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一兵:
如果說愛國一定要有“理性”之分的話,那么與“愛國”相稱的“理性”,就是要認清民族文化與精神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賴以維系的靈魂,不能貪圖一時茍安而閹割一個民族的斗志;認清領土完整與國家安全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不能因為一時的弱小而丟棄一寸土地;認清開放與合作是一個民族自立、自強于世界的手段與途徑,不能因為一時的落后而犧牲民族的根本利益。
每到關鍵的時候,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呼喊理性,分明是要把愛國的激情火焰撲滅,對這樣呼喊理性的,我只能稱它為漢奸。
歷史證明: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叫嚷“理性愛國”實則禍國
作者:不必要
/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有一個奇特的現象,但凡中國與外國出現某種沖突,國人群情激憤之時,就會冒出“理性愛國”一詞。這不,中國公民被日本非法抓捕,有人擔心民眾一聲抗議會讓友邦驚詫了。也同樣是這種人,如果國外出現反華言論或集會,除了自責“友好交流”不夠之外,還要恭稱那是聲音多元化的民主表現。看來,中國人不能驚詫于外人,也不能讓外人驚詫。
讓人訝異的是,我們的領土被占,漁民在自己的領海里被抓,卻要顧忌什么國際形象,絕不能抗議;而日本人卻因為中國不接受被侵略,可以游行示威,燒我國旗,侮辱中國領導人。難道這就是我們的“理性愛國”?而人家又是什么呢?
歷史上一味的“理性愛國”就是腐敗無能
若深究“理性愛國”含義,其實沒有多少人能夠準確解釋出來的。因為,他們的概念只能在過去時態與將來時態說的通,即你為什么落后了,或你要怎么樣強大起來,卻從來不能解答現實問題。
假設你問日本打算強占中國的釣魚島怎么辦?“理性愛國”者只會說,你只有強大起來才行;似乎貧弱了就應當任人宰割。但如果再問,日本現在要加強釣魚島軍事控制怎么辦?那么他們只能表示并不否定正常的斗爭,但卻又要反對采取“激進”的方式。
是理性、還是妥協?是愛國、還是誤國?歷史對此已經作了最好的注解。當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不沖突”政策,以俟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但在之后七年的時間里,“國聯”對日本的譴責是一紙空文,而國民政府卻仍一心忙于內戰,直至蘆溝橋事變爆發后,方才認為到了最后犧牲的關頭。在此一階段,任何反日言行都被視為“過激”行為,“理性”沒有解決問題,卻遭至更大的付出與犧牲。
實際上,這種“理性”不過是一塊“腐敗無能”的遮羞布罷了,甚至就是一張“寧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幌子。
歷史上一味的“理性愛國”就是禍國殃民
歷史上,英殖民主義者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清政府卻禁不得煙,禁了就挨打。那么號召人民抵制鴉片行不行呢?清政府也不敢,因為那么做了,就會友邦驚詫。于是對主張禁煙的官員遭到消職并流放,對反抗外來侵略的百姓進行鎮壓,割地賠款、交出海關,清王朝得以茍延殘喘,妥協與投降就成了“理性愛國”。這樣妥協的后果,使一些官員士紳、地痞惡霸都卷入鴉片生意,搞的國困民窮,一個民族被整體謔稱為“東亞病夫”;直至民國時期,西南一帶的地方部隊都成了“雙槍兵”。
由此可見,對待一切邪惡,真正“理性”的態度,就是徹底清除它。否則,它不僅不會自動消失,而且會成為一種潮流、一種時尚,甚至成為一種剝削他人利益、奴役他人精神的工具。
對侵略勢力進行妥協,能夠讓國家強大嗎?清王朝在鴉片戰爭后,也搞起了“師夷人之長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好景不長,八國聯軍又打上門來,再用妥協與投降的“理性愛國”求得清王朝的一時茍安。在此背景下,一批抱著實業救國志愿的民族資產階級應運而生,然在殖民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力的統治下,處境艱難,最終在日本軍國主義刺刀下,礦藏、交通、紡織等國計民生產業全部落入日資壟斷之手。就其根源來說,失去獨立與尊嚴的民族,必然導致政治腐朽、經濟掠奪,文化上奉行洋奴哲學,對外諂媚、對內強權,這樣的民族是不可能、也沒有條件走上強盛發展道路的。
中華民族最終還是靠一個多世紀的浴血奮戰,推翻了封建主義、殖民主義與買辦資產階級勢力,趕跑了帝國主義,才真正地走上了獨立與自強之路。
一味鼓吹“理性愛國”就是變相的投降論
真實的歷史只有一個事實,明擺著放在那里,而不同的人從中汲取的經驗與教訓卻是千差萬別。就天天嘴上掛著“理性愛國”一詞的人,不知道如何評價林則徐?是不是他不力主禁煙,就沒有鴉片戰爭了?如果是這樣,那他的行為定然不是“理性愛國”了。蔣介石固執“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安內”卻沒有求團結、凝民心、蓄國力、抓軍備,而是不放一槍一彈地放棄東北,把本已困頓的經濟、軍事資源投放到內戰戰場,為自己的小集團血拼獨裁地位。他究竟是“理性愛國”、還是誤國禍國?歷史的事實是,不是全國各黨派、各地方與各階級拋棄仇恨,共赴國難,就只有亡國滅種的結局。
談“理性愛國”的人,嘴里的腔調從未有過絲毫的進步,至少還無法達到汪精衛的高度。無非是打不過,打起來損失更大,弄不好會亡國,可以在發展中求自強、求獨立。汪精衛連政治主導權都要“咨政”日本,經濟、資源都給予日本優先權,文化上倡導著“中日親善”,不知他出賣了國家之后,還如何能讓中國自強起來?就像今天的日本軍事,再強大,能強得過美國?能逃脫美國的控制?
