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帶一路”倡議十周年之際，隨著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的建立以及多邊合作的深入，中國與中亞的戰略伙伴關系也進入新階段。近年來，中亞在大國博弈的環境下面臨生存與發展的重重挑戰。中亞各國的地緣政治條件和歷史遺留問題，對它們當下的發展戰略抉擇，起到怎樣的作用？中亞各國近期求變的種種舉動，和“一帶一路”倡議構成何種互動關系？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國別和區域研究專業助理教授施越基于對中亞史的研究和今年在中亞的調研情況，指出中亞內陸性困境以及中國對解決這一困境所發揮的支持作用。從歷史上看，中亞是亞歐大陸文明交流的走廊和樞紐。然而在全球化時代，內陸性成了中亞發展的首要困境。一方面，位于內陸的中亞地區，逐漸失去歷史上的通道意義；另一方面，內陸性也使中亞高度依賴外部力量來支持自身發展。曾經，中亞各國的工業發展高度依賴蘇聯。獨立以后，內陸性和資源稟賦限制了中亞各國發展。中亞還必須考慮各主要國際政治力量（尤其是俄羅斯與西方陣營）在該地區的長期博弈，在維護自身獨立的基礎上吸引更多國際資源。

　　施越指出，2016年前后，中亞各國開啟新一輪自主改革探索，結束了過去各求生存的局面。這一變化源于三個重要變量：一是烏茲別克斯坦推出大規模經濟改革，推動五國互通互聯，激活整個中亞的經濟活力；二是銳意改革的領導人紛紛登上政治舞臺；三是中國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對中亞改革起到重要的示范和激勵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企在中亞發揮了三個關鍵作用：一是中吉烏鐵路建設，將改變過去中亞南部四國無法從歐亞大陸貿易中受益的局面；二是大型國企牽頭或參與的重要基建項目成為中亞國家自主發展的基石；三是中小企業以民心相通的方式，逐漸改變中亞社會經濟面貌，推動本地人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總體上看，中國式現代化和“一帶一路”倡議，為中亞克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弊病提供了鏡鑒和助力。

當“求變”的中亞遇見作為“變量”的中國‍

　　▍內陸性的困境

　　問：今年5月，中國-中亞峰會正式成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引起世界矚目。9月以來美國、德國分別與中亞五國召開峰會。11月初，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對中亞進行了訪問。可見，隨著今年國際局勢的新變化，中亞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地位再次受到重視。從歷史上看，中亞的地緣政治特征是什么？這些特征對中亞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施：要討論中亞的地緣政治特征，首先要界定中亞所指涉的地理空間范圍。中亞不是一個內部單一均質的地理板塊。如果特指今天中亞五國所在的地理空間，還需要細分為南北兩個區域：北部主要是今哈薩克斯坦所在地區，地形以相對平坦的草原和荒漠為主；南部有三類地形，分別是山地、綠洲和荒漠。中亞北部和南部的生產方式和交通格局有很大差異，相應地也在亞歐大陸的歷史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中亞北部的草原地區向東接蒙古高原，西連里海和黑海北岸，游牧和漁獵生產方式占主導。中亞南部的綠洲地區則農耕為主，農牧兼營，且與周邊山區和荒漠地區的游牧民長期交融。各族的長期互動孕育了撒馬爾罕和布哈拉等歷史文化名城。中亞南部東連塔里木盆地，南接印度河流域，西通伊朗高原，自古是西亞、南亞和東亞之間商旅穿梭的孔道。

　　中亞地區在歷史上是西亞、南亞和東亞地區之間的文明過渡帶，往往扮演上述地區大型政權的“邊疆”角色，具備“居間性”和“能動性”（注：參考強世功教授關于“邊疆”與“文明”關系的論述：《“跨文明”與“新邊疆”——從“香港問題”到“以香港為方法”》，《開放時代》2023年第2期）。居間性，指的是邊疆往往同時受若干區域型文明的影響，成為各文明溝通的走廊。能動性，指的是邊疆地區的人群以其相對樸素的組織形態挑戰趨于僵化和腐朽的文明中心，成為文明革新的動力。中亞北部的游牧部落在政治上與東亞地區有著密切互動。西漢張騫“鑿空”西域后，烏孫和康居等活動在這一地區的游牧政權逐漸參與到漢朝與匈奴的長期博弈中。同時，來自中亞北部草原的游牧政權也向南或向西擴張，在與農耕地區的民眾長期交流之中塑造并傳播新的文化。例如，南遷至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建立貴霜政權。而在貴霜治下，源自南亞的佛教繁榮興盛并進一步東傳。

