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從李素文到鄧玉嬌看中國婦女尊嚴的霉變》，談了中國婦女的尊嚴問題，感覺意猶未盡，于是再談談農民的尊嚴。

一提起農民，很多人會想到那是種田人，并很自然地聯想起土地，以為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種自吃。倘真這樣想，卻又大錯特錯了，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奇異的景象——種田者未必有土地，有土地者未必種田，自種難以自吃。對此，唐朝詩人李紳曾作《憫農》詩說：“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農夫勤勞到四海之內沒有荒蕪的土地了，結果還要被活活地餓死，個中原因很簡單——絕大多數農夫沒有自己的土地，只是給擁有土地的地主打工，打工出來的糧食絕大部分交給了地主，即所謂“交租”，而交租后的余糧常常養活不起自己及家人，只好活活餓死。農民打工者，封建社會有一個專門的稱謂——“佃戶”，佃戶根據承包地主土地時間的長短，又分為長工（長年累月為固定的地主打工）、短工（臨時到地主家幫工）。而佃戶們的命運，除了《憫農》說每每餓死外，還常常被逼死。看過歌劇和電影《白毛女》的人，都知道一個名字——佃戶楊白勞，楊白勞因困窘臨時借了地主的高利貸，結果利滾利弄到最后成了還不起的天文數字，只好大年三十還要外出躲債，但運氣不好，被討債的地主堵住，把其女喜兒充作債務強搶了去，楊白勞絕望自殺。而喜兒被債主——地主黃世仁奸污霸占后，不堪黃家殘酷虐待，逃進深山穴居，餐風宿露，日久竟然青絲變白發，被當地人呼作“白毛仙姑”。楊白勞父女雖然是文學人物，但卻來源于現時的生活，恰是舊社會千百萬貧困農民的縮影。

無論饑餓而死，還是被逼自殺，亦或被暴力致死，都是談不上尊嚴的，更說不上尊貴。即便不死者，或逃荒要飯，或賣兒賣女，或被奸污霸占，或在地主東家面前唯唯諾諾、戰戰兢兢，仍然看不出尊嚴所在。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民基本上就是這么過來的，盡管其中不乏有人擁有幾畝薄地，可以自種自吃，但多數人只好淪為出賣尊嚴、勞力、肉體乃至生命的佃戶了。

孫中山是個革命先行者，他想改變這種農民無尊嚴到茍延殘喘的局面，并在其“民生主義”學說里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但繼任者蔣介石卻是個地道的叛徒，不僅不準“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反而加速了土地集中私有化的進程，逼迫更多的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造就了更多的黃世仁、南霸天、周扒皮，當然也就逼死更多的楊白勞，霸占更多的喜兒。但是如同魯迅所說：“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越來越多的被逼上死亡邊緣的農民忍無可忍，像工人一樣起來造反了，一部分成為山大王劫富濟貧、打家劫舍，更多的部分則加入農民赤衛隊，繼而紅軍，繼而八路軍、新四軍，既而解放軍，熱火朝天地打土豪、分田地，斗爭清算曾經剝奪了他們尊嚴乃至生存權利的大大小小的地主，開始過“粗黑的大手掌大印”的幸福生活——一種沒有電視、空調、冰箱、微機仍然很快樂的生活！

就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億萬農民與工人齊動手，推翻了壓迫自己、驅使自己當牛做馬的萬惡的舊社會，建立了自己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為了新主人——億萬農民過上好日子，從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經濟生活、政治權利等各個方面保持國家主人的尊嚴，黨和政府嘗試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化教育上，大辦掃盲班和農民學校，逐步摘除了兩千年來一直套在農民頭上的“文盲”的大帽子；在醫療衛生上，一方面動員和要求城市醫療工作者定期輪流下鄉行醫，一方面在農村培訓和設立農民醫生——赤腳醫生，讓其就地坐診治病，并最終消滅了危害極大的血吸蟲病等諸多疾病和瘟疫；在經濟生活上，先是分田分地，既而為防止造成貧富不均，又推行人民公社制，實行集體耕種、集體福利，甚至不顧客觀條件地企圖讓農民吃飯都免費，乃至欲速則不達最終走了彎路——餓死了人。同時，大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建水庫、挖溝渠、修梯田、治鹽堿、墾荒漠，根治江河水患，以保障農民豐產豐收；在政治權利上，不僅賦予農民直接批評、監督，甚至沖擊和揪斗黨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利，而且提拔數百萬農民佼佼者進入從村到鄉到縣到地市到省直至中央等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直接執掌國家權力，甚至又組織了近5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數百萬干部和知識分子進駐農村“五七干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呵呵，農民竟然當上了干部和知識分子的老師，以致千百萬“牛鮮花”式的“生產隊長”尊嚴到對下派干部、知識分子吆三呵四的地步。

