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7點，手機鬧鐘“叮鈴鈴”地叫我起床，日歷軟件提醒我今天預約了醫生檢查眼睛。天氣預報的推送信息提醒我今天有雨出門要帶傘；打開軟件，我查看了最近一班巴士的時間，并瀏覽了下車后的步行路線······我們的生活已經不知不覺地與手機和電腦里的一個個軟件圖標綁定在一起，信息技術已經悄無聲息地深入到我們生活與工作的各個角落。

　　我們往往將軟件單純地視為工具，供我們驅使為我們提供便利，卻很少察覺技術對我們生活的改變和控制，更對技術背后的文化與政治一無所知。技術與我們面貼面，以至于我們看不清它們的完整面目。秦蘭珺老師的講座拉開了我們與軟件的距離，使我們得以透過技術看到不同的人群，看到社會。

　　秦蘭珺老師的講座分享了城市數字地圖和電子表格兩個案例。通過分析城市數字地圖的數據采集體制，清晰地展示出，那些地圖上看似客觀中立的地標信息實際上經過了隱蔽的階級立場的過濾，改變著市場行為和城市發展策略。而從臺賬到大眾電子表格的歷史發展則提醒我們管理階層通過技術的普及對勞動者的控制。

　　秦老師的研究讓人耳目一新，她以日常使用的大眾軟件為媒介，向我們揭示出信息技術決不是獨立于社會文化政治的中立工具。毋寧，從數據的產生、發展到使用，信息技術的各個環節都內嵌著社會生產關系和權力關系。因此，我們須保持反思和警醒。

　　《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的截圖

　　圖片來源：豆瓣電影

　　一、我如何進入大眾軟件批判的研究領域

　　在這個時代，我們越來越多地被軟件所中介，同時也被軟件所限定。對于軟件的問題，我們需要站在人文學的立場上去進行比較深入的思考。其實，我最初開始做這方面的研究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因為我畢業之后，首先不是去研究機構工作，而是先在體制內的一個單位做了信息化建設，參與制作了一些體制內的軟件APP。盡管沒有做出太好的軟件，但在這個過程中了解了軟件開發和程序員的工作。

　　我記得剛工作的時候，領導總讓我去做PPT，我是非常困惑的。因為當時我剛畢業不久，還處于一個學術寫作的階段。我覺得要說服一個人，要用你的邏輯、你的論證；可是領導喜歡的PPT以及整個PPT的生態和教材，呈現給我的似乎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的觀點怎么才能更炫、更秀、更能讓人記住。我感受到常年以來的學術寫作和我面對的以PPT為中介的這樣一種修辭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差距，所以我當時做PPT處于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當然，最后我還是得做出領導喜歡的PPT，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就發現PPT這種演示軟件的結構，實際上已經重塑了我的思維方式，我甚至有段時間會以PPT那種方式去思考，比如說，用一種看似特別有邏輯的方式把觀點表示出來，列舉出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而實際上每一條之間并沒什么聯系。我當時就特別討厭這個軟件，也特別困惑于這么大眾化的修辭軟件對我思維的影響。

　　我以前出身于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研究，我剛剛看到咱們食物主權網絡也會去請一些左翼文學研究的老師來做一些分享。由于左翼文學研究不斷延展，比如左翼電影研究，研究方法一般是文化研究，除了關注藝術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更關注的是由這些形式與內容所中介的權力、性別，還有階級的一些問題，所以我把念博士的時候比較熟悉的一些文化研究的路數放到了大眾軟件的批判上面，然后就有了一系列在軟件方面的思考。

　　這些年來，我站在人文學科角度對一系列大眾軟件進行了帶著文化研究視野的反思，涉及的都是一些非常大眾的軟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日常生命經驗。我現在有兩個孩子，如果說我以前可以研究高深的理論，研究虛擬現實，研究一些比較高級的內容，有了孩子之后，我面對的大部分是日常經驗，我就想著這個日常經驗是不是可以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內容，所以我現在研究的范圍或者說研究特點就是一些特別大眾化的軟件。

　　秦蘭珺老師出版的專著以及具體研究的對象

　　圖片來源：講者PPT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這些大眾化的軟件確實在某種意義上中介和編碼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一個大特點，它是自動化的，我們早上起來干嘛，接著干嘛，好像不需要反思，直接去做就可以了。只有這些自動化的模塊，才可以讓我們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去進行大眾生活。大家知道軟件的核心機制也是自動化，所以這種自動化的軟件機制配合著我們自動化的生活，讓我們的生活以一種特別無縫銜接的方式進展下去，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很多時候缺乏反思，因為它太自動化了，自動化就是一個逃避反思的東西。

　　這里有一個問題，我的朋友也常問我：“軟件已經這么日常，你不用騰訊會議，你能在這里跟大家做分享嗎？你不用微信，你能聯系到食物主權的一些朋友嗎？那你為什么還要繼續在這里批判呢？”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好，我想在這里通過三個哲學家的思考來分享我為什么要對這些軟件進行批判式的思考，并且想解釋一下我這里的批判究竟指的是什么。

　　二、為什么要進行大眾軟件批判：

　　三個哲學家的思考

　　首先，我覺得這個批判是康德意義上的批判。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當中，提出了重要問題：“我能夠知道什么”，“我應當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他其實討論的是我們經驗的邊界，他認為這些經驗的邊界，實際上是由我們的一些先驗經驗的生成機制所構成的。用一個比喻的話說，康德研究的是人類經驗的頂層算法，如果沒有時間和空間，沒有質和量，就沒有辦法構成我們的經驗，所以說在時間和空間之外，也不可能存在人類的經驗，他研究的是這樣一個問題。軟件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已經構成了當時康德試圖批判的那些先驗結構、先驗算法。所以說我覺得思考軟件的一些問題或者說和軟件有關的硬件的一些結構和算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在討論我們的經驗生產機制，我們經驗的結構和邊界，我們在軟件中介的感官環境和行動環境當中，我們可以看什么，我們可以做什么，實際上是把康德的問題帶到今天。

　　在康德那個時代，人類的思想必須要有時空范疇，必須要有質量范疇，可能上帝就這么設計的。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它的方式是軟件，軟件是由人開發和設計的。你會發現，人設計軟件的過程并不是中立的，他們有著一定的立場，會把這個時代中馬克思主義所批判的一些生產關系嵌入到軟件中，以一種我們日用而不知的潛移默化的方式去影響。所以說，這里的批判是從康德意義上的批判，也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批判，或者說是文化研究意義上的批判，說白了就是去觀察一些生成我們經驗機制當中內嵌的一些社會生產關系或者權力關系。

　　最后一層批判的意義，我理解為蘇格拉底的反思。因為我非常清楚，今天人文科學的思考或者說反思這個事情，其實挺沒有力量的，當然我們還要去做，但是它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它的力量確實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一切都不太有可能在一個宏觀或者在共識的層面去發生的話，那么我們就要保持一種對軟件的批判性或者反思的態度。如果說蘇格拉底會去問一些終極問題，那么有時候我們也應該對這些我們日用而不知的經驗，去問它從哪來，它究竟是什么，它對于我意味著什么，我覺得這些問題都特別重要。我對這些問題進行了一些思考，我問的對象基本上是軟件，諸如PPT、Excel、Word、MP3、數字濾鏡、城市數據地圖等我們都特別常用的一些軟件。

　　2017年獲得長城獎銅獎的公益海報，展現了現代人沉浸在大眾軟件中，缺乏反思的生活狀態 | 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跟著蘇格拉底那條線走下來，我覺得西蒙棟（Gilbert Simondon，一位法國的技術思想家）有一個非常好的說法，我想用他的這個說法來為自己進行一個辯護，因為我在這里批判軟件其實并不是罵軟件。首先，批判可能起于康德的問題，我們需要了解今天我們經驗的生成結構，中間可能會涉及到馬克思，會涉及到軟件里內嵌的一些權力機制對我們生活的影響，這個影響還是不公平的，但是最終我還是希望，能夠在我們當下的這樣一種社會語境當中，增加我們對軟件在認知上面的一些思考。西蒙棟有這么一段分析，他認為：

　　文化對待技術物，就像我們對待陌生人——當我們允許自己被一種原始排外情緒左右……但無論如何，這個陌生人依舊是人。一種充分發展的文化是允許我們發現陌生人，把他當人來對待的。而機器就是那個陌生人，那個某種人性因素盡管在其中被封鎖、誤解、物化和奴役，不妨依舊可以成為人的陌生人。在當代世界，異化最強大的原因就寄居于我們對機器的誤解中。這種異化并非由機器產生，而是由我們對機器的特性和本質的無知產生，這讓機器在意義的世界缺席，從構成文化的價值和概念清單中消失。[1]

　　就是說我們對待一個技術好像對待陌生人，如果以前我們會有那種對陌生人的恐懼，覺得他們不是人，那么今天我們會覺得這個技術物也不是人。在西蒙棟看來，在這些人造的技術當中，其中被內嵌了很多人性的因素，這些人性的因素在其中被封鎖、被誤解、被物化并奴役。如果說一切宏觀層面的變革是不可能發生的，那至少從微觀層面來看，他認為“在當代世界，異化最強大的原因就寄居于我們對機器的誤解中，這種異化并非由機器產生，而是由我們對機器的特性和本質的無知產生。”

