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閱讀《大外交》還是在高中的時候，當時正值美國深陷伊拉克戰爭的泥沼之中。出于實力政治的考慮，當時的布什總統不得不在對華關系上表示出某種妥協，使得在布什任期內中美關系有了所謂的“緩和”——中美洲、G2這個詞就是在布什任期內被提出來，直到現在還被某些無腦分子津津樂道。而今，隨著奧巴馬的戰略轉移，美國的重點逐步轉向了中國周邊地區：即在西南地區控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東北地區聯合日本和韓國，拉攏俄羅斯和印度，加強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利用在中亞國家的軍事基地，全方位、多層次地對華展開戰略包圍。這時候重讀美國老牌外交官基辛格的《大外交》，心中的沉重更添一分。　　

在金燦榮為之作的序中，他認為這部書“是一本國際關系史著作……一本美國外交史專著……一本政治學理論……一本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現實的書。”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承認：“在國策和戰略領域，自古以來，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馬漢的《海洋論》和基辛格的《大外交》等非常引人注目。”實際上這幾部著作恰恰反映了西方國家近500年來的政治斗爭常態：基于實力的政治理念、以軍事為后盾的博弈手段、謀求全球控制的資本運作，當然最重要的還有看似高尚實則齷齪不堪的普世精神——不論是為了上帝的榮耀還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觀；但是一切卻均可以用一個“爭”字概括。　　

（一）秩序　　

然而，在基辛格所著的這部書中，一以貫之的卻是“秩序”：全書以第一章“世界新秩序”開始，以第三十一章“關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終結。在第一章中，基辛格區別了美國同歐洲外交傳統的差異，在他看來，美國和歐洲諸國不同，它難于接受均衡觀念，他寫到：“權力均衡……這種國際關系體系在人類歷史上實不多見，在西半球從來不曾出現；……在人類絕大部分的發展過程和歷史演進當中，帝國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態。帝國無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它期望把自身建立為一個國際體系。帝國用不著權利均衡，這便是美國在美洲……執行外交政策的方式。”美國傳統上奉行孤立觀念，然而美國立國不久，門羅總統就宣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此之后的100年時間內，美國堅持“蘿卜加大棒”的門羅主義，不斷推行西進政策，并且多次發動對墨西哥的戰爭，從印第安人和墨西哥手中奪取了大片土地，美利堅合眾國從一個大西洋西岸的狹長小國，擴張到毗鄰太平洋的大國。美國所謂的“光榮孤立”，并非不參與對外交往，而是特指不參與歐洲的紛爭，由于地理因素，歐洲強權的注意力難以集中于當時還是荒涼之地的美洲，這既給美國“無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創造了條件，又給美國“把自身建立為一個國際體系”提供了機會。美國在美洲所建立的秩序恰恰是一個帝國秩序：遠離諸國均衡體系、只提供帝國強權。因此，權力均衡不是美國外交的傳統，美國外交的傳統是一元強權、不受他國干涉而不斷干涉他國。雖然在二戰之后美國徹底放棄了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但是卻強化了美國的帝國外交傳統，隨之而來的是所謂的兩極對峙局面，這恰恰是兩個帝國之間的對決，和中國戰國時期秦齊兩帝對峙如出一轍。所以說，帝國主義、強權政治、一元體系是美國立國以來的傳統，今天的美國政策仍然有深厚的門羅主義底色。如果說礙于美國當時的國力、地緣政治，美國總統門羅還只是聲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么今天的世界格局完全是“世界是美國人的世界”。　　

在這方面基辛格是坦誠的，他毫不諱言美國的帝國主義構想，這打破了均勢外交帶給人們的幻覺。在全書的描述中，自黎塞留推行現實主義外交以來，歐洲均勢一直受到強權的沖擊：先是法國大革命后拿破侖的崛起，繼之以俄國對中東歐的染指，更有俾斯麥促成的德意志帝國興起，使得歐洲均勢日漸瓦解。俾斯麥雖然有意識地防止德國招致同其他列強的沖突，然而德國深厚的軍國主義傳統和新興資產階級的擴張欲望還是將德國卷入一戰，一戰的爆發徹底宣告了英國的大陸均衡外交的破產，從此列強均勢變得渺渺無期。經過二十年的休戰，德意志第三帝國進一步摧垮了歐洲均勢，直接導致歐洲的衰敗，歐洲成為了美蘇對峙的主戰場，隨著兩強模式的結束，世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世界仍然在動蕩中。西方的外交史幾乎可以視作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翻版，如果說中國的歷史是周天子衰落——禮崩樂壞諸國紛爭——區域強國出現——魏國強盛——秦齊對峙——秦國獨大，那么西方的歷史則是天主教會衰落——文藝復興諸國紛爭——區域強國出現——德國崛起——美蘇對峙——美國獨大，這種歷史的對比非常有趣。　　

