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遠大的未來。

　　應該說，“漢奸現象”就是抗戰期間中華民族最大的“痛點”。我們贊美近代中國百年沉淪后的民族覺醒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無數中華義士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氣壯山河的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史詩，但也不能忘記，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多少民族敗類變節投降、賣國求榮，認賊作父、助紂為虐，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奇恥大辱的一筆。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為漢奸“翻案”的奇談怪論，仍在挑戰我們的價值和道德底線。

　　歷史因多元、復雜而愈顯其波瀾壯闊。重新審視歷史的創痛，晾曬民族蟲蠹發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漢奸現象”，徹底掃除美化漢奸的霧靄，對于培塑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牢固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起實現中國夢強軍夢巨大精神力量，無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電影《地道戰》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民兵隊長高傳寶在大槐樹下敲鐘傳達情報：來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對這一傳為笑談的鏡頭，我們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說“漢奸”，顧名思義得從漢朝講起。據清人《漢奸辨》云，“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

　　作為一個王朝，“漢”成了中國第一個具有帝國形式的穩定實體，作為帝國子民一個文化符號——“漢人”，其奸細自然被稱為“漢奸”。

　　漢奸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按照《辭海》定義，漢奸原指漢族之變節敗類，后演變為“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

　　漢奸的鼻祖，當屬漢文帝時和親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說(音讀“月”)。此君為報私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單于，為其出謀劃策，“對癥下藥”地對漢朝進行軍事襲擾，甚至直逼長安城下，一時成為大漢王朝的“心腹之患”。

　　鴉片戰爭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漢奸。到了清末中國淪為半殖民地時，媚美、英、法、意、葡、西諸列強之各色漢奸多了起來。

　　中國近代史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歷史，也是一個出產漢奸的歷史。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日本對華侵略的屢屢得手，“漢奸現象”的歷史沉渣泛起滔滔濁浪。

　　1932年3月，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被日本人扶上了“執政”寶座，再一次心甘情愿當上了“兒皇帝”，這是近代列強入侵中國以來第一個以國家面目出現的漢奸偽政權。

　　1938年12月，身為國民黨二號人物的副總裁汪精衛，竟然從陪都重慶出逃越南河內，公開發表“艷電”叛國投敵，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軍刀支撐下成立汪偽“國民政府”，做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為首的偽華北政府、梁鴻志為首的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內蒙德王偽蒙政權和冀東自治政權就已粉墨登場。而汪精衛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號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狽為奸、軟硬兼施，一時間大大小小的漢奸如過江之鯽，形形色色的偽政權似一簇簇“惡之花”，綻開在飽受侵略者蹂躪的神州大地上。

　　驚回首，1938年偽軍數量已達78000人，汪精衛投敵后，大批國民黨軍部隊投入偽軍序列，偽軍數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警察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國家危難，大廈將傾。無數精忠報國的壯烈之士慷慨赴死,而這些生長在中國土地、喝著祖國乳汁長大的無恥之徒，卻背叛了祖國和人民，充當日本法西斯侵華的“狗腿子”，干起了禍害同胞的罪惡勾當。

　　然而，漢奸余孽阻擋不了民族覺醒和抗爭的大潮。正如魯迅先生當年有感于九一八事變，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猶如攪動了停滯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漢奸政客，都翻騰出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終究是沉渣，終究還要沉下去。到頭來，一個個漢奸賣國賊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落得身敗名裂、遺臭于世的下場。

　　國家之恥——漢奸資敵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漢奸”，實在是中國人的國家之恥、民族之羞!恐怕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遭受漢奸之害像我們中國這樣嚴重。檢視中國的歷史，多次民族劫難并非敗于異族外寇，而是敗于漢奸。用“禍國殃民”評介漢奸的危害毫不為過，說歷史往往因漢奸而改寫，并非過分之辭。

