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省從優秀工人、農民中選拔基層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筆試在全省同步開考。據省委組織部公開的數據，共有3.38萬人報名競爭250個職位。其中，外來務工人員1.56萬人競爭120個職位，本地工人、農民1.82萬人競爭130個職位。從廣州考區來看，共有7714名來自基層一線的外來務工人員和本地工人、農民參加了當天考試，競逐33個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員職位。競爭選拔比例全省約為130：1，而廣州更甚，約為260：1，也就說，260人要競爭一個崗位，競爭之激烈，可見一番。

　　競爭激烈是正常的，這畢竟只是第一場選拔，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一定試驗性質。既然是開先河，則不可能一下子放出太多名額，過分抬高社會期望值。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有一個緩沖期，也要有一個釋放期。從工農中選拔公務員，從報考人數上就可以看出，工農人群對此是熱情的，對此改革是認可的。為什么？因為這意味著工農獲得了一條向上流動的渠道，可以實現“鯉魚躍龍門”。從唐朝實行科舉制度以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正道，因為無論你有多窮，都可以通過參加科舉考試改變命運，乃至于改變家族的命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讀書都是一個向上流動的主要通道。但是，近年來伴隨著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凸顯，窮人家的孩子純粹依靠讀書已經很難像過去那樣改變命運了，因為在涉及就業、提拔的各種程序當中，窮人都缺乏資源，他們不僅輸在教育質量的起跑線上，也輸在了就業擇業的沖刺線上。這就導致了工農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事實上被堵塞了，進而導致他們的事業、生活和愛情都受到很大影響。《裸婚時代》為什么收視率高？除了劇本出色、演員表演到位之外，更加重要的是這部片子反映出了底層人群各個方面的殊為不易。

　　廣州不僅開始從工農中選拔公務員，最近還實施了外來務工人員積分入戶政策，1000名外來務工人員經過相應的程序獲得廣州市戶口。不管這些公務員數目和戶口發放數量多寡，至少通過體制變革告訴廣大工農，這個社會仍然是需要他們來參與的，他仍然是這個社會的主人。或許從理論上講，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但事實上，現在的工人階級主要是農民工，工農階層是弱勢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不僅在經濟上會面臨克扣薪水之虞，政治權利上也常常由于戶籍問題而難以確保代表權、被代表權等的履行。反思潮州事件、增城新塘事件，表面上看是個體沖突激化導致，但從深層次來看，是部分外來務工人群對社會有著被壓迫感，以及權利失落感、人格矮化感等，這些感知集結在一起，根源就是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堵塞了。如果一個群體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命運，這個社會也就奠定了一個規則：在標準給定的情況下，任何人都可以依靠合法勞動、聰明才智等達致理想。

　　一個沒有理想的民族是可怕的，一個沒有理想的人群則是令人擔憂的。尤其是我國的工農階層仍然是這個社會人口最為龐大的人群，如果最為龐大的人群無法向上流動，無法實現理想，那么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必然是根源上的不穩定。在革命黨時代，我們是依靠工農起家的；在執政黨時代，更加不能忘記工農之于政權的重要性。失掉了最大人群的支持，就失去了根本，就存在執政權旁落的危險。現在，我們通過一些制度變革讓工農獲取更多的上升渠道，其實是讓工農增添對于執政黨的信心，增添對于分享社會發展成果的信心，增添更多的希望，其政治價值是不可估量的。鑒于此，我省從工農中選拔公務員務必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務必把更多的名額分配給那些無權無勢無關系、真正屬于社會底層的人。否則，讓關系和潛規則再度摻入本次選拔當中，選拔的政治價值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