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由社科院李培林先生領導的旨在調研中國社會和民生問題的課題組歷時近半年時間，通過對中國不同地域（東部、西部、中部）、不同社會結構（農村和城鎮）、不同階層（農民、農民工、城鎮居民）的調查訪問和分析研究，進而形成的關于當代中國民生問題比較有說服力，比較權威的著作《當代中國民生》，全書既有真實詳實的數據，又有科學系統的理論分析，也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建言獻策。正因為科學的調查方法和扎實的調查工作，本書的觀點和絕大多數民眾的切身感受非常接近。但讓人費解的是，本書從調查（主要集中在2008年下半年）到成書（大致在2009年初）再到呈現在讀者面前（2010年年底），歷時長達兩年之久，我不知道在中國出版這樣一本真實反映民眾生活和精神面貌調查報告為什么如此耗時，但毋庸置疑的是，就在這短短兩年內，中國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已經發生了巨變，但不是朝著課題組的美好建言方面變化，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惡化，以致于如果放在現在，這本書的很多數據和觀點不得不進行修正，這從側面至少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就連中國社科院這樣一個準政府性質的智囊團體在國家決策中都很難發揮作用，更不敢想象其他社團和個人；二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當代中國，社會和民生問題的地位仍然在政治和經濟之下，有時候甚至到了用政治和經濟問題綁架社會，把民生當做政治和經濟道具的程度。

   《當代中國民生》的調研數據來源于2008年，彼時，正處于美國金融危機向世界蔓延的過程中，當時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出口雖然受到了嚴重影響，但是，當時的通貨膨脹、貧富差距、投資主導的畸形經濟、高房價、社會矛盾沖突等問題和兩年后的今天相比，很顯然是小巫見大巫。雖然，課題組根據兩年前的調查結果，在書中已經明確提出擴大內需，抑制通脹，緩解窮人和富人、民眾和官員之間的沖突的建議，但忠言往往因為逆耳甚至刺耳，不但得不到采納，而且還禁止其傳播的速度和范圍。要不然，我實在想不出為什么09年初就已經完成的書，到10年年底才得以出版？而且，像關乎社會和民生問題的調查報告，如果失去了時效性，那么只能成為歷史。本來，08年時中國經濟特別是房地產已經出現了泡沫，中國物價水平已經通脹化，受經濟的影響，收入分配、住房醫療，勞動就業等社會問題已迫切需要經濟轉型來緩解，但是，接下來的一系列政策沒有給經濟和民生松綁，相反是飲鴆止渴式的火上澆油。雖然，金融危機后黨和政府多次提出保民生和建設和諧社會，但理想的想一想，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保民生與保“經濟”本來就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因為中國的保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保GDP增長率的數據，要保數據就只能靠加大投資和瘋狂的印鈔票，這樣做的后果就是保住了經濟，必然傷害了民生。

    調查發現，08年時候，民眾已經感覺到房價非常高，感覺到收入分配很不公，貧富差距懸殊拉大，感覺到社會矛盾沖突不斷加劇，感覺到經濟增長的同時可支配的收入不斷下降。但是，僅僅不到1000天，房價已經翻了一番，物價和通脹已經突破了警戒線，因上訪、拆遷、交通肇事等所引發的貧富沖突、干群矛盾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08年時，總理在汶川地震中樹立的親民現象，在兩年后因為民生問題而大打折扣。“地王”、“政府天價采購”、“貪腐官員日記”、“國家機關招聘量身定制”、“文強”、“我爸是李剛”、“錢云會”這些名詞已經迫使《當代中國民生》這本兩年前的調查報告不得不進行修改。書中曾提到，解決收入分配，緩解貧富差距必須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資本和勞動受益的比例。但是，政府采取強制手段提高基本工資而增加的收入不但被通貨膨脹稀釋殆盡，而且加劇了就業壓力，總之，在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名義上從3位數增加到4位數，但實質上變相降低。相反，正如總理所愿，收入分配中財產或者資產性收入的增長速度令人瞠目結舌。只要你買一套房子，一年內甚至短短幾個月，你的回報率就相當于一個普通白領辛辛苦苦干10年的薪水；只要你想辦法在創業板上市并在圈到錢后盡快解套走人，哪怕你的企業是一個已經創業好多年的中老年人，你的收益都是那些辛辛苦苦做企業的老板們的上百倍。現在，有人說房地產帶領中國經濟走出低谷，有人說無論如何高度評價中國資本市場都不為過。我不知道，應該如何來評價這兩年來中國的民生？

    民生問題不外乎人口政策、就業環境、勞動關系、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城鄉管理、教育、醫療、環保、公共安全等方面。現在，越來越高的房價已經以另一種方式解決了中國歷史上幾千年都無法解決的重男輕女和計劃生育問題，這使未來老齡化問題雪上加霜；出口受限，中小私企投資經營環境惡化，國企、公務員系統招聘的世襲和暗箱操作使得就業環境出現畸形并不斷惡化，除了物流、服務員、保姆、建筑工人這些低層次服務業需求外，其他人才就業非常困難；收入分配中資本和權力回報率的幾何增長，勞動報酬回報率的變相下降這種“馬太效應”的結果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強，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城鄉二元結構和教育產業化導致農村教育衰敗，大學教育出現學術行政化、大學官僚化、校園衙門化、學者奴才化的現象；醫生開藥吃回扣，看病收紅包，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地方政府掘地三尺賤賣資源，倉促上馬“三高”項目后，“先污染后治理，邊污染變治理”，居民因鉛中毒，汞中毒等染病甚至死亡；食品安全領域老百姓的“地溝油”、“毒奶粉”、“轉基因”，校園安全領域上自大學下到幼兒園，暴力流血事件的層出不窮，交通安全領域“寶馬車碾死4齡童”、“我爸是李剛”、“郵政局長醉酒駕車奪5命”使得路人“聞車色變”；因拆遷和上訪導致的自焚、用權力和資本把正常人“變成”精神病人也已經不再是小說里的情節了。總之，民生在領導人和紅頭文件中出現的頻率雖然越來越高，但兩年來民生問題每況愈下卻是不爭事實。我相信黨和領導人對民生的態度，但是，民生問題不能脫離政治經濟文化而獨立存在，也不可能就民生談民生。如果是“大政府，小社會”，那么民生就沒有立錐之地；如果由投資主導經濟，為了“保8”來投資，那么內需永遠都是紙上談兵，而民生只能在通脹的狂風中倒塌；如果以保就業，保經濟的名義加印4萬億鈔票，又讓這4萬億通過銀行流入國企和資本大鱷的口袋，最后流入房地產和糧食領域，那么，在“地王”、“姜你軍”、“糖高宗”、“蒜你狠”面前，哪有民生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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