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在綜合國力、國際地位以及文化認同等各個方面突飛猛進，而自主話語體系建構卻成為整個鏈條上最脆弱的一環，整個木桶上的短板。

　　對外，在中西辯經的過程中，我們只能拾人牙慧，用西方的話語鸚鵡學舌似的批判西方，處處被動挨打，時時處于下風。對內，在鞏固自身意識形態系統的過程當中，當下看似左右互搏的網絡輿論斗爭，不過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西方話語體系上照鏡子，而輿論思想中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種種割裂性極端性認知，本質是缺乏一個與時俱進的哲學體系，來看待今天的中國。建構自主話語體系，使中國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成為了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的一座關隘，一場戰役。

　　阻止我們打通這座關隘的，不是西方話語體系本身，西方話語體系已經隨著全球化的崩潰，而失去了現實上的說服力。08年經濟危機之后，西方制度缺陷盡顯，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更是已走到歷史的反面。阻止我們打通這座關隘的，是我們從西學東漸開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翻譯傳統，這種學術翻譯傳統，讓我們的思想界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學究，但是卻閹割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自主話語體系建構的能力。

　　進入洞穴，陷于洞穴

　　洞穴隱喻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一個隱喻，柏拉圖設想：在一個漆黑的洞中，一組囚徒背對著出口，面向墻壁。他們的四肢被束縛著，只能看到對面的墻壁。在他們后上方有一堆火，有一些特定的人，扛著各種器具走過墻后的小道，而火光則把透出墻的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囚徒自然地認為影子是唯一真實的事物，而洞穴是全部的世界。

　　洞穴隱喻是整個西方哲學史當中最重要的認識論隱喻之一，也深刻折射了在這個全球化解體時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我們當下面臨的思想洞穴，是近代以來西方人構造的洞穴，而其中的被困的奴隸，就是各個思想上被殖民的第三世界國家及民族的人民，而束縛的鎖鏈就是西方借助當代哲學社科體系和媒介工具構建的話語權力，這條鎖鏈又被第三世界自己綁在了自己身上。

　　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自西學東漸以來的學術翻譯，是一個歷史階段的必然，是一個歷史階段唯一的正確選擇。面對西方的強勢入侵，前輩學者們抱著中華民族復興的信念，認真翻譯、整理、學習西學學問，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是中華學者正確的選擇。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今天仍然還要舉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界之力進行系統的翻譯并引為圭臬，是一種正確的選擇。以我的專業哲學而言，從中國開始學習西方哲學之初，西方哲學不僅體系龐大，而且名家輩出，經典無數。第一工作當然是翻譯，通過翻譯徹底地理解西方哲學的高明之處。這在當時是正確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

　　中國對西方哲學最成功的引入，便是引入了馬列哲學體系，并且通過革命實踐，最終產生了基于中國歷史經驗的毛澤東思想這一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顯然在這一過程中，對馬列思想的引入是契機，但并不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決定性因素，理論結合自身客觀情況進行的實踐與改造才是決定性因素。

　　在改開之后，我國又開始了大范圍的西方現當代哲學翻譯和引入工作。然而這次翻譯和引入卻與20世紀初對馬列的引入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為尊，只停留在學術層面，不進行實踐，或者不顧中國自身情況，試圖通過用各種西方現代理論直接指導中國社會發展，在經濟學，法學等領域尤為嚴重。

　　即使是對馬克思思想西方當代研究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也忘記了客觀實踐這一基本原則，試圖拿產生于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西馬，后現代主義，精神分析，文化馬克思主義等等學說直接指導中國發展方向的比比皆是。

　　實事求是地說，我國的哲學翻譯工作是非常成功的，對西方哲學家的著作，從一流、到二流、三流，直至流行，甚至不入流，都進行了系統的翻譯。以至于經常能聽到某某國外專家說起“XX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論調。這種翻譯現在到什么程度了呢？從一流哲學家到流行哲學家基本都翻譯完了。幾代哲學系的學生就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作為專業哲學翻譯家被培養起來的。

　　但是，被培養起來的哲學翻譯家，卻失去了建構哲學系統的能力，失去用哲學去認識世界的能力。建構哲學體系靠什么？不是靠搞明白，“是”和“存在”那個更貼近西方原意。靠的應當是準確捕捉人類社會發展的脈絡，靠的是對過往哲學體系當中最為根本問題不斷變化過程的把握。

