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發言我談了一下對黨的思想建設問題的一些思考，下面我想談談對黨的組織建設問題的一些思考。黨的組織建設問題包括的內容也很多，比如怎樣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怎樣堅持黨的三會一課制度，怎樣發展新黨員，怎樣解決黨內的腐敗問題等等。那么什么是黨的組織建設的主要問題呢？我認為黨的組織建設的主要問題是黨的領導權掌握在誰的手中的問題，是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問題。也就是怎樣才能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領導崗位創造條件，保證黨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黨的組織建設的其他問題，包括黨的思想建設的問題以及反腐敗的問題等都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而這個問題實質上是我們黨的組織制度的問題。我們在研究前蘇聯共產黨垮臺的原因時，大多是側重于思想方面的原因，而對蘇共在組織制度方面的原因研究卻不夠。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那么我們黨現在的組織制度如何呢？能不能做到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黨的領導崗位創造條件呢？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從現在的實際情況看，我們黨內的許多領導權沒有掌握在馬克思主義手中。僅從反腐敗這個角度去看，那些被查處的掌握黨的各級領導權的腐敗分子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我們黨內出現的貪官只是個別的。原因可以歸為個別的地方、個別的人沒有嚴格按照組織制度辦事，那么我們黨內查處的貪官已經成千上萬，這還能僅僅歸結為個別人的原因嗎？是不是應當從黨的組織制度上查找原因。

　　現在我們黨的領導干部產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選拔，一種是選舉。這也就是說我們黨的領導權能不能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主要取決于這兩種方式。下面我分別談談這兩種方式。我先談選拔這種方式。

　　選拔這種方式能不能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領導崗位創造條件？對于選拔這種方式我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我們有些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干部不可能都通過選舉產生。比如我們黨的組織部門、宣傳部門、統戰部門以及軍隊的領導干部都只能采取選拔的方式產生。我不完全否認通過選拔這種方式，也可以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領導崗位創造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很難，也就是說，選拔這種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大致有這么五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選拔這種方式取決于選拔者本身的素質。選拔者本身是馬克思主義者，他才能把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黨領導崗位上。毛主席本身就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才能把具有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人選拔到黨的領導崗位上。如果選拔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就不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者選到領導崗位上。為什么？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打一個比方，比如某醫院要提拔一位腦外科主任，如果選拔者是行政干部，不懂醫學，不懂腦外科，他怎么可能分清誰是腦外科的專家。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如果選拔者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沒有進行深入地學習和研究，沒有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那么他就分不清被選拔的對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是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一定了解和掌握的人，也不一定能分清什么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誰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比如我們黨歷史上像王明、博古那樣的有書本知識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會把毛主席這樣真正懂馬克思主義的人排擠在外。那么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中有多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說完全沒有，只能說即使有，也不多。中央一層是這種情況，下面省市直到基層情況恐怕更不樂觀。而我們選拔首先是從基層選拔，基層選拔者本身不具備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質，必然在基層就把有一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素質的黨員阻在門外了。我個人認為這也是毛主席為什么要搞文革的一個原因，就是要直接從群眾中發現馬克思主義者。

　　即使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所選拔的人也未必是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我們說斯大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那么他選拔的接班人中有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不就是斯大林選拔上去的嗎。毛主席選的領導干部中不能說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被我們認為是毛主席選的接班人卻沒有一個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什么？因為選拔不準，除了選拔者自身因素外，也與被選拔者往往具有很大的隱蔽性、欺騙性有關。有些被選拔者頗有心機，極善偽裝，很會博得選拔者的好感。這也是自上而下進行選拔有時也選不準的原因。

　　要通過選拔的方式把馬克思主義者選到領導崗位上，選拔者除了要具備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質，還需要具有立黨為公的思想。因為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代表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無產階級先進思想的核心是一個公字，一個是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一個是要消滅私有制，還要實際兩個徹底決裂。因此選拔者只有具備這種立黨為公的無產階級先進思想，才能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領導崗位。相反，如果選拔者不是具有立黨為公的思想，而是抱著立黨為私的思想，不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是為少數人謀利益，不是要消滅私有制，而是要恢復私有制，不是要同傳統的私有制觀念徹底決裂 ，而是要維護傳統的私有制觀念，他就不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黨的領導崗位上。

　　正如我在上次發言中講到，我們共產黨雖然是無產階級政黨，但是加入共產黨的人并不都是出身于無產階級，大部分是出身于農民和其他社會的各個階層。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思想上卻并沒有入黨，也就是他們并沒有樹立無產階級為公的思想。我們有些領導干部雖然也具備一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自身素質并不是很差，但是由于頭腦中仍有私心雜念，心胸比較狹隘，也會影響到他正確地選拔干部，不能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到領導崗位上。例如：有的領導干部愛聽奉承的話，必然選用善于看領導臉色，順情說好話的人，而不會選用愛提不同意見的人；有的領導干部是“武大郎開店”，不愿手下的人超過自己，必然嫉賢妒能，寧肯用平庸之輩，也不會用比自己強的人；有的領導干部任人唯親，只用自己圈里的人，不用自己圈外的人，如此等等。這樣的領導干部可以說有相當大的比例。這些領導干部雖說沒有什么大毛病，可在用人上卻會誤大事。他們選出的領導干部可能也不出什么大毛病，但可以肯定不會有什么大的作為。要害的是他們會埋沒壓抑許許多多真正的人才，很難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到領導崗位上。