　　而中亞南部的綠洲地區在東亞或西亞興起跨地域政權時往往成為其附庸，并接受其文化輻射。受地理條件影響，南部綠洲與伊朗高原和西亞兩河流域的交通相對較為便利，氣候條件也較為相似，其農耕人群的語言、宗教和生活方式也非常接近。因此，該地區先后成為阿契美尼德王朝、馬其頓亞歷山大政權、塞琉古、帕提亞、薩珊以及阿拉伯王朝的邊疆省份。在文化層面，8世紀之前中亞南部地區流行來自西亞和南亞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佛教。中古時期伊斯蘭教在陸路上向中亞傳播的路徑經過伊朗高原。因此，今天中亞的文化實際上深受波斯傳統影響。中亞各國最重要的節日之一納吾魯孜節（按波斯語發音譯為“諾魯孜”，意為“新的一天”）也來自伊朗高原。中亞五國的國語與波斯語關系密切。換言之，在古代，從今天阿富汗的北部到中亞地區和伊朗高原的在文化上高度混融。因此，中亞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期都是亞歐大陸的文明過渡帶，該地區的歷史也主要由周邊各文明所書寫。

　　我們今天看到的中亞國家和地區邊界，是由19世紀沙俄的征服和統治所塑造。19世紀初，為取代帶有較強族裔色彩的術語“韃靼利亞”，歐洲地理學界將歐洲人尚未探明的亞洲內陸腹地籠統地稱為“中亞”。德國地理學家亞歷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將青藏高原、興都庫什山、西高止山、伊朗高原和高加索山脈稱為“高地亞洲”（Haute Asie），而與之相對的是天山南部和西側的低地，他定義的“中亞”（Asie centrale）則是部分覆蓋上述地理單元、由北緯 44.5°向南北各延伸5°的區域。在拿破侖戰爭（1803—1815年）之后，得益于相對有利的地緣條件，俄羅斯在探索和定義亞洲腹地的空間和人群方面占據了一定的優勢。19世紀60—90年代俄國征服了北起錫爾河、南至阿姆河流域的地理空間，并與英國瓜分帕米爾山以西的亞洲內陸地區。在此時期，漢尼科夫（Nikolai Khanykov）和穆什凱托夫（Ivan Mushketov）等俄羅斯地理學家提出有別于歐洲學者的“中亞”定義，將中亞的地理邊界逐漸移動到俄國新征服地區，進而證明俄羅斯作為有別于歐洲和亞洲的“中間世界”特征，昭示其未來在亞洲“傳播文明”的使命。因此，至19世紀末，盡管歐洲學界主要從地理學角度將中亞定義為東至大興安嶺、西至里海的內流河區域，但在俄國學界，中亞所指稱的地理范圍以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為中心。20世紀20-30年代，蘇聯在中亞地區推動民族識別和民族劃界，至1936年形成今天哈、烏、吉、塔、土五個加盟共和國的格局。在二戰之后蘇聯的經濟區劃概念中，今天我們所稱的中亞被蘇聯稱為“中亞和哈薩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Sredniaia Aziia i Kazakhstan）”。換言之，這里的中亞指代的是南部烏、吉、塔、土四個加盟共和國所在地域。1991年各國獨立后，中亞五國逐漸達成一致意見，以“中亞”（俄文：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Tsentral'naia Aziia；英文：Central Asia）作為五國的集體身份和所在地域的標準稱謂。在俄語中，“Центральный/Tsentral'nyi”帶有“中心”之意，對應英語詞匯“Central”；而“Средний/Srednii ”則帶有“中等”“平庸”之意。顯然前者能更好反映獨立后中亞國家建構自身主體性的訴求。

