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書咱們說到外蒙古淪為韓國底層男性性娛樂“后花園”的慘狀(點擊此處查看上期文章),由于外蒙從政府到民間普遍存在的反華行為由來已久,對此有所了解的讀者朋友們顯然對該國都沒什么好感,以至于評論區都因此遭到了關閉。
當然,說外蒙的反華傾向是“眾所周知”,但也有不少朋友反映,對此并不太了解。今天烏鴉就給大家詳細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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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0多年前被沙俄作為“緩沖區”從中國分割出去以來,外蒙一直處于極為尷尬和矛盾的狀態之中,難以擺脫這種困境。
1921年7月10日,外蒙古在蘇俄的支持下,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庫倫“登基”,這也標志著外蒙的正式“獨立”,以及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
同年10月,蘇赫巴托所率領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隨后在11月與蘇聯簽訂了“友好關系協定書”。至1922年,蘇聯已全面掌控外蒙,并向其軍政各部門派遣政委與顧問,以推動改組與相關的“教育”工作。
蘇赫巴托(左)與喬巴山(右)
由此外蒙古開始徹底執行對蘇聯的完全一邊倒+社會制度的100%復制粘貼,在這個過程當中蘇蒙雙方都完全無視蒙古的具體國情。
比如在1920年代晚期,在外蒙古清理“富農/富牧階級”的進程中,完全照搬蘇聯標準。在蘇聯,家中擁有八九頭牛或幾十頭羊,便會被認為“富農”。但是你外蒙是傳統畜牧地區啊,你也直接一字不差地復制粘貼蘇聯標準認定那就出大事了!
在當時,一個普通外蒙古牧民家庭要想維持基本生存,至少需要有25—30頭羊,若在更荒涼的戈壁地區,這一標準還得提升。若以5口之家計,需要有200—300只羊,才能維持基本溫飽。如果遇到雪災、瘟疫等情況,即便是“封建主”家庭,也會一夜返貧。
換句話說,就是,外蒙古牧民誰家還沒有個幾十只羊了?
按照當時的物價,一頭母羊的平均價大致在50圖格里克左右,但蒙古當局規定了只要家產超過3000蒙圖那就是“富牧”階層。
外蒙這次政策照搬,堪稱一個“抄答案連姓名都抄過來了”的奇葩操作。
結果就是“達標”的牧民占比極高,結果,大量 “富牧”遭到殘酷鎮壓,而更多的牧民怕被劃分到“富牧”,于是大量宰殺自家牲畜,短短數年,外蒙古損失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牲畜。
見此情景,大量牧民不堪忍受,選擇南下逃往中國,僅在1932年就有超過7000戶約三萬名外蒙牧民(彼時外蒙總人口不足100萬)不顧生死,試圖逃離“集體牧場”越境中國,而許多之前反中的貴族及喇嘛們后悔不已,不少人紛紛寫信給國民政府,希望中國政府能派兵“救萬民于水火,驅逐蘇蒙傀儡”。
“大鎮壓”運動中的外蒙士兵
而這些舉動立刻引起了外蒙及蘇聯的強烈警惕,于是,在1933年蘇聯開展“大清洗”后,外蒙立刻跟進,開始有樣學樣,并起名“大鎮壓”。
從1937年9月到1939年4月,外蒙當局僅非常委員會(即最高軍事法院)處理的政治案件就高達25785起,20099人遭極刑。
即將被槍斃的外蒙喇嘛
然而這是真的在“鎮壓反革命”嗎?也許一個現象能有所啟示,那就是這次清洗中,“少數族裔”的遭遇尤其慘重,哈薩克族遭受了慘重的損失,2.1萬人中約有2000人被槍斃,塔塔爾族更為慘重,原140人的族群僅剩下4人幸存。
由此不難看出外蒙當局以“鎮反”為名的行動,其中凸顯的“防人之心”。
對人數其實根本構不成威脅的少數族裔尚且如此,蒙古國內對中國尚存感情的群體,在鎮壓中更也是被屠戮殆盡了。同時,“倒向蘇聯”對外蒙來說也就更加沒有阻礙了。
極其離譜的是,外蒙古為了全面向蘇聯靠攏,甚至不惜自滅其史,將蒙古民族信奉崇拜的成吉思汗徹底否定。