　　還有一些出身于非無產階級家庭的黨的領導干部，他們之所以入黨并不是他們樹立了無產階級思想，他們是抱著個人的目的，到共產黨內來找出路。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們對封建統治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不滿，因此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革命取得勝利后，他們掌握了政權，自己成了統治者，他們個人的目的就達到了，就不再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由于他們頭腦中沒有樹立無產階級公有的思想，而是保留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私有的思想，因此他們掌握黨的領導權后，必然主張搞私有制，這就是黨內產生權貴資產階級的根源。黨內有這種私有觀念的領導干部很容易被資產階級收買，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當今官場的一切亂象都與此有關。多年前就有報道，某地一個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民營企業家通過收買當地黨組織的一把手，成為當地的地下組織部長。他想讓誰上，誰就能上。他想讓誰下，誰就得下。這還僅僅是當地的一個中小民營企業家。現在通過招商引資，引進來的國外大公司資金要遠遠高于國內中小民營企業，他們要是用更多的錢收買我們黨內各級主管領導干部顯然要更容易的多。被資產階級收買的黨的各級主管干部必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網傳有的級別很高黨的領導人公開公開提出要給民營企業家當店小二。這樣的黨的領導干部不就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嗎，他們怎么可能把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黨的領導崗位上。不僅如此，由于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會觸犯國內外資產階級的利益，觸犯黨內那些想搞資本主義的領導人的利益，后者必然要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采取壓制的態度。

　　第二個問題，再談一下選拔的條件問題。選拔者的素質不同，其選拔的條件也不同。比如毛主席的選拔條件與其他領導人的選拔條件就不同。我多年前就曾寫文章對當時制定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工作的條例》表示質疑。這個《條例》雖然看似很全面，很具體，但是實際上過于復雜繁瑣，過于求全責備。既不科學，又不合理。不僅做不到連封建社會有時都能做到的不拘一格，甚至某種程度上都不如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只能為那些弄虛作假，投機取巧的人鉆空子，成為把那些真正的人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拒之門外的理由。照此條件，廣大生產一線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根本當不了干部。。

　　毛主席制定的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第一條就是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其他領導人制定的選拔條件里都沒有這一條。比如所謂選拔領導干部的“四化”標準。其中第一條是所謂革命化。那么什么是革命化？對革命化的理解完全取決于選拔者的需要。有的領導人所說的革命化不是把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當作革命化的標準，而是把是否擁護改革開放當作革命化的標準，實際上是把是否擁護私有化的改革，是否擁護發展民營企業，引進外資企業當作革命化的標準，這樣的革命化是領導無產階級革資產階級的命，還是領導資產階級革無產階級的命，這樣選拔的黨的領導干部還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嗎？所以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選拔的領導干部不可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所謂年輕化。封建社會選拔人才尚能做到不受年齡限制。姜太公72歲出山，范進54歲還能中舉，照現在的標準，他們早就超齡了；甘羅12歲被拜為上卿，諸葛亮初出茅廬時不過27歲，周瑜死時才36歲，照現在的年齡限制根本進不了高層領導班子。對年齡的要求，使干部一步也不能落下。碰上一個有本事的領導，領導升得快，自己也升得快，（這樣的領導是極少數）。碰上沒本事的領導，領導起不來，自己也就起不來了。領導不到年齡不能走，領導年齡到了自己也超齡了，（這樣的領導是大多數）。萬一碰上一個腐敗分子，不趕快去巴結逢迎，送禮送錢，晚幾天都怕來不及。人家跑到你前面，你就只能往后排，保不了就有比你年輕的人超過你，你再想攆上人家就不容易了，最大的可能是失去年齡優勢被淘汰出局。這勢必助長一些人為了趕在年齡限度內得到提拔，不擇手段地去爭取機會。對年齡的要求，也使干部只能上不能下，下去一次就超齡了，就再也上不來了。這樣不僅使偶然犯錯誤的干部下去后再上不來了，而且使遭打擊報復的干部下去后也再上不來了。而經受挫折對于一個干部增長才干是十分重要的。天降大任于斯人，哪有不經受挫折的。一帆風順的人往往是善于察顏觀色、沒有什么獨到見解、不愿去冒風險的人，這種人可能在提拔時步步都落不下，可是卻不會有什么作為。

　　還有所謂的知識化、專業化。就是選拔黨的領導干部要看有沒有文憑。這個文憑不是指有沒有馬列主義的文憑，而是指所有其他專業的文憑，比如把學理工科的大學，碩士、博士文憑都當作文憑。這是一個非常糊涂的認識。俗話說“隔行如隔山”，你不是學馬列主義專業的，讓你去擔任黨的領導干部，怎么可能保證黨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前蘇聯在赫魯曉夫之后選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就是學理科的工程師，我們國家我就不說了。我在基層做黨務工作的時候就是遇到這么一種情況。我們單位的老書記退休后，上級機關為我們單位選了一位新的黨委書記。這位黨委書記在上級機關是做行政領導工作，沒有做過為黨務工作，所以對黨務工作基本不懂。我們公司有一位年輕的公司副總經理原來不想入黨，想加入民主黨派。這位黨委書記為了讓這位年輕的副總經理入黨，給他做思想工作，說你將來要當公司的總經理，主管公司的全面工作，你不入黨，怎么能成為公司黨委成員，當公司的黨委書記，主管公司的全面工作。這樣那位年輕的副總經理才入了黨。后來順利當選公司黨委書記。這樣的黨委書記怎么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屢見不鮮。

　　對考試文憑的要求，逼得一些人不得不占用大量的時間去學習一些可能與本職工作無關的知識，勢必對工作有所影響。也造成一些人為了考試文憑，不惜造假。而許多工人農民及其子女由于生活條件、學習條件所限，則很難通過考試拿到文憑。人的才干能力不是從考試文憑就能看出來的。“劉項本來不讀書”，什么文憑也沒有，照現在的考試辦法根本當不了大官。只有實踐才是檢驗人的才干能力的標準。以考試文憑來選拔干部會把許多人才、許多工人農民及其子女擋在實踐的門外。現在許多成功的民營企業家、農民企業家有幾個是有文憑的，他們不過是自己找到了實踐的機會。而許多人之所以沒有成功，往往并不是沒有才干能力，是找不到實踐的機會。你不給他實踐的機會，怎么能讓他顯示自己的才干能力呢。姜子牙不遇到周公，韓信不遇到蕭何，諸葛亮不遇到劉備，是不可能有實踐的機會的。