　　中亞地區在歷史上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亞歐大陸各地交流的走廊和樞紐。今天的中亞各國是向西看還是向東看？他們傾向于使用“歐亞”（Eurasia）和“歐亞主義”（Eurasianism）概念來進行自我定位。尤其是哈薩克斯坦人，他們不太愿意被稱為“亞洲人”。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至今，哈薩克斯坦是歐洲足球總會聯盟（“歐足聯”）成員，而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則自1993年至今均為亞洲足球聯盟成員。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早在1994年訪問莫斯科大學時首次提出“歐亞聯盟”的概念。在文化層面，中亞國家即便要談自身的亞洲屬性，也更多的是指向西亞。正是因為中亞各國“向西看”，它們對于東亞文明而言是溝通西亞的重要通道。

　　盡管中亞在歷史文化方面與西亞地區有著長期的聯系，今天中亞各國民眾的生活方式與西亞國家相比卻更為世俗化。這主要與中亞地區在20世紀經歷“蘇聯式現代化”有關。例如，即使到今天，中亞的城市民眾保留著較強的工人階級主人翁意識、市民生活的體面與尊嚴。社會主義時期所強化的集體主義、互利互助的社會觀念在今天仍能感受到。蘇聯時期，中亞曾經歷“去西亞化”和“歐洲化”的歷史進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通過組織大規模的集體化和工業化、發動婦女解放運動、推廣群眾掃盲運動和普及國民教育等措施削弱了中亞的宗教勢力，培養了本土蘇維埃干部，對中亞進行了較為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造。20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試圖在中亞打造面向亞非拉各民族的“進步樣板”，而塔什干正是展現“蘇維埃東方”的櫥窗。1958年，首屆亞非作家協會會議在塔什干召開，參會者包括美國非裔作家、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1966年塔什干大地震之后，蘇聯投入巨資重建城市。60年代末，塔什干就已經開始興建地鐵，并于1977年通車。烏茲別克斯坦因此成為最早開通地鐵的亞非國家之一。概言之，在20世紀，中亞地區通過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融入現代化進程，建成了相對完整的能源和交通管網，具備了20世紀中期水平的工業基礎，且塑造了相對完整的國家權力體制和行政機構，極大強化了各國以主體民族特征為基礎的國族認同。在“蘇聯式現代化”的框架下，中亞國家的工業化建設水平也在亞非國家中處于前列。同樣是由于中亞的內陸性，其經濟發展高度依賴于蘇聯的戰略規劃。也正因為它所具有的通道角色，蘇聯把中亞建設為一個戰略要地，才塑造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亞國家。

　　問：中亞各國獨立已有三十多年，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看，它們的現代化國家轉型是否成功？在大國博弈的環境中，它們如何頂住外部壓力，探索自己的獨立發展道路？

　　施：要談中亞的現代化轉型，需要考慮地區的內陸性特征和各國資源稟賦差異這兩個前提條件。首先是海運時代中亞的內陸性問題。18世紀以降，世界貿易以海運為主，亞歐大陸內部陸路貿易額占的整體份額逐漸降低，中亞地區因此逐漸失去了歷史上的通道意義。亞歐大陸龐大的陸地面積使得中亞地區成為全世界各大板塊中距離海洋最遙遠的區域。即便不考慮中亞南側和東側的山地地形，各國首都距離最近海港（例如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至伊朗恰巴哈港）的距離也在1800公里以上。實際上，受基建條件所限，中亞地區的大宗商品主要須經俄羅斯或中國進入國際市場。因此，內陸性是制約中亞各國發展的關鍵因素，該地區面臨的首要挑戰是如何融入以海洋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加入工業化時代全球的發展進程。

