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斗爭不是為了保住某人的烏紗帽

　　張志坤

　　抗疫斗爭錯綜復雜，期間所遇到的問題很多，其中突出一個，就是有人丟掉了“生命至上”、“以人民為中心”的抗疫宗旨，蛻變成以他們自己的烏紗帽為中心了。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先后在幾個地方接連發生因耽擱救治而到導致死亡的事件，譬如北京順義、河南鄭州等，這些事件或多或少都同抗疫這個特殊時期有所關聯，上海市在封控期間因為疫情封控而耽誤救治的事情更是在網絡上被炒得沸沸揚揚，這些當然都屬于極端事件。不屬于極端但卻十分荒唐的，還曾傳出某地農民下田收割小麥都要拿核酸證明的事情，等等。凡此種種亂象，無不極大地抹殺了抗疫斗爭的政治合法性，無不極大損害了這場斗爭崇高與正義的性質。

　　本來，抗疫斗爭要堅決貫徹“生命至上”的宗旨，要時時、處處都體現與展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要苦老百姓之所苦，急老百姓之所急，要在抗疫封控中要向老百姓說明情況，進行耐心細致的說服教育工作。筆者相信，除個別人外，中國老百姓歷來通情達理，他們從來也沒有同政府頂牛與對著干的基因，從來都是給點陽光即燦爛，給點關懷就溫暖。共產黨鬧革命的根基在老百姓，執政根基也在老百姓。

　　可有的地方、有的人卻完全不是這樣。他們在抗疫斗爭中不是做南風之熏、不是春風化雨，而展示出一副相當野蠻粗暴的模樣與架勢，具體表現有如下幾種：

　　一是搞簡單化一刀切

　　這種搞法不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而是上面有什么要求就絲毫不變的照搬照做，直白地說，就是少數人得病卻讓所有人都吃藥，讓所有人都必須穿一樣的鞋子，而不許有任何變通、任何制宜，在具體實施操作的過程中相關舉措辦法生硬僵固、粗暴武斷，恨不能把所有人一概都關起來才行。

　　二是沒有溫暖、缺少人性

　　任何時候都有特殊與突發情況，尤其是急病暴病突發，更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這時候最需要的是變通，在相關規定之外體現出關懷與溫暖，但有的地方、有的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對任何人命關天的大事都抱著一副無感與無關的心態，依然故我死抱條條框框，看起來一絲不茍、嚴格執行規矩和紀律，實則卻是丟掉了基本的人性。上述那些拿疫情封控為由而耽擱病人救治的事件，就是這類態度的突出案例。

　　三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頑瘴痼疾也發展蔓延到抗疫中來，具體表現就是滿足走過場、搞形式。一些地方、一些人不管所在地方所在實際到底是什么情況，都一概照著上面的文件或文本走程序、搬章程，即便明明知道是在做無用功，但無用功也照做不誤；即便只是水過地皮濕，并沒有真正落地見效，也滿足應付交差了事。這些可惡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突出地損害了“動態清零”政策的嚴肅性，更嚴重的是，還在相當程度上造成部分群眾的對立與對抗情緒。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應該說，這其中有客觀原因。畢竟這場浩大而漫長的疫情人所未見、前有未有，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前進，出現一些差錯與紕漏在所難免。

　　但是，客觀原因之外，主觀原因也不容忽視，那就是一些人的宗旨發生了嚴重的偏差，他們已經顧不上老百姓了，而是忙于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帽。

　　眾所周知，圍繞抗擊新冠病毒，國家實行嚴厲的追責問責制，許多地方官員以及相關責任人都因為防控不力而受到處分，嚴重的還因此引發與牽扯出貪腐案件來。這就把一些人嚇怕了，于是他們就把抗擊疫情同保住自己頭上的烏紗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在這些人看來，如何在疫情威脅下保住自己才是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問題，他們十分害怕在自己管轄或者職權范圍內出紕漏而影響到頭上的帽子，于是就無所不用其極，層層加碼，動輒就是什么“戰時狀態”，他們要做給上面看，要博得上級滿意，挑不出瑕疵，老百姓也好、人民群眾也罷，因此也就成了心目中的道具或者耗材。

　　要問，這是負責擔當的態度嗎？

　　竊以為，這些做法，表現上、宣傳上看似高度負責，其實是高度地不負責，是相當奸詐的責任逃避。抗疫中凡從自身烏紗帽考慮而出發的舉措行徑，一概都不是擔當，而是要千方百計要把自己摘干凈，這樣的人從來都不是國家的忠良，而只能算做是執政隊伍中的奸宄。對于這些人，首先應該在他們耳邊大吼一聲：抗疫是為了人民群眾，不是為了保住你的烏紗帽。人們寄希望于這樣的怒吼能振聾發聵，讓他們幡然醒悟過來。應該說，這個問題確實已到了需要認真抓一抓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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