　　任職的資歷也不能說明一個人有才干能力，有實踐經驗。曹劌出身布衣，毛遂身為門客，照現在的推薦辦法根本不會得到推薦；孫武、孔明從來沒當過基層干部，也從未帶兵打過仗，就直接當了最高統帥，指揮千軍萬馬。韓信也不過當了幾天管糧草的小官，就一下子執掌了大將軍的帥印。照現在的任職資歷要求，根本不符合條件；如此事例不勝枚舉，也就是說，按照我們現行的干部選拔條件，許多人才都會被埋沒。有些人長期在大機關工作，在領導身邊工作，職級提得很快，但是可能卻從未到基層工作過，沒有實際工作經驗，根本不會解決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基層實際工作中問題。即使一些在基層工作過、任過職的人，資歷也未必能說明什么問題。特別是在不正之風盛行時，這些人的資歷說不定就是靠不正之風換來的。而那些不搞不正之風的人恐怕永遠也得不到這種任職資歷。

　　所以按現行的選拔干部條件越往上選拔的范圍越窄，最后就剩那么幾個人，你能說就那么幾個人是人才，除此范圍之外的人都不是人才了。

　　第三個問題，選拔所形成的體制問題。選拔這種方式就是由上到下，層層選拔，由于被選拔的領導干部的權力是由上面賦予的，那么他在選拔下面的領導干部的時候必然要按照上面的要求進行選拔。這樣層層選拔的結果，必然形成一個按照上面要求由上到下層層授權政治體制。這個政治體制就是官僚體制。官僚體制必然會出現三個問題：一是個人崇拜。二是一種聲音。三是權力過于集中。

　　首先是個人崇拜。比如我國封建社會，在皇帝掌握了國家的實權的情況下，因為所有官員的權力都是皇帝由上而下賦予的。誰想當官，誰就必然在討好皇帝，吹捧皇帝。這樣就勢必造成誰當了皇帝，誰掌握了國家實權，大家就崇拜誰。在共產黨內也存在這種情況，因為按照選拔制，所有黨的領導干部的權力都是由黨的主要領導人由上而下賦予的，因此誰要想得到提拔重用，誰就得討好、吹捧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就很容易造成對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嚴格講，這種對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個人崇拜應該稱為權力崇拜。因為只有在掌握權力的情況下才會產生。換言之，如果黨的主要領導人退休了，沒有權力了，也就不存在對這個黨的過去的主要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了。

　　其次是一種聲音。個人崇拜或者說權力崇拜很容易出現只有一種聲音的情況。誰掌握了實權，誰的權力大，誰就說了算。封建社會是這樣，在我們共產黨內也是這樣。只不過我們共產黨內有些人為了給這一種聲音披上合法的外衣，把這一種聲音稱為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而且要寫入黨章。這樣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全黨服從中央，全黨都要與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就不允許出現和這一種聲音不一樣的聲音。因為我們國家的各個單位和部門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各個單位、各個部門領導人都是由共產黨選拔任用，共產黨必然要控制各個單位、各個部門，包括黨內和社會內的各種媒體。這樣就黨內和社會內就很難出現不同的聲音。如果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思想，一種聲音，不論對錯都不利于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不利于我們識別誰是真馬克思主義者，誰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這種情況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中就已經提出過，只是當時并沒有找到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沒有與我們這種只有選拔式的政治體制聯系起來。所以現在我們黨內還是存在這個問題。

　　毛主席是反對黨內只有一種聲音的。他提出的辦法就是搞大民主，就是賦予廣大人民群眾有“四大”（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力。但是由于沒有從選拔這種方式所造成的官僚體制上解決問題，所以毛主席去世后不久，就被黨內否定了。

　　在否定了“四大”后，總設計師更是提出所謂的“不爭論”。總設計師自稱所謂不爭論是他的一個發明，實際上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在我國封建社會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都是不許爭論。不爭論是封建專制統治的一個特點，早已被民主社會所批判，所拋棄。因此他提出所謂不爭論不僅不是什么新發明，而且是歷史的倒退。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就是在爭論中產生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爭論就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毛澤東原來都不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也離不開爭論。正是通過黨內的爭論，才使黨內大多數人認識到他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他們選為黨的領袖。所以提出不爭論可以說是連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都不懂。不爭論不可能產生馬克思主義者，不可能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領導崗位創造條件。

　　其三是權力過于集中。由選拔形成的官僚體制必然出現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在我國封建社會皇帝之所以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是因為皇帝有最大的選拔的權力。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在談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時就已經提到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當時是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解決這個問題。后來由于發生八九年六四事件，不再提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問題一直沒解決。權力過于集中必然出現以下幾個問題。

　　實行家長制。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在黨內普通黨員和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權力是平等的。在黨的各級領導班子中，黨組織的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都是平等的。黨內應當實行民主集中制，黨的領導班子應當實行集體領導的原則。但是由于黨組織的一把手在選拔問題上有決定權，就勢必造成一把手的權力要大于黨內的其他人，很容易形成一把手家長式的工作作風，把黨內的平等關系變為君臣關系。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說了算，大家都得看一把手臉色辦事，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創造性地開展工作。鄧小平雖然沒有擔任黨的一把手，但是由于他實際上掌握了選拔權，因此也是集權力于一身。他想用誰就用誰，誰當黨的總書記都是他說了算。誰跟他的思想不一致，他就可以“不換思想就換人”。