　　據日方檔案證實，國民革命軍第29軍宋哲元軍長身邊的參謀周思靜，向日軍提供了南苑守軍撤退的情報，并稱“(趙登禹)已經登車出發了”。正是根據這一情報，日軍在天羅莊設下埋伏，直接導致了百戰名將趙登禹和佟麟閣的戰死。

　　在南京保衛戰中，一到晚上根據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漢奸竟用火把、手電筒引導日軍飛機轟炸彈藥庫、兵營等重要目標。日本兵初進南京城，還有的漢奸把藏身于民眾中脫下軍裝的守城軍官兵一個個指認出來，致使手無寸鐵的中國軍人活活被日軍刺死。

　　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危難中的中華民族，除了要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外，還要分出相當大的力量，與背叛祖國和民族的不肖子女們作斗爭。

　　當年,抗日英雄楊靖宇陷于日偽重圍之中，輾轉雪原之間，周圍人一個個叛變投敵，而又反過來替日軍勸降。一個叫趙廷喜的同鄉對楊靖宇說：“我看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不殺投降的人。”豈止不殺，投降了日本人還打算讓他當偽滿洲國軍政部長呢。楊靖宇沉默一會兒嘆道：“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這是一個穿越時空、令人震撼的歷史拷問!今天之所以還有中國，就是因為有楊靖宇這樣大寫的人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倘若一個個大小漢奸們成了氣候，還有今日之中國嗎?

　　漢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層次而又難以挽回的。正是靠著偽政權、偽軍的支持，日本軍隊才能在中國橫行如此之久。在偽政權“治理”下，大量的金錢、糧食、礦產被源源不絕地運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國農民被大量餓死凍死……而漢奸給人們心靈造成的傷害更是令人痛心。記者曾采訪親歷者回憶抗戰時期的偽滿生活：在日偽聯手14年的殖民宣傳和奴化教育下，當時絕大多數年輕人，只知道自己是親日的“滿洲國”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

　　歷史“怪胎”——中國的漢奸為何如此之多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親赴北京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所作《致南洋同志書》何等壯懷激烈!誰能想到，這個曾經有著荊軻刺秦般豪邁和勇氣的人，最終卻淪為出賣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其實，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復雜的社會歷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漢奸，一定是因為有外部敵人。抗戰期間“漢奸現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是日本侵略者實施“以華制華”策略并與漢奸親日派相互勾結的結果。

　　抗戰初期，日本首相發表對華宣言，就公開聲稱“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日本侵華無異于“小蛇吞大象”，沒有漢奸，他們就是聾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視采取威逼利誘等各種手段，扶植漢奸偽政權達到自己的目的。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張積極抗戰的“鯨須汪”，完全改變了立場，成了堅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積壓下，他的“鯨須”徹底彎曲了，再也找不到那個熱血青年的影子了。

　　“不戰亦亡，戰亦亡”。汪派漢奸們恐懼于日本力量的強大，片面認識中日力量的差距，視敵人如神物，看自己為草芥，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汪精衛、周佛海認為，以落后中國與強盛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自知”，“日本感覺著癢的時候，中國感覺著痛了;等到日本感覺著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

　　正是這種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們自作聰明地得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結論，以為只有采取“非常舉動”“堅定地與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脫離抗戰陣營，走上自絕于民族的“和運”之路，實際上完全成為受日本人擺布的傀儡。

　　有學者研究“漢奸文化”時發現，在汪偽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別是一些甲午戰后赴日留學接受了“洗腦”的中國學生，輕而易舉被侵華日軍所利用成了鐵桿漢奸。他們自以為對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準確，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破壞性。從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日本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留學生中培養親日派的險惡用心。

　　當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時發現，抗戰中投降日軍的國民黨將級軍官達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敵的國民黨軍隊達五六十萬人，追隨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而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降日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也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部隊。

