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法西斯主義產生于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并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動態發展息息相關。研究新法西斯主義可以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危機、新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政治聯盟的關系以及新法西斯主義與早期法西斯主義的異同等三個方面入手。此外，新法西斯主義也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密不可分，特別是近年來新自由主義分子一直從理論層面討論如何利用國家防止民主運動干擾資本主義積累和市場需求。總之，本文旨在明晰新自由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在理論、意識形態和經驗等方面的關系，并幫助建立一種戰勝新法西斯主義的有效政治回應，而不是簡單地重建新法西斯主義持續再現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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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合法性之間存在著固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在過去40年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企業權力的崛起削弱了國家內部的公眾代表、代理機構和問責機制。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定義常常回避企業權力的問題，即將“新自由主義”與削弱國家作用并支持“自由市場”混為一談。與此相反，改善資本主義國家中企業權力的代表性，而不是“削弱國家作用”或促進“自由市場”，才是理解新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動態的核心[1]。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下，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國家公共職能的轉向（即進一步補貼、增強和集中國家與市場內部的私人權力）擴大了企業的政治和市場權力。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職能在新自由資本主義崛起的40年里不斷被削弱，公眾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的支持率也隨之下降，這為支持威權資本主義的政客推行新法西斯主義創造了機會，并且這已經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2]。

　　為了更好地理解新自由資本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之間的關系，我們首先要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出現的歷史背景。當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機構無法在原有的法律、規范和準則內運作時，資本主義危機就催生了威權主義的“解決方案”。長期以來，這些危機都是由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積累型經濟體系所固有的緊張關系驅動。當資本家無法維系一個允許資本投資進行擴張的利潤率時，他們就會尋求解決辦法（包括重建那些阻礙盈利的制度）。

　　當這種危機爆發時，重建可能會導致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根本改變，或者至少會出現通過威權統治保護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和霸權計劃。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因其軍事力量、群眾動員和（或）共和制形式保留（如公民投票或受控的選舉過程）的程度不盡相同，威權主義政體存在多種類型。

　　在20世紀30年代，當“民族資本家”[3]面臨因全球大蕭條而日益加劇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時，那些信奉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便從分裂的階級和社會環境中粉墨登場。他們推行白人至上主義、反動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沙文主義，并把少數族裔、社會民主黨、工人運動等視為實現其理想國家的阻礙，試圖驅逐、壓迫和消滅他們[4]。

　　資本主義統治階級要么支持這種反動轉向，并將其視為穩定和提高資本主義利潤的機會，要么最終因共同利益與法西斯主義運動合作，鎮壓那些被視為盈利障礙的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惡果，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合法性的崩潰，以及階級和社會斗爭的不斷深化，這些斗爭主要集中在當時需要構建何種社會才能解決危機。因此，法西斯主義的類型與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密切相關。事實證明，如果法西斯分子能夠以擴大國家力量的方式重建資本主義國家，恢復其盈利能力，鎮壓工人階級政黨、工會和政治運動，他們就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在國家資本主義積極爭奪市場準入、原材料和地緣政治優勢的時期，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開始建設大規模的威權主義國家，這類國家有賴于強大的軍隊和大規模的法西斯主義政黨進行群眾動員[5]。

　　二、法西斯主義與新法西斯主義

　　相比之下，當前的新法西斯主義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危機中出現的。在危機中，除了在軍事化與監管方面，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長期以來已經從大規模的國家能力重新轉向迫切的資本主義積累。在40年間，新自由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重建，以便使其更直接地為最強大的資本主義部門的利潤積累服務。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經歷了長達40年的“解構”[6]，由此，國家活動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增強企業部門的政治和經濟實力。在此過程中，國家更嚴重地依賴累退稅政策，這降低了企業和富人的納稅，增加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負擔，導致了更多的公私“伙伴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國家直接向企業投資者提供更多補貼，以降低投資成本；減少對工人階級的公共補貼和福利援助，鼓勵向資本家提供更多廉價勞動力；通過貿易和投資協議激勵全球供應鏈的建立，推動企業權力全球化體系的制度化[7]。

　　與20世紀30年代相比，當今的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旨在通過推動資本主義國家的進一步“解構”，加速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制度化進程[8]；不同于20世紀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通過動員大規模的支持網絡并利用政黨來構建一個為資本家服務的強大國家機構，新法西斯主義在一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中運作，其目的是從已經被削弱的公共能力中加速剝離公共和監管職能來增加其社會資產的積累，促進強大資本利益的“自由”。當代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言論，包括白人至上主義、沙文主義、排外心理以及攻擊腐敗的“政治階層”等，與20世紀30年代的許多法西斯主義前身遙相呼應。新法西斯主義是資本積累危機加劇的產物。新法西斯主義者攻擊他們所謂的“政治階層”的制度化權力，這種攻擊能力是自由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合法性下降的直接表現。40年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職能被掏空，轉而直接服務于資產階級的積累需求[9]。

　　我們對當代新法西斯主義的釋義包括以下結構性的和有用的因素，這些因素詮釋了新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不同部門的權力集團之間的關系：

