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吏》昆廷·馬西斯(比利時)作于約1525—15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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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國,有一場關于全球稅收監管現狀的辯論鮮為人知。2023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發布了一份名為“在聯合國促進包容和有效的國際稅務合作”的文件草案。這份文件源于全球南方國家發起的一場長時間辯論,圍繞跨國公司不受監管的行為(尤其是其避稅方式)以及監管相關討論一直由全球北方國家把持這一事實展開(尤其是經合組織〔OECD〕,這是主要由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平臺)。去年10月,尼日利亞政府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一項決議,主張制定國際稅收合作條約,并建議聯合國執掌稅收監管方面的辯論。2022年12月,聯大通過了該決議,要求古特雷斯推進有關該議題的報告,并制定新的國際稅收議程。
古特雷斯在2023年8月的報告中肯定了“包容性和有效”稅務條約的必要性,認為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包容性框架》中提出的雙支柱解決方案是不夠的。該方案的支柱二是對“超額利潤”征收全球最低稅。然而,這種稅將根據各個稅務轄區的情況征收,會使整個過程陷入混亂。此外,盡管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的政策由少數國家制定,但其目的是成為所有國家的全球規范。古特雷斯寫道,即使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征詢其他國家意見,“很多國家發現,在切實參與議程制定和決策方面存在重大障礙”。古特雷斯說,這不公正。聯合國應該是制定國際稅收新條約的場所,而不是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等專斷機構強加其議程的地方。
《會議》阿圖羅·里維拉(墨西哥)作于2016年
平心而論,經合組織制定了許多重要提案,包括 2021年全球稅收協議,該協議已得到136個國家同意。然而,由于跨國公司(和美國政府)的壓力,協議的實施被推遲到了2026 年。然而,非法避稅地的泄密事件(如2017年開始的“天堂文件”和2014年開始的“盧森堡泄密”事件)將資金流動監管問題推到風口浪尖,迫使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兌現承諾。2023年7月,經合組織的一份成果聲明將這一問題重新擺上桌面,雙支柱稅制將于2024年生效。該制度規定,年收入超過7.5 億歐元的跨國集團公司須在其營運的每個稅務轄區,就其成員實體的收入繳交至少15%的全球最低稅。即便如此,此規定也通過簡化實際稅率、常規利潤測試和微量排除測試等做法,為跨國公司提供了持續至2028年6月的安全港——所有這些手段都需要經過一定的會計培訓才能正確理解。換句話說,旨在規范跨國公司的制度只是為全球會計師事務所創造了商機,幫助這些公司繼續掩飾利潤。2022年,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每家的收入在340億到600億美元之間,僅德勤一家在2023年的收入就達到649億美元(比去年增長9.3%)。
“稅收正義網絡”(Tax Justice Network)于2023年7月發布的年度報告指出,關于稅收的整個辯論“可以歸結為一個數字:4.8萬億美元。這就是我們估計的富裕企業和個人在經合組織目前的稅收引領方向下未來十年將逃避和偷漏的稅款”。數據顯示,“從絕對值來看,高收入國家損失的稅收最多,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它們對這一問題負有最大責任”。全球偷稅前十名依次是英國、荷蘭、開曼群島、沙特阿拉伯、盧森堡、百慕大群島、美國、新加坡、愛爾蘭和中國香港(值得注意的是,開曼群島和百慕大群島都是英國領土)。然而,低收入國家“蒙受的損失最為慘重,其目前稅收或公共開支需求中損失的份額最大”。例如,經合組織《2023 年非洲稅收透明度》報告顯示,由于非法資金流動,非洲每年損失高達 880億美元。“稅收正義網絡”在其報告中發出明確呼吁:
各國必須做出選擇:是現在就放棄這筆錢,將我們的未來拱手讓給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小撮人;還是拿回這筆錢,讓最富有的公司和億萬富翁的權力像以前的國王和男爵一樣,在民主進程中受到約束。未來,稅收將成為我們應對社會所面臨挑戰的最有力工具,也將成為我們建設一個更加公平、更加綠色、更加包容世界的最有力工具。
《第三世界》林飛龍(古巴)作于1965—1966年
1975年,聯合國成立了跨國公司中心(UNCTC)。兩個相互關聯的事件促成了該中心的成立:第一,1974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國際經濟新秩序》(NIEO);第二,1973年9月發生了針對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人民團結陣線”政府的政變。1972年,阿連德領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進程,允許智利等國對其出產的原材料擁有主權。阿連德在1972年4月于圣地亞哥舉行的第三次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 III)和 1972年12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就這些問題發表了鏗鏘有力的講話(我們在匯編《第三世界政變:智利1973》中對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討)。針對阿連德的政變加大了第三世界監督和管理跨國公司的意愿,如前電信巨頭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和水蟒銅業公司(Anaconda),這兩家公司在智利政變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此,UNCTC 是 NIEO 和政變的產物。
UNCTC的任務很直接:建立一個有關跨國公司活動的信息系統,制定技術援助計劃,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政府與這些公司進行談判,并制定這些公司在國際活動中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擁有33名員工的UNCTC直到 1977 年才展開工作。從一開始,它就受到了國際商會和各種美國智庫的壓力,這些智庫游說美國政府阻止其運作。
盡管如此,在其存續的15年中,UNCTC工作人員編制了265 份文件,涉及雙邊投資條約和跨國公司的社會影響等領域。UNCTC的工作慢慢地朝著為跨國公司制定行為準則的方向發展,這將阻礙這些公司通過非法資金流動(包括轉移定價和利潤匯出)建立金融掠奪體系的能力。1987 年,聯大敦促UNCTC最終確定行為守則,并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該守則。
同年,總部設在美國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認為,《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具有“蓄意反西方和反自由企業的動機”。1991年3月,美國國務院向其駐外使館發出意見書,游說反對該行為準則,認為它是“另一個時代的遺物,當時人們對外國直接投資相當關注”。最終確定行為準則的會議從未召開。美國推動當時即將上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加利撤銷了UNCTC,并將其作為更廣泛的聯合國改革議程的一部分。這就是稅收監管的式微。當經合組織接過此衣缽時,它這樣做基本上是為了確保在跨國公司在一個幾乎無法無天的全球環境中運作時,仍能保持自由主義的幌子。
1976年,秘魯激進派詩人瑪格達·波塔爾(1900—1989)寫下了《獻給埃內斯托·卡德納爾》(尼加拉瓜詩人)。這首詩認識到,幾個世紀以來,不平等和苦難一直存在于我們的城市,但“跨國公司及其黨羽”的所作所為更糟糕。她寫道:
在美洲的這邊,你能感受到只想索取我們的礦山、石油、黃金和糧食的那些人所散發出的令人作嘔的氣息。
……
在不眠的大地上,從未如此煎熬。
活下去并且大聲嚎叫、抗議、駁斥、要求正義并不比這更可惡。向誰伸張正義?
我們怎么能每天這么活下去:
享受著食物和生活,而
地球上有數十萬生死邊緣之人淹沒在自己的鮮血之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種族隔離
及其貧民窟產物索韋托,在納米比亞和羅得西亞,在亞洲,
在黎巴嫩和北愛爾蘭,他們在絞刑架上
等待被處決?當一聲驚恐尖叫
讓全世界脊背發涼,
我們還能繼續這么活下去嗎?
熱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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