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991年1月,陶斯亮女士的《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經《中華兒女》刊出,一時之間洛陽紙貴、雜志一印再印,文摘報刊紛紛轉載。
該文從60年前的1961年1月的一張合影談起,將毛主席的女兒李訥稱之為“紅色公主”,讓很多人為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熱淚沾襟。據說,當時導演謝晉因為這篇文章還產生了拍攝一部名為《紅色公主》的電影的沖動。
左起:李訥、林豆豆、聶力、陶斯亮
“公主”之稱,至少李訥本人是絕不認可的;經歷過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平等主義思潮洗禮,“公主”在正直的中國人那里,早就成了腐朽、墮落、寄生的剝削階級的代名詞。
陶女士后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對記者說“我最反感人家把我稱為‘紅色公主’”:
記:我聽到很多人稱呼您“陶大姐”,覺得您這位“紅色公主”很可親。
陶:哎呀,我最反感人家把我稱為“紅色公主”!我和這個名稱是格格不入的。我看到報紙上很多文章都拿這個名稱做標題,可能是為了吸引人。這個頭銜是強加在我頭上的,我真是無可奈何。你得為我澄清一下!……共產黨人(的家庭)里沒有“公主”這個說法。公主是封建皇權體制下的稱謂,是舊社會的東西。共產黨就是要消滅皇帝、公主這些東西。再說,我本人受到的教育非常平民化。我的父母從小就教育我不能有任何特權意識……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陶女士一面對記者宣稱自己不愿被稱作“紅色公主”,以彰顯自己有“教養”,一面又將李訥稱之為“紅色公主”,這點小心思,真當大家都是白癡嗎?
李訥大姐常年深居簡出,除了那些人民紀念毛主席的活動,她是極不愿意參加那些官辦或者商業的公開活動的;反觀陶女士經常高調亮相于各類高級聚會。哪個才是“公主”做派呢?
毛主席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都出生于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敏”與“訥”則出于《論語》中的“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從給女兒起的名字中,可以體會出毛主席是希望自己的女兒長大要做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的人,成為勞動人民的一份子。
李敏回憶,父親曾對身邊的衛士說,比貢獻不要比享受:“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對李敏她們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
有一次,毛主席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毛主席擔憂地說:
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來的,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
1969年,身為毛主席女兒的李敏被下放到內蒙古阿拉善左旗,與農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后來又下放到河南遂平縣蓮花湖“五七干校”進行勞動改造;1970年,毛主席女兒的李訥也被下放到中辦設在江西井岡山的“五七干校”勞動改造。
試問,古往今來,有哪個“公主”是要被下放勞改的?我們又何曾見到李敏和李訥出來控訴?
反觀陶女士,一面自稱不愿被稱作“公主”,一面又四十多年來不斷地借著“公主”身份到處活動、寫文章、講話,喋喋不休地控訴自個兒家在運動前后的“不公遭遇”,甚至長期與茅于軾這樣的徹底反毛反G的家伙們廝混在一起——其父在天之靈,不知該作何感想?
網絡上有個詞叫“凡爾賽”,意即“不經意地用反向表述來炫耀自己的優越感”,陶女士這種堪稱是“老凡爾賽”了。
去年,不甘寂寞的陶女士又“凡爾賽”了一把,她的文章《相逢一笑在梅州》在網絡上被廣泛傳播:
這篇文章是陶女士回憶2007年5月12日去梅州參加葉帥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的見聞和感觸,陶在文章開頭寫道:
其后便通篇顯擺陶女士作為“紅二”的老資格以及在“紅二圈”的交往。
對于陶女士的這篇文章,張鼎丞長女張九九給出了極其犀利而精確的評價:
陶女士行文期間還不忘酸酸地踩了一下同來參加活動的毛遠新,在文中繼續販賣“欽定”之類的古老“謠諑”。
不說別的,單單“預測預防海城地震”這樣的功績和工作能力,毛遠新就甩陶女士N條街了。即便如此,毛主席也從來沒有所謂的“欽點”的想法,這不過是陶女士的齷齪臆測。
陶女士還為葉選寧在工廠勞動時被機器意外“絞掉臂膀”叫屈。然而,這畢竟只是意外。對毛遠新牢獄期間“不意外”地雙腿殘廢,陶女士又怎么看呢?在陶女士看來,大約遠新是“報應”,而選寧這樣的身份卻要被派到工廠勞動是不“人道”吧?
陶女士到后面筆鋒一轉,寫道:“和解也許只是一廂情愿”,字里行間透著一股勝利者的假慈悲和“絕不原諒”的煞氣:
一位西方學者曾評價“毛澤東為他的人民所熱愛著,亦如他被敵人所反對著一樣——盡管他一生未必有一個私敵”。陶女士的境界顯然遠遠不如這個外國人。
陶女士說“不知葉家子女是怎樣看待黨內路線斗爭的?”然而,陶女士卻已經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了她是怎么看待“路線斗爭”的,她從1978年的成名作開始就早已經把“路線斗爭”寫成“個人恩怨”了,數十年來念念不忘地詆毀毛主席晚年,控訴運動對個人命運的沖擊……
斤斤計較于個人利益的家伙,又怎么能夠理解毛主席對精英路線、專家路線、資本路線的批判呢?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個人對于歷史和現實的認知,終究還是擺脫不了他的個人立場對歷史和現實的投射。
當陶女士言之鑿鑿地稱呼輝瑞口服藥為“特效藥”,為翻車的網紅專家辯護的時候,她絲毫無法消除那些失去了至親的群眾的怒火,反倒不小心扯爛了自己精心維護幾十年的“良心公共知識分子”偽裝,露出了自己的真實立場,不僅讓人們去挖掘陶女士曾擔任會長的中國醫學基金會與輝瑞的關系。
這進一步又讓人回想起了2013年,跨國醫藥資本巨頭葛蘭素史克(GSK)在華商業行賄案,其中牽涉出來的有些正是官員親屬或后人。這也又一次證實了毛主席關于“一大災難”的擔憂絕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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