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擺明的立場是，無產階級要堅決反對毒品。不僅因為毒品巨大的生理危害性，還因為毒品的泛濫會將大量的無產階級轉化為流氓無產階級，極大虛弱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同時我們也要指出資產階級禁毒的局限性，和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才能夠徹底根除毒品問題的必然性。

　　毒品的危害的社會性：

　　如果只是從對人類身體的損害，大部分的毒品都不及“百草枯”或者“敵敵畏”之列的農藥。但為什么吸食毒品成了一個社會問題，而吸食百草枯則沒有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呢？

　　吸毒者最開始吸食毒品的成因是一個復雜社會性，階級性的問題，馬列毛主義指出人類的認知來自于人類的社會化的實踐。而吸毒者對吸毒的認知也源自于其階級的社會實踐的映射。吸毒作為一個社會問題自然也無法脫離階級而被討論。多項美國社會研究指出藥物濫用（substance abuses）和收入之間存在關聯。生活在低收入社區的成員有更大的概率使用毒品。因為這些低收入社區里存在大量有組織犯罪，毒品更加容易獲取。同時生活在這些社區的無產階級往往無法接觸到良好的教育，導致對毒品的危害認知不足。

　　《矛盾論》教導我們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犯罪泛濫的社區，教育的匱乏都只是作為條件的外部因素發揮作用，而真正的起主導作用的內因是無產者的生活勞動實踐。長期從事高強度的，異化的勞動導致無產階級無法從勞動中獲得必要的滿足，轉而追求其他的娛樂。而相對于那些需要長期投入的娛樂活動而言，以煙酒和毒品為代表的成癮品則成為了無產者生活中容易接觸到的快感來源。試想一下，對于一個連軸工作了十五個小時的鉗工來說，是一場三個小時音樂會還是一根香煙更具吸引力呢？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工人階級的勞動限制在了短期的，片面的分工中，使工人無法發展長遠規劃和全局考慮的能力。成癮品的帶來的愉歡是瞬間的，而代價往往是長期的。受到片面的勞動塑造的勞動者往往無法在瞬時的快感和長期的危害之間做出自覺的判斷，最終陷入到由片面勞動所塑造的局限性導致的悲劇中。

　　這種認知的缺失源自異化的勞動的實踐和在異化勞動條件下發展而來的生活方式，絕不是一兩句標語或者幾次講座就可以改變的。長期從事異化勞動的無產者在源于貧困的外部條件的誘導下產生了吸毒的意識傾向。這個意識來自于長期的生活實踐，是階級性的，不是簡單的歸類于無產者被誤導了或是被欺騙了這么簡單。而不論是貧富差距，教育資源不公平分配，還是異化的勞動都是資產階級所生產出的結果。

　　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現代毒品生產

　　有一種觀點認為毒品問題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問題，因為封建社會也存在毒品問題。這個說法是完全錯誤的。難道因為封建社會也存在農業生產，所以就可以把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農業生產與之混為一談嗎？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現代市場條件的毒品問題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的。

　　從生產力的角度出發，現代毒品的很大一部分是化學合成毒品，其研發基于現代化學技術，其生產依賴現代的化學工業。例如美國電視劇《絕命毒師》中講述的便是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主角利用所學的化學知識進行毒品的生產。而最新一代的合成毒品的生產更是高度依賴現代技術。就算是像大麻這樣“傳統”的，需要種植的毒品則也一樣依賴現代的農業技術，比如一些美國的大麻種植商還在大麻種植上使用了先進數字監控技術。而毒品的運輸和分銷也依托于現代的運輸技術。就拿美國的毒品問題舉例，大部分的美國社會流通的毒品的生產地是拉丁美洲。就是最近的墨西哥距離美國腹地都有數千公里的距離，其中還要穿過落基山脈和中部廣袤的無人區，這種程度的運輸只有現代的資產階級生產力才能夠達到。