　　可能會有人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在馬克思這一派的思想家看來，異化最重要的原因來自于社會生產關系，而不是來自認知層面的問題。我也很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但我覺得在我們當下的語境中，如果社會生產關系還沒到發生變革的時間，那么我們可以從自己的認知開始。

　　卓別林電影《城市之光》劇照，展現了現代技術對人的異化，人成為機器的附庸 | 圖片來源：Bing圖片

　　以上我解釋了一下為什么要去反思軟件：一是它構成了我們經驗的邊界，它告訴并中介了我們可以干什么，我們可以認識什么；二是我們身處一個宏觀變革無法發生的時代，不妨從自己的認知開始。我覺得無論在什么時代，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反思都是特別重要的。

　　三、案例一：城市數字地圖——

　　城市空間表征的數據體制化及其后果

　　我說了那么多，好像又是大理論的東西，不太友好，那我今天先從兩個案例入手。我做過一系列案例，考慮到咱們食物主權網絡的大部分同學或老師可能更關心的一些問題和面向，我覺得數字地圖和電子表格這兩個案例會比較合適。

　　1、數據體制：數據是有立場的

　　我先說第一個案例。這是一個關于你用的高德地圖、百度地圖和騰訊地圖的研究。

　　研究大眾軟件有幾個可以切入的角度，對于這個大眾軟件，我的主要切入角度是數據采集。為什么這個問題涉及到數據體制問題？什么是數據體制呢？魯太光老師以前給咱們的誠食講座講過“我們的面孔誰做主”，他主要講了文學作品對農民形象的展現，講的是由誰來寫、為了什么寫的問題，會影響到你對呈現的對象的表達。魯老師講的是文學體制對農村題材的影響，我想說的是文學體制或者藝術作品對城市的一種展現。

　　我主要研究的是城市數字地圖。大家知道，在古代文學當中，雖然也會有像《東京夢華錄》這樣的作品，但是大部分中國古代詩人作為文學創作的主體，他們覺得要隱逸，所以要像陶淵明那樣寫田園，那是他們的夢想。要么就寫宮闕，因為他們是士大夫。但他們不太喜歡表達城市，很少會寫城市，他們覺得城市是一種世俗欲望的代表。后來我們的文學發展到了現當代，出現了很多城市文學，城市文學很重要的表達主體是城市的中產階級，而底層的聲音會在這個過程當中缺失。所以在世紀之交，大家會研究底層文學或者說底層的藝術，看看底層如何去表達自己。

　　曹征路于2004年出版的《那兒》引起了轟動，

　　掀起了“底層文學”的熱潮 | 圖片來源：豆瓣讀書

　　上一周，我看王德志老師講了“新工人的文學和新工人的藝術”，就是底層的主體自己去表達自己的生活，他們說“沒有自己的文化就沒有自己歷史，沒有自己的歷史就沒有自己的未來”，所以他們要書寫自己的文化。實際上他們對抗的是一種文化體制或者藝術體制，這個體制決定了他喜歡表達哪些東西、不喜歡表達哪些東西、同時又歪曲地表達哪些東西。

　　我剛才講到的是文學體制，這種文學體制在數據當中也是存在的，數據也構成了一種體制，什么地方的數據被采集、什么不被采集、如何采集、如何呈現，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問題。我以前在中國文聯做信息化建設的時候，我們就會去采集數據，在這個過程當中，數據標準的制定、格式的制定都關系著數據庫的立場以及呈現的數據所代表的立場。

　　剛才我從文學體制的問題引入到了數據體制。我禁不住繼續追問：城市數字地圖這種更能影響大眾日常城市體驗的媒介是否也存在著一種數字體制？如果存在，它偏好什么，又忽視了什么？構成這個傾向的機制是什么？最終信息的偏好又能否在城市更新的進程當中參與到一種時代的空間生產中？

　　為什么我會特別關心這樣一個問題呢？因為我住在北京的五環外，以前周圍有很多城中村。但是在北京最近的城市建設當中，好多城中村都消失了，偶爾會在那里留下一些罕見的城中村。我特別喜歡去這些城中村，因為我居住的地方周圍都是生態綠色的建設，各種各樣的大院。我經常去城中村買菜、去修鞋、去修自行車，城中村完整地展現了一種覆蓋生活各個方面的社區生態。但是，城中村在各種大廠的數字地圖上，基本上是不出現的，城中村里無數的店鋪，那種豐茂的社會生活景觀在地圖上無法出現。每次我在城中村里定位周邊的時候，基本上給我推送的都是不遠的商圈的一些網紅店，而城中村似乎不會在這個地圖上出現。

　　我就特別好奇為啥是這樣子的？這究竟是個案，還是存在著某種普遍性？這個機制究竟是什么？帶著這樣一個數據體制的問題，我主要以北京為代表對城市數字地圖的采集機制進行了調研。

　　可以滿足生活方方面面需要的北京城中村，

　　在數字地圖上卻是一片空白 | 圖片來源：站酷網

　　2、今天為什么我們離不開城市數字地圖了？

　　首先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現在我們離不開城市數字地圖了？以前沒有地圖的時候，我可以到處問路，但現在，我寧愿拿著地圖在原地打轉，都不愿問一問周圍的大媽。在這個過程當中究竟發生了什么？

　　首先需要說的是，實際上人的大腦當中有很多認路的細胞和空間的細胞，這是人的內置器官，人類進化那么多年，一直在用這些細胞機制、定位機制、神經機制。但現在有了數字地圖這么一個強大的外接裝置后，很多時候人們會選擇閑置生物定位器官，使用外置的地理定位裝置。我非常好奇，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會選擇去使用地圖，而不是自己的大腦？

　　我覺得需要使用地圖的人群是一群城市中產階級，他們使用地圖的選擇和其城市生活需要聯系在一起。首先是地圖理性規劃的功能，它可以告訴你哪里堵車哪里不堵，通過理性規劃的方式告訴你如何以最快的時間從一個地點到另外一個地點。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根據文化地理學對中產階級的專門研究，城市中產階級有一個特點：喜歡通過流動來達到自己的某種滿足。因為中產階級生活一般都很平庸，是一群最規矩的人，尤其是在中國。但他們內心實際上有很多對詩和遠方的渴望，他們希望通過流動這種方式來滿足。

　　疫情三年，大部分在城市的人只能憋在城市，很難去滿足詩與遠方，我感覺他們唯一可以達成流動或者探索發現欲望的方式就是探城。所以說在一個地方吃飯不行，一定要滿北京或者滿上海的從北五環找到南五環去打卡、去探索、去發現。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城市數字地圖一方面可以滿足城市中產階級理性規劃的訴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滿足他們探索發現的訴求。它把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訴求非常好地整合在一起，所以城市中產愈發離不開城市數字地圖。

　　你會發現城市數字地圖有很多很多的點（氣泡圖標），這個點在數字地圖采集當中叫做POI（Point of Interest），或者叫興趣點，它是地圖上一種非地理意義上的有意義的點，比如說，山川河流就不算POI，但醫院、車站、加油站這種地方就算POI。

　　以我最常用的高德地圖為例，它的POI覆蓋了大概23個大類，每個大類下面有子類。POI對于我們大部分人有一個大數據的分析，根據百度地圖的分析，上個月大概有700萬POI在變化，700萬POI當中有近30%都跟吃有關，有15%跟買有關，還有23萬的地點是跟店名有關。其實這些POI大部分都是消費場所，或者你可以認為，今天這些標注了POI的城市數字地圖，已經把城市中介為一個巨型商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有多么熱衷于城市消費，我們就得多么依靠數字地圖，所以數字地圖以這樣的方式與我們的城市生活特別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途中橙色和藍色的點就是POI

　　圖片來源：講者PPT

　　現在，在用地理信息系統對城市進行分析的新興研究范式中，POI已經成為一個特別重要的數據參數。比如他們根據POI擴散到哪里，去研究城市蔓延，也就是說，他們認為POI在哪里，城市邊界就在哪里，然后再基于一些POI的數據分析，得出結論，去輔佐城市規劃的決策。

　　但是這也出現一些很大的問題，比如剛才我說到的那個五環外的城中村，那里頭的生活和三里屯的生活一樣非常豐富，但城中村的很多數據點不會出現在地圖上，地圖上就是一片清凈。可能在很多的研究者看來，那里就沒有生活，沒有城市；可能在很多決策者看來，那個地方就是一個郊區，是個沒有人的郊區。

　　在大部分人看來，尤其是非地理學專業的人看來，地圖就是對一個時代事件的再現，那城市數字地圖也是這樣，很多的商業廣告也會助推我們這種想法，比如說高德地圖的“哪兒都熟”、百度地圖的“準沒錯”。但數字地圖對一個城市的展現真的是這么中性中立的嗎？這就是我的一個特別大的困惑。

　　高德地圖和百度地圖廣告 | 圖片來源：講者PPT

　　3、消失的底層社區和被過濾的城市邊緣：什么樣的POI被忽視

　　現在北京的城市空間格局就是中心和邊緣，整個城市以紫禁城為中心，一直擴散到五環外、六環外。并且中心和邊緣在北京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布局，也是一種權力結構的隱喻。那么在這里我想討論兩個問題，一是什么樣的POI是被忽視的？