實力論,從理論與戰備角度來講,是正確的;但所表達的含義,只是如何構建自己的實力與技術優勢,至少是建立自己的不對稱優勢,以確保不被侵犯、或減小斗爭的損失。如果把它作為戰爭的決定論,從邏輯上來講就站不住腳。因為,戰爭雙方的整體技術與實力總有一方處于劣勢,按照這種觀點去理解,弱者在強敵面前只有氣竭力衰,強手自然不戰而征服天下,人類就不應該有無休無止的戰爭。但事實上,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歷史上以弱勝強、以小擊大的事例也不勝枚舉。
歷史的中國農民起義都是起于微末,而蕩滌九州。中國近代武裝革命斗爭的起源,無論是規模實力、還是技術裝備,都屬于“星星之火”。實力論,在這里所衡量的是采取什么樣的戰略戰術,以弱擊強、以小博大。由此可見,妥協與投降從來不是高明的“理性”認識。
一味鼓吹“理性愛國”就是對民族未來的扼殺
今天不乏打著“理性愛國”旗號,行誤國、禍國之實的人。譬如前年零星出現的抵制“家樂福”事件,有人就跳出來冷言冷語,所謂影響招商引資環境啦,損害消費者利益啦,影響一大批人就業啦,等等。實際上除了第一條有邏輯關聯外,其它的盡是不著邊際的理由;價格競爭是商業行為,就業規模依賴市場空間,這都不取決于某一個商業企業。就是第一條也是不靠譜的,懲戒參與支持分裂中國活動的企業,并不影響守法經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反可以讓境內外資企業懂得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與法律,這樣才符合互利共贏的開放目標。現在,又有網絡消息稱,家樂福人為提高中國企業產品上架費,制造不平等競爭,顯然又是違反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行為,看來讓他們零代價侵害、褻瀆中國,就是誤國、賣國行為。不知道宣揚“理性愛國”的人又是怎樣評價?我想,奉外資為“洋大人”的洋奴意識,才是問題的根源。
“五四運動”時期,愛國青年也發起了“抵制日貨”的倡議與行動;歷史的評價是,這是反對買辦勢力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愛國運動。今天,日本如果強占我釣魚島,如果青年們再來一次抵制日貨,他們還算不算是愛國的呢?既然中日戰爭不夠“理性”,抵制日貨也不允許,甚至文明的抗議行動都會影響國家形象,那么“理性愛國”的人,有什么辦法收回釣魚島?這與不能禁鴉片、又不能抵制鴉片的尷尬,有什么區別?
我想,“理性愛國”的人大概要說,靜心發展,強大起來了,什么都好辦了。還是貌似有理,想起來可笑的邏輯。這可能嗎?一個國家的國威、國格不存,除了不斷傷害國民的民族自尊心,讓更多人選擇移民、或走向麻木與墮落之外,就是讓更多的國家學會用強權與中國說話。清朝之軟弱,換來的不過是更多的強盜與他們更大的欲望,絲毫沒什么強大起來再斗爭的可能。從擺脫現實危機來看,“理性愛國”者無非是主張繼續用國家命脈去伺候豺狼,求得一時之安;但是,不斷地傷害國本之舉,能夠讓國家強大起來?
結 語
“理性愛國”的要義是“愛國”二個字,出賣或拱手相讓國家與民族利益的行為,都不是愛國;理性,就是一個正確的策略與恰當的方法問題。如果把“理性愛國”等同于“無動于衷、麻木不仁、卑躬屈膝、無所作為”,實際上就是誤國、賣國。
鼓吹“理性愛國”的人,貌似為了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反動盲目排外思想、反對激進暴力行動,而主張的內容無非是妥協、忍讓,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實際上是一種懦弱、自私的性格表現;甚至于從本質上就是維護外來干涉主義,挾洋自重,或充當買辦分子,中飽私囊。鴉片戰爭之后,整個民族幾乎被馴化成洋奴,崇洋媚外心理遺毒至今;抗日戰爭時期,漢奸多如牛毛,今天卻興起為“漢奸”正名之風。其實,云遮霧罩的美麗謊言,都經不起歷史與事實的檢驗。只不過動輒“理性”的人,用時髦的名詞掩蓋真實面目與內心惶恐罷了。
如果說愛國一定要有“理性”之分的話,那么與“愛國”相稱的“理性”,絕對不是軟弱無力、喪權辱國、投降賣國的含義。這個“理性”是什么?就是要認清民族文化與精神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賴以維系的靈魂,不能貪圖一時茍安而閹割一個民族的斗志;認清領土完整與國家安全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不能因為一時的弱小而丟棄一寸土地;認清開放與合作是一個民族自立、自強于世界的手段與途徑,不能因為一時的落后而犧牲民族的根本利益。順著這個思路理解,可以有很多的演詮。
輿論影響觀念,觀念決定行動;被人譏笑的“口頭愛國”也是一種觀念的表達,是愛國輿論氛圍的創建,很有必要。它可以讓誤國者、賣國賊遁出原形,開口必遭批、伸手必被捉;激勵賢能之士報效祖國、服務人民,至少可動員國人盡可能多地支持民族文化與物質產品。民心強,則國強;上下同心,其利斷金。道理就這么簡單!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