　　1. 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40年里，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場長期的結構性危機，其特征是公共職能的空心化和企業利益在國家內部占據支配地位，這降低了國家的公共合法性，導致了主要政黨和政府機構的支持率下降，為極右翼、新法西斯主義運動及其領導者創造了機會。

　　2. 資本主義危機，特別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直接導致了極右翼運動的興起。這些運動通常包括新法西斯主義政治潮流，其言論和目標是反對自由民主的制度、程序和過程，支持那些要求取代程序民主的威權主義“強人”。在這個過程中，攻擊“政治階層”、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移民成為新法西斯主義領導者的政治武器。這些運動試圖表達“白人文明”正在受到攻擊，并將“國家”定義為白人至上主義價值觀的體現。

　　3. 資本主義部門在如何應對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聯盟的問題上存在分歧。

　　金融投機者，石油、采礦和農業綜合企業等采掘性資本主義部門，以及小型商業團體和聯盟，為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政治網絡的形成發展提供了便利和資金，其目的是通過加強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扶持來增加企業權力。一些（雖然不是全部）通常由資本家資助的強大新自由主義智庫，已經接受了許多極右翼的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言論，將其作為資本家政治計劃的一部分，這一計劃試圖進一步剝奪國家的合法性和解構國家，以賦予私營部門的資本家更多權力。長期以來，企業一直利用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運動來消解政府公共職能的合法性，支持私有化、補貼企業和擴大國家內部的企業權力。

　　4. 囊括了新法西斯主義勢力的極右翼也包括資本主義權力結構之外的群體，如中產階級成員、白人工人階級的上層部分、警察和安保人員，以及宗教團體，他們用與新法西斯主義相關的種族化語言和政治綱領來界定自己：擁護白人至上主義，將少數族裔、有色人種和移民視為“威脅”，兜售把監獄、邊境安全和懲罰性安全措施視作重回白人至上主義必要條件的“法律和秩序”言論。

　　5. 我們認識到，新法西斯主義運動將根據其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產生具有以上四個特征的不同變體。

　　為了更好地說明對新法西斯主義的分類，本文對美國和巴西進行了相關研究，它們不僅充分詮釋了本文對新法西斯主義的界定，而且將對推動全球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與我們的觀點相反，許多左翼和自由主義評論家將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描述為“右翼民粹主義”，認為它填補了自由—民主政體中公共職能空心化所造成的空白。如阿姆斯特丹學派（Amster‐dam School）將“民族民粹主義”描述為對金融全球化的一種應對，認為它與新自由主義相抗衡[10]。與這種對右翼威權主義崛起的理解相反，我們的分析指出了新自由主義的一貫堅持和捍衛；特朗普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新命名”為《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這實際上是一種重塑，即新法西斯主義在言論上激起了公眾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怨恨，但作為一個權力集團，它體現了對全球霸權的改造，而不是推翻[11]。

　　關于唐納德·特朗普，與經典法西斯主義形成對比的是，迪倫·萊利（Dylan Riley）認為“特朗普沒有可以領導的官僚組織”[12]。但自2021年1月6日發生的美國“國會暴亂”事件[13]以來，上述觀點顯然站不住腳。至少就左翼對美國事態發展的分析而言，不應該輕易蔑視這種具有新法西斯主義特征的特朗普主義。也就是說，事實上美國的極右翼既缺乏意識形態的統一性，也缺乏經典法西斯主義的組織能力。盡管如此，萊利的觀點仍然可能是正確的，畢竟美國右翼的意識形態分裂由來已久?；仡檮P恩斯—自由主義在美國的鼎盛時期，我們可以看到自由主義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描述的一種常見的模式：“美國的右翼被組織成數量極其龐大、規模不定的狂熱團體。這些團體遠沒有團結起來。他們有合作和趨同之處……也有共同的偶像。”[14]霍夫施塔特列出的各種問題的獨特組合，包括“解決資金問題，打破土地壟斷，揭露隱形的世界政府，帶頭擺脫官僚主義，分發《猶太人賢士議定書》，彈劾艾森豪威爾，廢除所得稅，消滅共濟會，迫害天主教徒……解散心理健康運動，停止供應氟化水……”[15]新法西斯主義與20世紀50年代的極右翼之間的連續性和差異發人深?。环N族主義和排外心理需要進一步升級，以囊括伊斯蘭恐懼癥和對移民更為明顯的敵意，尤其是當代新法西斯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其經典先驅的“社會主義”替代目標；不再有興趣打破任何形式的壟斷，也不再有興趣挑戰任何形式的產權。但其對醫療研究的敵意似乎后勁十足。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堅持認為，“法西斯主義”這一術語只能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社會經濟危機和以群眾為基礎的社會運動的意義和語境中使用，法西斯主義“是在經濟混亂或蕭條時期對社會革命危機的一種回應”[16]。相反，在我們看來，這種堅持認為法西斯主義只能是某種情況下（需要一個極端的威權主義國家來限制既激進又強大的工人階級，盡管不幸的是，工人階級的力量還不足以成功實現社會主義）的產物的觀點并沒有歷史依據。正如我們在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中所看到的，訴諸威權主義政治也可以先發制人。在安德森對巴西政治的重點分析中，他提出了一個對我們的分析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觀點，即巴西勞工黨是“二戰以來唯一從勞工運動中建立起來的新型群眾政黨，它從規模、影響力和相對凝聚力方面都超過了拉丁美洲的其他組織”[17]。在冷戰后的歷史背景下，即便是最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巴西的復興，以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競選活動，也足以引發恐慌，或者成為博索納羅和特朗普等政治人物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借口。安德森還指出：“勞工黨的溫和和寬容政策與憤怒的中產階級和媒體對其的敵對態度之間一直存在著不對稱性……這種單方面憎惡的表達變得越來越暴力……而示威者則高唱他們的標志性歌曲《資本主義將繼續存在》。”[18]威廉·I.羅賓遜（William I.Robinson）對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進行了相當巧妙的總結，他說：“這似乎是一場防止工人階級和群眾抵抗蔓延的先發打擊。”[19]

