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從曲阜的基督堂到天安門的孔子像
新年前后，關(guān)于孔子的消息兩次成為媒體熱議的焦點。
一是年前，說在孔子誕生地、儒家文化發(fā)源地中國曲阜將建設(shè)一座名為“圣三一”的基督教堂。教堂距離孔廟僅3公里，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占地4畝，高41.7米，能容納3000人聚會。
消息傳出后，“儒家學者、社團、網(wǎng)站深感震驚和憂慮”，聯(lián)名發(fā)表“意見書”，認為“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無疑唐突中華文化圣地，傷害儒家文化信眾情感，有違海內(nèi)外炎黃子孫心愿”。尤其是那41.7米，高出孔廟大成殿16.9米；那3000人規(guī)模，讓人聯(lián)想起孔子3000弟子。“文化侮辱”之意，不言自明。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鄭重呼吁有關(guān)各方尊重中華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該耶教教堂”。
對此，基督教會低調(diào)回應(yīng)：“不能用此消彼長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去應(yīng)對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與共融。”當?shù)卣杆俑淖兛陲L：“目前，詳細設(shè)計尚未確定，下一步曲阜市將采取穩(wěn)妥措施推進基督教堂建設(shè)。”
二是年后，具體說2011年1月12日，中國殲20隱形戰(zhàn)機成功試飛的第二天，北京天安門東側(cè)數(shù)百米外，一座孔子青銅塑像在國家博物館門前落成。雕塑正對東長安街，加上底部基石總高9.5米。
此舉一出，一個月前還被曲阜基督教堂鬧得痛心疾首的孔子門徒興高采烈了。在雕塑前留影，永久記錄新進駐“圣地”的“圣人”；在媒體上撰文，熱情謳歌發(fā)生在“盛世”的“盛事”。
但與此同時，反對聲浪也不絕于耳。天安門是什么地方？新中國的政治象征。9.5米有什么寓意？封建帝王的“九五之尊”。近些年，全國各地立了不少孔子像，大家都能接受，無非是弘揚一下傳統(tǒng)文化而已。可這次把孔子像立在了天安門旁，玩笑可就開大了。
倒是新華網(wǎng)的報道很平靜，“孔子這位出生于2561年前的偉大思想家，雙手合于胸前，目光深邃，凝視遠方”。
“遠方”是什么？正對著長安街。92年前的游行隊伍就是從這里經(jīng)過，高舉著“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呼喊著“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正是在“打倒孔家店”中，迎來了新文化運動，迎來了馬克思主義，隨后是開天辟地的“建黨偉業(yè)”，再隨后是扭轉(zhuǎn)乾坤的“建國大業(yè)”。一直到今天，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第四塊浮雕還記載著當年的場景，北大紅樓前的馬路還喚作“五四大街”。
歲月荏苒。帝王家廟成了勞動人民文化宮，皇室宮殿成了故宮博物院，古老的北京城雖還保留著孔子的最后一塊府第——成賢街上的國子監(jiān)，但來來往往的游客更多是為拜謁一路之隔的藏傳喇嘛寺。雍和宮內(nèi)香煙繚繞，男善女信；孔廟門前行色匆匆，“武不下馬，文不下轎”。
這還了得？孔夫子的顏面何在，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何在？為復興中華文化，國外的孔子學院一家接一家建，濟寧的祭孔大典一年接一年辦。只可惜，觸及腠理，未入骨髓。要解決當代中國人的信仰缺失，必須“以儒學思想為核心來重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用儒家的政治智慧來指導中國的社會發(fā)展”。按照“大陸新儒家”的此種思路，如果能在中國的政治中心立上一尊孔子像，豈不是一樁標志性事件？
但是，在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要永遠保留下去”的情況下，孫中山也就是一年露兩次面，“民主女神”不過是政治動亂中的跳梁小丑，“民族團結(jié)柱”在60大典后即被遷入奧林匹克公園。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不是隨便什么人、什么物件都能來“填空”的。
孔子門徒還算自量其力，“至圣先師”進不了天安門廣場，就進天安門地區(qū)吧。趁國家博物館改擴建之機，精心設(shè)計，秘密施工，突然弄出個“九五之尊”。生米煮成熟飯，反對也無濟于事。
不像曲阜基督教堂，剛奠基就大肆張揚。激起公憤以后，不得不出面澄清，結(jié)果“又像過去五年多一樣，圣三一堂的修建計劃陷入了停滯狀態(tài)”。
今天，孔子門徒冷不丁地讓孔子站在了毛主席的斜對面，真不知孔子會做何感想？每天早晨，聽著雄壯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看著威武的國旗衛(wèi)隊從天安門城樓魚貫而出。隨后，國歌奏響，國旗升起，群眾歡呼。禮哉，非禮哉？
別難為孔夫子了。活著的時候，周游列國，沒有一個國家采取他的治國之策，被司馬遷形容成“累累若喪家之狗”。死了以后，被奉為“至圣”、“萬世師表”，但細數(shù)中國封建時代，最強盛的時期與他的尊顯并不對應(yīng)。漢代前期的盛世，所尊崇的是黃老學說。唐代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但李氏統(tǒng)治者以老子后人自居；對民間盛信的佛教，出于政治考慮，或揚或抑；雖然也利用儒學治國，但總體上是儒道釋并立，儒學并不占絕對優(yōu)勢。南宋以后，儒學真正居于統(tǒng)治地位，但中國封建社會也到了沒落時期。
借用魯迅的話，“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祭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xiàn)的便是帝制……不錯，孔夫子曾經(jīng)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quán)勢者設(shè)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quán)后，明確主張以“禮義廉恥”為立國之本，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為國民道德教育的內(nèi)容，提倡尊孔讀經(jīng)，開展“新生活運動”。但最終，還是沒有在人民革命的風暴中逃出政權(quán)覆滅的厄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解決中國的問題，在天安門廣場立上100個孔子像，恐怕也無濟于事。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這個民族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清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容并蓄。”
基督教徒要在曲阜建大教堂，孔子門徒不答應(yīng)，稱“將心比心，如若在耶路撒冷或麥加或梵蒂岡，建一超高超大的孔廟，力壓其宗教建筑的氣勢，獨領(lǐng)其城市建筑的風騷，有關(guān)宗教信眾又會作何感想呢？其國家、其政府、其民眾能接受嗎？”孔子門徒已在天安門旁立起了孔子像，廣場紀念碑上的“人民英雄”做何感想？心向天安門的億萬“勞力者”可否答應(yīng)？將心比心，各得其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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