　　當代中國大學中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的理論旨趣頗為類似乾嘉學派，采用了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當然訓詁、考訂的是西方理論和西方政治話語，雖然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對西方話語體系的翻譯、引進、介紹、研究、總結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這種研究取向，卻某種意義上閹割了我國學者在建構理論體系上的能力，讓一部分中國學者，成為了依附在西方理論體系上的附屬物。

　　說白了，只有著作翻譯沒有體系建構，就讓整個學界成為一個沒有自我的奴隸，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將學術翻譯作為整個研究體系中的唯一目的，就是一個主體性逐漸喪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思想界就從獨立自足的主體，變成了外圍依附的東西。

　　我們原本的目的是通過翻譯，進而學習西方人的思路，從而建構自己的體系。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暫時的目的變成了永久的目的。我們學會了翻譯，但是卻失去了對一個體系是否優秀的評價，失去了我們要搞哲學的目的。唯一的評價標準就是，西方人是否重視這個思想家。沒有了評價標準失去了的目的，真思想就沒法被發掘出來。

　　沒有真的思想之光，我們就會被洞穴中假哲學的影子所迷惑。如果沒有自己的思想體系，我們就失去了對西方形形色色理論判斷的標準，只能將西方的標準作為標準，最終像一個傀儡一樣，隨著洞穴墻壁上的影子起舞。

　　這些年，我們在這方面吃了不少虧。西方人利用社會科學領域的先發優勢搞亂后發國家的例子數不勝數。比如西方人向蘇聯兜售的“休克療法”，向全世界販賣的“素質教育”等等。在我國，影響最為重大的應該就是推進公共知識分子思潮和NGO進入我國。

　　三十年前，西方某基金會在國內短時間內集中資助了一大批的項目，這些項目從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眾多眾多領域全方位引介西方某些哲學大家的理論，推動公共知識分子思潮進入我國。

　　在其后，公共知識分子思潮與新聞機構商業化改革合流，共同推動了我國公知現象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發展。十余年前，西方又推動某些哲學大家的理論，將社群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包裝成為馬克思主義美國化的新形態，通過引進介紹到我國，進一步宣揚在我國推動NGO組織管理社會的好處。

　　從理論上來說，NGO組織發動社會大眾管理社會，具有便宜性和地方性的特點，被吹捧成為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產生諸多社會問題的萬靈藥方，各種研究成果也很快席卷了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前沿和導向。但2010年席卷中東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各個NGO在顏色革命中發揮的關鍵性作用，讓我們很快就驚醒過來。當然，后來因為各種原因，美國這套以NGO為抓手的顏色革命理論很快就被揭露了出來。

　　把中介和手段，當成了目的，最終迷失了自我，這是一種文明衰退的表現。這就和清之前中國思想家輩出，而有清一代卻以學問為先一樣。說一句誅心的話，中國今天的社科研究領域，是具有相當依附性、殖民性的。方方和有毒教材的根子，是在我們自己的治學方式出了問題。

　　走出洞穴：奴隸的道德與思想的枷鎖

　　柏拉圖繼續著他的故事：如果這群被束縛的奴隸中有一個碰巧獲釋，轉過頭來看到了火光與物體，他最初會感到眩暈（就像才從電影院走出來一樣），但是沒有關系，他會慢慢適應。此時他看到有路可走，便會逐漸走出洞穴，看到陽光下的真實世界，此時，他會意識到以前所生活的世界只不過是一個洞穴，而以前所認為的真實事物也只不過是影像而已。

　　這個時候，他有兩種選擇，可以選擇返回洞穴，也可以選擇繼續留在真實世界。最終不論出于何種原因，結果就是他選擇了返回洞穴，并試圖勸說他的同伴，也使他們走出洞穴，但他的同伴根本沒有任何經驗，故而認為他在胡言亂語，根本不會相信，并且會綁架他，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殺死他。

　　如果，洞穴隱喻只有前半部分，那么柏拉圖不過是一個有著惡劣趣味的思想家罷了，洞穴隱喻也不過是一個蹩腳的比喻罷了。但是，正因為有了隱喻的后半段血淋淋的真實，才顯得極其的高明。

　　現在，我們中不乏有人走出了西方話語構建的洞穴，但是他們的雙眼還不能適應太陽，他們的大腦是眩暈的，在眩暈中會有各種應激反應，比如，走出洞穴后雖然看清了西方通過話語權建構的洞穴，但又不認為我們有能同西方一樣創造“洞穴”的理論創造能力，然后因為自身文明程度不足以創造洞穴而自慚形穢，只能通過”野蠻人“的方式去打碎西方話語權，更有甚者因恐懼而更加臣服在西方的話語權力體系之下。