然而“牛鮮花”們還算不了什么，相比之下，竟然有農民最終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高官，這就是陳永貴。陳永貴，1914年2月14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陽縣大寨鄉小南山村，是個地道的農民；1948年即全國解放前夕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擔任大寨村黨支部書記；1958年，任昔陽縣第一個人民公社常委副書記兼大寨黨支部書記；1963年，大寨發生特大洪水災害，他領導當地農民自力更生抗災奪豐收，其創業之路被中央確立為大寨之路，其創業精神被確立為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出席三屆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到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熱情贊揚，同年，毛澤東發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其領導的大寨成為中國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1967年，以全國著名農業勞模身份代表工人、農民奪權，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1969年4月、1973年8月先后當選九屆、十屆中央委員及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農業工作……如同李素文由普通的賣菜售貨員最終當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一樣，陳永貴作為一個普通的農民，既不請客，也不送禮，僅僅靠著吃苦耐勞、成績卓著和高度的群眾威信最終當上了國家領導人，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農民尊嚴？千古奇跡矣！

然而，精英們主政的新三十年開始了，一如李素文由權傾一方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迅速地跌落為普通工人一樣，陳永貴也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跌落為普通農民了，并一再受到精英們的打擊和嘲諷，竟然倒手的地位沒了，尊嚴也失了。但相較之下，陳永貴、李素文究竟還是好的，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作為曾經的國家領導人，再怎么窘迫也還不至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不起老、死不起人，而至于“牛鮮花”們，特別是“牛鮮花”之下的鄉親們，那就完全不一樣了。三十年來，除了華西、南街、大寨等少數地方繼續走社會主義公有制道路讓農民衣食無憂外，私有制的普及竟然讓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背上了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新的“三座大山”，盡管精英們說他們時下也成了“有產者”，“錢袋子鼓起來了”，但只要碰上個天災人禍，則“錢袋子”不僅立即癟下去，而且還會破個“大窟窿”，“有產者”變成“窮光蛋”，而且是無依無靠、生死由命的“窮光蛋”，再也不會像前三十年那樣能得到鄰里傾情相助、集體全力贍養了。為了生計，為了一家老小能繼續活下去，許多農民不得不重操舊業——打工，像舊社會的先輩一樣出賣苦力，而差別只不過是名稱由“佃戶”變成了“農民工”，打工對象由鄉下的“地主”變成了城鄉資本家，卻不免到頭來在各種“黑煤窯”、“黑磚窯”、“黑工廠”里缺胳膊斷腿，流盡最后一滴血，甚至死了沒人埋。至于貧寒的農家女，依然不免要走舊時之路，或被拐賣，或被強占，或為“二奶”，或為娼妓，或被強為娼妓。但農民們倘若僅僅如此倒也罷了，甚而還要經常受到村霸、黑社會、官僚精英們的迫害、毆打直至死亡，逼得農民忍無可忍，最終走梁山好漢殺人放火的道路，胡文海即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胡文海，山西晉中市榆次區烏金山鎮大峪口村人，2001年10月26日晚上，他在不到3個小時的時間內，接連槍殺14人、槍傷3人。而殺人動機則是因為他多次與朋友或村民聯合舉報村委會一班人貪污，結果不僅遭政府有關部門拒查，而且還引起被舉報人瘋狂報復，往其頭部猛劈三鐵鍬，致使縫了幾十針，胡遂產生“為民除害”的念頭，接連槍擊17人。對此，胡文海法庭解釋說：“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為此，我不斷地去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然而，近年來，歷任村干部貪污行賄，欺壓百姓，村里的小煤礦（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等企業上交的 400余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可是，我們到那里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做主呢？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只掙著工資的人民的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結欺壓老百姓”……很顯然，農民胡文海找不到能為農民伸張正義的地方，甚至負責舉報調查處理的烏金山鎮主管紀檢的崔副書記公然對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紀委，我崔某某不給你辦手續，你也沒辦法！”噫！世界之大，農民竟然連個說理的地方都沒有，又談何尊嚴？談何當家作主？

嗚呼，新中國六十年，中國農民由窮困潦倒的“泥腿子”變成威風八面的國家領導人；繼而又由威風八面的國家領導人重新變成窮困潦倒的“泥腿子”，歷史依舊開玩笑地劃了個圓，但卻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只是不知道經過胡文海們一折騰，今后還會不會再來個新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附：《從李素文到鄧玉嬌看中國婦女尊嚴的霉變》

寫在后面的話：

這篇文章掛出來不到六、七個小時就被百度徹底刪除了，百度刪除的不光是這篇文章，還有我對一無知青年詰問的“美國人教育小孩愛國，但從來沒要小孩去愛黨，你聽到過美國小朋友唱‘沒有共和黨（或民主黨）就沒有新美國’過嗎？”的兩篇復帖——“在中國愛國就是愛黨，愛黨就是愛國。過去沒有黨就沒有國，將來沒有黨還會失去國。”由此，再次印證了我的斷言——百度已成百毒，是徹頭徹尾的漢奸、賣國賊。

———醒世恒言●雜文天地———

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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