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被日本政府通緝了半個世紀的原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成員桐島聰，在日本神奈川縣的一間醫院表明身份后被警方控制。三天后，日本警方宣布桐島聰因癌癥治療無效去世。

　　活躍在七十年代日本的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甚至是那段特殊國際共運浪潮，在我們這個時代，屬于被刻意模糊淡忘的存在。但稍微了解一下該組織在歷史上的作為，恐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有所觸動。這個誕生于上個世紀戰后左翼運動浪潮的組織，主要是針對日本未被清算的戰爭罪行進行暴力打擊。用中國人最容易理解的說法，他們是一群一心要揚了靖國神社，送沾滿亞洲人民鮮血，又逃脫懲罰的軍閥和財閥坐土飛機的日本人。

　　歷數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行動，可以說都是許多中國人恨不得去做，但終究沒有人做到的事。比如，他們試圖炸毀由甲級戰犯松井石根用沾滿南京大屠殺遇害者鮮血的泥土所燒制的“興亞觀音”，以及紀念七名被絞死甲級戰犯的所謂“殉國七士碑”，而且是專門選在12曰12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的前一天。

　　這個組織的行動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目標始終直指舊日本法西斯的殘余。比如代號花岡行動，炸毀了鹿島建設的建材堆放場的案件。這是為了報復該企業1945年在日本花岡銅礦對被強制勞動的中國勞工進行的大屠殺。可嘆息的是，這個案件的國內對日訴訟一直堅持到2019年，最終被日本大阪地方法院駁回。

　　哪怕僅從歷史恩怨，出一口不得申的怨怒之氣來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愿意稱桐島聰和他的戰友為志士，乃至義士。日本人對亞洲諸國歷史戰爭罪行的態度，其實大家心里都清楚，充斥著傲慢。除了迫于無奈，偶一為之的表演，日本是全然不把受害國和歷史暴行當一回事的。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對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對其他國家是血淚史，但日本人來說，就是一部發家史。沒有這些侵略所帶來的收益，日本怎么會順利成為亞洲第一個發達國家。直到今天，依仗美國人的庇護，日本依舊昂然立于發達國家之列，以一種俯視的態度對待亞洲諸國，沒有因為歷史罪惡，受到亞洲被害諸國一絲一毫的懲戒。

　　如果從中國人的意識形態分析，中國近代國家意識的構建，離不開救亡圖存的沉重壓力。日本侵略者作為最窮兇極惡的敵人，造成了最大的亡國危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抵御外辱，洗刷國恥，是現代中國國族共識的基礎之一。從歷史的角度說，中日之間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恩怨，是曾經作為世界文明頂點的東亞變得衰朽，被西方侵略殖民，被迫卷入西方所主導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隨著西方秩序的總崩潰，亞洲的秩序必然要重建，而中日之間，最終也必然要有一場清算，對中方，對日方，都有其必要性。

　　甚至可以說，到了如今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中日之間已經無法再談實質性的反思歷史罪惡了。批評的武器終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這是一種吊民伐罪，團結人民的大義，在中國國內不可能不堅持。但僅靠語言文字的辯論，并不會在當代日本人身上發揮出什么作用。如果中國能對日本所依附的西方秩序，戰而勝之，日本人到時候只怕比中國人反思的更深刻，清理的更徹底。

　　但無論這個未來如何，現實就是中國社會一邊不斷回顧歷史上日本人造成的傷痛，以此來鞏固團結，卻直到今天，完全沒有機會去實地清算日本的歷史罪惡，只能把一切恩怨打落牙齒，咽在肚里。在這樣極端壓抑的民族心態下，一群日本人做了許多中國人想做卻沒機會做的事情，就像給悶熱的房間里開一道小縫，透過一絲涼風。

　　也許從國家整體來說，這僅是一種情緒價值，事實上就是這樣，大多數中國人對日本人吃癟就是本能感到高興。哪怕這并不發揮多少實際作用，但人家畢竟給我們出了口怨氣，由是感激，我覺得是應當的。