為了更好地貫徹這一點,在蘇聯的授意下,外蒙政府中但凡有一點“心懷成吉思汗”或者“心念民族主義”的反動分子,都會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蘇聯時期的外蒙對成吉思汗的批判翻譯稿(節選)
更有甚者,外蒙古民間的大量成吉思汗畫像也被統一收繳銷毀。
到了1920年代后,蘇聯就開始推動廢除成吉思汗創立的回鶻字母蒙文。
一開始外蒙當局敲定了拉丁字母,但在蘇聯的壓力下,最后改為西里爾字母拼寫的新蒙文,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及其他自治共和國完全趨同。
彼時的外蒙古掌握回鶻蒙文的人口僅有2%,其余的都是目不識丁的牧民,但推廣還受到了一些抵制,直到大清洗后的1944年,外蒙當局終于讓反對者們閉嘴,并于1946年1月頒布正式使用。
不僅如此,到了60年代,外蒙教育局還將俄語作為必修課,要求孩子們從小學四年級就必須學習。
比如外蒙最高學府———蒙古國立大學的某些課程及其所屬的綜合技術學院的全部課程,都用俄語講授,甚至學生日常交流都要求盡可能說俄語;為各門課程規定的教材和參考書,也都是蘇聯俄語原版直接拿來用。
可以說,在蘇聯的影響下,蒙古國幾乎就是“第16個加盟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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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社會和文化的影響是長期工程,直接遙控外蒙古高層,對蘇聯來說是更高效的方法。
蘇聯為了培養忠于“蘇蒙友誼”和“國際主義”的外蒙古本土人才,吸納留學生是一個重要手段。外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學生到蘇聯,這些留學生歸國后,絕大部分都能進入重要崗位,許多成為高級官吏。1970年前后,外蒙古各省的省委書記,66%是在蘇聯共產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畢業的。
外蒙赴蘇留學生
更離譜的是,外蒙還采取了一種類似于中國古代“和親”相近的政策,挑選赴蘇的外蒙青年才俊,并通過組織上安排使其和蘇聯高官的千金結合,據統計,截至80年代,外蒙中高層領導干部中,有蘇聯夫人的占比近20%,而這些蘇聯“夫人”們在嫁給外蒙古官員后仍保留蘇聯國籍,并需定期前往蘇聯駐外蒙大使館進行“匯報”,連外蒙前領導人澤登巴爾都無法例外。
他的夫人費拉托娃是莫斯科衛戍司令費拉托夫中將的女兒費拉托娃,這樁婚戀是在澤登巴爾赴蘇學習期間,由蘇聯高層親自指定和他婚配的。
大學時期的費拉托娃
費拉托娃和澤登巴爾
婚后,費拉托娃常常陪伴在丈夫身旁,共同出席各類公開活動,在澤登巴爾接任黨的第一書記和大呼拉爾主席團主席的職位之前,費拉托娃便已被委任為外蒙古兒童基金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費拉托娃終其一生都在監視丈夫是否對“蘇聯忠誠”,甚至在勃列日涅夫訪蒙時當面向其匯報自己第一書記丈夫的表現。
向勃列日涅夫匯報自己丈夫表現的費拉托娃
而且,費拉托娃始終持有蘇聯護照,對學習蒙古語始終都是消極不屑的態度,她與丈夫之間的交流始終以俄語為主,甚至在外蒙公開的政治演講中,她也基本使用俄語,面對不大懂俄語的牧民,則有翻譯陪同。
而澤登巴爾一生都對自己的夫人畢恭畢敬,哪怕是在外交場合。
在如此親蘇的環境下,外蒙的對外政策也完全唯蘇聯馬首是瞻。
在19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兩國劍拔弩張之際,外蒙自然也追隨蘇聯采取敵對中國的態度,并加大了反華教育宣傳。
之后,蘇軍也大量駐扎在中蒙邊境,所謂的“緩沖區”已經完全變成蘇聯單方面的緩沖區了,對我們來說,則是赤裸裸的威脅。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外蒙古對中國的敵意日漸加劇。六十年代,每當蘇聯掀起反華浪潮,外蒙古總是緊隨其后,響應迅速,致使中蒙關系跌入冰點。外蒙古國內針對中國援建工人和華僑的迫害事件頻發,且愈演愈烈,甚至中國駐外蒙大使館也未能幸免于暴徒的沖擊和破壞。