　　在后冷戰時代，美國和巴西出現的溫和社會民主政治就足以引發新法西斯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小資產階級很容易被誤導，相當一部分資本主義精英習慣于將國家工具化。這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傳統保守主義的危機，傳統保守主義傾向于將國家概念化為社會一體化。所有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都傾向于模仿左翼（正如其所設想的那樣），并將政治視為能夠起到重要作用的斗爭，鑒于其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會用貶義術語（如“卑鄙小人”等）描述更傳統的保守政治形式。班農（Bannon）在這方面使用“解構主義”就是一種“經典法西斯主義”的修辭手法，尤其是他曾將“文化馬克思主義”視為對手。

　　凡是新法西斯主義領導者或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獲得權力的地方，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國家的公共合法性都在下降。在長達40年里，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職能扭轉為更直接地服務于私人資本積累（特別是在長期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危機期間），這進一步侵蝕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合法性[20]。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恰好可以被視為國家對資本主義企業大規模公共補貼的終極表現，自此這些企業的生存開始依賴于數萬億美元的政府支出。從納稅人運轉到最富有金融公司的巨額公共補貼，明顯地暴露出資本主義國家與其最強大的企業捐助者之間已經建立起來的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通過加速經濟不平等的增長，以及加劇對資本主義管理機構的不信任和懷疑，政府對實力雄厚的全球性金融部門的慷慨解囊，加深了當代資本主義危機[21]。與此同時，危機的加劇導致了新法西斯主義政治家、政黨和社會運動的出現，他們對危機的解讀反映了政治聯盟的優勢，這些政治聯盟認為整個“政治階層”已無藥可救，需要“徹底改變”。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勢力還利用新冠病毒疫情作為政治機會，為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來避免資本主義生產和全球價值鏈的中斷進行辯護[22]。

　　強大的資本主義部門長期以來一直依賴這種煽動性言論來推動新自由主義的重建，這耗盡了國家的公共職能和監管能力。當前，新冠病毒疫情下的資本主義危機正在更加劇烈地重演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同樣的行為體正從當代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企業補貼中受益，這些補貼得到了主流政黨的支持，長期以來，這些政黨對其企業支持網絡、捐贈者和游說者的承諾使他們喪失了代表公眾選民的能力。隨著公眾不斷遷怒于稅款去向以及誰將納稅人的支出中飽私囊，公共捐贈條款也幾乎沒有任何條件限制，種種亂象為更大規模的階級沖突和左翼社會運動的興起作好了準備，這些運動、政黨和組織可以將憤怒引向政治階層和企業階層之間的密切關系。然而，因40年來統治階級對工會的打擊，以及社會民主黨和工黨右轉傾向于支持對企業更友好的立法政策，導致了有效的工人階級政治和經濟代表權的分裂和破壞，這條道路被阻斷了[23]。

　　工人階級代表權的真空最終被極右翼政治聯盟所填補，他們很容易演變成新法西斯主義的變體，因為他們試圖將自己與“政治階層”區分開來，成為一種可以肅清國家腐敗并代表傳統法西斯主義話語利益（如白人至上主義、種族主義、排外心理以及“國家偉大”神話）的“局外人”。新法西斯主義和其前身一樣，用種族來界定資本主義危機，并認為特權種族的利益受到損害的原因在于“政治階層”從他們手中剝奪了本應屬于他們的“特殊利益”。這種言論是送給那些在進一步剝奪資本主義國家公共職能合法性方面獲得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的“禮物”。隨著新法西斯主義言論妖魔化少數族裔和移民，并呼吁加快社會管制和軍事化進程，資本主義危機的罪魁禍首逐漸從實力雄厚的資本家身上轉移到自由民主國家機構本身。這樣一來，新法西斯主義就像它的前身一樣，提供了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動力，朝著進一步限制、減少甚至可能消除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并傾向于采取威權措施，選出一個被信任的，而且可以代表一小部分公眾不滿情緒的領導者[24]。