　　首先，我想討論一下消失的底層社區和被過濾的城市邊緣。因為好奇數據是怎么來的，所以我做了兩三個月的數據采集員。我先給大家說一下數字地圖的數據采集機制，它大概有兩種機制，一種機制是專業的，會帶著數據采集車等專業設備在城市里逛，然后把這些地理位置的地理信息比較精確地采集下來；另一種機制是由業余的個人來分包完成，比如說我注冊了某個大廠的地圖采集APP，就成為了業余的地圖信息采集員。這個地方有一個點要求你過去打卡，打卡完之后把這個點的照片拍下來，這個照片要符合一定的標準，這個地點要符合一定的標準，總之需要去幫地圖廠家把在地圖上所能看到的那些信息，通過人肉的方式采集下來。

　　采集的過程不是免費去干，像國外的谷歌地圖，有一些人會志愿地去做這樣一個事情，但是在中國大部分是通過有償的方式去進行。比如我作為一個眾包采集員，廠商會給出不同片區的采集價格。比如在北京，因為百度之類的大廠都在北京，他們會對北京的一些地區采取地推式的POI采集策略，大家可以去認領每個片區。認領的方式也挺好玩，有的是成體積的，比如說我認領一個商廈，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從負一層采集到第五層；有的是一條線，比如我認領一條街；有的是有一些零星的點，比如這個片區的加油站，我都要去采集；有的就是一個平面。

　　地圖信息采集員使用的APP的操作界面

　　圖片來源：講者PPT

　　現在給大家展示的是豐戶營，就是我非常喜歡的那個城中村，作為一個面式的采集任務（在大廠里面叫做金磚任務），大家可以看到，左邊房子奇形怪狀的，就是城中村，右邊是豐戶營小區，是一個現代商業小區。可以發現，大廠會把不同的采集任務分成不同的片區，不同片區的定價是不一樣的。比如說豐戶營這個采集片區，你要打卡192個點，將這192個點的數據按照要求采集下來，然后才有6塊1毛2分的收入。不遠處有些時尚商圈，比如華聯商廈，周圍是一些城市中產階級比較青睞、比較集聚的地方，可能打卡十幾個點就能給你七八塊錢。

　　通過這種差異定價的方式，大廠就可以把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地理信息點，通過這樣的方式傳達到采集員那里。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地圖廠商都是要存活的，所以它基本上都是要跟一些本地生活服務去聯合。大部分人會去那種很時尚、很現代化的一些店鋪，因此地圖廠商可能會有一些和大眾點評、美團、攜程、馬蜂窩合作的需要，有時候，也會在這些本地生活服務的平臺上打一些廣告，所以這些地圖又是和本地生活服務平臺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因此，只有符合地圖運營思路的POI，才是最有價值的POI，這樣的POI更容易產生于現在的時尚商圈。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豐戶營這樣一種城中村的城市生活，從地圖廠商的這個采集機制或者說采集偏好來講，其實并不是一些很有價值的數據。當然，像我這樣的人，雖然打卡192個點只有6塊1毛2分的收入，但我依然去采集了。

　　我發現，除了地圖廠商會把他們覺得哪些數據是有價值的這樣一種判斷傳遞給數據采集員，更重要的是，這個數據采集實際上是有一定的數據體制的。地理定位數據是有相應標準的，如果你生活在鄉村，很多店鋪其實完全夠不上符合定位的標準。比如說，在地圖廠商的數據采集要求中，首先你得有個固定門店，其次要有個有招牌的門臉，這個招牌需要固定在墻上，不能放在地上，此外還有各種各樣諸如此類的要求。

　　采集員按照這個要求去采集這個城中村里的一些內容時，會發現有的店鋪就不夠“固定”，哪怕一個修車攤在這個地方存在了二十年，都不能叫做固定門店。還有很多沒有招牌的門店，雖然這個社區的所有人都知道賣的是什么東西，但是確實是一個沒有招牌的門店。還有很多地方的招牌并不是固定的門臉，有時候隨意就掛在墻上。還有很多店鋪，像我們旁邊城中村的那個店鋪，既是一個賣彩票的地方，又是一個玩臺球的地方，空間非常復雜，也非常流動，是一種不同于現代城市商鋪概念的一種商鋪形態。就是這樣一種流動的、變化的、隨意的、很多時候不那么正規的店鋪，在現代地圖的一種固定的地理定位邏輯之下會被篩選出去。所以這些東西，即使采集價格便宜我也要去采集，最終我采集過來的這些數據是不會符合數據標準的，也不會出現在地圖上。

　　豐戶營的商鋪的流動性和靈活性很強

　　圖片來源：講者PPT

　　因為后來也去過其他的村子，我發現“豐戶營村”是個案，也是代表。它代表著一系列位于邊緣、面向“底層”的本地生活形態，一系列在現代商業看來不那么“正規”卻有其功能的社區市場，一種在各種意義上很難“定位”卻生機勃勃的城市生活。更重要的，它們的存在讓我們意識到數字地圖并非哪兒都“準沒錯”“哪兒都熟”，媒介體制的問題一樣在數字地圖中存在。

　　或許在有些人看來，雖然“豐戶營們”很難被數字地圖接納，但只要線下日子不受影響，與網絡保持點距離也沒什么壞處。但或許地理“信息不公平”的影響將會是長期的，并且會以更加曲折隱晦的方式發生。尤其今天POI已經成為地理信息系統輔助城市規劃和治理的重要數據，因而必須警惕這里有可能存在的數據體制和數據偏差（或許不止本文提到的這一種），莫讓看似科學的大數據成為錯誤研判和決策的依據。

　　4、網絡打卡地和被更新的城市“中心”：什么樣的POI被偏愛？

　　以上是我考慮的第一個問題，即POI不喜歡誰？第二個問題就是：POI喜歡誰？于是我的研究就挪到北京的城市中心了。

　　下面左邊這個圖片是大概十幾年前的北京胡同，是白塔寺旁邊的平安巷，那里有一家徐記燒餅店。當時，我到北京上學之初，對這個城市沒有一點點的歸屬感。第一次有歸屬感，就是在這個燒餅店跟著老街坊排隊吃燒餅。你會覺得老北京燒餅、麻醬燒餅和當地人之間是有一種非常locality、一種地方性的歸屬關系的。但是這些年來，北京的城市空間，尤其是二環內，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開墻打洞的治理。

　　左圖為之前的燒餅鋪，右圖為燒餅鋪遷址后，現在同街區的一個網紅咖啡館 | 圖片來源：講者PPT

　　其實，徐記燒餅鋪之所以能出現，源自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要發展市場經濟，就鼓勵大家做生意，北京有很多居民住房，開墻打洞之后就改造成了商鋪。當時像胡同這些地方就出現了很多商鋪，這些商鋪賣各種各樣的生活用品，雖然確實可能會帶來一些城市規劃、市容市貌方面的一些問題，但也連接著當地老百姓的情感和生活。現在城市治理拆墻打洞的時候，這樣一些店鋪就沒有了。現在你再去老北京胡同，你會覺得它干凈整潔了很多，但是生活氣息也少了一些。

　　當然，像這個徐記燒餅鋪，它有一個更加有趣的特點，就是拆墻打洞治理完之后，這個店并不是沒有了，而是被改造成了另外一種空間形態。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為北京，尤其是二環內這些胡同，老百姓的生活水電（線路）不太好走，所以現在說要“騰退”，要改造城市空間，要進行城市更新，要把北京城市中心空間的歷史文化價值發掘出來。很多老百姓就通過這種方式被騰退到其他地方去了，然后這個空間就會由當地政府聯合一些國營的或者有國有資產背景的資本公司進行城市更新計劃。城市更新計劃會引入一些最著名的設計師，他們會用藝術的方法把這個空間改造得很時尚、很貴、也很漂亮，特別適合拍照，比如咖啡館、民宿或者說文創體驗空間。

　　徐記燒餅鋪所處的位置在城市中心，又是胡同，所以就成為一種網紅打卡點。在上圖這兩個空間照片的對比當中，大家會發現一個巨大的變化——左邊是老百姓在排隊買燒餅，右邊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網紅在咖啡館打卡拍照——同樣都是大家在這里排隊，但是流量的生成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是在這個機制中，“遠不遠”、“如何走”、“好不好走”這些和“地方”與路程相關的“物理流動”問題，都在地理信息服務和城市交通提供的便利中被相對淡化了；與此同時，特色有無、顏值高低、評價好壞、優惠多少、能否“出片”等，這些與符號、價值傳播相關的“信息流動”問題則被相對放大了。

　　一些店鋪/展覽在選址和設計階段，就已經開始考慮諸如顧客是否能拍出Ins風大片、哪些賣點適合寫成小紅書筆記之類的網絡傳播需求。甚至“深巷里”“老城中”深藏在諸如此類本來可能構成“物理流動”困擾的因素，反倒可能提升店鋪趣味，進一步助推“信息流動”的熱度，成為各種“寶藏”店的標配。

　　所以上面這兩張照片，它們雖在物理上身處胡同這樣一個具體的“地方”，但在到訪者的生成機制上，其實與網絡時代那個由信息的跨地域、跨文化流動而建構的“流動空間”關系更大。活在賽博空間當中意味著，你的日子就沒有在實體空間發生，這也是流動空間的一個特點，就是說它有一半屬于信息空間，因而它可以有不同于純粹物理空間的“流量”生成邏輯，比如說網紅店。但另一方面，這個生成于信息世界的“流動空間”又必須依托物理空間才能最終完成。

　　因而，我們觀察一個網紅打卡行為，既可以從信息空間的角度，認為它就像增強現實類游戲《寶可夢GO》，是一個引導用戶打卡地理信息熱點的活動；也可以從物理空間的角度，認為它就是一個用戶借本地信息服務，走訪真實物理地點的活動。而“流動空間”，也正如今天我們的城市體驗，就生成在那個比特世界與原子世界的交互界面上，不是純粹信息的，也不是純粹物理的。

