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月底到八月中旬，相關部委包括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等密集發布了統計數據、新聞發布會，公布了上半年經濟運行的一系列細分數據和與之相關經濟刺激的措施，而其中，國家統計局宣布“暫停發布青年人等分年齡段調查失業率”是一個階段性的標志，也可以說是這一系列相關事件中的“最強信號”。

　　而社會和網絡輿論的隨之反應，也確實和筆者的看法一樣，“蒙著眼睛就看不見問題了嗎”這樣的撻伐之聲不絕于耳。就此，咱們隨便展開說說。

信息披露的公開性原則

　　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是一直以來為大眾所抨擊的“工作態度”，從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始說“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到今年，已經是近十年，然而，如果還停在抱薪救火這種工作狀態里，就遠遠談不上是在“治理”，遑論“現代化”？

　　如果遇到問題，就把直接表露問題的窗口“給堵上”，那么不但不利于解決問題，相反可能會造成進一步的發酵和發散問題。從筆者學習和實踐的經歷來看，行政官員往往在這個時候，會有這樣兩種思考模式（mode）：

　　1. 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A問題（在這里就是青年調查失業率），那么只要我把暴露A問題的資料封存起來，這樣A問題就消失了，“心里感覺松了口氣，似乎壓力輕了不少”；

　　2. A數據（青年調查失業率）嚴重偏離數據體系的均值，發布會嚴重干擾整個發布數據體系的客觀性，所以不如不發布。

　　客觀地說，這兩種認知想法（從行政官僚的角度來看）其實都有一定的道理，第一種想法是從其主觀上來給自己減少壓力，第二種想法則是從客觀上找補，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哪種想法，本質上都是緣木求魚，沒有找準問題，更談不上解決。

　　無論是主觀上避免麻煩、害怕麻煩，還是真的認為這一調查數據偏離整體情況，持何種觀點都不影響的是，停止公布數據是出于行政團隊的需要而執行的。那么，行政團隊是不是可以這樣隨意更改呢？恐怕不是的。

　　信息公開是一項國家行政法律所規定的行政制度，是國家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以及規章授權和委托的組織，在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過程中，通過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動將政府信息向社會公眾或依申請而向特定的個人或組織公開的制度。對于統計機構來說，調查社會運行情況，依法發布調查所得的數據，就是統計機構的法定職責。

　　近幾年來，中央把依法進行統計工作也納入到了督察的范圍，這與多年來流傳的“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民俗口訣是分不開的，許多地方通過捏造數據營造了虛假的政績，其中最惡劣也是最為典型的王珉，他所主政下不但GDP是假的，連用電量特別是財政收入也造假，財政收入的造假不但蒙騙上級，還給本地挖了巨大的坑（解釋一下，根據我國稅制，一般地方各級稅收是要按比例上解的，那么財稅造假，上交部分是無法造假的，必須想辦法交上去真金白銀），多年來該省的一些縣域緩不過氣，和這一時期的“莫名其妙”的灰色負債是分不開的。

　　當然，無論如何，停止發布這一數據還遠不到王珉的犯罪問題的程度上，筆者只是想說，對于數據的發布和信息公開，應該以最周全的思路來設計，以最大的善意來維護。要遵循“公開是一般，不公開是特殊”的原則，不能對數據的發布以一種“想發就發，想停就停”的態度，否則社會、研究機構可能都會無所適從。

　　對經濟體溫的感知，最好還是通過各項數據，而不是每個決策者的“體感溫度”。歐盟長期發布其青年失業率高企的統計數據，特別是西班牙，近年來其青年失業率常年高居50%的高位，也并未一停了之。

　　總之，不能蒙上眼睛過彎。

失業率到底怎么了

　　那么，青年調查失業率到底是怎么了？用一言以蔽之，是“經濟擴張不暢+結構性失業”。

　　許多自媒體在今年都在著眼經濟轉型乃至經濟下行來說，提出了諸多解釋和假說，諸如“資產負債表衰退”等等，許多看起來恢弘、邏輯嚴密乃至“鞭辟入里”的解釋，其實言過其詞（見我們之前文章《資產負債表衰退：哭鬧者的藥方，沉默者的毒藥》）。解釋宏觀經濟現象，必須從微觀活動的基礎開始。宏觀的失業率，是一個一個的勞動力，其就業、失業的情況加總的狀態函數。