　　與以往的法西斯主義一樣，公眾中最支持新法西斯主義領導者的那部分人屬于小資產階級，他們比大多數工人階級富裕得多，但不如資本的主導部門那么穩固，后者的利益受到新自由資本主義最直接的保護和保障。實行更具累退性的稅收制度對中層資本造成的影響比對上層1%[25]的影響更大。中層資本這個群體對新法西斯主義領導者和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支持程度不應被低估，盡管有一種不幸的趨勢，即這一群體衰落為“白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削弱了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等級，小資產階級中的較低階層與除了工資之外沒有多少資本和儲蓄的工人被劃為同一個收入和階級類別。對新法西斯主義社會基礎的任何分析都需要考慮工人與中層資本家和（或）管理人員之間存在的分歧[26]。使用虛假的統計分類將工人階級與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群等同起來，這種做法在美國那些描繪“白人工人階級支持”特朗普的文章中司空見慣，我們需要通過對特朗普的新法西斯主義支持網絡進行更具體的審視來質疑這種做法[27]。

　　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們將首先討論新法西斯主義在當代全球資本主義中崛起的結構性經濟和政治條件。其次，我們將解析傾向于支持新法西斯主義政治領導者或運動的政治聯盟的構成，其中包括全球投機金融的資本主義部門，石油、天然氣、采礦和農業綜合企業等采掘部門，小資產階級成員（包括小企業中的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因去工業化和金融失控而感到被拋棄的白人工人群體，以及宗教運動，尤其是與極右翼福音派或其他基督教派別聯系在一起的宗教運動。全球資本中一些最盈利的部門與中產階級社會支持之間的聯姻，建立在種族主義、排外心理和因企業和宗教意識形態而加劇的父權制權力結構基礎之上，這種聯姻為國家乃至全球的新法西斯主義支持網絡創造了便利[28]。

　　最后，我們將簡要概述兩個案例研究，其中包括兩個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新法西斯主義政治聯盟：美國的特朗普和巴西的博索納羅。我們通過這些案例研究來說明在不同背景下引起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歷史和比較因素，隨后我們又考察了新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左翼的影響。在這里，我們認為左翼需要對新法西斯主義采取明確的反對立場，因為新法西斯主義對工人和人類構成了生存威脅。然而，這種政治反對的必然性需要建立在工人階級地位普遍提升的基礎上，因為工人階級在新自由主義發展的40年中一直受到極端打壓。只有通過推動以戰勝法西斯主義和扭轉新自由資本主義（以及挑戰資本主義本身）為共同使命的工人階級運動，才能既戰勝新法西斯主義，又削弱新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直接關系。資本主義有著威權主義的固有傾向，新自由資本主義產生了新法西斯主義，因為無情的積累動力剝奪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公眾問責機制，公眾問責機制在歷史上僅有的吸納工人階級參與，正是源自工人運動的壓力。面對新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左翼需要吸取這些教訓。

　　三、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危機

　　強大的資本主義聯盟通過政治游說、結構性經濟力量和反對工人與窮人的階級斗爭，加速了國內和國際政策的“右轉”。在我們的分析中，這些聯盟代表“跨國資本與反動和壓制性政治權力的融合”[29]，導致了當代新法西斯主義形式下的“跨國資本獨裁”。新自由主義政權的矛盾之一便是它放松了對企業的監管，卻又嚴格管制著窮人。由于新自由主義搖身一變成為新法西斯主義，其威權主義的一面便當然更加凸顯，并日益占據主導。從這個意義上說，隨著邊緣化和對過剩人口的威權式控制的加劇，禁毒戰爭和警察軍事化成為維系其統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化石燃料法西斯主義，其在新法西斯主義議程中對于必要時通過武力保持解除管制起到重要作用。綠色政治，尤其是左翼綠色政治的再次出現，正如盧拉和桑德斯的社會民主主義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威脅了化石燃料部門的權力和利潤。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發現了對在這一部門工作的工人階級有意識形態上吸引力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分析認同小資產階級作為法西斯主義群眾基礎的傳統觀念，但也要承認，相對有特權的那部分白人工人階級確實為美國的新法西斯主義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因為他們與化石燃料工業、軍工復合體或國家安全警察機構存在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一方面，新冠病毒疫情為加速特朗普—博索納羅新法西斯主義的極端化提供了背景，也為其危機和可能的衰落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我們預計在氣候科學、醫學、選舉運作和任何其他不易驗證的現實問題上，非理性主義會越來越多，這又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特征，也是我們所說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潛在結構性衰退的表現。

　　1980年至今，通過對社會福利和監管職能的無情抨擊，資本主義國家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結構性調整。衡量這些趨勢的一種方法是考察資本家利潤和工人階級工資在收入中的占比。在眾多資本主義國家中，貧富差距、階級不平等等問題日益凸顯，勞動收入相對于資本收入占比下降[30]。因各國具體社會經濟和政治歷史的差異，這一趨勢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美國和西歐的跨國公司利用其政治和市場力量促進全球價值鏈的生產重組，這導致生產活動被分包給工資較低的地區，從而降低了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與此同時，跨國資本在特惠貿易協定中充分利用其在全球政治經濟上的結構性力量，這些協定有助于建立日益全球化的生產體系，從而給“全球南方”[31]的工資帶來下行壓力，其政府在相當有利于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條件下，促進了全球生產的分工。

　　歷次資本主義危機（包括2001年全球經濟危機，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之后，跨國資本家都會積極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尋求大規模補貼，補貼的范圍越來越大[32]。規模日益龐大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加速了對資本主義國家合法性的侵蝕，這種合法性同時也被幾十年來的國家政策所削弱，這些政策導致了公共部門債務融資增加，面臨工資停滯的工薪階層家庭負債（和不穩定性）增加，以及由利潤回報率低迷和企業利潤日益金融化（受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廉價資金來源的激勵）推動的企業債務增加[33]。

