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眼熱風

    我的只見過一面、不知道還能不能見面的朋友——封西霞，她從一個滿懷期望的上訪者，變成了求告無門的“纏訪鬧事者”，繼而又變成了走投無路四處奔逃的流亡者。2010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89歲生日那天，她因為唱紅歌以擾亂治安之名被警察抓捕。

  封西霞1964年出生，1980年16歲的她去西北國棉四廠當了工人。在工廠她勤奮好學，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多次得獎，后來因為工作積極、敢于主持正義，被 廠里任命為宣傳員。國企改革之后，面對部分干部侵吞國有資產、職工利益，......她多次反映廣大職工呼聲，向有關領導提出意見。已經被股份化的工廠領導開始了對她的打擊報復，分配給她男工種干的活，讓她當管工。因為她人單體弱，搬動管子時，手指受傷落下殘疾。她不能再搬動管子了，要求調換工作，廠里干部以她不能工作為由，讓她下崗。

  封西霞下崗后，生活極度困難，國棉四廠80%上女工，絕大部分職工敢怒不敢言，誰也不愿意落個倒霉的下場。封西霞就孤身一人去西安市告狀，市里詢問廠里，廠里理由充分：“不能勝任工作，只能下崗。”廠里放出話威脅：“誰要上告，下場和她一樣。”沒有辦法，她滿懷希望去北京告御狀，“黨中央一定會給我解決問題的”，她就是這樣想的，這樣滿懷希望來到北京。沒有想到，她走上了一條多么艱難的路。

  第一次，第二次、一次一次，遞上狀紙，然后返回西安，沒人搭理沒人過問。再返回北京，再告，中央國務院不接待了，回話是“你們的案子已經處理了，回地方去解決。”中央的態度一明確，地方更不管了。后來中央的精神又變成，哪 個地方上訪的人多，就要問責哪個地方的地方官，她們的官帽子就不知還能戴幾天了。這樣西安的警方與封西霞工廠干部的大利益就超乎尋常地一致起來。封西霞變成了一個被追捕的人，她的丈夫扔下兩個女兒，從此不知去向。封西霞沒有屈服，她帶著兩個女兒奔走在幾乎沒有指望的上訪路上。長時間的上訪，她認識了來北京的命運相同的伙伴，她逐漸覺悟到，她們工廠的變化、她的遭遇并不是單單發生在自己一個人身上，這是一個全國上下的大變動，只有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共同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上訪上書，才能讓黨中央了解民情。

  大家想盡了各種辦法，國務院上訪辦已經不接待他們了，并給了他們一個新稱號：纏訪者、鬧訪人，他們于是就去中南海，去中央領導人的家門口靜坐。有一次一個警察看見封西霞的孩子也在上訪的人群里，就奇怪地問：“你這么點小孩在這里干什么？”封西霞9歲的小孩說：“我來告貪官污吏。”警察問：“你這么點小孩知道什么是貪官污吏？”孩子說：“吃喝工人血汗的人就是貪官污吏。”沒想到，這個原本是執行任務要驅趕他們的警察竟然說：“小孩叔孤掌難鳴掏錢給你買飯吃。”

  一次奇跡出現了，他們碰見了國家主席胡錦濤，胡錦濤相信，群眾沒有冤情是不會坐到家門口的，胡錦濤接見了他們，并且給予了批示。他們以為奇跡真的會出現，但封西霞回到西安，等到的卻是一頓毒打，一個人一邊打一邊說：“看胡錦濤還能接見你幾次？”之后，封西霞被判勞動教養一年半，兩個女兒被送到兒童福利院。勞教的生活就不說了，專政機關嘛。勞教出獄后，不屈的封西霞既沒有家，也沒有工作，萬般無奈的她，接出兩個女兒，帶著孩子又走上了艱難的上訪之路。

  到了北京，小女兒要上廁所，還沒等小女兒出來，西安的警察追到北京，把封西霞押到車里。封西霞反復喊，小女兒還在廁所，能不能等一等，警察還是不由分說把封西霞雙手背拷到車底座，一個警察雙腳踩在她身上，回到西安的一路上，封西霞的屎尿都被踩了到褲子里。小女兒在北京流浪了幾個月后，被好心的人送回西安。

  因為沒有犯罪情節，封西霞被放出，并被威脅，不許再去北京。工廠里那些膽小但還有正義感的姐妹們資助了封西霞，無以養家也沒有家，懷著滿腔憤怒、走投無路的封西霞又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此時，她已經不知道去告誰，是工廠的頭頭，是市里不作為的領導，還是侵犯人權的警察？她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再去哪里告狀。無路可走的封西霞來到北京，來到上訪村。說是上訪村，現在已經沒有固定的地點。上訪村被認為是最不安定的因素，屢屢遭到治安襲擊，夏天還好，冬天半夜里，一些治安人員（暫時稱他們為治安人員）把他們的門踹開，不管他們穿沒穿衣服就把他們一鍋端趕走，把爐子澆滅，把他們的被褥都澆上水，有時干脆把來不及奔逃的人暴打一頓。拷到拘留所，然后交到所屬地域駐京辦事處。