　　形成小團伙和特權階層。由于選拔的都是自己人，就必然結成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團伙。由于這個小團伙掌握了政策制定的權力，因此他們很容易通過制定相關政策，使他們這個小團伙享有特權（比如在醫療、住房、出行、警衛、服務人員等方面的特權）從而使這個小團伙成為特權階層。這個小團伙還會由于子女婚姻關系形成盤根錯節的家族勢力。比如曾有媒體報道，某大學生到一個縣代職，對這個縣的官場進行了調研，揭露了這個縣實際上已經形成幾大家族勢力。這跟《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很相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出了腐敗問題也會官官相護，很難查處。這種情況如果實行領導干部任期制，換了一個新的領導干部還可能對原來領導班子中的腐敗問題進行查處。如果領導干部任期沒有限制，領導班子出現腐敗的問題很難解決。

　　以權謀私。比如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搞腐敗，把國有資產變為自己的財產。通過賤賣國有資產收取回扣，以及賣官買官等。

　　監管難。現在我們總說監管難，監管難在哪里？這個看似很復雜的問題其實答案很簡單：監管的人（紀檢監察干部）是由被監管的人（黨政一把手）所選拔的。這就是原因所在。這里根本沒有什么更深的道理，例如那些靠賣官發財的上級領導干部，必然選拔那些靠行賄買官的下級領導干部。那些搞腐敗的領導干部決不會選拔敢于反腐敗的領導干部。老鼠能夠選拔貓來監管自己嗎？小偷能夠選拔警察來監管自己嗎？

　　權大于法。由于法院、檢察院等執法部門都有黨組織，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領導干部都是由黨組織選拔產生，因此黨組織的權力、黨的領導干部的權力必然要大于法院、檢察院等執法部門、法官、檢察官等人的權力，很難避免以權干預法律的問題

　　官僚主義。被選拔的領導干部只對上級領導干部負責，只聽上級領導干部的話，只能按照上級領導干部的意圖辦事，即使上級領導干部錯了，也不會進行抵制，只會同流合污，甚至助紂為虐。不會對人民群眾負責，聽取群眾呼聲，為人民群眾辦實事。

　　第四個問題，選拔這種方式與客觀環境有關。我們有些同志之所以比較重視選拔，是因為他們往往忽視了選拔這種方式與客觀環境的關系。選拔這種方式在競爭比較激烈的環境下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我們都知道一個典故“三顧茅廬”，講的就是三國演義中劉備重視人材。但實際上曹操也是很重視人材的。曹操曾發布“招賢榜”招攬天下有才之士。曹操身邊有許多人才，像郭嘉、許攸、司馬懿等。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的領導干部都很注意選拔人材，選拔那些對馬列主義有堅定信仰的人，把他們提拔到黨的各級領導崗位。因為在革命戰爭年代，如果我們黨的領導干部不注意選拔人材，不能把對馬列主義有堅定信仰的提拔到黨的各級領導崗位上，我們黨就不能戰勝敵人，不可能取得勝利，只能被敵人打敗。在和平時期人，由于沒有了競爭對手，領導者就沒必要選拔人才了。比如秦始皇在征戰六國時就重視選拔人才。秦始皇奪得天下后沒多久就去世了。在和平的環境下，秦二世就不再用李斯這樣的人才，而用趙高這類奴才。還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就是改革開放后，我們搞了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一個企業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注重人材的選拔。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就是因為選拔重用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材，才取得今天這么大的成就。

　　應該說，毛主席是注意到了選拔與環境的問題。毛主席為了在和平環境下選拔馬克思主義者作為黨的領導干部，想了很多辦法，其中就包括采用文革這種大民主的辦法。毛主席在總結前蘇共和平演變的原因時，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選好接班人。在毛主席看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不能在溫室里成長，“豬圈豈生千里馬，花盆難養萬年松”。接班人必須經風雨、見世面。能夠經受大風大浪的考驗。同時毛主席也是希望通過發動文革這場群眾運動考察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應該說，毛主席的這個想法是非常深刻的，是完全值得我們研究借鑒的。

　　其五、選拔這種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俗話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斯大林選的黨的領導干部，赫魯曉夫不一定能用。毛主席認為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黨的領導干部，其他黨的領導人并不認可，甚至還會抓起來。毛主席能把陳永貴、吳桂賢等普通農民、工人選拔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其他黨的領導人也可以把他們拿下來。毛主席要通挑選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所以要發動文革。其他黨的領導人并不想挑選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所以不可能發動文革。

　　在封建社會官吏產生的辦法可以說就是選拔的辦法。那時單憑主觀意志的選拔辦法存在更為嚴重的弊端，這一點即使我國封建社會的君主也已經看到了，為避免這種辦法產生的弊端，我國封建社會早在隋文帝時期就創立了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相對于完全憑個人主觀意志進行選拔的制度無疑是一個進步。科舉制度采用的是考試的辦法，它的好處在于使官吏選拔的辦法有了一個客觀標準。不能否認，這種制度也確實起過一些作用，防止了一些不學無術的人混進官場，使一些出身寒微的有才之士登上殿堂。現在我們在選拔干部中采取的考試的方法不過是封建科舉制度的翻版。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也越來越發現科舉制度的弊端，認識到這仍不過是封建統治者按照自己意愿選擇自己奴才的一種辦法，其目的旨在維護封建統治者自己的統治。所以從滿清末年戊戌變法開始，接受了西方國家先進思想的中國知識分子就提出了廢除科舉制的口號，進而提出實行選舉制的要求。

