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聞廣場上樹起了孔子塑像，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詫不已，讓孔子塑像和毛主席紀念堂遙相對應，是誰想出來的這出惡搞？進行個唯靈論的想象，當夜深的時候，這兩位超級偶像的精魂在廣場上游蕩、碰撞，每晚要產生多少戲劇性的沖突？那硝煙后的滿地狼藉怕是讓清潔工人清早怎么也打掃不過來了吧？我知道當代中國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突破人想象極限的超現實主義故事，不過，這次，荒誕得委實超過了任何藝術，這可比有名的“毛夢露”（由瑪麗蓮·夢露扮演毛）惡搞還要有創意——至少毛不會太反感夢露?！　?/p>

看新聞，是說這一創舉有打造文化新地標和文化名片、進行文化輸出的積極意義?！　?/p>

原來如此，一個國家的文化名片就是要會聚冤家，撕裂裂縫，展示這個國家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并以這種巨大的反差去驚駭世界。我們的名片設計師如此富有媒人的素養和藝術家的氣魄，真正是仰望星空、腳踩大地、讓天上人間都不再天上人間的人杰。 　　

        現在的一個問題是，撇開對惡搞的反胃，在廣場上樹立孔子的塑像，到底在哪一個環節上令人不安？　　

     我左思右想，問題出在廣場的性質上?！　?/p>

     因為要說不和諧，巴黎的協和廣場也曾相當的不和諧，它曾同時并設炫耀著王權的塑像和斷送了國王、王后以及激進革命家們性命的斷頭臺，即便后來的設計師消抹了這不和諧，它還長存在人們的記憶里并被津津樂道。后人對這不和諧津津樂道的前提取決于廣場本身的性質：巴黎協和廣場既采取了開放式的建筑設計，也發揮了公眾參與的功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和公共集會廣場，而作為一個真正的公共廣場，這種見證著歷史艱難的不和諧更有紀念意義，更能激發對已經獲得的權利的自豪。 　　

我們的這個廣場呢？我都不想把它全部打出給自己招麻煩，它的名稱本身就常是敏感詞。　　

對于我們這個廣場的性質的定義，我很猶豫。據說，它最早成形于明成祖朱棣的宮殿營建，本為封閉的宮廷廣場，有門、廊的合圍，民國時期拆除了廊，49年以后又拆除了幾個合圍的門，但怎么拆門、拆廊，怎么向開放的空間轉變，這個處于皇城正門口的廣場和現代公共廣場還是不太一樣。準確一點說，因為起點的不同，因為設計理念和設計意圖的差異，今天的它，似乎也只是一個偽裝成公共集會廣場的宮廷廣場罷了，那有形的門廊自有別的無形的墻來替代?！　?/p>

為特權服務的王宮文明，面對公眾的廣場文明，這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而在我們的這個廣場上，它們的界限已經被巧妙地混淆了，掩蓋了?！　?/p>

這兩者之間的第一次轉變，發生在古希臘。從早先的克里特-邁錫尼王宮文明向后來的城邦制度轉變的過程中，一個標志性的變遷是，城市以王宮為中心轉變為以公共集會廣場為中心。從前為特·權服務的王宮被改為了宗教場所，在王宮的廢墟上建成為神而建的、為公共祭祀開放的衛城；而用辯論的形式來表達政治觀點、參與公眾事務的公共集會的場所則作為城市的中心被發展起來，形成了集市。人們熟悉的蘇格拉底就是一個在集市廣場的辯論里傳播思想的哲學家?！　?/p>

我們的這個廣場，曾經是“五四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舞臺，那些有大量公眾參與的活動難道還不足以證明這個廣場已經實現了從宮廷廣場向公共集會廣場的性質轉變么？　　