（二）價值觀　　

然而盜亦有道，文明時代終究不能如當初的荊楚王那般宣稱“我蠻夷也”，然后武力入寇中原。自詡為文明人的美國人的外交政策還需要一定的價值觀加以包裝，這也是一切文明的傳統，基辛格以為“美國自開國以來始終自詡與眾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兩種相互矛盾的態度：一是美國在國內使民主政治更趨于完美，為其他人民做榜樣，以此作為證明美國價值觀優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國的價值觀使美國人自認為有義務向全世界推廣這些價值。”坦言之我以為基辛格所講的這兩種態度實在看不出有什么矛盾，不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面：己所欲則施于人。換言之就是今天常說的推銷普世價值觀。　　

但是基辛格很快就消解了我的茫然，原來基辛格所說的不同指的是認為美國只要做楷模就最夠了和認為美國應當主動出擊推銷自己的民主價值的不同，前文中的矛盾是半通不通的臺灣譯者的問題。但是“這兩派學說都把民主、自由商業活動及國際法為基礎的全球國際秩序視為當然”，其結果就是這令美國人相信“如果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納美國的道德處方”。何謂道德的良方？不過是民主政治、自由貿易、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罷了，在這個觀念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多元化的產物。在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傳播理想主義的過程中，威爾遜總統是個不可不提的人物，基辛格寫到：“威爾遜真正掌握了美國外交動機的主要脈絡，其最根本一點便是，美國完全不把自己當一般的國家看待……美國人民始終不變得信念是，實踐及發揚民主自由是美國與眾不同的根源”。然而一戰中美國幾乎是以發戰爭財的方式看待歐洲的征戰，也是利用了一戰而聚斂了大量金錢，美國的出兵也是在兩敗俱傷甚至是戰局出現端倪的1917年，這和真正的自由民主理想有何相干？有些人說美國是對內民主、對外專制，然而眾所周知美國的民主選舉是金權政治，美國的熔爐文化也是建立在盎格魯撒克遜族群的主導性之上，美國社會內部也彌漫著種族不平等，美式民主嚴格說不過是少數人的民主政治，更確切的說是一種資本民主政治。甚至更為嚴苛一點以亞里士多德的標準衡量，美國并非民主政體，卻更接近于貴族共和制。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理清美國人的外交取向，即帝國主義和道德主義的綜合，換言之就是硬手和軟手的交替使用。我以為基辛格過分夸大了這兩者的矛盾，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作為一個當代人我們看到美國在處理國際關系問題上，在硬的方面會用武力去推翻不聽從美國擺布的政府，借此獲取利益；軟的方面則借助強大的傳媒力量不斷推銷美式價值觀，并馴養了一批美國鸚鵡和經濟殺手來配合。盡管如此，基辛格在整部著作中都不斷強調美國的價值觀念，而對其硬的一面多有諱忌，其實大可不必，因為恰恰是以武力為后盾才使得美國價值觀念迅速推廣、拔掉了一個又一個反美政府。試問如果沒有對以色列的軍援，美國如何在中東沙漠中培養起一個猶太國家？如何能夠在伊斯蘭世界中牢牢地打入一顆釘子？如果沒有美國的軍力，又是如何迅速將諾列加和傻大木趕下臺？又如何能夠完成對中國的C型包圍？軍事力量才是脅迫一個國家和民族中的多數最直接辦法，而價值觀的灌輸和不斷的金彈攻擊則拉攏控制其中的軟骨頭。這倒是非常合乎秦滅六國的歷史。　　