　　當然，我們作為中國人，眼界不妨再開闊一些，把這段歷史放在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下，而不是單純的難得能出一口氣。日本共運浪潮的標志性失敗，是淺間山莊事件。日本官方一直是這樣描述的，進入低潮，不知何去何從的狂熱青年在破落的山莊里自相殘殺，最終被日本警方喊話“毛主席已經和尼克松握手”，于是青年們在絕望中放棄抵抗。這是典型的日本官方敘事，一群荷爾蒙上腦的年輕人，被極端思想蠱惑了頭腦，大鬧一通，給所有人包括自己帶來了巨大麻煩，最后浪費了人生。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談這個問題，不妨說一組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劍橋五杰。劍橋五杰一貫被當做資本主義世界里心懷理想，不計得失投入紅色陣營，但終究錯付了的悲劇人物。這其實是有意無意忽視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二戰后，美英矛盾其實是很尖銳的，直到蘇伊士運河危機，美蘇聯手才徹底干翻了英法維護舊殖民體系的最后一搏。也是在那個時期，英國和蘇聯有過一段極端親密的特殊階段。在這個背景上，再看劍橋五杰的故事，或許會有不一樣的視野。

　　二戰后發達國家的共運浪潮，普遍帶有相當明確的民族和現實動機，而不是后來被有意無意，被描繪成的脫離實際的理想與浪漫。就好像我們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覺得日本在二戰后，已經得到了戰爭未能爭取到的一切。但在一部分日本社會精英眼里，美國的桎梏和舊統治階級的壓迫也是切實存在的。

　　別的不說，中國人一個景明樓事件都消受不起，駐日美軍幾十年來依靠治外法權，不知道搞了多少更過分的把戲。今天被看做日本安全基礎的美日同盟，在當時又會不會是拉日本填反共前線戰壕的催命符呢？更不用說，日本社會蓬勃發展的同時，未受到清算的舊財閥，舊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資源的長期壟斷。

　　這種苦衷，站在后來冷戰西方大獲全勝，大家都光榮正確，親密無間的背景下，當然沒什么意義。但在當時，則未必沒有道理。甚至到現在，大勢上已經無可挽回，但是不是所有的日本社會精英都甘心捆死在美國的戰車上呢？我們恐怕也能不說死。

　　雖然我們當代有意無意的模糊，臉譜化上個世紀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斗爭。很多人覺得，他們在鬧騰十多年后失敗了，變質了，是瞎鬧騰。甚至由此，有意無意否定了暴力斗爭，否定了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浪潮。但客觀的說，它促進了西方社會的進步，迫使西方主要國家采取措施緩和了內部矛盾，使本國人民得到了好處。

　　其實，我們很多人對上個世紀共運的認知，是基于中國社會的現實理解，而不是當時真實的外部環境。直白的說，過去幾十年是中國借著西方整合的全球體系，狂飆猛進的飛躍時期。與此同時，中國社會高度渴望融入西方秩序，在內部強調穩定、發展，從官方到民間，本能的警惕一切不安定因素。我們恨不得連自己同西方對抗的歷史都隱去不談，更何況西方自己對自己的否定，反思，分裂。這種客觀環境，不可能不影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

　　還是日本警方的那句話，毛主席已經和尼克松握手了。但我們作為中國人不要忘記，終究是尼克松從華盛頓飛到北京，主動尋求和毛主席握手。我國也曾經是全球共運浪潮的推動者，甚至是受益者，不應該輕率的否定那段歷史，和那些人。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那個時代的斗爭充滿了鐵與血，還有一種焦躁與輕狂。爆炸是桐島聰和他的同志們所廣泛的手段。無論基于生活成長在冷戰后和平年代的普通人的道德觀，還是從中國革命自身的歷史經驗來說，很多國人都不太能接受這種有破壞無建設，傷及無辜的斗爭手段。

　　包括東亞反日武裝戰線自己，也意識到這種手段的負面作用，尤其是在造成了重大傷亡的三菱重工爆炸案后，他們日益重視避免傷及無辜。比如上面提到的對鹿島建設的襲擊，就是為了避免傷亡，特意選取了無人的建材堆放場。