　　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出發。還是拿美國的毒品問題舉例。從生產鏈條的角度上看，芬太尼原料由中國生產，經過全球商貿網絡運輸到墨西哥，后由當地毒梟雇傭當地失業人群進行毒品生產，經過路上走私或者海上運輸到美國，最后通過美元或者加密貨幣體系進行銷售。這一整個鏈條和iPhone手機或者任何資本主義商品的鏈條都有著共同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徹頭徹尾資本主義的產物。而從生產的雇傭上來說，墨西哥發達的毒品產業和當地高度的失業率不無關系。美國發達的商業農業沖擊了當地的農業，導致大量農民失業。同時就像南美洲大多數其他國家，墨西哥也要面對城市中的平民窟和其中的失業問題。農場失業和城市失業人口給毒販子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用來進行現代化的，規模化的毒品生產。

　　當我們更進一步考察資本主義下的毒品問題時，我們會發現，因為毒品作為一項商品，只要有需求，其供給就不可能被禁止。只要毒品有利可圖，就一定會有“敢于踐踏世間一切法律的資本家”來販毒。這是由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決定的，甚至不已統治階級的主觀意愿所改變。禁止毒品只會像是美國禁酒令時期和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蘇修禁止黑市那樣，走向必然的失敗。蘇修與黑市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已經被資產階級法權侵入的蘇修社會根本無法禁止黑市的存在，黑市作為資本主義關系的一部分，會被源源不斷生產出來。對于毒品，也是一樣的，只要資本主義存在，毒品就會源源不斷被生產出來。要想消滅毒品就必須要消滅資本主義才行。

　　資本主義下毒品問題的矛盾的同一性

　　資產階級對毒品的態度不是孤立的，靜態的，而是聯系的，發展的。最好的例子是美國資產階級對毒品的態度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內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禁酒令時期的嚴厲禁止，到越南戰爭時期向美軍提供毒品，到八十年代禁毒的毒品戰爭，再到如今的毒品合法化。而驅動這發展的整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內因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毒品的關系，而誘導這個內因起作用的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斗爭的歷史條件。資本主義毒品問題這個矛盾的一面體現為禁毒，另一面體現為販毒。在有的情況下，禁毒的一面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在像日本和韓國這樣的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而在有的情況下，販毒的一面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在歐洲和美國。

　　在分析毒品和資產階級統治的關系上，我們在注意到毒品對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破壞的一方面，比如毒品損害無產者的身體使其無法勝任重體力勞動，也要注意到毒品對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幫助的一面，比如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毒品對無產階級的麻痹作用。毒品一方面挑戰了資產階級，一方面又幫助了資產階級。這兩面作為矛盾運動的兩面在具備對立性的同時也具備同一性，有在一定條件下轉變的可能。而這矛盾的轉變的外部條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歷史條件。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空前尖銳之時，毒品的矛盾就在這個大的主要矛盾的驅動下快速向另一面發展。這在歷史上不是沒有過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就向軍隊大量提供毒品用以麻痹無產階級。而美國社會廣泛的毒品問題的源頭則是越南戰爭。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為了阻止社會主義解放越南，也向納粹德國學習，向軍隊大量提供毒品，使得大量無產階級的美軍士兵在毒品的影響下殘酷殺害越南人民。　　?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不同生產部門的資產階級對毒品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以煙草和白酒為代表的“專營”成癮品產業的資產階級會堅決反對毒品，而以制造業和建筑業為代表的需要大量健康勞動力的實體產業的資產階級也會反對毒品，但以廣告，文化，金融，科技為代表的只需要一小部分高端就業的產業里的資產階級則不會反對毒品，而以藥品，醫療產業為代表的本身就和毒品有千絲萬縷關系的產業的資本家則會支持毒品。除階級條件之外，通過分析一個國家的產業構成，我們也可以大致分析出這個國家對毒品的態度。

　　由此可見，資產階級禁毒既不是為了幫助無產階級，也不是為了道德上的方面，而是為了資本主義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是歷史條件發生了變化，原先支持禁毒的資產階級會在頃刻之間轉變為支持毒品。

