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在2010年12月7日召開。
　　
　　這是一次遲開的大會，按照制度它應該在2009年召開，但是基于2009年五月發生汶川地震需要協助，以至政府主辦2008年奧運、2009年十月一日建國六十周年、2010年要辦上海世博會等，教會當局考慮把大會延期。自稱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因為教會不能給政府添麻煩，不能讓自己的事影響了全國的政要大局。正因為如此，代表大會不再是天主教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中國內部的問題，推遲代表大會召開的真正原因，還在于外部，與“中梵雙方的審時度勢不無關系”。從中梵關系的角度來看，推遲代表會議的有助于推動中梵關系的緩和,也有創造時機尋求中梵雙方共識的作用。
　　
　　中國社科院出版的《中國宗教報告（2010）》，特別提到天主教即將召開的這次代表大會，報告指出：大會乃中國天主教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每五年召開一次，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選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一會一團）的領導層。兩者均不獲羅馬教廷承認。梵蒂岡國際關系事務部秘書長拉耀羅總主教在接受布加勒斯特一家報紙采訪時表示：“正如世界所有國家一樣，在中國的教會所要求的，無非是可以自由組織教會內部的工作。教會任命主教的自由是《教會法典》規定的，不會對中國的體制構成任何干涉。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信》中特別指出愛國會是一個違背天主教信仰的機構。因為，愛國會所宣稱的宗旨旨在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
　　
　　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推遲了一年多，但是看情況，中梵關系還是卡在了主教任命權的問題上。在這次大會召開后已經公布的大會發言里，都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絕對不能動搖”，“ 毫不動搖地堅持獨立自主 自辦和民主辦教原則”的語句。未被教宗承認的馬英林主教順順利利地擔任了天主教教團主席。據說教團主席的候選人只有一名。梵蒂岡做出的反應當然是不滿、不快極了。這也都在預料之中。
　　
　　按照天主教圣統制的權力邏輯：宗徒是基督親立的，伯多祿為宗徒之長，他是基督親點的磐石。而按照宗徒的統緒，教宗是伯多祿的繼承者，而主教們是其他宗徒的繼承者。因之，伯多祿的繼承者，也即羅馬教宗有權管轄其他宗徒的繼承者，也就是主教們。所以，羅馬教宗不可否認地享有對整個天主教會的管轄權，甚至主教們沒有得到他的承認就不能成為主教。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則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對于中國領土境內任何組織和機構從司法到行政層面的“最高管轄權”。也即在中國任命主教，要由中國天主教會自主決定，梵蒂岡只是“共主”，教宗可以享有的是任命權。但是梵蒂岡認為，主教祝圣問題關乎宗教自由。
　　
　　中梵看來都很堅持，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推遲了一年召開，雙方的口氣與一年前一樣沒有改變，顯然坐不到一條板凳上去。有人說：“主教任命是中梵關系中的關鍵問題，但這更多的是一個宗教問題，而非政治問題?！笨墒窃趪沂聞罩校诮虇栴}與政治問題很難區分開來，主教任命權對中梵雙方都屬“主權”、“內政”范圍，也牽扯到了宗教信仰自由問題。因為梵蒂岡的影響和教宗的權威是絕大多數天主教徒不情愿舍棄的，是天主教認同感的重要因素。雖然，天主教圣統制的權力邏輯在歷史中顯得非常荒謬，可是，在天主教的宗教傳統中卻又非常重要，有時候居然成了天主教與基督教分野的重要標志。許多天主教徒是愛國的，卻不愿意放棄圣統制，因為放棄了圣統制等于放棄了他們的宗教身份。所以他們與梵蒂岡站在一起反對天主教愛國會，卻不會與反華勢力站在一起反對中國。
　　
　　愛國會有時不得人心的原因大致有三：1.官辦色彩濃，屬于政治性組織，卻在左右教會事務；2.管理不民主，暗箱操作多，教友很難參與其中，常常以少數人的聲音，代替多數人的聲音；3.地下教會以“忠貞教會捍衛者”自居，在攻擊我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的同時，公開與天主教愛國會組織對抗。
　　
　　地下教會與梵蒂岡保持一致，表面上打的是宗教牌，可是從宗教操作到實行政治行動，并無距離遠近的限制，只有條件機會是否已經具備。從這個角度看中梵關系的博弈，主教任命權問題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宗教問題。其實，羅馬教宗在現代的影響力所剩無幾，主教任命權也不斷受到教會內外的挑戰，天主教著名神學家漢斯·昆教授就認為：“圣統制體現了全部君主主義要素。行使統治權(特別是通過外在權力，把使用強力當作最后一著)是服務的反面，是對權力的濫用”。相應的來講教會自治，主教由當地神職人員選舉產生，再由教宗予以確認的美國模式倒是有了全球推廣的可能。估計，進入現代社會的梵蒂岡真正反對的不一定就是民主選舉主教，而是反對中國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管理教會的模式。如果接受了這種模式，天主教付出的就不僅僅的權利代價，更使其寢食難安是價值觀的代價。
　　
　　三百多年前，羅馬教廷因為堅持價值觀問題，不認同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版本的“中國化天主教”，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祭孔（史稱“中國禮儀之爭”），惹火了本來對天主教甚有好感的康熙皇帝，于是一道禁教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就將天主教堵到了國門之外。當然，損失是雙方的：梵蒂岡失去了在中國傳福音的良機，而中國也關閉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以后發生的鴉片戰爭也不能說與中梵交惡毫無關系。不過中國政府對待宗教的立場，與康熙皇帝也有幾分相似，那就是“天主之權”不能凌駕于“凱撒之權”的中國式國情。按照耶穌基督的教訓，此時的天主教會只能“天主的物歸于天主，凱撒的物歸于凱撒”才能做到天人合一。
　　
　　中國有句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就算梵蒂岡的教宗有天主、有耶穌、有圣母瑪利亞給他撐腰，梵蒂岡也要明白中國《憲法》可不是鬧著玩的。在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里就有明文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辫蟮賹谥袊鴤鹘?，在形式上與商人到中國做生意，游人到中國旅游一樣，首先要尊重中國的法律，其后才可以談你自己有什么樣的傳統、有什么樣的打算。
　　
　　天主教的《法典》在中國就要想辦法適用于的中國的水土，三百多年前的“中國禮儀之爭”，不要再延續為中國的任命權之爭。在這里考驗的是梵蒂岡的智慧、教宗的智慧，而非中國人的智慧。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只要堅持原則就不會有大錯。
　　
　　畢竟，是梵蒂岡要到中國發展，而非中國要去梵蒂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