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老外街頭扶摔倒大媽遭訛1800元”，3日，網上一組圖片引起廣泛關注。而據新京報記者調查，此組圖片所表述內容與事實有所出入，該大媽的確被老外撞倒。目擊者稱，老外駕駛無牌摩托車撞人后，用中文辱罵被撞者。今日上午，有四名警察返回現場調查此事。知情人透露，當事大媽并非碰瓷，且對此圖片所述表示憤怒。(12月3日 《新京報》)

　　有圖，未必有真相，而事實往往比傳聞還要慢半拍。就在四川達州訛人老太事件余波未了的時候，北京街頭的這一幕，如果立場先行之后，確實容易激起公眾的憤懣與聯想。因為“大媽訛老外”事件，似乎充滿著戲劇化的看點：譬如可能涉及國人的劣根性、涉及倒地老人該不該攙扶的拷問等。那些傾向性的描述、一邊倒的棒喝，在“碰瓷大媽”與“外國小伙急哭了”的煽風點火之下，圍觀者儼然都站在了道德制高點，將當事人釘上了臆想中的恥辱柱。

　　目擊者的證詞顛覆了“大媽倒地訛人”的想象：老外不僅沒有哭，還頻頻用中文罵人;當時老外開著無牌照的黑色摩托，還載著一位中國女性。真相可能還有待繼續厘清，但所謂“大媽倒地訛人”事件基本已可定論為杜撰的劇本。值得反思的是，為什么在信源未必可靠的公共傳播中，眾口鑠金地、不約而同地認定了中國大媽一定是背信棄義者?

　　烏龍事件背后，顯然有著不言而喻的兩重背景：一者，我們寧可深信外國人無辜、而咬定國人失德，這種主題先行的邏輯，隱喻著民間道德生態已經出現了斷裂與失衡。曾經的說法是“禮失求諸野”，但如果民間道德不能在轉型中深度重構，這種蝴蝶效應就可能成為相互之間有罪推定的一把匕首。二者，客觀理性的真相，在這個微傳播時代越來越稀缺。什么驚悚、什么吸引眼球，往往就會成為訊息攀附的“爆點”。在網絡化的海量資訊中，傳播與擴散變得異常容易，評價與站隊也更是司空見慣，但公共理性顯然還沒有培厚起來。一邊倒的不求甚解、甚至別有用心，很容易成為輿論倒逼的力量，深深傷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譬如“老外扶女子被訛”事件發酵之后，當事人就直言，“好多人打電話罵我”。

　　一份意外險，扶不起跌倒的老人;一份攙扶指南，也不會讓道德自動校正。杜撰“倒地訛人”事件，只會放大道德行為的成本，令良善者后怕、令道德者糾結。它在成全“該出手時不出手”合理性的同時，也令自己陷入無人伸手的危險之境。一兩個壞老太，或者三五個壞大媽，說到底不過是袖手旁觀者的一個小馬甲。只是，在這種輪番的杜撰與虛構之下，本就脆弱的道德空氣日漸稀薄，人人自危、人人動輒得咎，而冷血者，真的就越發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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