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么意見分歧，全體中國人對日本侵華、特別是南京大屠殺的憤慨應該是輿論一律的（個別“戰略家”歡迎日軍幫我們消滅對手的論調至少不敢公開說吧）。當時已近40歲的父親聽到首都淪陷時大哭了起來，這是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的。

名古屋市長最近的言論激發了強烈抗議和一連串后續動作，而民間卻關注在場的南京領導當時是什么反應，官方媒體一到這種關鍵地方就訓練有素地打馬虎，但是包括現場錄音在內的一些證據表明這位領導沒有明確地反擊，也只是打了個極其不合時宜的馬虎，還按既定程序回贈了禮物，盡管我對這位政法委書記帶隊到日本交流感到有點不解（難道向他們學習司法獨立？），但是決不會懷疑他對南京大屠殺的態度，究竟怎么會出現這種反應，已經引起了網民們的質疑，但是我覺得并不奇怪。

首先，有個細節不能不注意，就是對方似乎是和色悅悅（甚至帶著點“報恩”的腔調）提出這個謬論的，這位領導沉浸在“友好氣氛”中一時可能反映不過來。假定南京領導遇見的是街頭大吵大鬧的“反華分子”，可以設想他的神經一定蹦緊，反應不會如此差勁。他們平時的“應對策略訓練”可能就沒有包括這類狀況，話到這里看來無非就是“加強外事培訓”這類頭痛醫頭的措施了。

當然我覺得根本問題不在這里。現在官至副部級的中青年才俊，不僅決不差學歷文憑（不是西太平洋大學的），而且按照臺階上來每級都要各種培訓（各地大小黨校不就是專門干這個的），邀請宣傳外事部門，甚至李希光等國際問題大專家講課也是常規，但是無論講課內容多么詳盡，都不可能預先設想到未來可能遭遇的各種具體場景，惟有學到“應對突發事件”的精髓而不只是招術，甚至花言巧語（例如有人發現李希光在國外用英文寫的與在國內用中文寫的大不一樣，這大概就算招術或技巧)，才能真正應對自如。當年的周恩來陳毅，以及我博文中提到過的龔澎他們，受過傳統教育，內心相信事業的正義，這就因為掌握了精髓，才令國內外敬佩。

糟糕的是我們的教育（包括課堂和社會）最缺的就是這個，不僅在官場甚至在學術界，要想成功首先要學會規則（本來想寫“潛規則”，后來想想早就不“潛”了），那就是永遠不要管自己內心真正是怎么想，一切聽最大領導的。那個帶隊領導，他聽到一句關于南京的鬼話難道沒有自己自然的反應嗎？他手下的那幫總不見得是讓日本人灌迷藥了，即使領導腦子進水，難道沒有想到在旁邊提醒一下嗎？老實說這件事情最令人憤怒的正是在這里！

幾年前我遇到一個相關的情況，一直想找機會解釋說明一下，現在借這個話題多說幾句。

1998-2004年我被單位推薦文化部批準，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了國際圖聯(IFLA)“信息獲取自由與言論自由委員會(FAIFE)”，被動地參與了政治。出乎意料，在任職6年期間的正式會議上都沒有出現什么意外或者令我尷尬的情況。而在那個時期IFLA的郵件列表倒經常出現政治性的爭論，其中一位古巴圖書館協會的常借這個平臺指責西方，雖顯得與這個機構的專業性有點不相稱，但開始也沒有太大影響，后來有個紐約公共圖書館的什么人突然冒出來單挑，與那個古巴人你一槍我一棒，把IFLA的舞臺搞得象聯合國，我看得出大多數IFLA人對此是不滿的，但是大家都很“君子”，不說。直到那個美國人把棒子掃到中國頭上，說中國應該分裂為幾十個小國家，還具體提到一篇《華盛頓郵報》文章關于中國議論自由的文章，嘲笑中國的圖書館里是看不到的，等等。我覺得應該說幾句話了，于是沒有得到什么指示，也不去請示就參與了在這個郵件組里討論，沒有漫罵，只對國際圖聯變成了一個政治擂臺表示厭惡，對那個美國人有點尖刻，我知道我們館里應該是有《華盛頓郵報》的，特地請人查了那一天的報紙，確證之后告訴那個人，“這張報紙可以到上海圖書館四樓來看，當然是開架的”，這其實是最厲害的反擊。后來的效果也是出乎意料，那位確實在IFLA平臺對中國問題閉了嘴，而且一位美國某大學圖書館的退休館長和IFLA當時的主席都發郵件對支持我停止政治化的觀點。在IFLA平臺上香港某大學一位英國籍的館長對IFLA政治化也公開表示了反對，國內有幾位發郵件支持那位香港館長的立場，也算間接支持了我。

讓我糾結的不是這個，而是事后一個情況。我的幾個相關郵件被人轉發到一個圖書館的RSS里，有個人跟帖罵了我幾句，有位很好的朋友看不過去，跟帖幫我說話，說我是因為職責在身，似乎有不得不如此的意思。實際上他幫了倒忙，我要在此慎重聲明，那事發生在2005年，我已經不是FAIFE委員了，我這樣做真是出于自己的內心，不需要請示不需要打聽領導最近講話的調門，坦白說就是請示了也不會有人理你，反倒無法進一步做什么了，而那個美國佬還在那里如入無人之境地發揮。

最后交代一下幾位相關人士的情況，那個在網上罵我的是個小姑娘，她后來發郵件向我道歉，說自己當時遭遇挫折，心情很差，我當然不會計較；而我在介入以前已經看到IFLA平臺上說那個紐約圖書館的人確實是個政客，正在謀取州議員的職位，這當然是外國人，最可能是美國人揭露的。他是波蘭移民，現在許多人都認識到一個事實，那些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幾十年的部分東歐人現在是世界上最反共的人群，這個現象倒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