　　我們可以評價當年的那些手段有待商榷，那些人具有局限性，但不應該把那個歷史時期的一些斗爭混同于冷戰后所流行的，針對普通人的無差別恐怖襲擊。這是倆回事。實際上，也不應該單純的用幼稚，燥進，沖動，這些定語來形容那個歷史時期的青年人及其投身的國際共運浪潮。

　　有壓迫就有反抗，上個世紀的國際共運在不同的國家表現出不同面貌。中國革命那么艱難都成功了，難道他們抄作業不會嗎？其實，我們所熟悉的中國革命，具備相當的特殊性，這是根植于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并非單純的放諸四海皆宜。

　　這是個復雜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在今天由于廣泛刻意的信息污染與意識形態引導，這個問題不下大力氣是很難說清楚的。典型就像紅色高棉的成敗功過，就不是單純的窮兇極惡或者好心辦壞事能概括的。總的來說，對二戰后的共運乃至第三世界國家建設，事未可效，情實可憫，我認為不妨有這樣的態度。對其他國家革命道路，尋求獨立自主的不易，今天我們的年輕人開始有更開闊的眼界和寬容的態度，這是一件好事。

　　桐島聰和日本政府斗了一輩子，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選擇公開身份，這不該稱為自首。北齊高敖曹，金國完顏陳和尚，都是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自白身份，慷慨赴死，所謂豪杰氣概。如果用日本人的專門說法，就是拒絕無名的“草死”，卑微的“犬死”，堂堂正正的光榮死去，用生命表達對敵人最后的蔑視。這是一個反法西斯志士，最后的戰斗。

　　中國社會在經歷了幾十年意識形態的不爭論和市場經濟的狂飆猛進之后，對理想，信念，這些意識形態層面的存在，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社會的高度物質化，世俗化，乃至庸俗化，不可避免在幾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們今天的許多人，對傳統中國所推崇的志節，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的氣質已經陌生，隔閡，乃至逆反。

　　小確幸，一心追求個人生活的物質豐富，在精神上的淡漠，是我們社會在經歷了一個鍍金時代之后，不可避免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這其實才是我們許多人今天面對桐島聰那一代人，最嚴重的隔閡。

　　然而，社會的變化是不會停滯的，又往往是讓人猝不及防。很多人認為自己從饑寒到溫飽，再到富足，通過一生體驗出到了人間真理。但在歷史的轉折中，這種個體的經驗是短暫而不可靠的。我們的社會，隨著物質的充實，在精神上正在經歷一輪回歸校正。

　　今天的年輕人，或多或少已經能感受到繁榮富裕下的不平不公，或多或少可以理解，過去那種崇高理想的吸引力。這不是所謂的吃飽沒事干，或者叫沒吃過苦頭。客觀承認這點，當代中國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工業化社會，物質的豐富，城市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是不爭的事實。饑饉所帶來的生存壓力已經是過去式，中國社會不可避免從一味強調物質追求的急迫，進入日益重視精神追求的階段。

　　伴隨著世界格局的劇烈變化，國力的長足增長，新一代國民對國家，社會，世界都有不同前代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追求。我們長久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模糊，將在接下來一代乃至幾代人中得到矯枉過正式的補課。這種爭議不是虛無的表面文章，是不同階層利害得失的各自表達，更是對社會乃至國家發展方向的不同認知。這種重塑必然帶著社會的震蕩。今天的中國社會，也已經初步感受到這種意識形態上的交鋒在現實之中的震蕩。

　　我們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的特殊關頭，見證了一位上個世紀志士在人生最后的斗爭，不能不感慨系之。世事無常，變化是如此迅猛，曾經的光榮夢想碎落滿地，甚至使人不屑一顧。誰又能想到，一轉眼，新世界的曙光已經在地平線上。

　　我想桐島聰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恐怕是快意又帶著遺憾。世界一度讓他失望，而到了他生命的終點，希望又如此猝不及防，歷史終究會給他一個交待。而我們身處這樣的歷史轉折之中，也要努力給我們這個時代，乃至過去一百多年無數仁人志士的奮斗，一個最終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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