　　那么，與眩暈癥相比，返回洞穴后，勸說同伴們離開洞穴，我們會遭遇什么呢？我們會遭遇一個又一個的思想枷鎖，只有砸碎這些枷鎖，思想才能得以解放。當然，其中絕大多數思想枷鎖，尤其是那些西方人塑造的思想枷鎖，在過去幾十年間已經悄然松動，甚至脫落。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自己塑造一些更為牢固的枷鎖，讓我們繼續跪著。

　　這些思想枷鎖，影響著每一個中國的思想者。如尼采所言，奴隸們遵循著一種奴隸的道德，奴隸道德的核心是服從和自我否定，通過服從以避免主人的懲罰，通過自我否定來消弭自身的主體性，吞噬了自身的創造性。

　　尼采認為，奴隸們放棄了自己生命的激情，用虛假的道德來約束自己、安慰自己，把人生寄托在自我設計的枷鎖當中。誠然，尼采的哲學是需要檢討的，奴隸不是天生的，奴隸的道德不是先天的，而是被建構的。以黑格爾的觀點而論，主人和奴隸之間存在著征服與被征服的關系，征服者主人用暴力將奴隸轉化成為物，凡是不愿意淪為物的存在，都會死亡。所以，奴隸道德的核心是在主人的暴力之下，通過各種委曲求全，求得生存。

　　奴隸用虛假順從作為自己安全的保障，認為只要我們不去挑戰主人的權威，按照主人的命令行事，安心做主人的附屬品，放棄自我，我們就是安全的。誰膽敢砸碎思想的枷鎖，其他被打殺怕了的奴隸們，必然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為了這種莫名的安全感，然后對已經站起了奴隸群起而攻之。

　　就如在現實當中，就有人問我：“停止翻譯，我們不就是‘閉關鎖國了’了嗎？‘閉關鎖國’之后，不就會落后挨打了嗎？“

　　我會回答：因為“閉關鎖國”，所以導致“落后挨打”，這就是一個思想枷鎖，而不是事實。須知，今天輿論場中的“閉關鎖國”概念并不符合中國歷史上的真實情況。“閉關鎖國”不是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基于特定政治需求，形成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恐嚇，從而反對任何形式的封閉，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

　　從大的歷史角度來看，古代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一個文明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宋代達到封建社會的高峰以后，一只腳踩在近代社會門檻，卻始終在門外徘徊，沒有發展到近代社會。而西方，主要是英國，在種種特定歷史條件下，成功跨過門檻，首先催生出工業革命，進入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

　　1978年以后，基于改開的時代背景，出于對“文革”的反思，我國史學界在闡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時，主張用“閉關鎖國”概括明清時期的對外政策。由此，“閉關鎖國”一詞在我國學術界和社會上流行起來，成為概括明清時期外交政策和社會狀況的主流認識，并作為概念固定下來。而這個思想枷鎖，也恰恰是為了適應那個時代，而有意無意構造的。

　　閉關鎖國不是歷史事實，也與落后挨打沒有必然聯系。今天，西方那個曾經的主人，已經孱弱到沒有力氣用鞭子和大棒毆打我們了，唯一阻礙我們自由的，恰恰是我們自己。

　　停止翻譯，不再只看洞中扭曲的影子，停止隨著西方的樂曲起舞，轉頭看向洞口，開始去看真實的陽光，并不意味著我們能夠立刻起身走到洞穴的外面，我們身體是麻痹的，筋肉是萎縮的，眼睛是不適應太陽光的。

　　但這是可喜的第一步，只有破除一系列思想枷鎖，才能真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使中國在話語體系，文化認同等各個方面突飛猛進。這需要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中國的思想界，不要再以翻譯者和依附者自居，而是靜下心來開始真正的理論建構。

　　陽光之下：洞穴之外的世界何以可能

　　洞穴的故事并沒有繼續，柏拉圖沒有告訴我們，奴隸們最終是否走出了山洞，對此他是悲觀的。就如他的老師蘇格拉底，最終被雅典人判處了死刑。當然，我也是山洞中的奴隸之一，并不知道山洞外面真實的世界是什么樣的。唯有些許謙卑的建議，在這里與大家共同分享。

　　第一是要不要辯經的問題。當西方失去了手中的胡蘿卜和大棒，失去胳膊上的肱二頭肌，只剩一張巧嘴的時候，擁有話語體系主導權的優勢，就被西方發揮地淋漓盡致。我們在理論和輿論兩條戰線上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很多朋友都急于去辯經，用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論去反駁西方人。