  現在的上訪村，不過是沿用以前的名稱，實際上是一些上訪人員的松散聯絡，有些人經常就住在醫院候診室、火車站大廳。有家難歸的人又到哪 里去找一個安身之處呢？他們就好你四處奔逃的流亡者。最近遍布全國的唱紅歌活動，似乎為這些上訪者提供了一個抒發自己所思所想的方式。有人提出每周在南站廣場唱一次紅歌， 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封西霞，這個無家可歸無路可走的不屈女子，她參加了唱紅歌活動，她不去唱紅歌，她又能去干什么呢？去唱紅歌，她能見到自己的伙伴；唱紅歌，能讓她回想起國有企業還沒有被摧毀之前，作為國家主人翁工人的幸福和尊嚴；唱紅歌，似乎還能讓她懷抱起渺茫的希望；唱紅歌，總不會是違法犯罪吧。

  2010年7月1 日是中國共產黨89歲生日，封西霞到北京南站廣場去唱紅歌，結果被前來的右安六派出所的警察抓走，同時被拆抓的還有四五個人，封西霞的朋友打電話告訴了我這件事。

  我和封西霞只見過一面，也就是在“七一”之前的一星期，一次朋友聚會時見到了這位瘦弱的女子。聚會中沒有聽她說什么話，只是在大家 在彼此告分別時，她和我極其簡單平淡地說了自己這么多年的遭遇，聽她說話的口氣，好像她已經不指望得到什么解決的辦法了。凡是能做的，她都嘗試過了。她說：“我現在就是不放心我的兩個孩子，我真希望有人能領養他們，我就走到哪一步算哪 一步了。”我要給她一些錢，我問她現在靠什么生活，有沒有經濟來源。她堅決拒絕收錢，她說：“我們有時候給人家做小時工，還有些收入，能過得去。”

  我立即給右安門派出所打電話詢問，派出所接電話的人態度極惡劣，先質問我是什么人，然后說：“不是他們直糸親屬的人，一律不得過問。”說完就掛上了電話。我突然也在問自己，我是什么人？我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人大代表，什么人才能過問此事？身居北京，我知道許多百姓熱線，我接著給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110，分別打電話詢問，接電話的人態度好的讓我大受感動，但是他們說，這件事已經立案，外人 不得干擾。我抱著最后的希望打電話到北京電視臺新聞熱線，我先強調，今天是“七一”黨的生日，老百姓唱唱紅歌又沒有違法亂紀就被抓起來，算不算新聞？其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想讓電視臺的人把電話打到右安門派出所詢問此事，讓派出所的人知道，外界有人關注著封西霞，讓他們審訊封西霞時有所忌諱。

  封西霞，我這個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我在想，一個人為什么會滿懷期望走向上訪之路，然后又一步一步走向失望、走向絕望，她每走一步，都使冤屈在層層疊加，她已走投無路，而當她只能靠唱紅歌抒發自己所思所感的2010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89歲生日時被警察抓捕。如果她被再次送回西安，我真不敢想象，等待她的會是什么結果。她會被送回西安嗎？她能活著出來嗎？她如果活著出來，她還會去哪里？她還會干什么？我相信，身單體弱的封西霞不會訴諸暴力，她也不會自殺，上訪的經歷，已經使她醒悟，她知道，她的遭遇，是全國許許多多和她命運相同的兄弟姐妹們的縮影。

  北京生活著一些幸福的人群，他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么會出現楊佳這樣的殺手，為什么會發生一連串的跳樓自殺者。千年前唐高宗年間，剛正不阿的狄仁杰做大理丞，一年中，決斷積壓滯留案件一萬七千件，一時無冤訴者。如果我們的國家機關、公檢法機關能有幾個狄仁杰式的人物，那還會出現楊佳、出現上訪村嗎？

  我們常從報紙電視臺收看到巴勒斯坦那些人體炸彈，我相信，那一定是些無路可走或者滿懷仇恨的人。有人說通鋼工人是一伙暴徒，他們打死了要吞并通鋼的私企老板陳國君。我們的勤勞淳樸寬厚的工人兄弟們，曾經是多么相信我們的黨，多么聽黨的話，讓下崗就下崗，讓買斷就買斷，為什么現在要鬧事、要罷工？曾經是那么訓服的工人真的會變成暴徒嗎？他們離暴徒還有多遠？如果我們國家的公仆都變成貪官污吏、變成對百姓的呼聲、百姓的疾苦、百姓的冤屈充耳不聞的官僚，變成鎮壓群眾的儈子手，那么，善良的百姓距離憤怒絕望的暴徒，就只有一步之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