　　說到網紅流量機制和傳統的本地流量機制的差別，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是我想說的下面一個問題，一會兒大家都可以來討論一下。

　　我記得，雅各布斯有一個非常著名的城市規劃，叫做“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他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那些曾經我們認為特別干凈整齊的花園城市，最后很多變成了廢城？大家知道，我們中國現在有很多城市項目也是干凈整潔，但就是沒有人氣，這是為什么呢？雅各布斯講了大城市的生與死當中的空間機制，其中就提到了道路機制，“在城市里，除了承載交通外，街道還有許多別的用途。城市中的人行道——街道中行人走路的部分——除了承載行人走路外，也有其他很多用途。這些用途始于交通循環緊密相關的，但是并不能相互替代，就其本質來說，這些用途和交通循環系統一樣，是城市正常運轉機制的基本要素。”[2]

　　法國建筑學家柯布西耶設計的現代主義城市

　　圖片來源：知乎

　　通俗點來說，就是路不僅僅是給人走的，在路上你可以聊天，也可以玩，道路作為一個公共空間，有著非常豐富的職能。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城市地圖的中介當中，道路就是一個通行的空間，你要是左看看，右看看，它會不停地告知你已經偏航，提醒你趕緊回歸到正規的道路上，以最快的時間通行。在這個過程當中，豐富的城市道路空間就被化簡為通行過去的空間。

　　我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這樣一種體驗：很多時候如果我們重度依賴導航的話，到了一個地方，看到那個店鋪，你才意識到曾經來過這個地方。因為曾經你在走路的時候，只是把路當作一個需要趕緊通行過去的空間，所以對周圍的環境就沒什么記憶。直到你發現了那個店鋪之后，你才知道你來到這里。在這個過程當中，道路更加屬于社區、屬于地方的這樣一種更加豐富的功能，就在我們快速的通行過程中被中介掉了。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盡管資本在全球流動，但有些地方它是進不去的。不過，今天你會發現，流動空間通過互聯網的中介，構成了一個更加具有全球性的空間。曾經，你只在各大城市的金融中心及其精英文化中感受到這樣一種全球性的空間，從柏林的CBD到北京的CBD和上海的CBD都長一個樣子。今天，我們則愈發在小紅書、Ins、抖音（TikTok）、快手（Kwai）等圖像社交平臺的網紅打卡地感受到這樣的全球性特征，它們與地方、地區的連接越來越薄弱，甚至最終地方將僅僅淪為其景觀性的背景——正如那個在干凈的藍天下喝咖啡的打卡套路，既能出現在胡同屋頂，也能出現在故宮塔樓，還能出現在布拉格廣場或夏威夷沙灘。

　　小紅書上同質化、網紅化的城市景觀

　　圖片來源：講者PPT

　　在看似差異的外觀之下，這些表面上位于“地方”的“網紅打卡地”越發共享著被數據體制形塑的同一套空間生成和行為生成機制，因而與網絡傳播常常標榜的“多元”“個性”“小眾”相反，今天這個“流動空間”最大的功能，或許恰恰就是消除那些最根本的地方差異。

　　與此同時，對于我們更有意味的是，這些網紅打卡地也將依托“流動空間”，把曾經或許被“地方性”差異阻隔的全球性資本“接”入地方/地區中。在北京城市空間的一些改造當中，你會非常明確地感受到這一點。我們禁不住提問：它們會成為全球性資本播撒在地方的“種子”嗎？這些種子又會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如何改變空間的性質？

　　5、為誰的流動？為誰的空間？

　　我們會有一種錯覺，就是網絡空間是民主的，以前沒有機會發聲的現在可以發聲了。實際上，網絡空間的節點的生成符合“二八定理”，也叫“帕累托法則”，說白了就是80%的資源會被20%的人占有。在互聯網當中，你可以認為，80%的連接會被20%的節點占有，這就是為什么互聯網能生成那么多網紅的一個技術層面的機制。一種網絡結構如果自發生長的話，最終一定是由20%的大節點去占有80%的連接，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一些信息資本、資源和人在各種方面與這些大節點的聯合。

　　在二八定理的跨界作用下，流量集中的區域會進一步吸引其他資源向該區域集中，由此常常會帶來流量、資本等資源的強強聯合。這個邏輯曾支撐“網紅經濟”的繁榮發展，當下也正在“網紅經濟”對本地生活的改造中，繼續制造著“打卡經濟”“種草經濟”的文旅新風口。

　　與此同時，你會發現另外一個事情，大城市房地產的增量市場疲軟，他們認為胡同這些好地段的價值沒有發揮出來，城市更新已成為“存量時代”的一個新風口。據說，這是一個體量在萬億級市場的“大象”，如何配合城市規劃的新定位，在新科技的推動下，在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的趨勢中，盤活地產存量、再造城市價值，據說是讓這頭“大象奔跑起來”的關鍵。“打卡經濟”正符合“城市更新”的品味，“城市更新”也正符合“打卡經濟”的需要，“打卡經濟”和“城市更新”同時需要運作的地方，往往是最被流動空間青睞、也最青睞流動空間的地方。我們在“流動空間”的“流量”中，再添加“資本流動”這一與信息和人員流動相互纏繞的第三層含義。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這樣的流動空間呢？在短期來看，它可以提升地區稅收和城市魅力，助推城市更新和功能轉化，打造幾個設計規劃示范區。但或許更應關心的是其長期影響。在馬克思主義空間批評的開創者之一列斐伏爾看來，社會生產首先和最終生產的不是空間中的事物，而是內嵌著其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關系的空間本身。[3]

　　也就是說，社會生產最終生產的不是空間中的東西，而是內嵌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關系、并表現出一定的立場性的空間本身。如果在這一視野中來分析“流動空間”，就不難看出，其運作機制要求不斷制造“落差”，因為只有差距才能帶來流動，是信息、人員的流動，更是資本本身的“流動”，其結果或將進一步加劇各種意義上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因而“流動空間的生產”在沒有外力引導或內部抵抗的情況下，很可能將在一個更長的時期，進一步生產出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和空間權力的不平等。這是我們需要警醒的。

　　我們在POI數據體制和流動空間生產的互動中，呈現了上述不平衡的兩級。但那些位于兩級間的地帶，也難免受到數據體制和流動空間的影響。我們看到，其中的一級是城市邊緣的“灰色地帶”，是預先就被現代商業形態和POI數據體制淘汰出局的底層商圈、城中村，它們甚至都不會出現在這個“流動空間”中。在“灰色地帶”完全消失之前，我們不妨思考并實踐一下，號稱“普惠”的信息科技是否并如何才能為生活在這個地帶的群體，帶來一些好處。與此同時，另一極是城市更新進程中的網紅打卡地，是流動空間的“寵兒”，是信息、人員和資本流動的方向，它們數量占比盡管不大，卻很可能依托城市更新的大潮，逐漸改變一個地區之性質，成為促成最終變化的“種子”。你會發現一個空間本來是居住空間，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地點，但是如果出現七八個網紅打卡店，那這七八個網紅打卡點會完全改變那個空間的狀態。

　　在這些作為寵兒的“種子”真正生長起來之前，我們也不妨思考一下：它們在資本熱衷的“城市更新+打卡經濟”中，會長成怎樣的大樹？這些大樹將會為誰結出果實，為誰遮風擋雨？又將如何改變一個地區自身的生態和性質？最終我們又該如何處理好轉型中新、舊空間的關系，以及本文所有發問背后的根本問題——這是為誰的流量，又是為誰的空間？在這樣“流動空間”的作用下，我們體驗到的又是為誰的城市？莫讓新的大眾地理科技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下，制造出新的不平衡，成為加劇現有問題的工具。

　　轉變為上海網紅打卡地的“新天地”，如此的

　　空間轉換是為誰？| 圖片來源：Bing圖片

　　最后我再總結一下整個研究，我主要是在POI數據體制和流動空間生產的互動當中，呈現了上述不平等的兩極。在這里，我的研究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首先，我不是地圖地理學出身，也不是專業的田野出身，所以我其實是帶著自己的問題和批判性的視野去進入這樣一個領域的。

　　其次，在這里會涉及到一些訪談和調研，但是缺乏一些科學性。我會去訪談一些城市規劃者，一些胡同空間住著的大爺，以及類似我愛人這樣熱衷于在北京開著車到處吃飯的城市中產，因此訪談對象的數量和代表性可能不足。

　　另外，北京這座城市的邊緣和中心有其獨特性，數據體制這個問題不都是像在北京這樣呈現的，在其他地方肯定有其他的呈現方式。比如說，重慶是立體的城市，有很多立體的數據也進不去，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再次，我的研究有一個媒介體制的預設，即認為被關注和表征就是好的，不被關注和表征就是不好的。這個預設是否成立，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總的來說，研究的啟發性肯定是大于事實性的（問題的價值大于結論）。

　　所以說，我只是希望能夠讓大家關注這樣一些問題，在你的城市、你的身邊，地理數據體制的這個問題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的？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讓地理科技或者說地理應用成為如此狀態的，背后有一些推動性的力量。像我說到了大廠，這是很明顯的，另外還有一些其他推動性力量可能是不方便說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批判的不僅僅是技術本身，更重要的是這個技術隱藏和內嵌的一些社會生產關系。

