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資金虧空嚴重，不時拉響警報。前一段沸沸揚揚的“延遲退休”的爭論，說是為了應對老齡化也未嘗不可，其實背后的根本動因是社保基金不足。延遲退休的主張者在辯論中“受挫”過后，深情款曲地嘆渭：諾大的虧空如何支付越來越龐大的開支呢？
當社保基金嚴重虧空的問題在社會上明朗化以后，責備聲四起。有人認為社保基金管理費用開支太大，龐大的機構，管理人員的高工資、高福利、高消費，這些“三高”又不同于吃財政飯的公務員的“三公”，是在直接吸交保人的血。還有人認為，管理社保基金的部門拿交保人的錢亂決策、瞎投資才出現虧空。有關管理機構更是“委屈”不已，說是CPI都4～5了，我們的社保基金即使保值增值到2，我還虧損2～3找誰要？
這些莫衷一是的說法都集中在了社保基金的管理上。管理工作固然重要，“精打細算”、加強監管，如同一位家長，每月掌握的這些家庭生活費一旦算計不好，下半個月就沒錢吃飯。然而，更重要的是基金的“來龍去脈”問題。如果有的成員將生活費交到了鄰居家而在自家吃飯還嫌質量不高，有的長大獨立的孩子自己開伙不交了，物價不停上漲，吃飯肯定不夠，那這個家庭是否該散伙？社保基金又與家庭不一樣，這個“伙”是散不得的！
大家并不十分明白，目前在這個基金里吃飯的很多人，一輩子的生活費早交到了鄰居家，卻在自家整天罵生活不如鄰居好，與鄰居是“雙軌制”。
1984年以后，企業才開始招收合同制工人并同時繳納養老金，這只占當時國有企業職工很小比例，且目前一般尚未進入“吃”的年齡。1996年以后，企業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員工才開始“逐步”繳納養老金。我國老一代職工隊伍中，解放軍志愿軍退伍及整建制的兵改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接收的職工以及“一五”“二五”建設所招工人占絕大多數，他們集中在上世紀80～90年代前后退休。這部分人員并沒有繳納過養老金，當時的企業職工工資不包含養老因素，企業也不存在交保險的問題，所產生的利潤都上繳給了國家財政，退休后一概由國家財政養老。當這個“計劃經濟”舊框框被打破時，職工從退休的當天起都要從社保基金中拿養老金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參加工作的第二代職工，1996年以前同第一代相同，大部分的養老錢還是放在財政。這樣，大家都把錢存在鄰居家，一起拿著飯碗到自己家吃飯哪怕是喝粥，社保基金焉有不虧之理？而公務員不繳納養老金，退休后從財政中吃的那個錢，正是這中國工人用47年（1949～1996）存下的。這個不公，是中國目前二次分配中最大的不公。
簡言之，1996年以前退休人員的全部、以后退休人員的一部分本應由財政給飯吃，而他們現在吃的是1996年以后職工繳納的養老錢，屬于這些人自己的錢都給鄰居“改善生活”了！
這種不公假如能維持，誰不希望“穩定”呢？可是，中國的社保基金的真實情況怎樣？有網民問：“社保基金會破產嗎？”我作為曾經的國企“交保人”的具體工作人員，由于真實了解個中奧秘，可以這樣說：如果有關部門、有關專家再不實事求是地采取措施，或者過幾天又來個“延遲退休”，或者政府為了一方的GDP動輒搞“減免”（僅某一個城市就減免社保基金幾百億元），社保基金的破產只是遲與早而已。真的到了那一天，中國社會的穩定怎樣維持？
如何治療社保基金的“先天不足”癥？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將養老錢存放在哪里的就去哪里吃飯，讓1996年以前退休的人還是由財政繼續負責養老，跨兩頭的由兩頭按實際比例供養，這是對“計劃經濟”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的負責任的做法，但這一條好像不符合財政方面的利益，畢竟“軌”不同；二是將職工交給了鄰居的錢拿回來，補充進社保基金。筆者就此寫過幾篇文章，也有很多網絡轉載，但反響只是來自于“吃飯”的，有關方面仍然波瀾不驚。
近日有幸聽到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言論。他直言不諱地建議：應當變賣部分國有企業資產，補充虧空嚴重的社會保障資金！
12月5日，他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舉辦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國際論壇上說，中國現有40多萬億元國有資產，但卻很少向國家分紅，其收支缺乏監督。“就國有資產管理而言，最終應當交給人大，包括中央工商企業、國有金融企業，其財務報告、預算報告，都應當向人大負責。”他說，過去，全部國有經濟只有三萬多億資產，就業人數8000多萬。但是，當前全國國有資產合計達40多萬億，就業數只有2000多萬人。
他認為，應當變賣一部分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金融企業的資產，來補充目前虧空嚴重的社會保障資金，縮小貧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
我與周教授有所不同的觀點是，我們已經變賣了不少國有企業，也包括破產企業的土地，收入都進了財政，為什么不能將本應屬于職工養老的那部分返還給社保基金？非要放到美國去縮水？再說，即便將國有企業全部賣光，收入進了財政后，社保基金更顯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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