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縣委書記的坦言》　　

廣東省徐聞縣出了一位“暗訪書記”，他的名字叫鐘某。他講了四句坦言：一句是“我在機關工作20多年，心里清楚得很，很多地方領導來了一個樣，領導走了又是一個樣；向上匯報什么都好，下去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句是“改革開放以來，招商引資、經濟發展成了主要任務，干部跟老板接觸多了，跟群眾接觸少了，這有損黨執政的群眾基層。”第三句是“粵西這一代，一度“私彩”很流行。這個東西害人害己，有時候還會搞得家破人亡。”第四句是“實際情況讓我很震驚，進網吧的孩子一個接一個，有的還穿著校服。”　　

這四句話，第一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官情”，第二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黨情”，第三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社情”，第四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民情”。當然，一名縣委書記講的情況，即使是一名共產黨員最誠實的話，也只能說是他那個縣的情況，不能代表一個省，更不能代表全國的情況。但是，人們也應該想到，一個縣的情況也絕不是孤立的和個別的現象，它與一個省、一個國家的大氣候是密不可分的。這就需要引起人們認真思考和對待。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官情”，？主要是庸官當權。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個缺德無能的人在當官，工作沒有成績，又不得民心。他又要想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還想升上一官半職，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靠欺上瞞下和弄虛作假為手段。不然他在官場上一天也混不下去，除非他有過硬的后臺。所以，哪里有這種“官情”，哪里必然有庸官。共產黨里為什么會出現庸官呢？這就與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和干部任免制度有關了。如果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執行的是立黨為公、任人唯賢的路線，而干部任免又不是搞“一言堂”，那就絕對不會有庸官出現。當然，少數品質不好的官員也會搞欺上瞞下和弄虛作假為手段，但這只能是個別現象。　　

共產黨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黨情”，這主要是被一級一級給壓（或逼）出來的。共產黨有一條組織原則，叫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黨中央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又有“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作指導，中國大大小小的官員，誰不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抓經濟上來，誰不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吸引中、外資本家到本地區來投資辦廠？中央都給了外國資本家“免三減二”的優惠政策，我地方官員給中、外資本家賠幾個笑臉算得了什么？共產黨的書記和縣長一接觸資本家多了，自然就會產生感情，就會向往資本家的生活方式。同資本家的感情多了，必然與老百姓的感情就少了。人們一旦開始追求物資享受，必然不擇手段來滿足個人的欲望，一些意志薄弱的官員，就可能成為資本家的代理人或腐敗分子。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這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不堅定，對鄧小平理論沒有領會好。結果是自己沒有利用好外資，反而被外資利用了。　　

至于當前中國的“社情”和“民情”，或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社會道德滑坡的問題，這直接的原因是國家的政策導向所致。中國廣大農村的農民，在安徽小崗村的帶領之下，一夜之間由“人民公社”社員變成了個體農民，集體經濟分化為私人經濟。這對于調動個體農民致富的積極性無疑是個最好的上策，對于迎合幾千年來個體農民自私自利心理也是最好的辦法。這也應當說是小崗村18戶人家對中華民族一大貢獻。在城市的國營工廠企業，為了同外資企業競爭，就得改變國營工廠企業的職能，變生產福利型單位為純營利型單位。這樣一來，工廠企業就必然要大量裁減人員和扔掉身上的“包袱”。于是就出現大批職工下崗，同時引發一系列社會公益事業的改革。自謀生路和自謀職業就成為城市大批下崗人員的唯一出路。工人階級“以廠為家”的主人翁思想，也就變成為“為己謀生”和為“眼前謀利”的思想，即使是優秀的共產黨員也得低三下四為“洋老板”出力賣命。當一個人活在世上只以個人生存為目的時，人們的腦子里也就只有“錢”這個字了，什么信仰，什么道德也只好統統見鬼去了，整個社會出現“見利忘義”和道德滑坡也就成為必然的事。這倒是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哲學思想是正確性。　　