　　近幾年，特別是新冠疫情沖擊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改變。如線下零售、旅游酒店等服務業行業在疫情期間受到了很大的抑制，而像在線教育、云計算、電子商務等非實體性服務業則得到了迅速發展；今年以來，隨著疫情管制放開，兩者的邏輯發生了倒轉，這給許多行業帶來了空前的沖擊。隨著行業的改變，相應的工作崗位也發生了改變，對工作崗位的技能也提出了新要求，如果不能滿足新的崗位需要，就會發生失業。

　　如我國這樣規模的經濟體，其在一個一個的離散的時間節點上，總是有人入職、有人離職、有人退休，而一般來說，無論是企業還是行政事業單位，抑或是非政府（社會）組織，往往傾向于內部調整來緩和生產工作的需求變化產生的崗位變化，通過調整崗位、減少新招收錄用人員等緩和沖擊，裁員是最后的選擇。

　　因此，每當經濟周期來到蕭條衰退時期，總是以適齡的新增就業勞動力承受了最主要的經濟下行沖擊。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青年調查失業率最為難看，而歐盟同樣也是青年失業率最為難看了。

　　具體到我國情況來說，原本，在城鄉二元制下，沒有進入高等教育繼續深造的群體里，農村青年往往十七八歲初中或高中/中專畢業就前往沿海地區打工，城市青年則往往具有一定的緩沖，然而隨著社會結構的演變，青年人的教育—就業這一步入社會的轉折愈來愈緩和，原本流行于歐美國家的gap year（間隔年）如今在我國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了。

　　而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人力成本和廠房租賃成本的上升，大灣區和長江下游制造業集群持續進行了深刻的產業調整，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發生了變動、遷移乃至消滅。這種社會空間和地理空間的產業重組，也影響了一部分青年人就業的選擇。他們父輩們所習慣的南下進廠——賺錢回家這一地理經濟循環，源頭就已經消失。

　　說穿了，過去十多年間，先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持續近十年的每年增長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再后來是大規模城市建設，GDP同樣連年以7-10%的速度增長，那么生產總值增長，必然帶來就業的持續新增，這不但解決了每年從高中、中專、大專、本科走出來的數以萬千計的青年人的就業，還吸納了數百年來沉積在中國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根本性改變了中國農業生產過密化（involve，內卷）的情景。其實只要回憶一下八十年代“接班頂崗”制度出臺的背景就可以知道，用那時的眼光來看持續十幾二十年連年都能較好解決就業問題，簡直是個奇跡。

　　當下的結構性失業中，最重要的就是勞動力供需之間的不平衡。盡管我國已經采取了一些措施來培養面向未來產業的人才供給，但產業需求這個東西是很難做到先驗先知的，因此面對全世界、全國性的產業結構變遷，完全對沖式的應對，還是先驗式的應對，都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只能從適應來入手，說個成功學的話術是“擁抱變化”。

未來的長期轉型

　　再說個大實話是，失業問題或者說失業率到今天這個程度，已經不重要了，汽車高速行駛過程中較大幅度轉彎，乘客感覺不舒服是正常的。這個時候不要安慰大家“車很好，旅程很安全，大家的感覺是暈車了”，毫無必要。

　　相反，正應該多談及轉彎后的道路問題，為什么走這條路，以及如何和衷共濟的安全行駛，檢查好每個乘客的安全帶。對青年來說，他們就是乘坐在汽車后排的乘客，體驗感差自然怨言多，那就更有必要檢查他們的安全帶看看會不會產生危險了。做好職業培訓，和全社會的預期管理，正是筆者所說的“安全駕駛應有之義”。

　　事實上，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已經采取了除了“直升機撒錢”外其他的一切措施來和緩經濟收縮運行的沖擊了。但除了對經濟潛在增長潛力的支撐外，還應從收入分配這一根本上來應對產業結構導致的就業沖擊。

　　長期以來，我國是投資主導型經濟體，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是后發國家，因此資本積累率長期偏低，也就是從小到大政治學課本常說的“底子薄”，這導致即便到目前，在收入分配層面上也是偏向于投資者而非其他要素的。

　　當下和今后一段時期，著力強調擴大消費，乃至構建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雙循環經濟體系，國內消費都需要提升其規模，提升消費規模，首先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解決收入問題要從存量分配和增量分配兩方面入手。關于存量分配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社會分配公平正義，真正實現共同富裕，我們以前文章聊過不少。目前網絡上聊分配問題，主要也都是集中在存量分配方面。