　　針對領導干部選拔中的問題，我有五點建議：一是為提高選拔者的素質，在對選拔對象進行考核時，應組成三結合的考核組，即由黨的組織干部部門、黨的理論工作者（各級黨校及馬列主義學院的教員）、基層黨員代表共同組成考核組。為什么要有黨的理論工作者參加考核呢？因為黨的組織部門的考核人員，本身并不一定具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素質，因此他們很難對被考核對象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素質做出正確評估。只有專業理論工作者參與考核才能對被考核對象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素質進行正確評估。考核組要有基層黨員代表參加，是因為只有基層黨員代表最了解被考核對象是否能做到毛主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二是我主張選拔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完全打破現行的條件標準。還是要以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為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是否是馬克思主義者作為最基本、最主要的條件。各級黨的領導干部的選拔都不受年齡限制，實行老中青三結合，能下能上的干部制度。對任職的資歷和學歷不做硬性規定，僅做參考條件。應聘者可根據自己的情況，按自己的想法選擇參加各個級別的招聘。招聘單位不應設條件限制應聘者參加招聘，給所有應聘者一個平等的機會。三、改變選拔黨的領導干部的方式，改變現行的黨的領導干部選拔中的考核方式方法。代之以被考核對象拿出自己有代表性的、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論文、論著、工作總結、調查報告、建議意見、施政綱領等參加考核。初步被選上后，面試時應了解應聘者的閱歷、知識面，政治思想情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問題、辨別是非的能力等。再次入選后，應參加培訓班（黨校、干校舉辦）進行培訓。培訓班采取邊學邊做些實際工作的方法，如可組成工作組派到問題較多，困難較多地方做實際工作，邊工作邊學習邊考察。而后再決定是否使用。使用時可先直接留在所去的地方，工作幾年后再根據其表現及需要調往其他地方。這樣可以一舉多得：既考察了干部人選，培養了干部；又有利于解決這些地方的問題，并為這些地方選配了干部。由于干部所去的地方工作復雜、條件艱苦，一些沒有本事、只想當官，不會解決實際問題、不想吃苦的人也就不會去參加應聘了。四就是要把選拔與選舉結合起來，在選舉中實行競選，為選拔創造一個有競爭的環境。這一點在下面提到的選舉時還會提到。五是要建立問責制和連帶制。就是對帶病提拔的干部要追究提名人、考察人和贊成人的責任。比如選拔一個帶病的干部，提名人應降一級工資，其他考核人和表決投贊成票的人應降半級工資。如果三次提名干部都是帶病的，就應取決其提名資格。

　　下面我再談談選舉制。我認為選舉制同選拔制相比要有利于為馬克思主義者走上領導崗位，保證黨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創造條件。但是按照現在的選舉辦法也很難把馬克思主義者選舉到黨的領導崗位。《憲法》、《黨章》、《選舉法》、《黨政領導干部選拔工作的條例》對選拔和選舉這兩種辦法已做出了具體的規定。但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強調比較多的是選拔的辦法，中央一再強調要認真做好領導干部的選拔工作，必須糾正領導干部選拔工作中的不正之風。而對選舉的辦法卻很少提到。很少有人提到現在我們的選舉辦法是否完善？是否存在問題？是否應當加以改進？這是什么原因呢？我認為原因有兩點：一是對選舉的認識不足。我在上次發言中已經講到，現在我們黨內許多人對選舉有一種偏見，認為選舉民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方式。我們社會主義的民主不是注重民主的方式，而是注重民主的實質。我們社會主義的民主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的方式是協商民主，走群眾路線等等。這種認識回避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黨的領導權產生的方式。是選舉產生，還是選拔產生。如果是選舉產生，那么就是民主的方式。如果是選拔產生就不能說是民主的方式。應當看到選舉這種方式本身沒有階級性，不能一提到選舉就把選舉都歸為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也需要選舉。這是我們黨的章程明確規定的。如果選舉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那么我們的黨章為什么還要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由選舉產生。按照黨章的規定，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應由選舉產生。為什么黨章要做出這樣的規定，就是因為這樣的規定體現了我們黨內的民主。換言之，如果我們黨章沒做出這樣的規定，那么怎么能體現我們黨內的民主呢。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黨的領導干部不是通過選舉產生，那就只能通過選拔產生。選拔的權力只能來自上面，這就等于否定了黨員的民主權力。如果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是通過選拔產生的，那么我們黨的這種組織制度就同封建社會官員產生的方式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在馬克思充分肯定的法國巴黎公社的原則里面就包括公社的領導人要由選舉產生的內容。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也是通過選舉才取得軍事上的領導權。

　　選舉制可以說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辦法。這種辦法同選拔制的區別從表面上看只是形式上的區別，實質上從政治制度的意義上講，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選拔制在封建社會是當權者的一種特權，即當權者比一般人在授權問題上享有特權。其理論依據是“君權神授”。而選舉制首先是資產階級提出來的。資產階級不承認當權者的這種特權，認為一切權力應當屬于人民，人人都應當享有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其理論依據是“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資產階級的選舉制相對于封建社會選拔制而言，是歷史上政治制度的一種進步。但是由于選舉制是從西方國家傳來的方法，我國人民對它很陌生，很不習慣，也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占統治地們的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是沒有選舉的思想。上個世紀初的“五四運動”為什么要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因為作為我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沒有科學和民主的思想。而“五四運動”中提出的要科學和民主的口號中的民主，就是要廢除君主專制，實行民主選舉。但是當選舉這種方法傳入我國時，我國在全國范圍內尚不具備實施這種方法的條件。當時我國正處于封建社會末期，封建勢力還很頑固，加之以后帝國主義入侵，國內軍閥混戰，以及革命戰爭的興起，那時權力的爭奪主要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因此，這種方法在當時不可能推開。建國后，我國雖然制定了選舉辦法，實行了選舉制度，但由于我們仍過多地強調選拔制度。所以對選舉制度研究得很不夠，選舉制度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推廣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的很多選舉都是走形式，實際上都不過是變相的選拔。