因此,在那段歷史時期,外蒙古在中國被形象地稱為“蘇修走狗蒙修”,這一稱謂深刻反映了當時兩國關系的緊張態勢以及外蒙古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所扮演的敏感角色。
時任外蒙領導人澤登巴爾迎接勃列日涅夫
但彼時的外蒙可以說方方面面都被蘇聯控制,甚至百姓生活都受到巨大影響。中國原駐蒙使館二等秘書孫一先回憶錄《在大漠那邊》中記錄過這樣一段往事。
有一天,中國駐蒙大使館突然遭到13名蘇軍士兵翻墻闖入。我和使館的其他同志聞訊后,迅速前往現場進行阻攔。這些蘇軍士兵一開始對我們的阻攔毫不理會。
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誤闖了中國大使館,才顯得驚慌失措。原來,這一切的起因是有幾名蘇軍士兵在烏蘭巴托意外失蹤,駐蒙蘇軍司令部因此下令在烏蘭巴托展開地毯式搜索。
這里的“地毯式”搜索可是實打實的,士兵們列隊前行,遇到圍墻也毫不退縮,直接翻墻而過,不料卻誤入了中國大使館。
最終,我們將這13名蘇軍士兵交給了守在大門外的蒙古警察。在中方的堅決要求下,為首的小隊長也只好低頭道歉。
60年代駐中蒙邊境的蘇軍,背后為當年的反華宣傳畫
事后,孫一先不禁感慨:“在中國大使館他們不敢造次,但在普通的蒙古百姓家會是怎樣的雞飛狗跳呢?蘇聯真的將蒙古國的主權踐踏到了極點。”
在中國駐蒙使館的孫一先
就這樣,外蒙古長期處于“有限主權”的狀態,直至1992年蘇聯徹底解體后,這一局面才得以改變。
在1992年2月12日這一歷史性的日子里,外蒙古通過了新憲法,正式將國名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更名為“蒙古國”,并確立了總統領導的議會制度。同時,原大人民呼拉爾也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改組為國家大呼拉爾,即外蒙的議會。
與此同時,外蒙當局宣布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開始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民主議會制。
這一轉變標志著世界上第二個、同時也是東亞地區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走向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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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華約國家經歷混亂甚至血腥內戰相比,外蒙古的體制轉型顯得相對和平穩定。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外蒙古是蘇聯的盟友中最后一個“反水”的,但在其劇變之時,蘇聯實際上已經解體,因此這種說法并不完全準確。
“蒙古人民共和國”垮臺前,烏蘭巴托舉行的“民主普選游行”
獨立后的外蒙古第一件事就是放棄“階級敘述史觀”,直接翻轉180°,反而向極端民族主義駛去,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拾成吉思汗”的榮光。
蒙古人民共和國國旗(上),蒙古國國旗(下)
于是乎,外蒙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恢復成吉思汗崇拜”運動,徹底否定了喬巴山、澤登巴爾時期對成吉思汗的批判,但有意思的是,外蒙當局沒有將喬巴山等“有限主權”時期的領導人批倒批臭,而是認定其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之舉。
同時,喬巴山、蘇赫巴托等人又被賦予了“蒙古民族獨立英雄”的稱號,他們的畫像、雕塑得以完全保留,甚至還新立了一批雕像,算是前蘇聯陣營國家中的異類。