　　其次，中亞各國資源稟賦差異較大。哈薩克斯坦有豐富的能礦資源和相對較好的工業基礎，因此有條件以大規模私有化的方式吸引外資，相對平穩地渡過獨立之初的經濟困難時期。土庫曼斯坦同樣有著豐富的天然氣資源。2006年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項目簽署后，土庫曼斯坦實現了天然氣出口的多元化，在天然氣出口價格談判上獲得了相對有利的地位，也為后續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長期的保障。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可供出口的自然資源規模有限，目前主要出口品類由黃金、有色金屬和原棉或棉紗構成。同時，烏、吉、塔三國還有大量務工人員赴俄從事跨境勞務。根據俄羅斯塔斯社報道，2022年，烏茲別克斯坦赴俄務工人數居各國之首，達到145萬人，占比41.9%；塔吉克斯坦排名第二，為98.67萬人，占比28.4%；吉爾吉斯斯坦排名第三，為56.26萬人，占比16.2%。

　　中亞的內陸性和各國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各國的基本戰略方向。總結來說，獨立之后，中亞國家對各自發展道路的探索，變化最顯著的是國族文化主體性的塑造，在政治層面是迫于壓力的轉型，經濟層面則是半推半就的私有化，以計劃經濟維護獨立自主。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是烏茲別克斯坦的發展道路。1991年獨立以來，烏茲別克斯坦采取了部分產業加強計劃經濟、部分產業定向性地向發達國家開放的策略。直到2017年以前，烏茲別克斯坦還在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國內棉花采購都以計劃經濟的方式指導，重要工業品由國家分配。此種發展道路須置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亞南部的地區政治環境下考察。獨立之初，中亞南部一度存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1992-1997年發生的塔吉克斯坦內戰正是因國內各派在政教關系和地區間利益分配上的爭端而起。1996年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垮臺后，中亞地區一度面臨較為嚴峻的安全形勢。烏茲別克斯坦繼承了蘇聯在中亞地區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南部四國工業最為發達的國家，各類基礎設施也在此匯聚。200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后，烏茲別克斯坦作為通往阿富汗的關鍵通道，擁有較好的基建設施，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美國對它的需求。即便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之后，為支持駐阿富汗國際安全援助部隊（ISAF）后勤補給，美國仍為烏茲別克斯坦提供大量經濟援助，換取物資過境烏茲別克斯坦的權限。概言之，烏茲別克斯坦充分利用蘇聯時期的工業遺產和自身地緣條件，在強化安全管控的同時，利用大國博弈帶來的外部資源推動國內經濟穩步發展。

　　作為獨立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兩國的發展受地緣條件的制約較為嚴重。這兩個國家的邊界劃分與20世紀20-30年代蘇聯的內外政策密切相關，而較少考慮其作為獨立國家所要面對的治理困境。吉爾吉斯斯坦的首都位于國土北部的楚河谷地，其南部人口集中于費爾干納盆地東側，以奧什和賈拉拉巴德為人口中心。南北兩部分之間僅有近年修建的山區公路連接，鐵路須繞行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國土。塔吉克斯坦的國土同樣主要由山地構成，其首都杜尚別與北部重要城市苦盞之間為崇山峻嶺阻隔。因此，其國內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都面臨地理環境帶來的障礙。兩國主要城市的物流主要借助蘇聯時期的公鐵基建網絡，經哈薩克斯坦進入俄羅斯或中國。另外，新亞歐大陸橋的主要線路并不經過中亞南部，而是經哈薩克斯坦通向俄羅斯和歐洲。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烏、塔、吉三國作為中亞地理上最核心的地區，實際上卻成了亞歐大陸的“盲腸”。