　　我們并不是迷信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我們也承認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確實有許多弊端。但是我們應當承認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比起封建君主專制的選拔制畢竟是一個進步。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實施選舉的辦法也會遇到許多問題，也有可能出現西方國家選舉中那種權錢交易，用各種不正當的手段拉選票的情況，弄不好也會把壞人選上去。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任何新生事物在成長中都不可能是沒有缺點的，都有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我們完全可以不斷發現問題，不斷解決問題，使選舉制度不斷完善。正如西方國家選舉制度曾經經歷過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漸完善的過程一樣，比如，選舉人的條件、對被選舉人的限制、計票的方法等都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這也是一個社會在進步的反映。雖說我們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選舉辦法，但我們也不能否認西方國家的選舉辦法確有我們的可學之處。如同我們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經濟制度，但不能否認西方國家經濟管理方法中確實有我們的可學之處一樣。為什么我們能夠在經濟體制方面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的方法，而在政治體制方面就不能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的方法呢？我們在實施選舉制度改革的過程中也必然要經歷這樣一個從不完善到逐漸完善的過程。我們任務就是應當研究如何借鑒西方國家選舉制度的經驗，把可能出現的問題減少到最低限度，加快這一過程的進度，并充分發揮我們自己的優勢，使這一制度比西方國家更加完善。這才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所要達到的目的。

　　二是除了對選舉認識不足，我們有的領導干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贊成選拔，不贊成選舉。官方媒體把選舉問題當作一個敏感問題，不許人們進行討論。比如你可以就選拔問題發表個人看法，就黨內腐敗問題發表個人看法，也可以就黨內出現特權階層發表看法，但是就是不允許就選舉問題發表個人看法。因為選拔有利于維護領導干部自身的權力和利益，不會對領導干部自身的權力和利益有所影響。而選舉則不利于維護領導干部自身的權力和利益，甚至會影響領導干部自身的權力和利益。這恰恰說明選舉制度的改革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很可能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隨著選舉制度的改革，必然要影響到領導干部的權力和利益。然而這正是社會民主的本質要求，社會民主的本質要求不就是要由人民當家作主，要求把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由人民來選擇自己的“公仆”，不允許“公仆”有任何特權嗎？如果一個領導干部害怕由于選舉制度的改革影響到自身的權力和利益，只能說明他害怕社會民主，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配當一個領導干部。我們應當看到一個社會的進步必然表現為民主的進步。當今社會民主作為一種社會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任何企圖阻擋民主潮流的人只能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終將被歷史所淘汰。所以我們的領導干部應當成為選舉制度改革的促進派而不應當成為選舉制度改革的阻力。

　　那么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選舉的問題呢？首先我想到的是毛主席是如何看待選舉問題的。毛主席曾經說過不要迷信選舉。在我看來，毛主席的態度是既不否定選舉，又不迷信選舉。也就是我們在談到民主的問題時有一句話說：“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民主是萬萬不能的。”換在選舉上就是說，選舉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選舉是萬萬不能的。那么毛主席為什么不否定選舉呢？前面我已經談到我國封建社會就是只有選拔制度，沒有選舉制度。如果否認了選舉制度，只剩下選拔制度就等于我們的政治體制倒退，又回到封建社會。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有毛主席這樣杰出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人，在選拔中會選拔出大量優秀人才。那么其他黨的領導人是不是也能具備毛主席那樣的素質，也能像毛主席那樣去選拔優秀人才呢？我看是不可能。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所有黨的領導人包括那位所謂的接班人在選拔領導干部、選拔人才時誰能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拔到領導崗位上。而且當只有這種選拔方式時，必然會出現封建社會買官賣官的問題。所以這是毛主席不否認選舉的重要原因。

　　那么毛主席為什么又不迷信選舉呢？在我看來這就是毛主席對什么事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選舉也是這樣。因為選舉的條件不同，選舉的結果也會不同。我們知道馬克思對法國巴黎公社的選舉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是持否定態度的。為什么？就是因為法國巴黎公社的選舉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在無產階級內部進行的選舉，參加選舉的都是大都是無產階級。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是在資本控制下的選舉，這就是二者在選舉的條件上是不一樣的。那么在我們國家，包括在前蘇聯能不能實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呢？從我們國家和前蘇聯的實際情況看，我認為很難。因為我們國家和前蘇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不是如同馬克思設想的那樣，發生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從而無產階級也比較成熟的國家。而是都是發生在比較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不僅數量上不占優勢，而且也遠沒有法國巴黎公社無產階級那么成熟。比如我國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并沒有像巴黎公社無產階級那樣提出實行普選，并且選出的公仆可以隨時撤換，以及公仆的工資只能與工人相同等措施。文革初期，根據文革十六條，在一些學校也曾提出要實行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結果并不成功。從我黨的歷史上看，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就曾經在黨內選舉中落選。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看，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蘇聯共產黨一直是實行黨內選舉制，選舉的結果還是讓修正主義篡奪了黨的領導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實行選舉制，可是選舉的結果仍然是資產階級掌握權力，無產階級根本不可能通過選舉掌握權力。在文革前我們黨內的選舉中當選的黨的中央委員大多是老革命，老干部，很少有普通工人農民當選黨代會的代表，更別說當選黨中央的領導。如果毛主席在文革前就提出通過選舉讓普通工人農民當選為黨的領導人，恐怕很難得到黨內大多數老干部的支持。