　　作為對國家公共職能空心化的回應，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長期的合法性危機。這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都很明顯，包括美國、西歐大部分國家以及“全球南方”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在美國和西歐大部分國家，公眾對國家立法機構和民選官員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參選率（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參選率）同樣在下降。與此同時，歷史上與工人階級選民有聯系的政黨，特別是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民主黨，其支持率也在下降。有著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在執政后越來越青睞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一趨勢反映了政黨的企業化和“專業化”，因為政黨精英更多地依賴于公關公司、企業顧問、民意調查數據以及他們的政策對資本主義市場的預期影響，而不管意識形態如何[34]。

　　四、新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

　　學界試圖通過關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因素來解釋極右翼政黨、運動和聯盟的崛起。在供給方面，他們考察了主流資本主義政黨合法性的下降可以在何種程度上推動極右翼勢力吸納其支持者（那些人往往感覺自己被主流政黨背叛或拋棄）。很多學者將社會民主黨、工黨的支持率和合法性的下降與被極右翼政黨填補的政治真空聯系在一起。與此同時，保守派政黨也經歷了一場公眾支持率下降的合法性危機，這導致了保守派政黨聯盟內部的分裂，極右翼運動和政黨的出現加速了白人至上主義、反移民和極端民族主義等言論的散播。

　　關注需求的學者則認為金融危機與極右翼政治運動的興起之間具有密切關系。然而，其中的大多數學者都未能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或貧困與極右翼的崛起直接聯系起來；相反，極右翼運動的社會支持率不斷上升的最佳預測因素是相對剝奪，尤其是中產階級內部的群體，他們的階級地位穩定性存在不確定因素，這往往與其感知到的威脅有關，如少數族裔、移民、外國文化或宗教傳統，以及被認為是更有能力保護現有等級制度的最佳社會秩序的弱化[35]。人們發現，金融危機助長了一些人對極右翼運動和政黨的支持，那些人的債務不斷增加，這有可能使他們脫離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36]。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承諾“挑戰”建制派及其整個體制大廈的新領導者會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這些人認為似乎有必要進行根本性改革，以恢復關乎更高安全性的條件。

　　截至目前，學者們往往淡化了極右翼與法西斯主義的聯系，不僅因為極右翼政黨有參加選舉的意愿，而且（有時）他們也會調整信息傳遞方式和政治承諾，其中可能包括承諾強化福利國家（特別是對土生土長的白人選民而言），并組建可能包括明確的法西斯主義政黨（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聯盟。我們認為，這種將極右翼視為在建制內活動，而不是積極尋求摧毀自由民主的看法，忽視了極右翼運動領導者積極尋求擴大資本主義利潤，并試圖清除影響資本主義積累的任何自由民主障礙的企圖。通過考察近幾十年來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極右翼政治運動，我們發現了三種趨勢，這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新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的特征。

　　第一，一些新自由主義智庫、基金會和政治行為體與新法西斯主義政治信號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不少全球性的新自由主義組織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宣揚保守的民族主義立場，為新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提供了有利的意識形態支持，包括“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反對多元文化主義、伊斯蘭恐懼癥、重申“國家偉大”、排外和反移民，以及為國家支持資本主義積累而辯護[37]。新自由主義的創始人廣泛致力于在資本主義市場和自由民主國家之間設立障礙，自由民主國家的職能將受到限制，以確保對資本家財產權的普遍保護，并為自由的資本主義積累提供條件。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一直反對自由民主，因為自由民主超出了他們所認為的保護和擴大資本家私有財產和資本積累的允許限度，而新自由主義傳統的創立者試圖保護這些權利不受民主問責[38]。

　　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們延續了這一趨勢，他們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移民、被壓迫群體為爭取承認的制度性和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斗爭，以及外國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視為對“西方秩序”的威脅。這種秩序本質上是對個人財產權的承諾，歐洲中心主義價值觀將群體對國家的要求，特別是來自被認為是外來文化、宗教或意識形態的要求，視為與西方“自由”觀念的對立。新自由主義智庫，包括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亞當·斯密研究所（the Adam Smith Institute）、哈耶克研究所（the Hayek Institute）、奧地利經濟中心（the Austrian Economics Center）、米塞斯研究所（the Mises Institute）、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e）和美國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都產生了一些支持新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的主要思想先鋒，包括支持英國脫歐、領導英國脫歐公投的極右翼政治聯盟。這些新自由主義智庫的成員與美國（特朗普）和巴西（博索納羅）的新法西斯主義運動以及西歐、東歐出現的一系列其他的新法西斯主義運動之間也存在重要聯系。新自由主義政策倡導者為極右翼政黨和運動提供了意識形態和物質上的支持，其聯盟成員包括那些意圖用威權統治取代自由民主國家的典型法西斯主義團體[39]。