　　最后，作為后蘇聯空間的一部分，中亞各國的發展必須考慮各主要國際政治力量在該地區的長期博弈。在這一方面，中亞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俄羅斯與西方陣營博弈帶來的外溢影響，二是極端主義勢力的威脅。需要注意的是，中亞地區的內陸性和蘇聯的基建遺產使得俄羅斯相比美國和歐盟更容易發展與中亞國家的合作關系。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前，中亞各國的改革整體上與俄羅斯保持亦步亦趨的節奏。上世紀90年代，因俄羅斯外交政策重點是全面融入西方，對中亞各國持“甩包袱”心態，美俄在中亞地區并無顯著競爭關系。1999年北約東擴和第二次車臣戰爭使俄羅斯更加警惕美國與中亞國家的交往。2001年，阿富汗戰爭爆發之后，俄羅斯與中亞國家最初表態支持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但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同年5月烏茲別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為重要轉折點。此后，中亞國家反對美國干涉其內政，但同時也謹慎地發展多元平衡外交，在維護自身獨立的基礎上與包括美俄在內的各主要國際力量發展關系，吸引更多國際資源支持自身發展。

　　▍求變的中亞

　　問：今年9月舉行的中亞五國首次交通部長會議簽署了《加強中亞地區陸路交通運輸互聯互通多邊協議》，對于該地區來說是歷史性的變化。依賴陸路運輸的中亞五國，過去在互聯互通上存在什么問題？這個協定提出的契機是什么，背后有怎樣的重大政治意義？

　　施：這一協議是在今年9月14-15日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別召開的第五次中亞國家元首峰會期間簽署。中亞國家元首峰會機制最初出現于1994年，但因一系列中亞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問題和外部大國干預，中亞五國元首之間的峰會并未常態化。2018年3月，時任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召集其他四國元首共聚努爾蘇丹。此后，2019年、2021年、2022年和2023年相繼召開第二至五屆峰會。從2018年至今，這一會議機制成為中亞五國內部磋商協調的重要平臺，表明中亞五國在內部合作上達成了共識。

　　從1991年到2016年，中亞的基本格局是各國自求生存。在2016年之前，中亞五國之間的貿易份額是非常少的。以2015年數據計，中亞五國對外的貿易額大概占其總貿易額的95%，內部貿易額只占5%，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注：2021年區域內貿易增長至10%）。2016年前后，中亞各國開啟了新一輪具有自主意識的改革探索。將2016年視為關鍵的轉折點，是因為這一年烏茲別克斯坦開啟了大規模的經濟改革。烏茲別克斯坦人口約占中亞五國總量的一半，與其他四個中亞國家均接壤。因此，其經濟改革對于激活整個中亞地區的經濟活力而言具有重要意義。2016年9月，烏茲別克斯坦領導人伊斯拉姆·阿卜杜加尼耶維奇·卡里莫夫因病溘然長逝。卡里莫夫總統自1989年開始擔任烏茲別克共產黨第一書記，1990年當選烏茲別克共和國總統，此后領導烏國直至去世。這一事件迫使中亞各國精英思考如何通過政治經濟改革來適應獨立二十余年后的新形勢。2016年12月，此前擔任總理的沙夫卡特·米羅莫諾維奇·米爾濟約耶夫通過選舉成為烏茲別克斯坦總統，并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的一項重要舉措是大力發展與周邊各國的關系，推動地區間互聯互通，以發揮烏茲別克斯坦在人力資本和交通通道方面的優勢。因此，2016年以來，烏茲別克斯坦顯著緩和與塔吉克斯坦的關系，解決與吉爾吉斯斯坦的邊境劃界問題。正是在米爾濟約耶夫和納扎爾巴耶夫的共同提議下，第一屆中亞五國元首峰會得以于2018年召開。烏茲別克斯坦的國策從原來的安全導向轉向經濟發展導向以后，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經濟發展就有了抓手。哈薩克斯坦作為經濟相對發達的合作伙伴加入，就能促成中亞五國內部的合作。可以說，當前中亞形成改革格局的進程中，烏茲別克斯坦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2016年后中亞各國改革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銳意改革的領導人紛紛登上政治舞臺。繼米爾濟約耶夫之后，2019年卡西姆若馬爾特·克梅列維奇·托卡耶夫當選哈薩克斯坦總統，2021年薩德爾·努爾戈若耶維奇·扎帕羅夫當選吉爾吉斯斯坦總統。三位領導人均對本國的行政機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任用了一批80后青年官員，積極革除此前政治經濟領域存在的積弊，推動各領域通過國際化來爭取更多發展的資源。可以看到，目前中亞各國獨立自主發展的意愿愈發強烈。

