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泰群體性事件、江西柳艷兵、招遠血案說開去

　　5月10日上午，杭州市余杭區中泰鄉及附近地區人員因反對中泰垃圾焚燒廠項目選址，發生規模性聚集，少數人蠱惑群眾堵截高速焚燒車輛，并圍攻警察和過往無辜路人。

　　5月28日晚間，山東招遠市一麥當勞快餐店內，一女孩因拒絕給陌生人電話號碼，被6名男女毆打致死。當時很多人都在聊天吃飯，現場多人無一人出手相，手中的“手機”不是首先用來報警 ，而是拍照。

　　5月31日，宜春至金瑞的中巴車上，一名男子突然持菜刀行兇，致5名乘客受傷。危急關頭，被砍兩刀的宜春三中高三(17)班學生柳艷兵和同學易政勇，不顧危險，勇敢地沖了上去，將歹徒 按倒在地，并最終奪下歹徒手中的兇器，保護了更多的乘客。

　　先說“中泰事件”。如果一個城市或一條街沒有一個公共廁所，無論是居住在這個城市的居民還是走過路過的匆忙過客，一定會抱怨當地政府漠視民生。但是，如果把公共廁所建在了你家門 前，你就會破口大罵一百個不情愿——中泰垃圾焚燒廠群體性事件因此爆發。然而，問題是中泰垃圾焚燒廠只是進入選址與論證階段，還沒有正式破土打工，更沒有實施強制性拆遷或其他侵 害當地群眾利益的實質性活動，為什么就會聚集成千上萬的民眾，并且阻斷高速公路，毆打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并焚燒警車呢?眾所周知，杭州市余杭區到處杭嘉湖平原，是自古以來的魚米 之鄉——自古繁華，并且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就在余杭——5000年以前的良渚文明。無論從亙古的過去還是現在，余杭人的骨子里，壓根就不具備“動粗”的勇氣與膽略，是什么原因促使了“ 中泰事件”的實實在在爆發?

　　再說“招遠事件”。如果按照現有信息所披露的——“邪教人員所為”，那也不奇怪。因為“邪教”必具“邪性”，身懷邪性必禍害社會。但是，問題之一：當代中國何以會出現如此眾多之 邪教——野狗滿街，也絕非一日聚成。問題之二：邪人在公共場所施行邪威，那么多人怎么就“無一人出手相救”，并且還是“麥當勞店”——吃麥當勞的人，絕算不算社會底層之人，怎么 就連起碼的報個警都“不愿意”(老甘更相信那些拍下照片的人，只是為了在“朋友圈”發個微信，以炫耀自己有幸成為“現場目擊者”)。一個以總是以當今世界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國” 為豪、一個以幾千年禮儀之邦為榮的國家，什么時候泯滅了人性中最起碼的善良與社會正義——如果邪教徒的傷天害理，是因為被“邪性”所驅使，那么那些“看客”的呢——同樣泯滅了人 性!

　　至于“宜春事件”。少年柳艷兵的見義勇為似乎已經被冷漠的國人所廣泛認可，問題出在“該不該上大學”上——教育部決定將為他們組織單獨考試，并且有可能被“保送入學”。于是網絡 熱鬧了，熱鬧的不是教育部的“補考”，熱鬧在“保送”——有人(還是大學“博士生導師”)就質疑“高考的制度，難道如此脆弱不堪，都抵抗不住見義勇為的稻草?”這些人認為，柳艷 兵能見義勇為，但是不一定“學習成績好”，他們甚至認為教育部不應該給柳艷兵一個“補考”(B卷)的機會，而是應該讓柳艷兵康復后參加明年的高考，否側就會破壞了高考的“程序正義 ”，如果柳艷兵考上了，那就是“雙料英雄”——反正讓柳艷兵不考入學，“高考制度不答應”。

　　老甘就是納悶了——當今的人們這是怎么了?!

