠攏，有的會采取非常的辦法。當安欣遇到生存問題時，他有些特別，他并沒有向腐敗官僚和黑社會靠攏，他也有逃避的方式：變成了老油條，他很孤立——其實也是一種腐敗（通常稱為不作為）。我覺得，現實中如安欣這樣的警察，是很少的。

　　那么，當高啟強在蝗到死刑的判決時，他應該對自己走過的路有一段痛苦地回顧總結，這個結論，就是公有制體系瓦解，必然讓每個人的生存都成為一個問題。這時，每個社會成員——包括體制內的官員和體制外的工人農民——都有迫切的需求去建立或尋求新的權力關系，以解決生存問題。市長趙立冬、黑社會頭頭高啟強，分別是體制內官員、體制外失業工人的行為軌跡的代表，是他們的犯罪行為，是整個社會兩類不同人的人生縮影。

　　我相信，安欣也應該有這種心理自述。

　　公有制生產關系瓦解，既是黑社會產生的根源，也是腐敗產生的根源。

　　那么，解決腐敗問題和解決黑社會問題的思路，應該完全是相同的：從所有制上尋找，不能光從法制上尋找。僅僅憑借“掃黑除惡常態化”，會不會只治標不治本？

　　這部電視劇雖然沒有直接點出這個問題，但我能理解，但愿是時機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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