蘇赫巴托雕像
2022年新立的喬巴山和朱可夫雕像
而成吉思汗的雕像則如雨后春筍般四處樹立,比如烏蘭巴托的蘇赫巴托廣場上的成吉思汗坐像。
另外,還在烏蘭巴托以東54公里的長金博爾多格,耗費400萬美刀和250噸不銹鋼豎立了全世界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像。
傳說中的成吉思汗出生地,肯特省所在的溫都爾汗市(就是那個中國人熟悉的地方),也改名為“成吉思汗市”。
當然,大額的外蒙貨幣圖格里克上,也自然要有成吉思汗的頭像,并將回鶻字母老蒙文居于主體。
在流行文化上也是竭盡全力宣傳成吉思汗,讓民眾時刻懷念“帝國”的榮光,同時加大對外文化輸出,而這些對成吉思汗的贊頌同時也糅雜了大量“泛蒙古思潮”。
比如外蒙的胡人樂隊(The Hu)在油管訂閱人數超過162萬。
其中,播放量最多的單曲《不可理喻》(蒙文拉丁音譯Yuve Yuve Yu)已經超過1.2億,這在油管上已經是現象級的存在,外宣能力之強悍確實也應當承認。
從客觀角度來看,拋開歌詞中蘊含的“泛蒙古”反華思想不談,這些樂隊的曲子和音樂錄像的制作確實展現了一定的專業水準。不夸大也不貶低,不論是旋律的編排還是歌詞的創作,都很容易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群體的熱血與激情,讓他們仿佛感受到蒙古帝國昔日征伐四方的輝煌與榮耀,腎上腺素瞬間飆升。
當然,國內某些家伙們也很吃這一套。
在這種情緒的刺激下,極右翼新納粹思潮在外蒙各地泛起。
不過,外蒙這邊新納粹和其他國家新納粹不一樣的是,他們只針對中國人重拳出擊。
可笑的是,事后調查,被毆打的這個人被曝光也是內蒙某“泛蒙分子”
他們不屑于當噴子,一開始就選擇線下真實,他們除了毆打中國工人,打砸中餐廳,騷擾中國游客,定期組織反華游行外,還對跟中國人有親密關系的外蒙女性施以暴力。
但他們是真的武德充沛嗎?倒也未必,碰到一點硬茬就不好使了,換句話說,欠收拾。
就比如說外蒙小有名氣的歌手阿瑪日滿達·蘇赫巴特爾,他除了不會籃球外,唱、跳、Rapper可謂樣樣精通,這貨也是個知名的反華新納粹,他的歌曲充斥著種族主義。
此外,這貨還喜好穿著帶有納粹標志的衣服四處招搖過市。
但在2016年12月,蘇赫巴特爾終于踢到鋼板了:當時,他照例身著一件繡著卍字標的紅色蒙古袍在烏蘭巴托登臺演出。
據現場一些人透露,他照例演唱自己的種族主義新歌,在唱到興頭處時他忘乎所以地高喊“希特勒萬歲”,結果,臺下一名俄羅斯外交官一個箭步沖上舞臺對其臉飽以老拳。
現場監控
在擊倒后,俄羅斯外交官還不解氣,馬上又操起一根鐵管繼續將其暴打。
離譜的是,在這一過程中,現場那些剛剛還跟著High上天,高喊“成吉思汗榮光萬歲”的“狂熱”粉絲們竟無一人上前制止,在場的外蒙觀眾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愛豆”被俄羅斯人暴揍而默不作聲,甚至連個上前勸架的都沒有,全然沒有一點血性,更遑論展現“長生天之怒”了。
蘇赫巴特爾自己的MV中的“威武造型”
最終,打人累出一身汗的俄羅斯外交官揚長而去,蘇赫巴特爾已經陷入深度昏迷,之后送往醫院經過緊急救治,10天之后方才蘇醒。
外蒙古官方對此沒有抗議,只是說會進行調查,俄羅斯方面更是理都不理,而蘇赫巴特爾本人都不敢親自站出來喊冤,而是把自己老父親推到前臺,并在記者面前哭訴:“我兒子那不是納粹標識,這是佛教標志啦,你們打錯人了,是不是可以道個歉。”
當然,這套蒼白的解釋連他們自己都不信吧,畢竟二者的圖案傻子都能看出來是兩碼事。
這貨當天穿著的這一身打扮還加這么個袖標,他敢說這是“佛教標識”?
退一萬步來說,大喊“希特勒萬歲”也能和佛教扯上干系?只能說他平時反華喊慣了,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被俄羅斯人收拾。
可以說,這幫家伙們也明白,除了“反華”,其他方面風險太大了,說他們是全世界最慫最廢柴的新納粹團伙絲毫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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