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自由派的“禰衡化”非常危險

標題中的“禰衡化”是我杜撰的一個概念，因為我覺得這樣表達才能更接近于偽自由派的本色。要說清什么是“禰衡化”，首先需要了解一下禰衡。

禰衡(173-198)字正平，是我國東漢末年的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當時稱作名士）、文學家。是孔融等人的好友。后因出言不遜觸怒曹操，被遣送至荊州劉表處，后又因出言不遜，被送至江夏太守黃祖處，終為黃祖所殺，終年26歲。《三國演義》對他有專門的描述，基本符合事實，但說他死時24歲是不準確的。

禰衡少年時就才氣過人，過目不忘，善寫文章，長于辯論。但他的壞脾氣似乎也是天生的，急躁、傲慢、怪誕，動不動就開口罵人，得罪了不少人。建安初年，漢朝都城遷到了許都（今許昌）。為尋找發展機會，禰衡寫了份自薦書，準備毛遂自薦。但他誰都看不起，不想俯就任何人，自薦書在口袋里都磨爛了，也沒有找到他愿為之服務的對象。有人勸他結交司空椽陳群和司馬朗，他卻很刻薄地挖苦說：“我怎么能跟殺豬賣酒的人在一起！”又勸他參拜尚書令荀彧和蕩寇將軍趙稚長，他回答道：“荀某白長了一副好相貌，如果吊喪，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趙某是酒囊飯袋，只好叫他去監廚請客。”后來，禰衡終于結交了兩位朋友，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楊修。這三個人學問相當，性格相投，成為好友，相互之間還互相吹捧，如孔融稱禰衡是“顏回不死”，禰衡稱孔融是“仲尼復生”。

曹操這時正在廣招人才，希望孔融為他服務。孔融說，我算什么？禰衡強我十倍，希望曹操能夠任用禰衡。但禰衡卻不領情，托病不見曹操，還大罵曹操。曹操因為需要人才，比較注意自己的言行，保持了寬容的態度，以禮相待，周到照顧。曹操認為自己身邊已經有了不少人才，并一一列舉，但禰衡把這些人逐個貶得一文不值，還加以侮辱。看他這樣不識抬舉，曹操以他善于擂鼓為由，就讓他在身邊當個敲鼓的小吏。一次曹操宴請賓客，讓禰衡擂鼓助興。但禰衡當眾脫得一絲不掛，還指著鼻子大罵曹操，讓曹操當眾丟丑。曹操對孔融說，我殺死他就像捏死只老鼠麻雀一樣容易，但我不會殺他，免得壞了我的名聲，說我不能容人。于是曹操就把他送給了荊州牧劉表，覺得劉表為人厚道，或許能讓禰衡有所改變。

劉表久聞禰衡大名，十分尊敬和器重他，待為上賓，讓他掌管文書，“文章言議，非衡不定”。但他仍是我行我素。他不僅看不起，而且經常口出惡言，得罪了所有秘書人員，甚至把劉表也不放眼里。劉表無法忍受，就把他轉送給黃祖。黃祖開始也覺得如獲至寶，也讓他負責起草文書。他起草的文書也得到黃祖賞識。但不久他老毛病又犯了。一次黃祖在戰船上設宴會，禰衡竟當著眾賓客的面，盡說些刻薄無禮的話！黃祖呵斥他，他還罵黃祖這個“死老頭，你少啰嗦！”黃祖命人把禰衡拖走，吩咐將他狠狠地杖打一頓。禰衡還是怒罵不已，黃祖于是下令把他殺掉。

說起禰衡，也需要說一下他的好友孔融。孔融雖然四歲就懂得讓梨，道德高尚，但骨子里和禰衡也差不多，也是自視甚高，目中無人。他也看不起曹操，這種看不起是出于偏見，認為曹操出身卑微（宦官的養子），他卻看得起出身四世三公、勢力最大的袁紹。而袁紹的為人正如曹操所說：“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干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后來曹操用了孔融，但曹操無論做什么決策他都反對，還諷刺挖苦曹操。曹操看他成事不足，敗事有余，處處作對，就殺了他。

說實在話，曹操在政治思想、軍事上的本事和作為，都比禰衡、孔融高明得多，就拿兩人的看家本領文學上的造詣來比較，曹操比他們也毫不遜色，他們在曹操面前恃才傲物有什么本錢！

這下可以清楚什么叫“禰衡化”了。簡單說就是“誕傲致殞”。這是后人對禰衡的評價。誕傲，即不合情理、荒唐的傲慢。傲慢而不自重，無禮且不容人。不但無禮而且無理。他們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意見，人家做出的決策他們又總是說三道四。這樣的人，在古代必然是挨刀子的貨。這就是“致殞”，就是找死。

現在的偽自由派就是這樣，正如學者翰嘯所說，“這些人人數雖少，但是他們在公共話語權平臺占據的位置卻非常大，與他們所代表的人口數目嚴重不成比例。” 這些人“經常發表一些嚴重缺乏學術水準而又帶有一定教唆性質的所謂評論員文章，或是發表些陰陽怪氣的文章”，表現出對社會的強烈不滿，好像他們代表著民意。

中國社會處在轉型時期，確實面臨不少矛盾，但社會主流決不是像偽自由派在報刊、網絡等媒體上描述和評論的那樣“暗無天日”。中國民眾中究竟有多少人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呢？有兩組數據似能說明問題：一個數據是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滿意程度高達87％，另一個數據是對中國當前經濟滿意度高達91％。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民意對中國的發展方向和中國經濟狀況是滿意的。偽自由派可能會說，這些數據又是中國官方自己搞的吧，是自己粉飾自己。他們這可說錯了，這數據是世界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公布的調查報告中的數據。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懷默霆2004年使用人口密度地圖和地理定位系統等專業方法對中國進行實地抽樣調查，并據此調查于去年寫出了《中國民眾如何看待社會不平等》的文章，駁斥了國內外知識界一些人所謂中國正處在民怨的“火山口上”的說法。文章說，與其他國家的人相比，中國的受訪者對中國社會不平等情況的態度更加正面和積極。有意思的是，表現最不滿的并不是中國的弱勢群體，而是城市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較高的人。

中國的偽自由派和自由派色彩濃厚的媒體對中國現狀的報道和評論，如此嚴重背離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說明他們的表現與禰衡、孔融差不多，都是危言聳聽，有妖言惑眾之嫌。他們如果堅持這樣做，可能會導致兩種危險。一種是裹挾少數人的民意，混淆視聽，制造社會混亂。想想那些反對重慶打黑的人，他們不正是這樣做的嗎？難道讓中國的黑惡勢力坐大到像墨西哥、巴西的黑社會那樣，不得不動用軍隊、裝甲車圍剿，他們才滿意嗎？另一種危險，是他們做得太不像話了，甚至觸犯法律底線，搞“顏色革命”，結果就是像小波波那樣的下場。這些人如果容不得社會，中國社會也容不得他們。這就是“誕傲致殞”，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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