　　第二，組成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政治聯盟包括資本主義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往往要求削弱、破壞自由民主國家的執法和監管能力。金融投機資本則支持包括新法西斯主義在內的極右翼運動，例如英國的脫歐運動，該運動的資金來自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最具投機性的金融部門[40]。石油、采礦和農業綜合企業等采掘部門依賴自然資源獲取利潤積累，它們為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提供了一貫的支持保障，這些運動充斥著大量否認氣候變化和生態系統相關的謬誤和謊言。新法西斯主義建立在對真相的系統性攻擊和兜售與神話有關的敘事基礎上，這些敘事往往被認為是維護西方文明和白人身份、抵御“自然秩序”和“威脅”的必要手段。基于法西斯主義過去的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的傳統觀念，以及資本主義為促進資本家獲利而進行的種族壓迫歷史，資本主義采掘業一直是新法西斯主義攻擊自由民主國家的重要推手[41]。該部門的企業與極右翼運動和政黨建立了聯系，其活動旨在進一步剝奪自由民主國家觀念、行動和宗旨的合法性42。

　　第三，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基礎主要來自規模相對較小的區域和本地企業，而不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部門[43]。這些資本所有者在當地具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并通過商業供應鏈與更大規模的資本所有者網絡建立聯系。然而，他們的地位并不等同于全球上層資本，因為后者往往擁有和控制著權力、特權或貨幣資金。對他們而言，最大的威脅是國家的條例、法規和稅收要求，而且受到日益縮小的稅基的影響，稅基縮小減輕了跨國公司的納稅負擔，而跨國所有權結構強化了其逃避國內稅收的靈活性和能力。中小企業，尤其是那些資本構成中勞動力成本占很大比例的企業，最容易受到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也最有可能支持與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有關聯的極右翼候選人[44]。

　　宗教極端主義運動通常在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和宗旨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學界將美國極右翼福音派運動的崛起與威權主義、新法西斯主義的目標，即廢除政教分離聯系在一起，并以此作為建立專制神權政體的途徑。這種極右翼福音派新法西斯主義思潮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鋪平了道路，但幾十年來，它一直是共和黨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基礎。這場新法西斯主義福音派的極端主義運動并不局限于美國，它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運動，如包括巴西在內的拉丁美洲新法西斯主義思潮。宗教極端主義在其他地方以不同的教派形式出現，如本土主義和新法西斯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這些運動使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得以成為印度總理，并推行其新法西斯主義政策[45]。

　　下文將介紹兩個簡短的關于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案例的研究總結，即特朗普和博索納羅。筆者將重點介紹關于這些運動如何產生、其支持基礎的特點以及他們所支持的政策類型等。

　　五、案例研究

　　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結構特征，它的出現往往伴隨著不同的資本主義危機。因此，把21世紀法西斯主義簡單地視為20世紀早期法西斯主義的重演是不正確的。它們雖然源自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危機，但這些危機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背景中形成的，它們的差異對于理解新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特征至關重要。在這里，我們簡要地介紹在當代資本主義危機中上臺的兩位總統——特朗普和博索納羅，他們是新法西斯主義特征的縮影。我們所做的工作旨在加強針對新法西斯主義運動的政治回應的有效性，進而推動建立一種更有可能戰勝新法西斯主義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簡單地重建新法西斯主義持續再現的條件。

　　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政治聯盟為特朗普和博索納羅等新法西斯分子的出現鋪平了道路。就在特朗普和博索納羅贏得選舉之前，組織嚴密、根深蒂固的企業游說團體對各自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深度掠奪。在美國，最直接的表現發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如危機管理條款加劇了社會財富持續向美國收入金字塔頂端集中，并進一步使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喪失合法性。企業資助的茶黨運動預料到特朗普會攻擊“政治階層”、治理機構和社會保障體系，因此直接為其鋪平了競選之路。在聯邦和州一級，代表廣泛資本主義利益的組織積極推動削減公共服務資金，私有化政府職能，丑化激進政府的支持者，并利用種族主義和排外心理來助推美國警察和安全部隊的持續軍事化擴張——這一趨勢由來已久，但自9·11事件以來尤為突出[46]。

　　特朗普最大的資金后援來自那些希望進一步推行放松管制、降低稅收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資本部門，以及那些游說關稅保護、擴大軍事預算、加強邊境“安全”的資本部門。此外，尋求保護以免受外國競爭的資本主義對沖基金經理、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鋼鐵和鋁業公司以及制造業等都被特朗普所吸引[47]。在特朗普任職期間，更大范圍的企業利益集團積極參與企業減稅方案細則的起草，該方案預計減稅1.9萬億美元[48]。其他資本家則與特朗普保持距離，把自己的財富和政治資本投向民主黨。特朗普的政治機器在更大的背景下運行，即使其本人下臺，資本主義政治聯盟也可以在這種背景下巧妙地從國家那里獲取源源不斷的好處。過去幾十年，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往往是直接補貼資本家的利潤，削減公共服務資金。資本主義政治聯盟希望挽救這一政治體系的一大部分，即使他們在如何對待特朗普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然而，使特朗普得以成功的這種真空，既沒有被一個富有凝聚力的資本主義政治集團所填補，也沒有被一場充滿活力的工人運動所填補。在過去40年間，隨著民主黨進一步向企業利益屈服，工人運動仍在遭受失敗。拜登擔任總統期間未能為美國工人階級帶來可觀的長期利好，這有助于確保特朗普領導的新法西斯主義共和黨仍然極有可能重獲總統職位和國會席位。