　　四、案例二：論電子表格理性管理的

　　技術化及其后果

　　接下來，我來說第二個案例，也就是電子表格這種大眾軟件。大家在生活中肯定都填過表，尤其是過去三年，很多時候，我們的工作就是通過填表這種方式開展的。我的研究主要反思了這樣一個問題，表格這個東西究竟是個啥？它為什么會發展成今天的狀態？為什么我們都那么痛恨填表？為什么每天都要填那么多表？我們在填表的時候究竟是在干啥？其實問的就是這么一些挺土的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回答角度，比如國家治理方面、人類學等，我比較擅長從技術的角度切入。

　　1、表格：理性化進程的工具

　　我想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表格究竟是個啥東西？我判斷，它實際上就是人類社會理性化進程當中的一個工具。為了論證這樣一個結論，我想先梳理一下表格的系譜。

　　（1）系譜一：信息處理表和理性化進程

　　第一個系譜是信息處理表。其實表格并不是一種很現代的東西，在古巴比倫的泥石板上就已經有表格了。當時，烏爾第三王朝（一個官僚王朝）需要記錄中央倉庫中牛馬羊的數量，所以在泥石板上就已經有了表格這種形態，一種以臺賬的方式來處理信息的技術工具。

　　實際上，這種表格在那個時候并不是很常見，這種記錄的狀態，就和我的孩子記錄東西的狀態一樣，也并不是那么結構化的，比如張三有三頭山羊、五頭綿羊、一頭羔羊，李四有四頭綿羊、五頭羔羊等。

　　烏爾王朝中央牲畜倉庫表（文物編號：73.0400）照片和拓圖，公元前2028年，泥板現藏于霍恩考古博物館 | 圖片來源：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結構化的數據呈現方式和收集方式，在古代社會其實是非常罕見的。它的大量出現是直到現代社會的出現，以及“數目字管理”方式的誕生和運轉。大家知道，韋伯研究人類文化的發展，其核心的概念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它會有各種各樣的表現，其中一個就是數目字管理。類似表格這樣一種技術處理工具與現代社會機制是同時出現的。比如現代金融制度，最早的時候金融制度是不合法的，后來可以去銀行、可以有高息了，于是出現了復利表的表格，所以說最早的利息表是和現代金融制度同時出現的。

　　再如，現代保險制度，保險制度（尤其人壽保險）要算大家的壽命，于是有了壽命表，比如一歲的小孩有1000個，到了兩歲的時候，可能只剩下855個了，也就是說死掉了近150個。對壽命有一個比較精確的理解之后才能有精算，有了精算之后才能有現代保險制度，才能定出保險金，所以說現代保險制度的誕生也伴隨著壽命表、風險表的出現。再如，現代衛生和社會保障制度，英國統計總署1871年就制作了倫敦男性死因表，里面會呈現很多傳染病，這些死因表促成了現代衛生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總之，你會發現各種表格的運行和發展，正是伴隨著現代社會機制及其數字管理方式的建立、運轉，究其原因是它能夠以規范化、標準化、量化的信息處理方式，去推動經濟理性和國家理性的發生和運轉。而表格也在以這樣的方式深度參與了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的構建。在這里，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制度彼此支撐，相互強化。所以我覺得在一定階段，表格的產生和發展是非常自然的，它就是我們社會理性化進程當中的一個產物，并且很多時候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2）系譜二：算表及其制作

　　第二個系譜是算表及其制作。可以認為，信息處理表就是孩子的課程表，算表就是孩子的乘法口訣表，基本上這是最原初的兩種表格形態。清華大學收藏了一個戰國的竹簡算表，這意味著大概在公元三百年前，我們就已經有算表了，它是以行列二維結構去記錄一些重要的計算結果。算表在工業或者說在科技的發展當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在工業社會之前，計算是個很難的事情。

　　最早的一些算表的制定者，實際上都是一些數學家和人類精英。比如布里格斯在1617年制作了以10為底的印刷本對數表，他是牛津大學的數學教授，也因改進對數運算而著名。但現在的“計算”好像就是計算機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人類精英才可以做。那么，“計算”從精英的工作變成這么機械化和自動化的工作，這件事是怎么發生的呢？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人，一個是普羅尼，一個是巴貝奇。他們將“制表精英”變成了“制表工廠”，又變成了“制表機械”，最后通向了“計算機”。這又是怎么回事呢？普羅尼出版了《對數表》，產生了史上最壯觀的對數表——包含從1到200000，精確到小數點后14位的對數，并且他計算的方式不是計算機，而是人力。他用人力計算是怎么回事呢？他發現有一種方法叫“數學差分法”，可以把非常復雜的計算變為加減運算，這樣就可以讓一些普通的、僅具備基本加減能力的人在那里算。

　　他當時看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覺得既然我們可以用勞動分工的方式生產大頭釘，為什么就不能用勞動分工的方式生產對數表呢？于是他就組織了一個勞動分工的數學工廠團隊，其中頂層人物是數學家，中間層是數學工作者，最基層是一堆僅具備基本計算能力的計算員，也叫“computer”。他就以這樣一種勞動分工的方式，生產出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對數表。很有趣的是，他是個法國人，他做這個事是為了彰顯法國有多么的厲害。雖然他做了很多這樣的數據，但大家覺得沒有什么用處，所以也沒有給它（《對數表》）出版。后來之所以能出版，還是因為它是數學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出版的時候也進行了一定的妥協，只取了小數點后8位。

　　美國人覺得普羅尼這種計算工廠的方式太贊了。1940年的時候，美國人雖然已經用計算機了，但還不是很發達，關鍵問題是當時好多人失業，所以他們就雇傭了一個計算團隊，大概由200個失業者構成了再就業團隊，這在美國屬于再就業救濟項目當中的一部分。這個計算工廠就以普羅尼的方式，為二戰時期美國的科學研究和軍事活動提供了大量制表和計算服務。這種計算畢竟還是人肉計算，而“計算”發生巨大變化則是在巴貝奇手里。

　　巴貝奇當時看了普羅尼的這種計算方式，很不滿意，認為這種人肉計算方法無論如何都會出錯。所以他就給自然科學基金寫了封信，弄到了一些科研經費，最后設計出一臺差分機。他用機械的方式實現了把復雜的對數運算拆分為加減運算、再進行計算的一種方法。在設計差分機的過程當中，他又產生了分析機的設想，分析機基本上已經通向現代計算機的基本結構了，所以有人說巴貝奇是“計算機之父”，當然他的計算機是機械的。

　　巴貝奇設計的差分機 | 圖片來源：知乎

　　你會發現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是，在表格發展史中，計算機上的表格軟件正位于上述兩個系譜的興衰交匯點。或者說，制表的自動化發展不僅通向了計算機，也最終“吞并”了表格的算表系譜，讓自帶計算功能——或者說“內置”算表——的電子表格，在原理上成為了同時能夠繼承上述兩個系譜、綜合多種功能的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強大的表格。

　　比如Excel，自帶函數功能，基本上把算表系譜吞并了，因為算表系譜最終通向的就是計算機，有了計算機就再也不需要算表了。電子表格軟件的出現似乎是表格興衰史中的一個必然，而它也將攜帶著表格發展歷程中兩個系譜的遺產，邁入二十一世紀。

　　2、電子表格：理性管理趨勢下表格的大眾化發展

　　分析完了“表格究竟是啥東西”之后，下面一個問題是：表格以前并不是一個大眾化的工具，不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遇到的，也不是每個人都得填表的，那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讓我們每個人都得用表格這種專業的工具呢？

　　（1）三代表格軟件：從專業金融工具到大眾表格軟件

　　在這里，我就要梳理一下三代表格軟件的發展，基本上可以總結為一句話，就是“從專業金融工具到大眾表格軟件”。電子表格軟件的發展歷程，可以用VisiCalc、Lotus 1-2-3和Microsoft Excel三款不同時期的代表性軟件說明。它們分別在1981-1983年、1984-1989年和1990年至今，壟斷了電子表格市場，基本上代表了表格軟件之誕生、性能走向成熟、使用更加便利三個階段。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電子表格的功能愈發強大，同時使用更加“傻瓜”，不僅為其大眾化奠定了基礎，也為現代社會以計算化、標準化著稱的理性化進程之深入，提供了技術保障。

　　最早的表格軟件為什么會產生呢？其發明者布里克林(Dan Bricklin)是哈佛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他經常要完成一些金融分析工作，但他上學時是1978年，當時還沒有很多的個人計算機，Apple也還沒有上市，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會編程。所以這樣一個金融學的MBA碩士就開發了一款電子表格軟件，主要是為了讓不會編程的人也能利用學校的商用計算機從事數據分析工作。在一位教授的建議下，他還把金融學常用到的函數作為內置模塊加入到工具當中，這就形成了所有電子表格的基本結構：行列結構加上函數模塊。

　　第一代軟件是VisiCalc。Apple II上市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當時Apple就綁定著這個VisiCalc，很多商業人士覺得自己需要VisiCalc計算，所以就會去買個人電腦，因此這款軟件某種意義上推動了個人電腦的普及。