　　資產階級禁毒行動的局限性

　　一些觀點認為只要是禁毒就是進步的。這又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從一個孤立的，靜態地看待事物，忽略了事物的聯系和發展。一件事物的進步與否必須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脫離了無產階級的所謂“進步”只存在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里。同時，進步還必須符合全球無產階級的利益。如果一個國家在自己的國境線內強力禁毒，然后反手將毒品原料賣給其他國家的毒梟讓其殘害他國的無產階級，這樣的“禁毒”難道有一絲一毫的進步性嗎？

　　資產階級的任何政策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禁毒政策也不可能例外。雖然禁毒本身是符合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但就像是對人體至關重要的水和鹽分被過多攝入也會損害人體那樣，不合理的禁毒政策同樣也會損害無產階級的利益。

　　就拿某禁毒大國舉例，將誤食毒品的無產階級妖魔化，將他們開除人籍，將其丑化成一個不成人形的，仿佛下一秒就會暴起害人的瘋子，完全忽視了很多吸毒者的可憐境遇和需要社會性幫助的情況。經常被宣傳一句話：“人只有吸了毒就廢了”。這難道不覺得荒謬嗎？人又不是物品。怎可能呢有“廢了”這么一種說法。只不過是產業資本眼里，吸毒者沒有辦法被剝削，所以“廢掉”了吧。然后便是將毒品神秘化，就仿佛毒品不是一個化合物，而是某種南美密術，只要一碰就被詛咒，然后在巫婆的牽引下走向必然的死亡，完全忽視了毒癮的唯物的發展和其后復雜的社會心理學因素。另一方面又將吸毒的動因唯心化，忽視吸毒的動因階級性，社會性的因素，將其歸因為無產者自身被誤導。“只要注意一點就不會吸毒了！”這不跟“只要肯努力就能夠賺到大錢”一樣充斥著荒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惡臭味嗎？

　　但是考慮到毒品本身巨大的危害，就算資產階級的禁毒政策充滿各種一刀切的官僚主義的成分，也不能說是不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但是我們同時也要指出其中的局限性，并提出無產階級自己的禁毒政策。

　　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夠根除毒品

　　社會主義的禁毒政策因該是從無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依靠群眾自覺的運動，最后通過消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方式消滅毒品。

　　在革命時期，革命者應當向無產階級灌輸毒品問題的階級性，指出資產階級禁毒政策的局限性，組織無產階級同社區中的流氓無產階級做斗爭，建立無產階級的秩序，并依靠群眾運動打擊毒品和販毒活動，并在運動中依靠勞動和生活的斗爭對抗毒品的影響。同時要時刻警惕資產階級利用毒品麻痹無產階級，尤其是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更是要和“官方”毒販做堅決的，決死的斗爭。　　?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我們應當向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學習。蘇聯和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不僅消滅了毒品問題，也消滅了任何可能生產毒品的社會條件。尤其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不僅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根除了困擾華夏大地百年的鴉片，還讓數百萬癮君子通過勞動改造回歸社會，并在之后的數十年里使毒品再無染指中國的可能。在社會主義時期，對待吸毒者應當采取關懷的，教育的措施。不能一刀切地拋棄那些誤入歧途的無產者，應當通過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科學治療的方式戒除他們的毒癮。同時對待毒販，應當分析毒品生產中的階級性，給那些被迫卷入販毒的無產階級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同時嚴厲打擊那些毒品生產中的”資產階級“。除了這些，還要自覺地認識到毒品的危害是從社會層面得到實現的現實，只有消除了毒品的社會性危害才能夠消除毒品的危害。革命政權要從唯物主義的，階級斗爭的角度出發，通過團結動員勞動者群眾，在打擊資產階級法權的過程中，逐步改造這個不斷生產著毒品的社會。

　　在共產主義時期，毒品問題將會被徹底解決。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毒品賴以存在的兩個社會條件，使販毒成為可能的私有制條件，和使吸毒成為可能的異化的勞動的條件，都將不復存在。屆時，人類將會自覺地，自由地拒絕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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