　　由于這兩年內外環境，經濟形勢和網絡輿論的變化，存量分配問題在網絡上很多時候極化為”應該給我發錢“，關于發錢，或者說全民基本收入的問題比較復雜，這確實是一個需要討論和設想的話題，我們以前也聊過，后面也會再出文章說說。

　　但無論如何，我國目前仍然是一個人均GDP剛超過一萬美元的，名副其實的發展中國家，再怎么平均，也只能讓這一萬美元的生活水平分布的更均勻，不可能讓全國人民都過上”江浙滬獨生女“的生活，離網絡上中產們夢想的發達國家生活更有很大距離。

　　那么在解決存量的基礎上做增量呢？如果中國產業升級順利實現，那確實會進入所謂的發達國家門檻，但也不可能過上網絡神友口中的”美國生活“，畢竟全球工業規模和生產力上限暫時在這里，中國的體量在這里，更不用說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

　　所以我們以前文章中說到長期來看，目前所謂的發達國家和中產生活概念需要消失，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預期應該在長期共同實踐中擺脫過往由發達國家主導造成的認知。

　　當然這一話題比較遙遠，就中期來說，最現實的路徑除了分配改革之外，在收入端，第二產業升級，解決卡脖子和擴大第三產業規模需要同步進行。

　　受當前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當前去工業化風潮的影響，網絡上對二產和三產的關系認識長期比較對立和偏頗。關于二產與三產的關系，需要解釋一下發達國家的經濟循環和分配模式。

　　在早期，先發國家通過占有產業鏈上游和關鍵的技術領域，在利潤分配上獲得了比較大的談判權利，通常通過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獲得高額資本回報，第二產業獲得的高額回報回饋到國民經濟體系的運行之中，通過第三產業的龐大從業群體，輸送到整個國家經濟活動運行中的勞動力手里。

　　所謂先進的第二產業和發達的第三產業，其實就是讓第二產業獲取利潤，第三產業配合做好經濟分配，政府管理中稱之為“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就是這種關系的形象概括。

　　（扯遠一點，通常資源稟賦具有優勢的國家往往會患上資源依賴癥，也就是俗稱的荷蘭病，這正是因為自然資源采掘產業鏈比較短，很難產生宏觀上的穩定高收入群體，也即所謂“中產階級”，缺乏這樣一種群體就很難派生出現代服務業，至于資源采掘業因其特點而特有的尋租等問題，就更不必說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保不住制造業，那么其他產業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正如那些開始出現去工業化趨勢的發達國家，最終服務業也必然會萎縮。而如果沒有現代服務業為制造業進行支撐，那么所謂的制造業也就只成了閉門造車。因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結構特點，決定了三產更容易解決分配問題。

　　這正是我們一方面要推動全國統一市場推動商服物流等消費性行業復蘇，也同時要大力推動產業升級的原因之所在。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除了第二產業努力攻關技術難點，解決“卡脖子”問題，也同樣需要擴大第三產業規模，認真解決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質文明生活，。

　　新中國成立74年來，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本文第二部分其實已經說了，當下的失業是結構性的，有很多人的失業，實際上是因為不滿足于他所能選擇到的就業崗位，寧可不工作，因為已有的，家庭財富積累可以支持他這樣的行為。

　　因此想解決當下這一時期的就業困難，如果以一種短期視角來看，線下的發錢能暫時緩和這些矛盾。但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國家的發展還很不均衡，如何更好的將已經出現人力資本過剩、就業難的地區和仍然缺乏人員投入，缺乏建設的地區進行統籌，是一個更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困擾我們經濟發展的不只是有高技術行業的卡脖子，其實也有高質量現代服務業如何統籌規劃，還有廣大國土之間如何更好的互聯互通，以及大量的基層基礎建設的欠賬要補等等。

　　而這些領域，不僅僅是社會問題，也同樣是分配問題，是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問題。只有盡量照顧到更多的群體，才能有更加長遠的政策穩健性。

　　不過在當下，除了長期性的制度建設外，更為緊迫的問題是短期內如何緩解地方財政承擔的壓力這一可能導致經濟“熄火”的隱憂，這個問題筆者將在后面文章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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