　　第二代是Lotus1-2-3，第二波迭代讓它的功能變得更加強大。為什么是1-2-3呢？它其實是三種功能綜合在一起，即“可視化＋數據庫＋插件、周邊”。當時圍繞著lotus1-2-3有很多的插件和周邊，這些插件和周邊可以豐富這款軟件的功能，比如說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插件可以將這個表格橫著打印出來。打印過表格的人就知道有的表格太大了，橫著打印會更加方便。但這種插件不是lotus1-2-3這個公司做的，是其他的小公司做的，你要是買這個插件的話需要另外付費。但是通過這樣一種方式，這個軟件的功能就會變得越來越強大，除了它自己功能的迭代，還包括它周邊的這些廠商以及周邊功能的不斷迭代和配合。

　　Lotus1-2-3的操作界面 | 圖片來源：Leganerd.com

　　第三波迭代是微軟Excel。它可能沒有lotus1-2-3好使，但是它最大的特點是圖形交互界面。微軟怎么去發展它的圖形交互界面，這又是一個特別復雜的事情，今天我先不說了。再一個就是微軟的office辦公系統和windows操作系統綁定出售，成為了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子表格的一個霸權。

　　所以大家看到：從僅能在黑白屏上顯示行業數據的簡單工具，到擁有強大函數、圖表、展現數據分析功能的綜合軟件，電子表格的發展是其性能不斷提升的過程；同時，從讓不會編程的用戶借助計算機從事金融分析，到讓不懂字符交互的用戶使用PC進行表格相關工作，電子表格的發展又是其使用門檻不斷降低的過程。前面提到，正是在一興（信息處理表）一衰（數字算表）中，電子表格繼承了表格發展史中的雙重系譜，在原理上具備了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表格工具之能力；那么在這里，則是在這一升（性能）一降（使用門檻）中，電子表格試圖將這種強大的能力帶給到每一個普通人。那么問題來了：普通人為什么都得需要電子表格？

　　（2）理性管理的擴張及其表格技術

　　在這里就必須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理性管理的擴張及其表格技術”。有一本非常經典的書《追求卓越：美國優秀企業的管理圣經》(In Search of Excellence: Lessons from America's Best-Run Companies)，是反思現代理性管理的。它提到，

　　“上商學院那會兒，最大的系肯定是金融系，大部分學生都有工程學學位，各種有關定量方法的課都十分紅火，其實我們認為的‘真實數據’，不過是因為方便量化而被當做真實而已。這是過去，但今天也沒什么大變……在商學院上學，如果不會用數字（也即做一點隨便哪種類型的量化分析），你就岌岌可危了。很多人因為害怕期末考試時計算器沒電，會帶很多計算器或電池。如果‘策略’這個詞曾經意味著一個讓我們在競爭中表現驚艷的好想法，那么今天它則意味著：在數字上的突破、市場份額百分比、學習曲線理論……以及將所有這一切放到計算機上來分析。”

　　也就是說當時整個金融管理學的一個變化背景是所有東西都要量化、數據化，VisiCalc工具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出現的。后來大家知道，美式的這種理性管理、這樣一種MBA的經驗，又通過美國的學校擴展到美國的商界，接著又通過美國的商界擴展到了全世界。

　　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也需要現代法制、企業、金融、財會、貨幣、統計、人力資源管理等系列制度的支撐。上述計算景觀和理性管理體系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完善，在中國生根發芽。這是在經濟上發生的事情。

　　那么，在政治上發生了什么事情呢？渠敬東等人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過一篇文章，認為我們的政治體制走過了“從整體支配到技術治理”這么一個變化，“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改革的主線。”[4]可以看到，1999年國務院頒發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2004年又頒發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綱要要求將法治化、技術化、規范化、標準化作為行政建設和監督的核心議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保證政府治理成效，加強政府規范化管理，避免尋租現象發生，以文本匯編、資料留存與工作記錄等為主要內容的工作方式在科層組織中流行并發展，并最終形成了格式相對統一、流程相對完備、記錄相對清晰的臺賬管理制度。” [5]正是因為我們在市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當中，推動了這樣一個理性化進程，大家會發現像KPI、GDP、財報之類的金融術語，現在已經進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語言當中了。

　　過量的、形式化的表格給基層造成了壓力

　　圖片來源：講者PPT

　　我們之前提到了17世紀以來信息處理表的發展貫穿著現代社會理性化進程的展開，不難看出，20世紀以來電子表格的繁榮，正延續并助推著這一蔚為壯觀的進程。只不過今天，表格作為一種理性化的技術功能更強大，使用更簡單；同時以量化、標準化為特點的理性化自身也借二十世紀興起的“理性管理”趨勢，試圖把人人都卷入這個進程。正是在此背景下，表格作為曾經專業人士的專業工具，在其誕生4000余年之后的數字時代，終于實現了大眾化。而理性管理也在這個過程當中，借著電子表格的大眾化，愈發朝著“理性管理的技術化”方向發展。

　　為什么在這里我不說理性管理的大眾化，而說技術化呢？這是我下面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理性管理的表格化：技術先行及其后果”。

　　3、理性管理的表格化：技術先行及其后果

　　我先說一個現象：有的地方精準扶貧變成了“精準填表”。一位駐村書記反映他們縣從去年11月份到現在，主要工作就是填各種表，為了完成填表，抽調了十幾位同志進行“流水作業”，打印機搞壞了三臺。這是《中國紀檢監察報》上反映的一個問題。[6]

　　填表不僅僅是搞精準扶貧的人在干，我們每個人都在干。作為人類自己創造的理性技術，在今天反倒以奴役和管理的名義扭曲著我們自己，這里的問題在哪里呢？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在西學東進的過程中，我們先開始學西方的技術，發現只學技術不行，還要學制度；后來發現技術、制度學了也不行，還要學文化，只有將其配套引進過來，整個社會變革才能發生。這里的核心癥結在于，表格作為理性管理的技術，相對于理性管理的制度和文化，近年來發展的太迅猛，但理性管理如果要真正普及，技術、制度和文化就必須要齊頭并進。如果只有技術表現突出，那么理性管理就只能以技術化——在今天，也就是以“大眾軟件化”——的“瘸腿”方式出場。如果沿用“西學東進”中關于器物-制度-文化的表述，那這里的問題就表現在：器物過于先進，在相對落后的制度和文化環境中，就只能以扭曲、異化的方式發揮作用。如何理解這個判斷呢？我們不妨回到“理性管理”的原創文本來看，這個文本幾乎發明了“理性管理”這個東西，就是泰勒的《科學管理原則》。

　　泰勒的著作《科學管理的原則》的書影

　　圖片來源：講者PPT

　　我們每次說到量化、績效化、標準化，就要罵“泰勒主義”，但泰勒主義僅僅是這么回事嗎？泰勒以前是個工頭，在一個鋼鐵廠工作，他以前會壓榨他的員工，讓他們出活，然后員工就罷工了。他就開始思考：我以什么樣的方式，可以讓員工既不罷工又提升生產效率呢？那就是改善管理。管理是一門技術、是一種科學，它不僅僅是壓榨員工、逼著他們出活就行了，它有一套管理上面的改革，其中有一個部分確實是量化、績效化和標準化，除此之外還有配套的制度和哲學。

　　但是大家在學泰勒的這套理性管理體系的時候，基本上學的都是量化、績效化和標準化，因為很好學，制度和文化都被忽視了。所以泰勒就很生氣，寫了這本書，叫《科學管理原則》。他一上來就說：

　　迄今為止科學管理的發展情況值得警惕，千萬不能把管理的機制，錯誤混同于管理的實踐及其背后的哲學，同樣的機制有時招災，有時卻帶來福祉。當它服務于科學管理的原則，它就能產生最好的結果；當它被錯誤精神伴隨，就只能導致失敗和災難。

　　泰勒是怎么去看科學管理的？他提到了：

　　（1）用科學替代對工人的個人評斷；

　　（2）科學挑選和培訓工人，為此每個工人都應該被了解、教育、培訓和嘗試，而非讓他們自我挑選、隨意發展；

　　（3）為了讓工作以符合科學法則的方式開展，管理者和工人要親密合作、一起工作，而非把問題都留給工人解決。

　　如果應用上述新原則，而非像過去一樣，僅僅只靠工人自己的力量，那么管理者和工人在每項工作的日常運轉中，都將幾乎以各自擅長的方式，平等分擔責任。

　　在這套改革機制當中，工人和管理者的數量基本上是一樣多的，因為管理者要承擔很重要的工作責任。“管理者不僅要發展替代傳統經驗的科學方法，更要耐心培訓和監督所有人，讓他們能夠在自身能力范圍內，做到最高效的工作，這些不僅是管理者的職責，更應該成為其樂趣。”然后他說：“從靠逼迫員工努力工作提升業績的傳統管理，變為科學管理，最大的問題在于，管理者和工人的思想態度和習慣都要發生徹底的轉變。”

　　所以在泰勒主義中，量化、績效化、標準化只是技術化手段的一個部分，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的變化。但是大家可想而知，在泰勒那個時代，其實制度和文化很難跟上。按照泰勒的設想，工人和管理者的數量幾乎一樣多，比如說我要聘請10個工人，那我可能就要聘請8個管理者，這會造成非常擁堵的管理者隊伍。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想讓管理者真正和工人一起改變文化氛圍，這很難真正發生，因為當時是資本主義工廠。