（三）地緣政治　　

說到外交不能不說地緣政治這個概念，但是地緣政治從來就是基于政治地圖而非地理地圖。在第二十八章“地緣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基辛格就強調了中美關系轉折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并詳細記述了這次破冰之旅。這是純粹因為政治版圖變化而帶來的外交妙筆。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基辛格博士當然非常有發言權，他把尼克松定義為一個基于美國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者，能夠超脫意識形態的羈絆而為美國爭取利益的最大化。從對抗轉化為合作顯然需要一定的條件，在此時可以歸納為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意愿。而從對抗轉化為合作則要克服一些障礙，譬如歷史的慣性、雙方溝通手段的差異、對潛在利益認知上的差異等。整個第二十八章幾乎可以視為基辛格對他和尼克松妙手文章的解讀。促成中美外交突破的，除了當時中蘇分裂、美國國力衰退、蘇聯爭霸態勢上升等客觀因素外，最重要的是雙方均具有合作意愿，能夠在合作的潛在利益上達成共識，如果沒有這個條件，很難相信會形成合作。合作的關鍵是在對共同利益的判定上，所謂求同存異，任何國家之間——哪怕是正處于敵對狀態的國家之間——均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然而共同的利益不但不可能為雙方同時覺察，反而可能因為種種誤讀和歷史慣性而轉化，合作的機會也就失之交臂。基辛格在這部書中就詳細記述了一戰前雙方的外交博弈，可以說是德國騎士的狂傲和魯莽使得原本矛盾重重的英法、英俄站在了一條戰壕中，并最終斷送了帝國的前途。　　

所以，和客觀存在的政治形勢相比，雙方的意識更為重要。這種意識絕非所謂的價值觀念，而是對形勢的判讀，事實上我最討厭某些人鼓吹的“經濟依賴論”、“價值觀相同無戰爭論”、“文化協調論”、“文明進步論”、“主權無用論”等。在我看來這些主張都是形而上學的、機械的，只有建立于實利基礎之上的、能正確反映事實的理論才是扎實的、有力的。歷史之河船來舟往，不變的只有滔滔的河水。坐談和平發展而無視對手的意愿，無異于與虎謀皮；盲目地極強對外聯系，很可能是引狼入室。今天的世界和平更應當歸因于核武器而非人類文明的進步，歷史反倒一再告訴我們文明特別是物質文明的進步有可能造成新的災難甚至是大屠殺。很多人稱中華民族是一個智慧的民族，恰恰是因為這個民族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太多的波折，養成了這個民族重視實利、講求方法的個性。當然這種個性未見得是永遠正確的，這種個性隨時都可能成為一種劣根性，中國人隨時都準備轉向自私自利、一盤散沙的狀態。　　

鄙人對中國外交乃至戰略形勢憂心忡忡，實在不下當年的俾斯麥。中國的地緣和歷史發展階段和當年的普魯士——德意志頗為相似，然而俾斯麥雖然以鐵血政策統一德意志，但是在對外關系上卻謹慎小心，他坦言為了德意志的未來，應當“在五個強盜中站在三個強盜那邊”。德國既然和法國是世仇，那就決不能讓法國擁有兩個幫手，既然英國奉行不結盟政策，那就得同時和奧地利、俄國結盟。所以在俾斯麥的設想中，德國的舞臺在歐洲大陸而非世界，德國是以大陸國家而非海洋國家的面貌出現，德國不同英國爭奪殖民地，致力于德奧俄三國的同盟，德國的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法國。在威廉一世、俾斯麥、羅恩三人當政期間，這個政策被較好地執行，皇族、政界、軍界能夠謹慎理性地判斷形勢；然而威廉二世的擴張欲望和德國上上下下近乎狂熱的民族情緒卻毀壞了這個精明的政策，正如基辛格所言現實政治實在太復雜以至于難以駕馭，除非歷代主持外交事務的都是天才，否則這個政策難以維系下去，換言之就是德國并沒有一個真正的外交傳統而僅僅靠俾斯麥這個外交天才去駕馭，這個天才是穩健謹慎又富于進取精神的，但是德國的傳統卻是軍國主義式的，德國的現實則是資產階級在上升，兩種狂熱的交織毀掉了原本理性的德國外交。然而中國似乎相反，中國在歷史上是個尚武精神被不斷剝除的國家，軍人的地位除了少數時期一直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當代中國又是一個缺乏共同價值觀念的國家，直到今天除了中華民族的血緣觀念似乎還沒有另一個能夠凝聚全體公民的觀念，即便是這個觀念還在被自由派解構；中國經濟又是投資拉動——外向型經濟，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新興階級。所以雖然中國的外部形勢和歷史發展階段和當年的德國有點相似，但是中國很有可能會因為短視、自利而淪為附庸國家，最典型的就是在中國的外交觀念上缺乏明晰的戰略規劃和清醒的利益認識，中國既沒有繼承毛澤東時期注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觀念，又缺乏同發達國家打交道時應有的硬朗。現在的C型包圍漸成，國人應當重新審視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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