　　何以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結果?在國民黨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實力、暫時投降”的諭戒。與此相反，在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中，有一句近百年不變的錚錚誓言：“永不叛黨”。歷史上黨內雖也有叛徒，但終沒有形成氣候。

　　“共產黨是從來不投降的”!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實話。在共產黨的字典里，確實沒有“投降”“變節”的字眼。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成為危難之際全民族奮起抗戰的價值引領;共產黨人用“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壯舉，給一個飽經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蒼冥”的英雄之氣。

　　中國歷史上不乏奸人，諸如石敬瑭、秦檜、張弘范、吳三桂、洪承疇之流,這樣的人歷朝歷代都遭人唾棄。想不到的是，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歷史、歪曲真相，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小覷的一個問題。

　　有人公開宣稱，“殖民就是進步，殖民時間越長越先進，漢奸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歷史進步的作用”。這種論調可謂荒唐至極。作為十八九世紀帝國主義的產物，“殖民”一問世，就是帶著血腥和掠奪印記的東西。一個國家進步與否，和有沒有被殖民沒有必然聯系。像非洲許多國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沒有什么進步發展，反而成為這個星球上最貧窮落后的地區。一些人的“漢奸思維”只看到殖民者帶來的些許小利，卻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視、暴行以及所導致的種種惡果。世界上哪有一個國家完全靠殖民，實現經濟獨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種沒有一點正義感的虛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國、背叛同胞，甘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只能在歷史上起到一點反面教員的作用，何談任何意義上的進步?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只有實現獨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無論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中國絕不能成為仰帝國主義鼻息的附庸。

　　英雄豈容褻瀆，漢奸豈容美化。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時尚，則離亡黨亡國真的不會太遠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車之鑒嗎?

　　歷史驗證了一條真理：凡是出賣祖國，甘當漢奸走狗的民族敗類，最終絕無好下場。漢奸們的叛國罪行，永遠記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漢奸們的名字，牢牢地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痛定思痛——中國還會再出漢奸嗎

　　漢奸，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歷史上永難消除的一塊傷疤。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已經漸行漸遠，但曾給國家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漢奸現象”并未絕跡。

　　君不見，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繼承了漢奸先輩的衣缽，成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

　　君不見，西方國家搞“顏色革命”和“政治轉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貪婪之徒，已經或正在成為敵對勢力捕獵對象。

　　君不見，今天的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某種“創新發展”。

　　應該怎樣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

　　——致力國家強大。漢奸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么會遭到外敵的侵略?如果當時中國政府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又怎么會有漢奸的大量出現?物質基礎影響或決定政治選擇。

　　——砥礪民族氣節。“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作為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氣節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脊梁，這個脊梁彎曲了，整個民族都會低頭。人格是國格的基礎。

　　——高擎法治利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飽受漢奸之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各個國家對“漢奸現象”采取了超過一般暴力的殘酷鎮壓和道義譴責。自詡是世界人權典范的法國，二戰勝利后，戴高樂政府成立了整肅委員會，一旦發現戰爭期間的通敵者統統依法槍斃，對于叛國者起到了強力震懾的作用。有的國家還專門立法，懲治那些“漢奸”及為“漢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歷史上深受漢奸之害、而今又厲行全面依法治國的中國，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對漢奸賣國賊及其為之翻案行為狠狠打擊。

　　——鍛造忠誠品質。忠誠是當代革命軍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純而又純的“忠誠度”，堅定政治信仰，不做“兩面人”，克服“偽忠誠”“亞忠誠”現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軍人的好樣子。

　　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作為一種社會贅瘤，“漢奸現象”應時而生、應時而滅，而我們鏟除滋生漢奸的土壤，同“漢奸現象”作斗爭正未有窮期!