　　福特汽車廠的生產制度是“福特制”，往往被視為

　　是對“泰勒制”的實現 | 圖片來源：PBS

　　所以說，表格延續的其實是上述在理性管理誕生之初就已伴隨的問題，也即技術、制度和文化發展上的不匹配。表格作為一種理性化的現代管理技術，比起現代管理制度和文化，本就得益于信息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在治理的現代化改革中，作為技術的表格，相對于制度和文化顯然更好操作、控制，也更易引進、落實，因而電子表格就十分自然地沖在眾多管理實踐的最前面。在治理方式上，無論權力的布局和運作機制是否有實質改變，有了各種科學、理性、系統的表格，這里似乎就披上了“現代化”的外衣；在治理成果上，無論情況是否真的有所改善，有了表格里規范、標準、好看的數據，至少也能做到第一眼“看上去很美”。

　　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前提，“中國政府自上而下層級間的行政管理體制，一直實行的是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下達目標、分解任務、量化考核的目標責任制”（渠敬東語），也即壓力型體制。正是壓力型的老體制和技術治理之新趨勢的共同作用，難以避免地構成了當下的表格生產景觀。必須承認，一方面，這在程序技術上確實助推了科層體系的理性化進程，通過層層表格落實責任、記錄進程、展現成績，積極作用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治理技術發展和表現得過快、過于突出，其他卻跟不上，那也難免產生一系列表格異化現象。

　　比如，政務APP過多。大家知道，哪怕是Excel這種大眾表格，從一張總表當中也可以生出很多分表，很多數據本來填一次就行，但是因為我們的工作機制有時候是條塊分割的，所以說不同的信息要應對不同部門的表格填N多次。在這里，問題肯定不是表格，而是這個行政體制的運作機制，它阻礙了信息技術發揮的正向作用。

　　與此同時，還有“臺賬”，很多時候變成了我們推卸工作的一個工具，比如我們拍照留痕、表格抗疫，表格給你呈現出“工作做了”的表象，也可能下達的指標確實無法完成，那就只能在臺賬上造假以迎接檢查。但有些人不僅是造假應付檢查，他要競爭啊、要升職啊，那造假就不僅是完成工作的底線，而是為了表現得更突出，用漂亮的材料證明自己工作的優秀。諸如此類，這種“奇怪”的工作問題經常發生。

　　4、“器物、制度和文化”

　　最后，我想討論一下“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問題。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尤其是老莊這一脈，是很討厭計算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一個老人在用非常人力的方法澆水，子貢便問：為什么不用機械灌溉呢？這個澆水的老人就說：“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在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計算這個事兒我們不齒為之，但是畢竟現在已經進入了整個世界的理性化進程中，現在的問題是不可能沒有機械、機事、機心，而是怎么讓機械更好地配合機事和機心，而不是讓“事”和“心”為機械所累。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在當代語境中，怎么讓技術和制度、文化或者說讓機械和機事、機心更好地配合，這是一個有足夠意義、同時又有足夠難度的問題。至少在常常被我們貼上“萬惡”標簽的泰勒主義的最初“理想”中，這樣的環境需要標準和指標的制定者足夠了解業務，與一線員工走得足夠近，與他們共同擔當，甚至一起在具體的實踐中探索和調整合理的執行方式。如果我們把這個“理想”挪到今天，或許這就意味著，“將一個龐大的行政體系置于社會經濟生活的具體經驗和問題之上，而不是喪失與基層社會的親和性”。換言之，讓這臺“表格機器”隨著人們真實的、鮮活的、變動的經驗運轉。

　　一個例子是《鞍鋼憲法》，它在社會主義的體制下，而不是在泰勒的資本主義體制下，提出“兩參一改三結合”，它要求工人參與管理，管理者參與生產，實現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三結合。這樣可以避免分工固化造成的管理者和實踐相脫節的問題，為新技術更合理地應用創造了制度和文化條件。

　　鞍鋼憲法相關的海報宣傳畫 | 圖片來源：知乎

　　另外一個是疫情期間搶菜的時候，我看到的一個線上共享表格。在這里，在線電子表格的協同數據處理功能、社區的非正式組織形態、居民的自助和互助精神——技術、組織、文化三者交相輝映、彼此增強，將一款工具的正向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所以我說的這個“錯位發展”的問題，它雖然是問題，但無論是在歷史當中，還是在當下發生的實踐當中，都可以看到技術、組織和文化能更好地交相輝映。

　　當然，我的這個研究也會有一些問題：一是我比較注重數字表格，而忽視了文字表格的脈絡；二是我比較注重電子表格，而忽視了印刷表格的脈絡；三是我比較注重改革開放后的表格，而忽視了改革開放前的表格。這里你會發現，我們國家有各種各樣的印刷表格，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前有干部履歷表，還有一些政治運動上的表格，那它們是什么樣的功能和狀態，它們意味著什么，這些東西我其實是沒有反思的。因此，以上的分享仍然是研究啟發性大于事實性的（問題的價值大于結論）。

　　五、一個領域：軟件研究

　　上面案例講的比較多，下面講關于軟件研究這個研究領域。大家越來越覺得，我們需要站在人文的歷史上對軟件進行一個反思，軟件要想開發得更好的話，也需要人文學者的介入。

　　1、為了理解新媒介，我們要轉向軟件

　　這個領域的出現，首先源自一些研究新媒介的人，他們發現我們要理解新媒介的一些運作機制，就需要轉向軟件研究。為什么呢？他們發現新媒介藝術有一些新的形式，那要想理解這些新的形式，就要了解軟件，因為這個新的形式實際上是來自于軟件本身，只有理解軟件才能去理解這些新形式，才能“知其所以然”。

　　馬諾維奇的著作《新媒介的語言》書影

　　圖片來源：講者PPT

　　這是馬諾維奇所代表的轉向軟件研究的一個脈絡，核心問題是：新媒介有哪些新維度？——要從軟件這里找；新維度來自哪里？——來自于軟件的邏輯；“哪”本身又如何變化？是軟件的變化。這些形式不能僅僅從文化層面來解釋，還需要技術層面的介入。馬諾維奇這一脈的研究，喜歡把一些底層的技術邏輯引入媒介和媒介藝術研究當中。他們認為今天經過新媒介中介的內容一方面有文化層方面的因素，比如 “故事情節”、“模仿凈化”、“喜劇悲劇”等；另外一方面也有計算層方面的因素，比如函數變量、數據結構、程序語言等。

　　馬諾維奇甚至重新對媒介做定義，他認為“媒介=算法＋數據結構”。這個公式實際上來自一個特別經典的編程教材，叫做《算法+數據結構=程序》(Algorithms + data structures=programs)，他直接把程序的這樣一個公式套用到媒介這里。比如將一張彩色圖片加上濾鏡，變成黑白圖片，一個攝影藝術史的研究者可能會從照片風格的角度理解它，但按照馬諾維奇這種比較極端的觀點即從底層技術角度看，實際上就是在像素數據上加入灰度算法，以此定義灰度圖。

　　灰度圖示意 | 圖片來源：講者PPT

　　2、為了批評軟件，我們要訴諸文化

　　另外一個脈絡是從程序員的角度，他們認為為了批評軟件，需要訴諸文化，因為他們發現軟件不只是個技術和工具。

　　一方面軟件領域有各種各樣的左翼運動，以開源軟件運動為代表。有一年比爾蓋茨在北大開講座，一個男士舉著寫有“Free software Open Source”的牌子沖上講臺，他的主張與比爾蓋茨們相左——公開軟件代碼。閉源軟件就像可樂配方一樣，人們只能買到可樂，卻買不到可樂配方。許多帶有左翼或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黑客，他們奉行開源軟件的生態，在賣出軟件后還會公開軟件代碼，讓全世界優秀的程序員共同進行調整和優化其生態。除了該運動體現出的精神，它還進一步釋放了信息時代的生產力，比如安卓系統就不是封閉的，這樣既降低了成本，也以一種自下而上的社區共創方式來解放信息時代的生產力。

　　在比爾蓋茨演講時舉著“自由軟件開源”的口號

　　沖上講臺的青年 | 圖片來源：講者PPT

　　另一方面，軟件可以把具有形式規整性的東西與更混亂的東西結合到一起。形式規整性依靠邏輯和數學，是個自洽的封閉系統和形式規則，但是它和日常生活能融合，這就是軟件的一個非常悖論性的能力。這個能力來自于哪？來自計算機的模仿性，計算機是可以模仿任何離散狀態機的元機器，后來也被稱為模仿任何媒介的元媒介。圖靈在《計算機與智能》當中把“計算機會思考嗎”這個問題又轉換為“模仿游戲”當中的圖靈測試問題，進而說明為什么計算機軟件可以模仿各種各樣的智能行為。計算機的誕生不僅意味著人的計算能力被轉移進機器，也意味著人的其他各項能力也能夠以被模仿的形式被轉移進來，所以計算機才能比任何的機器都更全面深刻地與我們的生命經驗與文化表征綁定在一起。

　　在考慮形塑軟件的因素時，在計算/邏輯之外，必然還存在著一種來自社會/文化的力量，并且這并非意味著前者是內部動因，后者就是外部施因，因為對于軟件這種混合物，計算邏輯和文化社會都是其內在組成部分。

　　3、在軟件構成的新語境中提出老問題

　　無論是從馬諾維奇的角度介入，還是從富勒的角度介入，對于媒介研究者來說，我們需要一種更加地道的新媒介研究，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作為程序開發者，也需要一種更加成熟的軟件批評和測評，不能光看軟件好壞，我們也需要一些人文立場。

　　那么，軟件研究為什么會被忽視呢？我認為核心的問題是人們還都認為軟件是中性的、非物質性的，但其實并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簡單，軟件內部包括很多技術內部都會被嵌入立場，然后悄然無息地影響我們。

