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的小島，成了中國法學人的回旋鏢

一個島，一份文件，對于美西方精英集團來講，是一場風波；而對于東方神秘大國的吃瓜群眾來講，著實是一場好戲——好就好在，讓更多人識破美西方精英集團的虛偽面紗。

　　法律人名聲不好，得反求諸己——一個法學生的心路歷程

　　根據文件中提到的，訪問小島次數之最的人物，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名譽教授，美國著名刑事辯護律師，羅翔老師反復提及、極力推崇的偶像——艾倫·德肖維茨。

　　當然，德肖維茨登上小島，也不一定是去滿足原始欲望，是去搞錢拉業務也未可知——掙錢嘛，不寒磣。不過跟這么一個人間煉獄扯上關系，德肖維茨面臨著人設崩塌的嚴峻危機。其本人尚未出面說明，信徒羅翔老師也一反往常，沒有引用什么經什么篇，為大家撥云見日、釋疑解惑。

　　只能說，這一記回旋鏢，真是猝不及防地直沖面門。羅翔老師再一次給大家提供了茶余飯后的談資，眾多評論區都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又想起前段時間江平教授和張文教授去世時略顯分化的網友評論，我不得不感慨：

　　法律人的名聲怎么了？

　　我想以我的心路歷程為載體，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說到我當初選擇法學專業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想維護公平正義——現在想來，確實是too young,too simple，too naive。不過對于十八歲的學生來講，有理想濾鏡也在所難免。

　　法學作為一種舶來品，對心智尚不成熟的學生具有極強的塑形作用。在進入法學院學習后，我也曾一度陷入對西方價值觀的崇拜。究其原因，一方面，學科本身，即概念的解釋、內容的展開、體系的構建，都繞不開西方的話語體系。比如講憲法，繞不開《權利法案》；講民法，繞不開羅馬法；講刑法，繞不開罪刑法定。

　　我并不是說這些內容是錯的，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權利法案》相對于歐洲中世紀的統治方式是進步的，罪刑法定相對于歐洲封建時代的法律運行是文明的。但是，就像“徒法不足以自行”，內容本身的價值如何是一回事，這些內容如何講授又是另一回事。

　　這就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法學專業的很多講師、教授對西方法律所蘊含的價值觀的極致推崇。對于西方的法律精神、法律制度以及法律運行，我的多位老師極致吹捧。吹捧還不算完，還要捧一踩一，對我們自己的法律建設冷嘲熱諷。

　　捧一踩一還沒完，更有甚者，對我們的國體、政體、政黨進行全方位的質疑甚至是否定。當初我們學院有一位臨近退休的老教授，單看外表的話，會讓人覺得“慈祥”“和藹”，一副很斯文的知識分子形象。但是，一旦聽過他的課，就直讓我想到“皓首匹夫，蒼髯老賊”八個大字。

　　當然，這是后話，就當時的我而言，老教授的話具有很大的蠱惑性——因為知識儲備上的巨大差距，我很難反駁老教授輸出的觀點。結果就是，在日復一日的“熏陶”下，我表面上并不認同老教授輸出的價值觀，但是內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

　　比如，當初的我對西方“司法獨立”的憧憬。那時候我極端地認為，法院的地位應該至高無上，審判權應該暢行無阻，法院應該擁有審判任何機關、任何官僚的權力。

　　比如，當時的我對西方“三權分立”的向往。那時候我固執地認為，三權分立、互相制衡才能制約公權力，而我們自己的監督制度只是監守自盜的游戲。

　　比如，當初的我對西方“憲政”的頂禮膜拜。那時候我幼稚地認為，西方的憲法才是真正的保障人權的憲法，我們的憲法只是土里土氣、還要硬拿出來的裝飾品。

　　比如，當初的我對西方“廢除死刑”的極致崇拜。那時候我“眾人皆醉我獨醒”地認為，死刑是落后的、野蠻的，廢死是進步的、文明的，我們堅持適用死刑，是自絕于文明世界。我還一腔熱血地認為：今天就徹底廢除死刑，明天一切照舊。

　　比如，當初的我對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權利”的無限癡迷。《獨立宣言》里一句“人人生而平等”就讓我熱血沸騰，而對于我們自己的傳統法律文化和民主法治建設，我卻不以為意、嗤之以鼻。

　　……

　　現在回頭一看，羞愧難當，無地自容——我當初在想些什么？！too young！too simple！too naive！現在想來，我之所以沒有進一步滑向恨國的深淵，全憑一股子樸素的愛國情感在上面吊著。

　　如今的我，已不是當初的我了。說是脫胎換骨也不為過——脫的是向往西方精神的胎，換的是崇拜西方價值觀的骨。

　　其實價值觀的轉向是一個長期的、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是轉變總有一個契機——

　　那是大四放寒假的前一天，我去圖書館借書，找了幾本書就去服務臺辦借閱手續。但是我一想剛考完研，假期也沒什么事可做，干脆再拿一本。服務臺旁邊正是黨政讀物書架。我掃了一眼，有一排的《毛澤東選集》。算了，不挑了，拿一本毛選吧。

　　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是的，我的價值觀轉變的契機，就是毛選。毛選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當時我就有一種“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感覺：革命這么大的事，首要問題是找朋友？就這樣一篇篇地讀下去，大四讀完了第一卷，研一研二讀完了后四卷。

　　七年的法學教育教給了我不少專業知識，但是——我的價值觀的塑造，我的思維方式的形成，我的觀點立場的確立，都是來自毛選，而不是我接受的法學教育。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想一想去年頻繁登上熱搜的詞條：“罪犯子女考公限制應該消除嗎”“罪犯子女考公限制要不要取消”“建議消除對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沒完沒了。政審本就不是一刀切，他們卻想一刀切地廢除。當然，這樣有趣的話題，羅翔老師自然要說幾句，說來說去還是諸如公平、法治精神、犯罪人權利之類的陳詞濫調。

　　現如今“保護犯罪人權利”確實是一種傾向。德肖維茨不就說過：一個國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試金石之一是它對那些為有罪之人、為世人不恥之徒辯護的人的態度。前些天我去看《三大隊》，在程兵把王二勇送回監獄之后，我的第一個想法竟然是“王二勇現在的妻子和孩子怎么辦”。

　　之所以出現這種想法，就是我所接受的法學教育告訴我的：隨著社會關系的修復，發動刑法的必要性也在下降。但是很快，片尾曲《人間道》的一句“好人都未必能有好報啊，那壞人憑啥享安樂”點醒了我。是啊，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憑什么時間久了就可以一筆勾銷了呢？

　　我們總是在考慮如何保護犯罪人的權利，那被害人呢？我們總是對西方亦步亦趨，但是這套理論真的就是對的嗎？就算退一步講，是對的，但是合乎我們的實際嗎？對胖子來講，減肥是件好事，但對瘦子來說卻未必。瘦子盲目地跟著胖子減肥，最終受損害的只能是自己。

　　我們的很多法律人，尤其是法學家，某種程度上就是西方的翻譯機、傳聲筒。或許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確實需要大量地引進西方理論，以活躍我們的學術界。但是現如今，我們依然難以建立自己的學科話語體系，這合適嗎？扮演翻譯機、傳聲筒也就罷了，還有相當一部分法律人樂于扮演追隨者：對中國不利的，天天講、月月講、大講特講；對西方不利的，不清楚、沒聽說、不要造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