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走親訪友，一個明顯感受是，大家對工作的需求變了。
以前，對工作的需求是有發展前途。
現在，對工作的需求是穩定。
在大概三十年前，中國剛開始搞市場經濟改革的時候，那時候產生了一個“下海潮”。據人社部數據顯示，光1992年就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體制內停薪留職的公務員有1000多萬。那個年代，年輕人找工作的時候最向往的是外企以及后來興起的互聯網行業。
但是近些年來，卻產生了一個與“下海潮”完全相反的“逃回體制”的風潮。據北大最近發布的就業報告顯示，在2019年北大近三千名畢業生群體當中，有將近一半的畢業生，選擇進入了黨政機關。超過四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進入了國企。也就是說，北大當年的畢業生，有四分之三，都選擇進入體制內了。
從九十年代初的“逃離體制”到近些年的“逃回體制”，這二十多年恰恰是壟斷資本的形成期。
在90年初，“下海”創業的人面對的幾乎是一片空白的市場，給私營資本的發展留下了充分的市場空間，這是一個“基本上是擺個地攤就能發財的時代”。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私營資本經過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式的激烈競爭后，在各行各業都已經形成了大的壟斷巨頭。而國有資本也完成了轉型，形成了若干巨頭。
壟斷資本對社會的滲透已經達到了一種無孔不入的狀態，任何一個細分行業中，都有壟斷資本的身影。以前幾年的互聯網行業為例，不管是千團大戰、網約車大戰、還是共享單車風口，最后的結果都是被幾個大巨頭收割。隨著壟斷資本的形成和對市場的瓜分，“創業”幾乎變成一條走不通的道路。草根創業者根本無力與大壟斷資本對抗。前幾年的創業潮，最后留下的是一地雞毛。
大量依靠自己勞動來生活的小生意人，在大壟斷資本的擠壓下日益艱難。農民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被不斷吞沒。大學的擴招和不受約束的資本的肆虐，使得大學生也失去了曾經的光環，越來越跌入底層，成為被雇傭的一份子，遭受著996式的壓榨。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社會已經成為一個雇傭勞動者占多數的“正常社會”。“逃回體制”的風潮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在資本無孔不入的滲透中，部分保留了計劃時代福利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成為了唯一能逃避資本壓榨的孤島。與互聯網等體制外行業相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并不高。但為什么那么多人熱衷于進入“體制”?原因在于“穩定”和“福利”。
有一份穩定的鐵飯碗，不用每天996地拼命加班，不用擔心35歲以后被公司辭退，這正是社會主義時代賦予普通勞動者的權利，也是大多數人向往的有尊嚴的生活。外企或私企的工資有時候看起來比較高，但是超過35歲之后一旦被企業解雇，就很難再找到工作。
而且員工跟企業的關系，是一種赤裸裸的雇傭勞動關系，過高的工作壓力導致“過勞死”的現象頻繁發生。這一切都讓“體制”內的非雇傭化工作變成了年輕人的向往。
國人對于“體制”內工作的偏愛，恐怕不僅僅是一種“傳統”觀念作祟的結果，而是基于現實利益的現實選擇，是在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對仍然保留著一點計劃殘余的非雇傭化的孤島的向往。但同時，社會福利的“孤島”化也意味著本來大多數勞動者都應該享有的社會福利變成了一小部分“體制”內人士才能享受的“特權”。
優秀的人才不去到勞動市場上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反而妄圖逃回到“體制”來逃避資本，這也是資本無法容忍的現象。市場經濟需要的是一個統一而不是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它要把所有人都變成無差別地、在市場上“自由”出賣自己的雇傭勞動力。
他們需要一個不用負擔任何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廉價政府”，因為只有這樣的“廉價政府”才能減輕“企業家”們身上的“稅負”。在成功地將國企工人無產化之后，在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中仍然殘存的“鐵飯碗”便成為資本攻擊的對象。
改革是大勢所趨。
事業單位的改革已經基本完成。在高校里能明顯看到這種變化，幾乎所有的985高校和部分211高校都已經完成了人事改革，“非升即走”已經成為高校的普遍規則。青年教師如果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科研任務，那就要面臨被解雇的風險。
像九十年代打破工人的鐵飯碗一樣，事業單位知識分子的鐵飯碗也被打破了。作為這個漂泊、動蕩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的最后避風港之一的“事業單位”，也終于走向了“市場”。
“事業單位”之后，緊接著就是“公務員”。基層公務員的無產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前幾年公務員的漲工資只是一個信號和開始。公務員漲工資是以削減各種福利和補貼為代價的，是要使貨幣工資變成公務員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
從長遠來看，改革的方向是使公務員的養老、醫療等福利都與市場并軌，提高貨幣工資只是為了減少“并軌”阻力的贖買政策。削減完福利之后，下一步就是公務員的雇傭化改革，什么時候完成，以什么方式完成，我們不知道，但是它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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