　　于是，馬諾維奇和富勒試圖把軟件建成一個理論范疇，進行一些學科建設。如何定義軟件研究的方向，除了剛才學科建設類的內容，也可以定義研究對象，比如軟件、平臺、格式、媒介藝術、游戲都可以充當做軟件研究的內容。其研究方法也是當下人文社科各種各樣的方法，如行動者網絡理論、社會符號學、文化研究等。

　　我認為軟件是媒介的新語境——在軟件構成的新語境中，提出老問題。馬諾維奇在新的軟件的引進當中提出了什么是新媒介，并重新進行了回答。我認為不僅于此，很多問題都可以重新回答，比如說，Word中什么是書寫？PPT中什么是修辭？Excel中什么是理性管理？在數字界面這個新的語境中，什么意味著我們的經驗？在MP3當中什么是聽覺物理？在數字濾鏡當中，什么是視覺風格？在朋友圈當中，什么意味著社會生活的景觀？把一些老問題放在軟件提供的語境中去重新觀察和提問，也是我這些年來進行大眾軟件思考方面的整體方法。另外，我會根據不同的軟件，從一個適合該軟件所屬范疇的技術角度去切入和分析，比如說像城市數字地圖，我會從數據的角度去介入，數字濾鏡則會從算法的角度去介入。

　　總之，軟件研究的問題意識大概包含三個方面：一是構成特定媒介“計算層”的技術邏輯，二是人怎么影響技術，三是技術怎么影響人。

　　Github提出“社會編程”（social coding）的開源精神，為技術發展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 | 圖片來源：github.io

　　軟件研究在中國很值得去做，因為我國的民主法治有待完善，但軟件應用已經彎道超車。馬諾維奇有一本書叫《軟件掛帥》（SoftwareTakes Command），“掛帥”在馬諾維奇那里，本來很可能只是一種類似標題黨的修辭，但“掛帥”這個表達在中國完全可以做字面義上的理解，軟件確實“掛帥”，資本、權力和技術很容易相互加持合作，借“日用而不知”的大眾軟件深入我們的生活，方便我們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異化了我們。所以真的很有必要針對各種各樣的媒介技術發問，你從哪來，你是什么，對于我們又意味著什么。在學術層面很有必要把批判理論的一些方法引入軟件研究，或者將文化研究挪到軟件的領域。

　　接著談下研究的可行性。研究者不會編程沒關系，可以學習相關的基礎線上課程，當然有跨學科的團隊更好。更重要的是在軟件語境當中提出老問題，如何把握老問題以及在當代新延伸出的問題。

　　最后，我覺得軟件研究的中國化是必要的，可以看到當下的一些輿論基本都是通過網絡發酵，其實跟我們困在系統當中、變成算法是密切相關的。

　　六、問答環節

　　Q

　　問題一：現在小孩一生下來就活在移動互聯網的環境中，感覺軟件設計者的目的就是讓孩子在軟件上停留更多時間，這會對孩子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家長可以做什么？不知道秦老師有沒有實踐上的經驗。

　　秦蘭珺

　　上網是學習工具和娛樂工具在一起的，沒有辦法不讓孩子用它。還是要相信這一代的孩子，他與這個世界互動的方式跟我們這一代或者上一代都不一樣，所以回避是沒有用的，還是得讓他面對。

　　我反倒覺得老人接觸網絡之后，才需要真正增加媒介意識，因為他們可能會變成傳謠信謠的主力軍，且堅信不疑。很多媒體會針對老年人的情感結構和需求去生產內容，將老年人洗腦。而這一代小孩在很小的時候就上網，他能從技術層面來分析內容的真假，比如視頻可以剪輯，圖片可以PS。我覺得既然這些軟件和媒介已經構成了孩子成長的環境，那么就不妨讓他們去面對這個環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天然地具有媒介素養，并且其媒介素養高于從小被隔離在網絡環境之外的老年人。引導他去正確面對，比如孩子玩游戲的話，我會看游戲好不好玩，我會告訴他，等他長大了陪他玩一些主機游戲。有一些好的游戲就像好的文學作品一樣，是可以成為人的臂膀的。

　　總而言之，就像文學分好壞、電視分好壞一樣，既然我們的孩子面對的媒介環境就是如此，那不妨正視他，在這個過程中培養他的反思能力，這種能力不論干什么都是需要的，也需要我們跟他一起去探索。

　　Q

　　問題二：軟件的概念本身還是來自于“人操控機器”的人文主義話語，但軟件逐漸發展、復雜以后，表現出的某種主體性逐漸超脫了人文的框架。軟件批判如何接納這種機器“主體性”呢？

　　秦蘭珺

　　我覺得軟件研究也在發展，最早的時候肯定是來自人文學的反思。人文學認為，“人”是一個邊界，而這個邊界在被稱作“后人類”的語境當中不斷地被質疑和討論。現在也有一些人類學家，比如斯蒂格爾，認為人類之所以能成為人類，就是因為技術已經嵌入了人類最根本的東西，技術不是外置于人的，它們也是我們人類的本質。我們人類之所以不是獸，就是因為和工具之間的這種內嵌的關系，有本書就叫《天生賽博格》（Natural-Born Cyborgs）。

　　除了人越來越多地包含技術因素之外，技術也愈發多地包含了人性因素。尤其是這兩年AI發展得很快，我在與AI的溝通當中覺得他挺像人的，而我有時候在和人溝通的時候，反而覺得他像機器。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跨越這個邊界，去質疑曾經我們認為可以構成共識的那些東西。

　　Q

　　問題三：我們站在今天這個角度——因為中國其實有十億人沒有坐過飛機，可能只有10%的人有護照——對于這樣的一些人，老師是怎么看待他們融入到數字化的這個過程當中的？未來的趨勢和變化如何?其中產生的影響如何?

　　秦蘭珺

　　你這個問題提得特別好，我也很難很好地回答。但是今天數字技術的下沉程度肯定比你說的飛機和護照要更下沉和普及，在許多鄉村，刷短視頻是人們為數不多的娛樂和消費方式。我們很多時候說要搞文學藝術的大眾化，但很多十八線小城就是沒有一個劇院，即使有劇院也沒有人去看。但短視頻卻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不論是電商還是內容，下沉到了鄉村，和鄉村結合了起來。可以說短視頻、互聯網是唯一真正下沉下去的媒介，尤其是近幾年一直在推進建網等基礎設施建設，中國手機用戶已經有12或13億了，可以說相當下沉。

　　這意味著一方面來講有很多的可能，比如有很多新農人把短視頻當做新農具，然后去搞鄉村建設，有很多這方面的優秀案例。互聯網有很多機遇，但也確實存在很多挑戰，你不得不承認現在技術的語境是一個娛樂化的語境，每一個平臺背后都是大廠，處于一種資本化的語境中。有時候，不得不被這個語境所裹挾，比如新農人為了產品賣得更好，就需要了解平臺規則，與平臺合作，這是不可避免的。這個就好像你使用任何工具，比如剪刀，剪刀的機遇在它可以剪，但它的挑戰在于可能會不小心傷到自己的手，那你就要學會用剪刀。對軟件也一樣，我們需要知道功能和機遇在哪里，避免不被扎到手。

　　Q

　　問題四：如果把現在的信息技術視為工具，人其實從很早的時候就開始使用工具，在社會生產勞動中一直沒有離開過工具，只是現在的工具越發復雜或高級，其實也可以說它是越發“簡單”。如果把技術看作工具，包括勞動工具、生產工具和生活工具，在各個時期都存在的問題是掌握這個工具的人是誰，秦老師剛才也提到看似我們有一個媒介和平臺可以將聲音發出來，但聲音能不能發出來是平臺、是資本在控制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對工具的控制和以往對工具的控制，它的本質沒有改變，都是階級性的，現在的技術盡管使用起來簡單，但由于其創造過程中技術含量特別高，需要的投入是高知識和高資本，所以其當下的壟斷性甚至更強。軟件批判目前對這方面（例如軟件作為資本的對象）關注還不太夠，主要關注于軟件技術的內部，軟件如何異化人等，您怎么看這種現象？

　　秦蘭珺

　　可能是我今天的分享更側重于軟件技術內部的研究，其實已經有不少研究者關注到這一方面，例如孫萍等人對快遞小哥困在算法中的研究，已經開始將平臺、資本、技術這些問題嵌合在一起討論。做平臺治理研究的人很多也會從資本、階級角度討論，他們可能會弱化階級這個視角的言說，這可能也是一種策略。

　　我認為還有一個核心問題是，在中國，構成很多階級問題的對象不僅僅是平臺和資本，還有其他的問題和資本嵌合在一起。比如表格這個問題就不是資本意義上的問題。我現在很討厭說起什么都去罵資本，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但很多時候我們思考的語境，我們的研究環境，都需要我們用更加智慧的、更加“春秋筆法”的方式去言說。

　　參考資料：

　　[1] 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 C. Malaspina and J. Rogove, Washington: Univocal Publishing, 2017, p. 16.

　　[2] 雅各布斯：《大城市的死與生》，譯林出版社，2005年，第29頁。

　　[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 Cambridge: Black Well, pp.26-67

　　[4] 渠敬東、周飛舟、應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

　　[5] 張園園：《“洞穴之治”：中國治理場景下臺賬的邏輯》，《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2期。

　　[6] 陳治治：《扶貧須保障，執紀出重劍》，《中國紀檢監察報》2017年7月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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