　　此外，中國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對于中亞國家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激勵作用。中國的獨立自主、減貧、綠色發展等理念均得到中亞國家的關注。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在醫療物資和機電設備方面對中亞國家的援助和出口顯著提升了中亞國家在公共衛生、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方面的現代化。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與中亞五國共建“一帶一路”，為中亞各國的發展提供了改革的物質和思想資源。

　　▍中亞南部工業化與中國的角色

　　問：中亞是新絲綢之路的關鍵樞紐，在中亞諸國思變的過程中，“一帶一路倡議”的聯通項目發揮了什么作用？結合您的調研情況，未來推動中國-中亞合作深入發展的重心在哪里？

　　施：中亞國家必須面對的一大發展困境就是前面所述的內陸性。而這一狀況僅靠亞歐大陸既有的交通網絡難以有效改善。尤其是中亞南部四國受地理環境和投資環境的局限，很難成為這些貿易線路的重要節點。從東西方向來看，經過中亞地區主要是兩條線路，一是“新亞歐大陸橋”，即東起連云港，經蘭新線從霍爾果斯和阿拉山口出境，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進入歐洲。媒體上經常報道的“中歐班列”主要使用的正是這一線路。而這條線路的基礎是蘇聯時期建設的鐵路網絡。因蘇聯時期的鐵路系統使用寬軌標準（1520毫米軌距），而中國和歐盟則使用標準軌（1435毫米軌距），新亞歐大陸橋存在跨界換軌問題。與換軌同樣重要的是穿越不同經濟區域所需耗費的海關邊檢時間成本。

　　另一條線路是目前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均積極推動的跨里海走廊。2018年環里海五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和阿塞拜疆）簽署《里海公約》后，跨里海走廊的建設得到了更多關注。但目前里海沿岸港口的規模較小。歷史悠久的阿塞拜疆巴庫港2022年貨物吞吐量僅約631.4萬噸，其2018年改造后的設計吞吐量為1500萬噸左右，第二階段改造完成后預計吞吐能力可提高到2500萬噸。哈薩克斯坦阿克套港的吞吐能力約2100萬噸，哈國當局在其南部新建庫雷克港。考慮到里海港口的物流承載力和里海港口裝卸的時間成本，跨里海走廊僅可能成為新亞歐大陸橋的補充，以及環里海國家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籌碼。

　　值得注意的是，中亞南部四國從這些傳統的貿易線路上獲益有限，但是近期提上日程的中吉烏鐵路有可能改變這一現狀。參考目前披露的路線方案，中吉烏鐵路從中國新疆的吐爾尕特出境，經吉爾吉斯斯坦中部地區通達烏茲別克斯坦東部城市安集延，并由此介入中亞地區的鐵路網絡。中吉烏鐵路經過的費爾干納盆地正是烏、吉、塔三國邊界交錯之地，2.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著約1500萬人口。蘇聯解體后，這一地區人地矛盾相對尖銳，當局提供就業能力有限，一度面臨較為嚴峻的極端主義思潮威脅。中吉烏鐵路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中資進入，促進中亞南部的工業化。我們需要看到，由于中亞南部四國的工業化水平較低，政府償債能力較弱，投資環境相對較差，目前中資企業對中亞國家的投資格局主要集中在哈薩克斯坦，尤其是當地的能源部門，包括油氣相關產業鏈行業和新能源行業。

　　為什么說推動中亞南部的工業化尤其重要？中亞今天的產業格局是蘇聯時期奠定的，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在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下，哈薩克斯坦與中亞南部四國分屬于不同的工業區。事實上，在蘇聯的經濟區劃中，“中亞（Sredniaia Aziia）經濟區”包含的是中亞南部四國，哈薩克斯坦不屬于中亞經濟區。與鐵路網、石油和天然氣管網相似，南部四國共享電網。近年來，烏茲別克斯坦每到冬天發電量都會遇到瓶頸，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發電量同樣存在缺口。目前各國的電網設施還在改造升級，以應對與日俱增的用電需求。