　　——極端民主化。不錯，老甘承認，這些年來一些政府在規劃、決策、執行等多個行政領域缺乏公正與透明，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員，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大旗下，在“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 是好貓”的庇護下，的確干了不少缺德事、甚至是傷天害理的事，讓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嚴重的傷害，一部分民眾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也算是有情可原。但是，政府工作的失誤，政府官員 的腐敗并不是也不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形態，畢竟我們得承認，這些年來，國力在增長，生活在改善，政府及其部分官員的確糟，但不是很糟，更不是全糟——全黨上下不正在開展“黨的群 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嗎，且真抓實干——看看那些樓堂館所，能見到幾個政府官員，習總書記正以力挽狂瀾的姿勢，團結帶領中國共產黨人，清理各種官員積弊，還人民政府以本來面目， 還人民公仆以本來現象——退一萬步，即便一些民眾沒有看到十八大后黨和政府現象的大改觀，那也不具備“對抗政府”的社會心理，也不具備用暴力手段(如毆打、焚燒)對抗政府的膽量 ——尤其在江南的杭州，并且還有個事關杭州未來的重大民生工程。原因在哪里?很簡單，多年來民眾的思想被操控了——被各種反黨反政府的力量所操控，什么“憲政社會”、什么“公民 社會”等等被肆意鼓噪，把一部分民眾引向了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邊緣，“政務公開”、“黨務公開”被極端化，“參與決策”成為一種普遍的訴求，以此動搖黨和政府的領導地位。同時，在 極端民主化思想的驅使下，一部分民眾被各種非主流價值觀所蠱惑，所謂的“多元價值觀”被惡意倡導，最終讓當今的中國，處在一個缺乏統一意志、缺乏共同追求的思想混雜時代——三十 多年的快速前行，讓太多的人跑丟了靈魂。

　　——極端功利化。其實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脫穎出來的“范跑跑”，就昭示了當時社會的一種思想傾向——極端功利化。原本在國人眼中不屑一顧的“范跑跑”，原本在國人口中不值一 唾的“范跑跑”，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國人的視野，嚼進了國人的口舌。加上此前的“彭宇案”，2008年8月的河南大學生“李凱強案”、2011年8月天津的“許云鶴案”、2011年8月武漢的“羅 女士案”等等。人和人之間那種互幫互助、善良正義變得虛幻模糊，所謂的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反倒具體而現實。無論在官場還是在民間，心中指引航向的旗幟不再是信仰和理想，而是靠“ 利益”指明前進的方向。于是官員就謀求權力尋租;民眾就尋求利益最大化，奉獻、服務、幫助、信任等等這些人性中最具光芒、最具人性魅力的東西，正與當代中國漸行漸遠——面對棍棒 的邪教徒我們畏懼了，面對“航母戰斗群”、面對“導彈防御系統”，我們還能像當年的新四軍、八路軍那樣浴血奮戰嗎?。

　　——極端公平化。大學，顯然是一個批量生產社會有用之才的地方。什么是人才?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雷鋒算嗎?黃繼光、邱少云、王杰、焦裕祿、王進喜算嗎?相比那些貪官污吏、那些制 假販毒的不乏大學學歷，他們也算這個社會的人才?一個在臨近高考前能置個人安危于不顧、且身處見死不救大背景下的見義勇為少年，為什么就不能報送大學了呢——即便他的文化殼成績 不怎么樣，為什么不藉此借大學之力武裝他的頭腦，而成為一個有德有才的共和國未來建設者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不公平”——有高考制度這個“公平”的度量衡呢。如果說，那些主 張柳艷兵必須通過公平的高考進入大學的所謂專家學者是因為缺乏“寬容”，那是抬舉了他們的思想品德，在老甘看來，這些刻意追求極端公平化的人，早已經淪為行尸走肉般的言論工具， 他們早已經喪失了關于社會正義、正氣等等做人最基本、最原始的本性，在這部分人眼里“英雄流血又流淚”不是同情不同情的問題——即便你是英雄，沒有本事沿街乞討——算是活該—— 憑什么國家要撫恤你——因為在他們眼里不勞而獲顯然違背社會“公平”!

　　啥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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