關鍵要看這些重大事件的后果?！　?/p>

   我曾經在幾年前的研究專著《破碎的影像與失憶的歷史——從舊派鴛蝴電影的衰落看中國知識范型的轉變》中分析過新文化運動爆發在北京這個舊時帝都的邏輯合理性和內在悲劇性：　　

   “……長期作為帝都的北京的民間較他處對王道教化思想、對文化和政治的緊密關聯有著更為根深蒂固的認同。從這一點上說，以打倒孔家店、打倒舊文化為己任的新文化運動卻恰好發生在帝國正統思想因襲最重、古典氛圍最濃的北京并不偶然。”“‘新思想’究竟意味著什么、會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什么，這是用不著深究的，關鍵是它能夠取代舊的、為從前的大一統帝國提供政權合法性的權威思想”，“ 在自身曾長期是帝國象征的北京的城市文化場域里，最靈驗、最有效的牌是象征資本牌；在自身曾長期是帝國象征的北京的城市文化場域里，競爭者們所形成的共謀關系、所遵循的某些不明確的規則是：大家都對文化和政治的親密血緣關系和‘象征BAOLI’的重要性有特別感性的認識，都了解能對權力關系起掩蓋作用、能為權力統治提供合法性依據、看似超越了具體的社會某階層利益的象征意義系統的重要性，都對符號、象征有著特殊的敏感和關注；所以，在北京這一城市文化場域里，競爭者們所要進行的主要也就是對象征符號系統的主導權的爭奪。”，“《新青年》自1915年就在上海誕生了，1915年至1917，在上海的《新青年》雖然一直登載著非儒反孔、掊擊專制政治的激進文章，在輿論上也頗能造勢，但既無法形成一真正意義上的新文學場域、新文化場域，更無法迅速帶來聲勢浩大的文化運動。而《新青年》一轉至北京，情形馬上大不相同?！薄袄昧吮本┻@一城市文化場域的特殊邏輯和規則而迅速形構起來的新文學場域、新文化場域自誕生開始就籠罩在一種悲劇宿命之中：當它越追求自身的自主性的時候，它離自主性反而越來越遠，直至完全走向自己的反面?！薄啊綊暝?、受這一邏輯的擺布就越深，就像受到了看不見的、也永無可能擺脫的魔咒。”　　

以上對北京和新文化運動的關系的分析可推用到對這個廣場和在廣場上發生的系列事件的關系中去。那個魔結、魔咒至今無法解開?！　?/p>

沒有解開魔咒的情形下，又貿然地上演這一出，讓兩重互相矛盾的象征暴力在那個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廣場舞臺上同時并呈，殆哉殆哉！　　

說了廣場，再說對孔子的看法。我一向贊成梁啟超晚年把孔子從政治領域剝離出去的觀點。梁啟超在1915年的《孔子教義實際裨益于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道何由？》一文中指出，孔子所以能為百世之師，既不是因為在哲學，也不是因為在政治學社會學有什么過人之處。在這兩大領域里，“孔子可議之處或且甚多”。梁啟超認為，孔子學說有益于今世的，只在于他在教育等領域的貢獻，孔子“既以言教，且以身教”，“教各人立身處世之道”，教人“養成人格”，所以適宜成為國民的“最親切有味之公共教師”。梁啟超對于孔子對人情事理之洞徹給予高度評價，認為“人之生理與心理，則常有其所同然者存，孔子察之最明，而所以導之者最深切，故其言也，措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豈惟我國，推之天下可也。”認為習孔子之教很易養成一種“君子”人格，這種“君子”人格和英國人的所謂“Gentleman”（紳士）這一理想人格有很多接近之處，而他認為“英人之所以能久霸于大地”、“雄視宇內”即和對這種“Gentleman”（紳士）人格的重視有關。可以看到，梁啟超對孔子的重視最后不是落在國家的角度上而是落在個人的角度上、落在私德的培養上，認為“今日中國，凡百事業，與其望諸國家，不如望諸社會，與其望諸社會，又不如望諸個人?！彼麡O力破除孔子的偶像神話，不愿孔子再被國家權力利用，成為?！ぶ普蔚姆埏椆ぞ?，而讓孔子只以教師身份對個體起部分人格教育作用?！　?/p>

可現在，在這個飽含政治象征意義的廣場上，孔子繼續被塑成九點五米高的高大偶像，他那巍峨呆板的形象與其說像是教育界的親切有味的公共教師，文明的守護者，不如說更接近集·權的代表者。　　

    想起09年矗立在廣場上的56根柱子，現在總算安安靜靜在奧運公園里呆著了。這個雕像，能有類似的好去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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