　　但是，當我們深入研究之后就會發現，辯經的時候，我們首先需要“辯”，而如果我們默認在西方給定的命題范圍和經文范圍內去“辯”，就等于承認了問題的前提，承認了西方的“經”才是“經“，變相的承認了西方話語體系的權威，從而站在西方話語體系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每一個命題的最終的解釋權都在西方人手中。每一次辯論，每一次進攻都是對西方話語體系龐大要塞的鞏固，哪怕我們發現了些許可以攻擊的漏洞，也因為在西方經典的絕對主場，要么被西方人迅速彌補，要么被西方人忽略不計。辯經就像玩一場游戲，在這場游戲當中，西方人可以隨時抹除或者制定規則。我們根本不可能在西方人的夢中，戰勝西方。

　　所以，我們不能再囿于西方話語體系內，如果要辯，就要在根本上跳出并拆除西方話語體系這個洞穴，建立自身的話語體系，而打破洞穴中的幻景，必然要以我們從歷史和現實的實踐中取得的真實反饋和經驗為武器。

　　所以，對于任何具體的問題，我都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于話語體系，我的建議是嘗試建立新的范式，就像科學歷史中的那樣，用哥白尼體系代替托勒密體系，用愛因斯坦的體系代替牛頓的體系，通過范式的變遷，而不是具體問題的辯論，來爭奪對世界的定義權。

　　第二，要停止以翻譯和依附為根的哲學社科研究體系，糾正哲學和社會科學翻譯所培養起來的，那種只討論學問，而不在乎思想的，只在乎西方人的好惡，而不在乎時代發展的閉門造車錯誤學風，強迫思想界用自己的眼睛來看洞穴外面的世界。

　　停止依附不是目的，而是建構新體系的手段。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正在呼嘯而來，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正在極大的改變我們的生活，也必將改變我們生活的世界，極大的豐富人類的知識，而由于人類目前對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領域的研究方式，基于相關性和偶然性的科學可能會成為開啟未來時代大門的鑰匙。

　　所以，我們不應該將自己的視野局限在西方的哲學社科學者在干什么，而是應該將眼睛緊緊盯在時代發展的前沿，緊緊凝視著洞穴的出口的亮光，嘗試回答人類實踐所遇到的新問題。

　　回想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難道不是一批具有多學科背景的思想家開啟的嗎？在西方哲學史上，不少哲學家都是有過專門科學、神學和法學等專業的經歷，真正純粹哲學系本科的哲學家反而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們要停止翻譯和依附體系，但是不要閉門造車，要跳出專業學者的圈子，通過學習全新的知識，嘗試把握時代的主題。

　　第三，雖然眼睛尚不能直視陽光，但是不妨礙我們傾聽。西方世界日趨混亂，而中國社會的思想正在蓬勃發展，民間、網絡上各種聲音層出不窮。這種聲音隨著互聯網和智能媒體已經如同海嘯一般，隆隆作響，連綿不絕，但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界卻充耳不聞，委身于象牙塔內，全心全意的搞學術。

　　在這個時候，各種”民哲“和”網哲“成為輿論場上的大V。我們很多體制內的研究者看不起”民哲“和”網哲“，誠然，這些人的不少觀點都荒誕不經，缺乏最基本的理論基礎。但是，大量的”民哲“和”網哲“的在互聯網上的崛起，恰恰說明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新的聲音，這些問題恰恰有著巨大的社會需求，而且有人愿意積極的深入的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不是”民哲“和”網哲”的結論有重大的時代價值，而是他們嘗試回答的問題很可能有重大的時代價值。我們不要沉迷于形形色色的專業主義，這些只是舊時代的光影。我們需要的是主動介入到時代當中，回答時代所需要我們解答的問題。須知在中國佛教史上，真正讓佛教在中國長久延續發展的不是那些學富五車的高僧，而是目不識丁的惠能。惠能的成功，在于他原創性的取向，使惠能有可能更切近當時的社會現實，引領了時代的發展。

　　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走出洞穴，迎接我們的可能不是太陽，而是黑夜，可能不是春風，而是苦雨。在思想自覺的大路上，在靈魂自由的大路上，必須由思想者的頭顱組成一組組路標，來標記路的方向。在這里引用一段魯迅（YYDS）的話，借以自勉，也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界所有期盼著中國能出現比肩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的大師的青年人共勉——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今天中國的社會實踐已經走到了一個人類未曾涉及過的廣闊空間，需要年輕的人們攜手一起，有勇氣走出洞穴，點燃火炬，照亮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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