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幼稚病
——批判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的大逼宮
為什么會爆發國際金融危機？這反映了資本主義的哪些問題？人類又應該如何應對和根治金融危機？對于這些時代的大問題，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都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以至于人們都轉而從馬克思的胡須中去尋找答案去了，《資本論》的暢銷就是再顯眼不過的一大明證。
然而，中國社會這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不去關注和研究資本主義的時代特點，卻紛紛站在市場經濟的角度上開始反攻起中國的政治問題來。他們紛紛數落著公有制的種種弊端，叫囂著政治改革，利用自己的話語權不斷召集民意，將經濟領域的壓力不斷向政治層面傳導，于是我們看到，在意識形態領域，上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大逼宮，這種大逼宮的實質是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的否定。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放任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使得“利”反過來成為配置調節社會資源的核心動力，應該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來的這種資源配置手段具有其歷史進步性，它解決了效率的問題，這也是小平同志力排眾議在中國大膽發展市場經濟的初衷。
但是，這些經濟學家們卻忘記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則是追求公平和正義，追求共同富裕，它不能只滿足資本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能只聽任少數人對于效率的渴望，還必須考慮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從而將正義和公平放在政策的天平上。
站在這樣的高度上我們不難發現，當前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都已經匯聚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矛盾，而這一矛盾的實質則是“利”與“義”的矛盾斗爭，這種矛盾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是義俘虜利，要么是利驅逐義；要么社會主義鎮住市場經濟，要么是市場經濟顛覆社會主義。
以吳敬璉、張維迎、許小年、陳志武等為代表的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由于不懂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懂得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局限，也不知道運用辯證法結合中國實踐去開創中國的經濟理論，而是純粹站在了資本主義的立場上，站在了市場經濟的立場上，于是一場意在否定和顛覆社會主義的思潮被他們召集發動起來了。
他們已經毫不掩飾地提出了私有化和政治改革，并且為這種主張披上了民意的幌子，用私分國有資產所產生的利益誘惑贏得民眾的支持，進而將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英雄，如果聽任這一思潮繼續醞釀和發酵，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動亂將難以避免。
中國的國有資產是社會主義調節貧富差距實現公平和正義的籌碼，是中國社會維護國民經濟體系獨立安全的經濟保障，是中華民族在全球化時代抵御國際資本沖擊的堅固城墻，是社會主義政權助民創富的家底兒，盡管它的存在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盡管會滋生行政壟斷、貪污腐敗和跑冒滴漏，但只要是為了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只要是為了實現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國有資產就應該而且一定要國有到底！
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到，這次席卷世界的國際金融危機絕不是中國所獨有，也不是中國最深重，在那些非社會主義國家也都紛紛陷入滯漲的經濟形勢下，為什么唯獨中國的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對著國有經濟和社會主義進行公然的叫囂和討伐呢？答案不言自明，無論這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是主觀的有意或無意，他們都在客觀上淪為了西方政治勢力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馬前卒、先遣隊和沖鋒槍！
我在《智本論》一書中已經明確指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自身的內在矛盾——由于人類勞動從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的轉移過渡，以及互聯網這種先進生產工具的出現，整個人類的生產方式已經從物質生產轉移至精神生產，而人類社會也從工業文明發展至智慧文明，但由于資本無法支配這種嶄新的精神生產方式，以至于大量的過剩資本紛紛轉入金融市場淪為投機資本，與之相應，整個資本主義也淪為投機資本主義。
而一旦認清這一時代趨勢，中國社會也就能迅速找到自己的應對辦法，那就是在維持目前的政治經濟局勢穩定的情況下，將各種社會力量引導到精神生產方式的轉變上，鼓勵和支持民眾靠腦力勞動創造財富，將國有資產轉變為助民創富的后盾，而不是聽任這些主流經濟學們用利益的幌子召集民意而上演一場聲勢浩大的大逼宮。
《智本論》作者相曉冬2011年1月16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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