　　（原標題：解放軍報長篇署名文章：《歷史的拷問》）

中國十大漢奸

個個下場悲慘

　　曾經的半年抗戰，曾經有無數個英雄保家衛國壯烈犧牲，然而，就在英雄們挺身而出時，卻有那么一群無恥之徒與敵人勾三搭四甚至站在敵人的陣營上出賣國家殘害同胞，他們便是萬夫所指的漢奸，在多個版本的中國十大漢奸排行榜，幾乎每個版本都汪精衛的名字。

　　一、汪精衛

　　汪精衛是賣國求榮的最大代表，抗日戰爭時期，道貌岸然的汪精衛嘴上說著要抗日，但是心里卻在偷奸耍滑對日軍恐懼到了骨子里。1938年12月，汪精衛帶著老蔣黨內的一些要員逃離了重慶，并公然發表聲明討好敵人，認為日本迫害中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幫助中國獨立。半年抗戰中，汪精衛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高達210萬。如此十惡不赦的大漢奸真是史無前例，這種賣國求榮的卑鄙小人注定遺臭萬年，最終落得個尸骨無存的下場，也算是罪有應得。

　　二、周佛海

　　周佛海雖然不及汪精衛可恨，但他的行徑也好不到哪兒去。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他在“一大”之后以交不起每個月20元的黨費為由判離黨，并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狀元中委，后來這個反復無常的卑鄙的小人又故技重施判離了蔣介石投靠了汪精衛和日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叛變注定讓他不會有好下場，最終周佛海被軟禁暴死在監獄里。

　　三、陳公博

　　陳公博青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最終卻背叛了黨組織，加入了國民黨。后來追隨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最終，陳公博落得個叛國罪被槍決。探析陳公博一生變化多端的政治面貌和最終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命運，無不給世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

　　四、丁默邨

　　這位大特務賣國秋容投靠日寇，成為日本特工隊伍中的一員，并與汪精衛聯手捕殺共產黨和抗日志士，在上海進行特務活動，抗戰期間叛投日本侵略者，組建76號特工總部，血腥鎮壓愛國志士。最終也自食惡果，46歲被執行槍決。

　　五、王克敏

　　王克敏是清末留洋的舉人，不僅不幫助國家反而在抗戰爆發后直接投靠了日寇，并在汪偽政府和漢奸組織“新民會”擔任要職，發表反動言論，抗戰勝利后，王克敏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逮捕，1945年12月25日于獄中自殺身亡。

　　六、陳璧君

　　她是汪精衛的妻子，九一八事變之后，陳璧君積極支持汪精衛的親日政策，頭也不回地投靠日軍，最終落得個終身監禁的下場。1959年6月17日，陳璧君死于上海提籃橋監獄醫院，時年67歲。

　　七、李士群

　　原本李士群和妻子都是共產黨員，但最終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叛變，收集情報殘害抗日軍民。1943年，軍統局長戴笠下令已被策反的汪偽政府三號人物周佛海設計利用日本特高課將李士群毒死，終年38歲。

　　八、胡蘭成

　　他是張愛玲的前夫，一身才華卻不干正事，成為汪精衛的智囊，為汪精衛寫了無數賣國社論，企圖洗刷其賣國行徑，被排擠出去之后又為日本人出謀劃策，注定受世人唾罵。1976年因其漢奸背景被迫離開臺灣，1981年7月25日因心臟衰竭死于日本東京。

　　九、傅筱庵

　　傅筱庵公開叛國投靠日本人，并被日本人委任為上海市長。最終死在自己親信的菜刀下，也算是罪有應得。他是一個心貪手辣的家伙，依靠克扣工人的血汗收入，攢集了一筆錢，在浦東購置房產，出租得利。后又結識了上海在浦東占有大量房地產的嚴筱舫之子嚴子均，代嚴家兼管房地產的經租業務。

　　十、梁鴻志

　　這位漢奸在七七事變之后為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提供資源和物資。毫不夸張地說，日本人能夠在中國長驅直入，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來自梁鴻志的協助。既然是自己的選擇就要為選擇付出代價，最終，梁鴻志被判處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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