　　必須看到，烏茲別克斯坦有較大規模的人口和相對集中的市場，又正處于關鍵的改革階段，對中亞南部各國有強大的帶動作用，工業發展潛力可觀。目前該地區發展工業最核心的瓶頸是物流成本高，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就是中吉烏鐵路。這條鐵路一旦建成，將極大促進中亞南部的工業化進程，不僅能幫助中亞國家抵御極端主義思潮，也有利于中國邊疆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問：實現“一帶一路”倡議的“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很大一部分要依賴于具體的在地項目和投資所構筑起來的連接關系。您今年夏天在中亞對許多中資企業做了實地調研，根據您的觀察，中企在中亞扮演的關鍵角色是什么？

　　施：中資企業積極參與到中亞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而且為南部烏、吉、塔三國改善關鍵基礎設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例如，蘇聯時期烏茲別克共和國曾于1966年至1972年建設3100兆瓦的錫爾河熱電站，以天然氣為燃料。它至今仍是烏茲別克斯坦乃至中亞烏國最大的火電站，是南部四國電力供應的重要設施。21世紀初，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曾提供融資，由德國西門子公司為錫爾河熱電站提供維護。但經過50多年的運營，該電站已經出現嚴重的老化問題，部分設備已多次出現故障。中亞國家電力系統設備老化所導致的區域性、間歇性停電是近年來困擾各國發展的突出問題。其原因包括人口增長帶來的用電量上升，以及線路老化、沙塵暴、缺水等問題。

　　2020年，烏茲別克斯坦政府與沙特國際電力與水務公司（ACWA Power）簽署合作協議，在錫爾河熱電站附近建設錫爾河1500兆瓦燃氣聯合循環電站項目。該項目采用目前世界上燃燒溫度最高、單體功率最大、效率最高的燃氣輪機和“廢水零排放”設計方案，是世界領先高效的綠色節能環保工程，建成后發電量將占烏茲別克斯坦全國總發電量的10%，可滿足300萬人的用電需求。在第一期1500兆瓦項目完工后，烏國計劃建設第二期（1600兆瓦，由哈爾濱電氣集團承擔工程建設工作），之后將運營50余年的錫爾河熱電站逐步退役。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該項目由海灣國家企業中標承建運營，但中國能建是該項目的總承包商，中建五局是工程建設的主要參與方。在業主方的要求下，該項目三個核心部件（燃機、汽輪機、熱鍋爐）分別從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企業采購，但實際上其部件和鋼結構仍分包給中資企業制造。中亞國家是中國的近鄰，地理距離上的接近有助于中資企業發揮中國工業體系在裝備制造、工程承包和物流運籌等方面的優勢。因此對于此類大型基建工程項目而言，即便項目由歐美或海灣國家企業中標承建，但總包和設備制造往往須中資企業參與，可謂“條條大路通中國”。

　　觀察中資企業影響的另一個重要維度是企業經營活動所帶動的人文交流。錫爾河聯合循環電站項目在土建高峰期有近2000人參與建設，其中有超千人為烏茲別克斯坦國本地員工。此外，還有來自菲律賓、土耳其、埃及等國家的工程師。其中，一些此前有來華留學經歷的烏國員工受聘為翻譯，并在項目實踐中逐漸歷練成為工程助理。項目投產發電后，發電公司還將吸納更多當地員工，培養更多本土運維人才。可以想見，該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客觀上支持了烏茲別克斯坦的能源行業本土人才的培養。從這個意義上講，錫爾河燃氣聯合循環電站項目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在蘇聯解體30多年后，中國的工程建設企業帶領著包括中烏兩國在內各國的工程師和工人接過了蘇聯傳遞的“接力棒”，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繼續推動中亞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