廣東省徐聞縣出了一位“暗訪書記”，他的名字叫鐘某。他講了四句坦言：一句是“我在機關工作20多年，心里清楚得很，很多地方領導來了一個樣，領導走了又是一個樣；向上匯報什么都好，下去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句是“改革開放以來，招商引資、經濟發展成了主要任務，干部跟老板接觸多了，跟群眾接觸少了，這有損黨執政的群眾基層。”第三句是“粵西這一代，一度“私彩”很流行。這個東西害人害己，有時候還會搞得家破人亡。”第四句是“實際情況讓我很震驚，進網吧的孩子一個接一個，有的還穿著校服。”　　

這四句話，第一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官情”，第二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黨情”，第三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社情”，第四句講的是當今中國的“民情”。當然，一名縣委書記講的情況，即使是一名共產黨員最誠實的話，也只能說是他那個縣的情況，不能代表一個省，更不能代表全國的情況。但是，人們也應該想到，一個縣的情況也絕不是孤立的和個別的現象，它與一個省、一個國家的大氣候是密不可分的。這就需要引起人們認真思考和對待。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官情”，？主要是庸官當權。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個缺德無能的人在當官，工作沒有成績，又不得民心。他又要想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還想升上一官半職，他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靠欺上瞞下和弄虛作假為手段。不然他在官場上一天也混不下去，除非他有過硬的后臺。所以，哪里有這種“官情”，哪里必然有庸官。共產黨里為什么會出現庸官呢？這就與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和干部任免制度有關了。如果共產黨的干部路線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執行的是立黨為公、任人唯賢的路線，而干部任免又不是搞“一言堂”，那就絕對不會有庸官出現。當然，少數品質不好的官員也會搞欺上瞞下和弄虛作假為手段，但這只能是個別現象。　　

共產黨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黨情”，這主要是被一級一級給壓（或逼）出來的。共產黨有一條組織原則，叫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黨中央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又有“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作指導，中國大大小小的官員，誰不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抓經濟上來，誰不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吸引中、外資本家到本地區來投資辦廠？中央都給了外國資本家“免三減二”的優惠政策，我地方官員給中、外資本家賠幾個笑臉算得了什么？共產黨的書記和縣長一接觸資本家多了，自然就會產生感情，就會向往資本家的生活方式。同資本家的感情多了，必然與老百姓的感情就少了。人們一旦開始追求物資享受，必然不擇手段來滿足個人的欲望，一些意志薄弱的官員，就可能成為資本家的代理人或腐敗分子。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這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不堅定，對鄧小平理論沒有領會好。結果是自己沒有利用好外資，反而被外資利用了。　　

至于當前中國的“社情”和“民情”，或直截了當地說中國社會道德滑坡的問題，這直接的原因是國家的政策導向所致。中國廣大農村的農民，在安徽小崗村的帶領之下，一夜之間由“人民公社”社員變成了個體農民，集體經濟分化為私人經濟。這對于調動個體農民致富的積極性無疑是個最好的上策，對于迎合幾千年來個體農民自私自利心理也是最好的辦法。這也應當說是小崗村18戶人家對中華民族一大貢獻。在城市的國營工廠企業，為了同外資企業競爭，就得改變國營工廠企業的職能，變生產福利型單位為純營利型單位。這樣一來，工廠企業就必然要大量裁減人員和扔掉身上的“包袱”。于是就出現大批職工下崗，同時引發一系列社會公益事業的改革。自謀生路和自謀職業就成為城市大批下崗人員的唯一出路。工人階級“以廠為家”的主人翁思想，也就變成為“為己謀生”和為“眼前謀利”的思想，即使是優秀的共產黨員也得低三下四為“洋老板”出力賣命。當一個人活在世上只以個人生存為目的時，人們的腦子里也就只有“錢”這個字了，什么信仰，什么道德也只好統統見鬼去了，整個社會出現“見利忘義”和道德滑坡也就成為必然的事。這倒是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哲學思想是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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