　　博索納羅的上臺也與資本主義積累和國家合法性危機有關。最初，博索納羅競選的社會基礎（即最激進的支持者）是由農業綜合企業、軍火工業和宗教保守運動組成的，他們也是社會危機和廣泛反對“政治階層”功能失調的產物[49]。在2018年10月總統競選后期，金融業和國內大型工業資本紛紛投向博索納羅，因為他們首選的巴西社會民主黨的杰拉爾多·阿爾克明（Geraldo Alckmin）即將落敗。博索納羅的勝利掀起了一波法西斯主義浪潮，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抨擊政治反對派、工人和窮人，非法軍事組織發動的國家許可的群眾暴亂不斷升級，它們繼續使用恐怖手段“監視”和擴大其財產，公開許可農業綜合企業進一步掠奪亞馬孫雨林，加速氣候變化的生存威脅，恐嚇對農業綜合企業進一步利潤積累構成威脅的亞馬孫小農、村民和原住民守護者。正如化石燃料部門長期以來支持全球政治中的法西斯主義潮流[50]，以及同特朗普等新法西斯主義領導者一樣[51]，農業綜合企業不僅依賴于博索納羅的偏袒，還依賴于前勞工黨（PT）政府，后者在社會福利項目上的資金分配直接關系到商品出口價格的上漲，進而關乎農業企業的經濟財富。

　　但是，與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一樣，博索納羅未能為他的政府爭取到廣泛的支持。事實上，他已經逐漸失去了資本部門以及絕大多數巴西人的支持。博索納羅是法西斯主義政治表達其矛盾的關鍵：種族主義、排外心理和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積累等根深蒂固的裂痕加劇，受到前任治理措施威脅的部門自由地進行資本主義積累，并希望利用法西斯政治運動進一步致富。如果出現增加利潤的機會，資本主義政治聯盟可以尋求法西斯主義的庇護。但與法西斯統治相關的不穩定因素也會破壞資本部門的穩定性，以至于它們試圖恢復以往制度的“常態”。然而，資本主義政治行為體缺乏經濟激勵以支持扭轉最初助推法西斯主義的社會經濟狀況。

　　六、結語

　　綜上，我們的分析有什么政治意義？首先，極右翼勢力的崛起不僅僅是當前治理體系框架內的演習。新法西斯主義的傳播、新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以及新法西斯主義領導者，它們不斷凸顯的政治勢頭，已經將攻擊自由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日益常態化，以此為使用威權主義方法維護、拓展和增強資本主義力量作辯護。這意味著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運動對人類構成了生存威脅，左翼活動家和社會運動應意識到這種威脅。其次，考慮到企業在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中占據主導力量，以及那些強大的企業部門將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聯盟作為武器并愿意為它們提供幫助，左翼必須直面新法西斯主義政治運動，因為它們代表著資本主義政治統治通過威權手段的潛在延伸。這意味著，左翼必須系統地確定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右翼的目標是否與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和組織保持一致。為了與這些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運動進行斗爭，左翼必須建立大規模的公民社會組織，要求擴大國家的政治民主與公共責任，并將企業福利轉化為社會福利。如果想要挫敗那些得到主要資本部門和資本智庫支持、并獲得享受相對特權的中產階級支援的新法西斯主義運動，唯一的方法便是動員更多的工人階級，以爭取更高的社會工資，并在體制內獲得民主代表權。若不采取這些措施，只會讓政治和經濟競爭的領域掌握在企業經濟和政治精英手中，他們牽扯太多的利害關系而無法改變體制，包括打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新法西斯主義。

　　注釋：

　　[1] Terry Hathaway,“Neoliberalism as Corporate Power”,Competition and Change,No.3-4,2020.

　　[2] Prabhat Patnaik,“Neoliberalism and Fascism”,Agrarian South,No.1,2020.

　　[3]本文的“民族資本家”主要是指資本主義國家內具有民族屬性的資本家，區別于中國話語體系的民族資本家。——譯者注

　　[4]Sandra Halperin,“The Far Right in Modern World History”,Globalizations,2021;Jason Stanley,How Fascism Works,New York:Random House,2020.

　　[5]Ken Kawashima,“Fascism is a Reaction to Capitalist Crises in the Stage Imperi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blog,Mar.31,2021.

　　[6]新法西斯主義者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最先使用“解構”（deconstruction）一詞并使其流行起來。——作者注

　　[7]Ronald W.Cox,Corporate Power,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w Globalization,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9.

　　[8]Gabor Scheiring,“The National-Populist Mutation of Neoliberalism in Dependent Economies:The Case of Viktor Orban’s Hungary”,Socio-Economic Review,Feb.15,2022.

　　[9]William Robinson,Into the Tempest:Essays o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9.

　　[10]Beiling,“Nationalist Populism within the Lockean Heartland”,in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Class Fractions:The Amsterdam School Perspective Reconsidered,London:Routledge,2019,p.209.

　　[11]Martin Hart-Landsberg,“They’re At It Again:Selling the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MRonline,Apr.27,2019.