　　這里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應當提到，在我看來，毛主席之所以要發動文革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目的有很多，其中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改變選舉的條件。就是要為把普通工人農民的代表選進黨中央的領導班子創造條件。文革通過發動群眾對老干部進行批評監督，不僅打消了老干部的威風，去掉了老干部身上的老革命的光環，同時也揭露了許多老干部在奪取政權后，大搞特權，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提出選拔一些普通工人農民的代表進入黨的領導層就容易得到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如果按照毛主席的布局，在毛主席去世后，黨內如果能夠正常進行選舉，應該說有利于把普通工人農民的一些先進人物選入黨的各級領班子中。只是后來發生的事情改變了毛主席生前的布局。這就改變了選舉的條件，由于選舉條件發生了變化，選舉的結果也就發生了變化。

　　綜上述所說，我認為毛主席在黨的組織制度的探索上是深謀遠慮的，是超出我們一般人的想象的。盡管后來出現的情況是他生前所沒有預見到的，但我們仍然能從毛主席生前對黨的組織制度的探索中汲取有益經驗。那么后來我們黨內為什么會出現毛主席生前所沒預想到的情況，會打亂毛主席生前的布局？為什么在毛主席去世后，我們黨的組織制度并不有大的變化，也就是仍然堅持毛主席生前為我們黨制定的組織制度，但是卻把許多貪官腐敗分子選為黨的各級領導人，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很難被選為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的主要領導人？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深思和深入探討的問題。

　　因為我過去曾經長期做過黨的組織工作，對黨的組織制度多少有點了解。但是老實說，過去我雖然也對黨的組織制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有所感覺，但是從沒進行深入地思考，從沒懷疑過黨的組織制度會有什么問題。直到我所在的國有企業停業，我這個軍隊的營職干部，優秀的黨務工作者成了一名下崗工人，才引發我的一些思考。前面我所談到對選拔問題的認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后來我又對黨內的選舉制度進行了思考。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我首先想到的是按照我們現在黨內制定的選舉制度或選舉法，黨內的選舉往往是走形式，選舉的結果大多是選舉前由黨的領導班子內定的，比如候選人都是事先內定的，即使是差額選舉，多出的兩三個候選人也是事先內定的。有的就是當陪襯。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在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后，我想到了一句話：“裁判員不能同時當運動員。”也就是選舉的組織者不能同時又是被選舉者。如果選舉的組織者同時又是被選舉者，那么就等于自己選自己。要改變這種情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把選舉的組織者與被選舉者分開。也就是被選舉者不能成為選舉的組織者。為此在選舉前應選出一個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中不應有被選舉人。這樣才能有利于選舉的公正性。防止被選舉者控制選舉。

　　第二點，按照現在的選舉制度和選舉方法，我們對候選人并不了解。按理說，選舉必須建立在對候選人的情況有所了解的情況下才有利于選舉人做出正確的選擇，才能達到選舉的目的。從我們廣大黨員的愿望來看，絕大多數黨員都希望能夠通過選舉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到領導崗位上。誰也不希望通過選舉把黨內的腐敗分子、修正主義分子、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走資派選到領導崗位上。但是現在選舉的結果并沒有體現廣大黨員的真實愿望。恰恰通過選舉把一些黨內的腐敗分子選到黨的領導崗位上。這是什么原因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廣大黨員對黨的領導干部的候選人并不了解。在選舉的時候僅僅能知道候選人的情況簡介。我們能不能通過情況簡介就了解一個人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們了解一個演員、一個歌手也不可能只看情況簡介，最起碼得看看他的現場表演、現在唱歌。選舉黨的領導干部要比選一個演員、歌手要重要，怎么能只看情況簡介就投選票呢。現在真正的選舉，為了讓廣大黨員了解候選人都要搞競選。我們有不少人反對搞競選，把競選當作是資產階級的選舉。似乎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的選舉就不用搞競選，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因為現在除了搞競選，再找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幫助廣大黨員了解候選人。他們這種說法實際上就是不想讓廣大黨員了解候選人的真實情況，拿候選人的情況簡介應付廣大黨員，以便讓他們提出的候選人順利當選。我不知道在黨內的選舉中搞競選究竟有什么壞處，唯一的壞處恐怕就是通過競選，當廣大黨員真正了解了候選人的情況去投票時，選舉的結果達不到選舉組織者的要求。也就是選舉組織者希望選上的人沒被選上，而選舉組織者不希望選上的人被選上。這恐怕就是選舉的組織者在選舉中不搞競選的真實原因。由此一來，我們廣大黨員也就無法通過選舉來了解當選的黨的領導干部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第三點，按照現在的選舉制度和選舉方法，普通黨員只有選舉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的權力，對于市級以上黨的領導干部的選舉基本上沒有任何權力。而實際上越是黨的高層領導干部越是需要實行直選，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黨員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只有普通黨員都有選舉黨的高層領導干部的權力，黨的高導領導干部才會自覺把自己置于全體黨員的監督之下。有人擔心采取這樣的選舉方法會出現由于選舉者素質參差不齊，在選舉中出現各種問題。但是在南非和印度的選舉中廣大黨員的素質恐怕比我們國家要低，不也把曼德拉、圣甘地選為國家領導人嗎。更何況我們講的是共產黨內的選舉。在黨內選舉中，參加選舉者是共產黨員，素質都比較漸高，都有較高的分辨能力，能夠分辨出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誰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參加高層黨的選舉中應該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也有人可能擔心在黨內實行由于我們黨的黨員人數太多，不具備直接選舉的條件。我認為現在有了互聯網，有了計算機、手機，只要設計出合理的科學的程序，直接選舉并不會太難。

　　第四點是權力制衡的問題。在我看來共產黨內如果只有選舉，沒有權力制衡，必然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權力高度集中，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黨的主要領導人身上。由于共產黨是執政黨，而且在執政后實行的是一黨執政制，整個國家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的權力又都掌握在黨的主要領導人手中，這就等于整個國家的權力也都掌握在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就可以通過選拔任命黨的各個部門的領導人，任命國家各個部門的領導人，將黨和國家所有部門的領導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包括軍隊、警察、法院、報紙刊物、出版社等。由此也就可以控制整個國家的各級選舉，使選舉流于形式，完全服從于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意志。黨的各級領導人雖然形式上還是由選舉產生，但是并沒有真正體現黨內民主，而是成為變相的選拔。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選舉產生的黨委書記，可以由上面調到其他單位或部門任職，然后由上面派來一個新書記。

