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軟肋是兒子”——盡管對這樣的做法并不感到意外，但從一個社工嘴里直白地說出來，還是讓筆者震驚了。

　　筆者有一次大概是說了什么不當的話，被找去問話。詢問內容除了自己的工作單位、家庭住址這些，還專門問了有幾個孩子、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學之類的問題。

　　筆者對此也不心虛，因為筆者又沒干過什么見不得人的事，網上的建言也是希望這個世界變好，但被專門問到這些問題，心里是挺不舒服的。對于問話者來講，要掌握這些信息是很容易的，卻還要專門問到，用意是什么？

　　筆者也不想扯什么“禍不及家人”之類的“江湖道義”，那個就只是黑幫自我標榜的牌坊，當不得真、做不得數。

　　某些自由派就“他的軟肋是兒子”這句話來攻擊毛主席創建的新中國，把無產階級革命者同上面視頻中的某社工混為一談，筆者就必須要說道說道了。

　　從土地革命開始，劃分“階級成分”成了甄別敵我的一個重要手段，依據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剝削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取得勝利的初期，原來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還存在，作為階級整體而言，復辟舊制度是該階級出于階級本能的必然選擇和政治取向。所以對這個階級的成員在制度安排上講階級成分，也同樣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必然選擇。

　　盡管這一做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有過火之處，一是基層官僚主義的體現，二是來自被解放人民的“階級怒火”，但對此全盤否定顯然是錯誤的。

　　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是舊制度的得利者，在新制度下他們被剝奪了一部分現實利益和預期利益。這看似“不平等”，然而，這樣的“平等”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平等觀。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這段話對按勞分配原則作了十分精辟的辯證，而把這段話的邏輯應用到無產階級專政也是恰當不過的。

　　一方面，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在所受的教育、所掌握的社會關系資源等方面，本身就占據了“先天”優勢，按照資產階級的平等原則，他們即便在所謂的公平競爭中也很快會脫穎而出，產生新的社會分化，有更大的概率成為新的剝削階級；

　　另一方面，就整體而言，剝削階級家庭這個群體有多大比例對新制度心存芥蒂甚至是反對，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蘇東劇變后，原剝削階級的后代的反攻倒算是不爭的事實；而在我們國內，自八十年代以來，重新得勢的剝削階級后人對新中國和土地革命的仇視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前些年劉文彩的后人要給大地主劉文彩翻案，某作家污蔑土地革命的小說《軟埋》——輿論界、文學界的謬種流傳，使得社會價值錯亂，剝削階級重新取得道義合法性。

　　慘痛的事實反過來證明當初的階級成分劃分是有其巨大合理性的。但是，毛主席領導的革命隊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實踐中顯然比蘇聯做的更好。毛主席講“看成分不唯成分”，也多次反對過“唯成分論”。

　　例如，在看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不少地方和單位片面強調家庭出身，使許多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親、直系親屬有政治歷史問題的青年，在招生、招工，入團、入黨、晉級等各個方面受到不公正待遇，感受到政治歧視的沉重壓力的現象以后，毛主席1964年5月13日對國家計委領導小組講：

　　“階級出身和本人表現，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分論是不對的。我們在工廠中劃階級，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為了查剝削階級出身的技術人員，他們過去有的是為剝削階級服務，只要現在表現好，就要信任他們，即使表現不大好，也要改造。如果只按出身，那末馬、恩、列、斯都不行。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只能經過知識分子，工人每天在剝削壓迫下生活、工作，自己產生不出馬克思主義，要有知識分子。”

　　196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接見出席中南局第九次全體會議的同志時講：

　　“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黨內也有左、中、右。……民兵不要地富反壞之類，要貧下中農，中農子弟進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真打起來他們會分化的，一部分組織維持會，插白旗，殺共產黨，一部分跟我們走。地主、富農、資本家也會分化，不會全部跟敵人的。”

　　1965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同湖北省委領導談話時說:

　　“省里開過貧代會沒有? 上中農表現好的要有代表參加，地富子女表現好的也要有代表參加，他們都有代表性。貧下中農的代表，有百分之七八十就行了。”

　　即便是“民兵”、“貧代會”這樣政治條件要求很嚴格的團體毛主席都主張“地富子弟進步的也可以要”，更不用說一般的招工入學了。

　　所以，毛主席的“成分劃分”本意是促進剝削階級家庭成員拋棄剝削階級思想，不斷進步，成長為勞動人民的一員，而絕非對他們搞歧視、甚至肉體消滅。

　　曾主持國產萬噸水壓機和中國國防尖端工業所需九大設備的設計制造工作的原一機部部長，被毛主席親切地稱呼為“紅色專家”并為其親筆題詞“無限忠誠”的沈鴻，在他的自傳中講述了他帶著他的機器和學徒從上海千里跋涉到延安、把一切獻給黨和人民的經歷。

　　當他的學徒都先后入黨了，他自己卻還沒能夠入黨，就因為他的成分是“資本家”。從資本家階級轉變成無產階級，黨對他的考驗需要更長的時間，這對他并沒有什么壞處，如果真正信仰共產主義，是一定經得起這點考驗的。

　　而且經歷過這樣的考驗成長為革命者之后，其意志力遠比那些機會主義者堅定。在“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大行其道的年代，沈鴻勇敢地站出來講：

　　“我國機械工業有300萬臺機床，一千幾百萬職工，一百多萬技術人員，在世界上是一支重要力量。不可輕視自己的力量。我們的產品質量一定會由不夠好向更好轉化。關鍵是自己干，不干永遠好不了。自己能干，何必買呢？關鍵是我們要堅持愛國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指導思想。對于洋貨的盲目崇拜，是一種認識上的片面性……花了很多錢去買設備，但技術買得少，知識買得最少。看來知識是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買設備也不行，買技術也不行。抄別人的東西，永遠是三等貨。”

　　晚年期間，沈鴻將全部積蓄20萬元捐贈給國家。對于唯一的兒子，他說，“我不把錢留給你，你要自強、自立、自食其力。”他的兒子吳英也沒有像很多子弟那樣去利用他的“人脈關系”下海發財。

　　在反對“唯成分論”的同時，毛主席反而對一些干部子弟的實際表現多有批評。他在1963年10月18日談到：“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子女很容易特殊化。”

　　據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回憶，毛主席曾對身邊的衛士說，比貢獻不要比享受：“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1965年，毛主席又對李敏她們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劃分家庭成分的做法在毛主席領導的那一代共產黨人手中被作為無產階級專政、處理階級矛盾的基本手段，且被極其克制地使用，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促使、幫助剝削階級的家庭成員和殘余分子不斷學習、改造、進步，逐步消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成為勞動人民的一份子。而且，這樣的手段絕不會用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相比而言，“劃成分”的做法在美國的資產階級專政過程中被極其無人道地使用了。

　　1950年，麥卡錫主義在美國開始爆發，很多人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美國共產黨迎來至暗時刻。麥卡錫分子根本不會花費力氣取證，導致很多無辜的人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被打上了“政治犯”的烙印。極少有公司敢接受被指控為共產主義分子的人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很多人因此失去工作，甚至流離失所。

　　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寒春的哥哥韓丁，因為同情中國革命，被美國政府沒收了護照并被列入“共產主義分子”，導致韓丁在長達16年時間里，在美國無人雇傭，靠耕種母親留下的土地為生。

　　兩相對比，我們不難發現，自由派對于毛主席和中國革命的攻擊是多么的荒謬。再對比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做法，筆者想問開頭視頻里的某些社工，你們是誰？你們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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