　　[12]Dylan Riley,“What is Trump?”,New Left Review,No.114,2018.

　　[13]“美國‘國會暴亂’事件”指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被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闖入的騷亂事件。——譯者注

　　[14]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Sean Wilentz,ed.,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20,p.954.

　　[15]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Uncollected Essays 1956-1965,Sean Wilentz,ed.,New York:Library of America,2020,p.955.

　　[16]Perry Anderson,Brazil Apart:1964-2019,New York:Verso,2019,p.189.

　　[17]Perry Anderson,Brazil Apart:1964-2019,New York:Verso,2019,pp.46-47.

　　[18]Perry Anderson,Brazil Apart:1964-2019,New York:Verso,2019,p.133.

　　[19]William Robinson,Into the Tempest:Essays o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9,p.198.

　　[20]Wolfgang Streeck,The Delayed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New York:Verso,2014.

　　[21]Thomas Volscho,“The Revenge of the Capitalist Class:Crisis,The Legitimacy of Capitalis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Finance from the1970s to Present”,Critical Sociology,No.2,2015.

　　[22]Andreas Malm,Corona,Climate,and Chronic Emergency,New York:Verso,2020.

　　[23]Ronald W.Cox,“The Bankruptcy of Liber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Neoliberal Age”,in Class,Race and Corporate Power,No.1,2015.

　　[24]Prabhat Patnaik,“Neoliberalism and Fascism”,Agrarian South,No.1,2020.

　　[25]“上層1%”是指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富有的1%群體?？蓞⒁娢髅?middot;莫恩文，劉歆、劉明明譯,詹榕校《當代新自由主義的肖像：1%人群收入的增長及其經濟后果》，《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1期。——譯者注

　　[26]See this detailed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neofascist political networks by Leonardo Carnut,“Marxist Critical Systematic Review on Neo-Fascism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Advances in Applied Sociology,Vol.12,No.6,2022.

　　[27]Kim Moody,“Who Put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Jacobin,Jan.11,2017.

　　[28]Agostinone-Wilson,Enough Already!A Socialist Feminist Response to the Re-Emergence of Right Wing Populism and Fascism in Media,Boston:Brill,2020.

　　[29]William Robinson,Into the Tempest:Essays on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9.

　　[30]Marta Guerreiro,“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Around the World: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set”,Tokyo:ADBI Working Paper,2019.

　　[31]“全球南方”主要是指中低收入國家，其地理位置大多位于地球南部。——譯者注

　　32(4) Robert Brenner,“Escalating Plunder”,New Left Review,May-June,2020.

　　[33]Michael Roberts,The Long Depression:Marxism and the Global Crisis of Capitalism,Chicago:Haymarket Books,2016.

　　[34]Rawi Abdelal,“Of Learning and Forgetting:Centrism,Populism,and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Globalizati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Aug.17,2020.

　　[35]Frank Mols and Jolanda Jetten,“Understanding Support for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Towards a Model That Captures Both Demand and Supply Side Factors”,Conceptual Analysis,October 2020.

　　[36]Manuel Funke,Moritz Schularick and Christoph Trebesch,“The Financial Crisis Is Still Empowering Far-Right Populists”,Foreign Affairs,Sep.13,2018.

　　[37]Arun Kundnani,“The Racial Constitution of Neoliberalism”,Race and Class,No.1,2021.

　　[38]Quinn Slobodian,Globalists: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

　　[39]Eric Fassin,“The Neo-fascist Moment of Neoliberalism”,Open Democracy,Aug.10,2018.

　　[40] Marlene Benquet and Theo Bourgeron,“UK Brexiteers’Libertarian Goal”,Le Monde Diplomatique,January 2021.

　　[41]Andreas Malm,White Skin,Black Fuel:On the Danger of Fossil Fascism,New York:Verso,2021.

　　[42]Basav Sen,“Fossil-Fueled Fascism”,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Jan.20,2021.

　　[43]Prabhat Patnaik,“Neoliberalism and Fascism”,Agrarian South,No.1,2020.

　　[44]Tim Jacoby,“Global Fascism:Geography,Timing,Support and Strategy”,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No.3,2016.

　　[45]Paul Jackson,“Political Religions and Fascism”,Open Democracy,Jul.29,2019,from the Centre for Analysis of the Radical Right.

　　[46]Gordon Lafer,The One Percent Solution:How Corporations Are Remaking America One State at a Tim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7.

　　[47]Thomas Ferguson,Paul Jorgensen and Jie Chen,“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an Age of Hunger Games:Donald Trump and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January 2018.

　　[48]Jesse Drucker and Jim Tankersley,“How Big Companies Won New Tax Breaks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New York Times,Dec.30,2019.

　　[49]This is not an exhaustive list of Bolsonaro’s support base,which is covered in more detail by Jeffrey R.Webber,“A Great Little Man:The Shadow of Jair Bolsonaro”,Historical Materialism,No.1,2020.

　　[50]Andreas Malm,White Skin,Black Fuel:On the Danger of Fossil Fascism,New York:Verso,2021.

　　[51]Basav Sen,“Fossil-Fueled Fascism”,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Jan.20,2021.

　　（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雙月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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