　　在毛主席去世后在真理標準大討論時，我們黨內曾提出毛主席在世時黨內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應該說這種情況確實存在。比如在黨內選舉中，很多普通的工人農民比如王洪文、吳桂賢、陳永貴等之所以能夠當選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主要是由于毛主席集黨內權力于一身，所以他的提名必然得到大多數人的同意，使這些人順利當選。那么既然毛主席能夠做到這一點，后來實際控制了黨內領導權的黨的領導人，自然也可以做到這一點。比如那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想用誰就可以用誰。連兩位黨的總書記都可以任意罷免。鄧小平雖然提出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解決黨內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但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再不提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直到現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毛主席去世后，所謂的接班人沒有按照組織制度解決所謂四人幫的問題，而是采取非組織制度的武力的方式解決所謂四人幫的問題。這種情況在前蘇聯斯大林去世后也出現過。赫魯曉夫就是采取類似方式處理了貝利亞，才保證了自己當選。這種情況在美國會不會發生？我們不否認在美國由于資本大財團的控制，也會出現當選總統被暗殺的事情。美國當選的總統卻很難通過非法的手段去抓捕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人。為什么，就是因為在美國有權力制衡機制。由于美國有權力制衡機制，在美國也不可能出現只有總統一個人的聲音。民間可以自由辦報，出版刊物，發表各種不同政見。

　　那么怎樣在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建立權力制衡機制呢？我認為可以參考美國政治體制。一個是三權分立的辦法，即在共產黨內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比如，黨員代表大會相當于美國的議會。黨員代表大會主席相當于美國議會議長，與黨的總書記平級。黨的紀委書記相當于美國法院的院長，也與總書記平級。二是在共產黨內實行兩派制。毛主席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現在我們黨內實際上有兩派。一是毛派，一是鄧派。既然有兩派，我們不如公開化。允許兩派各自建立自己的組織。自己辦自己的報紙，雜志等。費用由政府提供。黨員代表及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都由兩派通過競選產生。

　　第五點，黨內必須保證黨員的民主權利，保證黨員有利用各種形式，如“四大”進行爭論、對黨的大政方針及黨的領導干部的言論進行批評的權力，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這樣才便于全體黨員真正了解哪個黨員是馬克思主義者，哪個黨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進行選舉才有可能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選到黨的領導崗位上。

　　上次發言我談了黨的思想建設問題，以上我又談了黨的組織建設的問題。最后我還想談談文革問題。為什么要談這個問題，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問題與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密切相關。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這個問題。在這里我想提出這么一個觀點。過去我們說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同志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前不久習總書記的提出還要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一點毛澤東思想也做到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有一個結合，就是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如此，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仍然是如此。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毛主席把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革命提供的科學理論。這是所謂特色理論所不具備的。過去我一直不理解毛主席搞文革為什么沒有像過去搞三反、五反、反右斗爭和黨內整風那樣，依靠各級黨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如果像過去那樣搞，依毛主席的威望和領導能力，文革中不會出現那么多問題。毛主席在文革中為什么要撇開各級黨組織，直接依靠群眾，以至運動中一度出現失控的混亂局面。這個問題直到我所在的國有企業改革時，我發現黨組織根本就不起作用。聯想到九一年蘇聯發生劇變時，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沒有一個能夠站出來，二千多萬黨員竟無一人是男兒。使我認識到，毛主席在發動文革時曾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蘇聯共產黨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這就必然造成蘇聯黨的各級組織都會出修正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要依靠黨的各級組織來解決從中央到地方的修正主義問題，顯然是不可能。毛主席在談到文革時還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也就是在毛主席看來，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的情況下，除了采取文革這種形式，再沒有其他更好地形式能把被修正主義篡奪的黨的各級領導權奪回來。不把黨的各級領導權從修正主義者手中奪回來，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問題。毛主席之所以發動文革就是要探索和嘗試如何創新一種新的形式把黨內被修正主義篡奪的各級領導權奪回來，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問題。從文革的結果上看，文革通過發動群眾開展向黨內修正主義奪權的斗爭也確實促進了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在黨的思想建設方面通過運用“四大”批判修正主義謬論，批判各條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破四舊、立四新，批林批孔，批水滸中宋江的投降主義，以及開展學習馬列主義原著等，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培養造就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在黨的組織建設方面一方面使接班人經受了大風大浪的考驗和鍛煉，同時也為黨組織考察識別接班人，挑選和培養接班人創造了條件，還為在黨內選舉中把一些具有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上的人以及優秀的工人、農民的代表選到黨的領導崗位是創造了條件。

　　當然我們不否認因為文革畢竟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繼續革命的一次嘗試、一次演習，難免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出現嚴重的問題，給黨給國家給人民造成重大損失。但正如中國革命中也曾出現嚴重問題，比如黨內的右左傾問題，曾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國革命。我們也不能因文革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就否定文革。應當看到文革中所取得的成績，對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所起的作用，要遠大于文革中出現的問題。改革開放后由于否定了文革，整個社會出現的問題，整個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出現的問題要遠大于文革。而要改革開放后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存在的這些問題，除了文革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毛主席曾經說過，文革不能只搞一次，要搞多次。正如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中是靠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才糾正了中國革命中出現的嚴重問題，從而保證了革命取得勝利。對于文革中出現的問題，我們也應當通過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找出文革中出現嚴重問題根源所在，這樣就能有效地避免在今后的文革中再發生類似的問題。 （完）202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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