　　大型國企牽頭或參與的重要基建項目是中亞國家在新時期獨立自主發展的基石。而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那些以“潤物無聲”的方式逐漸改變中亞國家社會經濟面貌的中小企業。我們調研發現，受限于內陸國的物流成本瓶頸，中亞的投資環境雖然不利于大資本企業的大規模投入和資本化運作，但一些中小型企業仍能夠發現商機，充分開發本地尚未被商業化的自然和社會資源，利用各自的專長加入到了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例如，蘇聯工業體系的短板之一是輕工業。而蘇聯解體之后，中亞國家的農產品和食品加工、建材和居家用品生產等行業長期裹足不前。近年來，一批中資企業進入烏、吉、塔三國投資水泥、玻璃、瓷磚和小五金等領域，就地取材，利用當地尚未被充分商業化的原料，配合從國內引進的生產線，在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幫助對象國延展了本地產業鏈。

　　上述生產型企業實實在在地提升了當地民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使當地人不僅能在本地買到更廉價、優質的產品和服務，還能在本地從事薪資待遇更高的工作。在使用大規模本地勞力的同時，這些企業也潛移默化地提升了當地的人力資源水平。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一個嚴重后果，就是整體上全球范圍內海洋貿易節點的興盛和內陸地區的衰落，隨之而來的是內陸的優質勞動力不斷被“虹吸”到沿海。這就使內陸的國家和地區長期存在發展瓶頸。中亞地區地理上遠離歐美和日韓等發達國家，因此更加難以通過市場化方式吸引發達國家的資金、人才和技術。規模有限的外資主要瞄準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行業。

　　而中國式現代化則為包括中亞在內的內陸地區提供了發展的重要助力和道路借鑒。近年來，中國中西部地區基建水平的極速改善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客觀上為中亞國家成體系的工業化提供了重要支持。除了前面提到的基建、能源和產能合作以外，中資企業不僅簡單地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還通過專業培訓，提升了當地的勞動力素質和勞動市場競爭力。即使最后選擇到俄羅斯或歐洲務工，這些勞工也能利用所學技能獲得更好的謀生機會。更重要的是，這些中小企業也在推動本地人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尤其在費爾干納盆地的農村和山區，很多民眾還保留著傳統農民或牧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組織方式。在人口爆炸的時代，上述現象與經濟貧困、性別不平等、宗教極端化等問題有著密切聯系。在一些企業調研案例中，我們觀察到，中企通過在當地身體力行，傳遞著一種與中國式現代化相匹配的生活理念：將更多人口組織入工業化的社會體系中，為更大規模的人口提供更為價廉物美的產品和公共服務，構建更為和諧的社會，亦即“更好的生活”。而所謂“更好的生活”，往往包含一些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非常樸素的生活觀念：保證健康營養的一日三餐、保持生產生活環境衛生、工作場所遵守生產紀律和安全規章、女性應該獲得同等的就業機會等等。例如，在我們調研的一家礦產采掘企業，擔任企業后勤保障部長的就是一名吉爾吉斯斯坦的吉爾吉斯族女士。她原先在礦區附近村莊的衛生所擔任護士，后來擔任過村幼兒園的園長。企業進駐之后，管理層看重她受過相對較高的教育，因此請她擔任協調員。因工作出色，她被提拔為吉方食堂管理員，負責300余名員工的日常伙食。在她的管理之下，食堂不僅節約了開支，伙食水平較之前還有顯著提升。此后，她歷任礦區辦公室副主任和企業后勤保障部長。目前，包括中方員工在內整個企業數百名員工的餐飲、住宿、醫療、衛生等事務均由她掌管。在長期的工作中，這位女士掌握了流利的漢語口語，但并沒有系統學習過漢字書寫。她的故事正是“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典范。

　　因此，“一帶一路”的價值絕不僅僅局限于大型企業、國企的基建、能源、產能投資，還有貼近當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這些中小型企業所作的貢獻——大量這樣的中小企業從中國走出去，克服重重困難開展生產，以更好的產品和服務提升當地人的福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長期互動交流，讓普通中國人的價值觀走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些價值觀里有很多符合人類發展方向的理念，逐漸改變著當地人對美好生活方式的理解。這才是真正的“民心相通”。對于中亞地區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意義也體現在這里：為中亞內陸國克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弊病提供鏡鑒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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