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好萊塢上映了一部驚悚的科幻犯罪影片《人類清除計劃》。該片講述了2029年全球人口激增，不堪重負，美國政府為了降低人口數量，特意頒布法令，允許“12小時任何犯罪”的故事。在這12個小時內，搶劫、殺人、放火、強奸等等惡行，皆被視為“臨時合法”，因而全球暴亂，人類互相屠戮，可以說，整部電影彌漫著一片濃濃的血腥味。

　　看完這部電影，不禁要問：人類自相殘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顯然，通過電影的描述不難發現，自相殘殺的本質目的，其實只有一個，那便是維護美國的永恒與強大。在影片中，經過多次殺戮，除了白人以外，其余人種，包括黑人和亞裔在內的其他所有人，全部為了維護“白人至上的永久統治”而死亡，無一例外。

　　這樣的隱喻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目了然的。

　　更多的人可能會被好萊塢粉飾的多重手法所迷惑，只看到“暴力危機”產生的所謂根源，——人口爆炸。也就是說，電影在表層向公眾傳達的意思就是，地球人口不能太多，太多的話將會出現各種危機，甚至將來為了爭奪資源而“自相殘殺”。

　　因此，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嚴重后果”，請支持并配合“我們”執行人類清除計劃吧！

　　讓我們回溯歷史，穿越時光與塵埃，看看這“人類清除計劃”的前世今生吧。

　　1834年，英國議會通過了一項《濟貧法》修正案——《新濟貧法》。該法案規定，英國政府將停止向游手好閑的失業人員提供生活資料，轉而將其統一送往收容所或者學習機構學習技能。

　　乍一聽，是不是覺得當時的英國政府還很“仁慈”？

　　然而，此舉的真實目的是為了保證窮苦民眾“不再浪費有限的資金和資源”，從而見節省下來的資金、資源以及生產資料全部用于富裕階層的“財富生產”。貧苦民眾一旦入駐收容所或相關學習機構，便不被允許生育和繁衍后代，哪怕是伉儷夫婦也不能居于一處，只能在規定時間、規定的地點見面，時稱“窮人的巴士底獄”。

　　這種做法被后人視為“人類清除計劃”的最初來源。

　　在許多白人精英看來，“勞苦大眾”數量巨大，是一種極不穩定的社會因素，所以為了保證社會穩定，他們決定制定計劃，消滅窮人，而不是消滅貧窮。

　　1949年，杜魯門決定了一項針對蘇聯的冷戰計劃，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便是對非洲、拉丁美洲等欠發達地區進行“援助”。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援助從來都不是無償的，而是附帶著苛刻的政治條件。在諸多政治條件中，其中有一條便是要求這些受到援助的欠發達地區“控制人口”，例如，對特定地區的女性實施絕育手術，以此來減少人口的增長。

　　英國有位白人數學家提出了一個“消滅貧窮”的建議，那便是讓窮人絕育。

　　英國政府對此深以為然，也將本國的窮人集中起來，每天只供應極少的食物，卻讓他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男女分區嚴格管理，男女老死不相往來，自然生育也就無從談起了。

　　約翰·洛克菲勒三世對如何控制世界人口非常感興趣，他是這方面的狂熱支持者。1952年，他自掏腰包，創辦了人口理事會，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問題。其言行繼承了洛克菲勒家族的特點，曾四處宣揚白人優越、窮人該死的理論。為了引起“重視”，他還曾公開表示，倘若人類的人口問題得不到控制，其危害性不亞于核武器。

　　這位老兄不但要求巴西等欠發達地區的女性去做絕育手術，還曾在加勒比海地區，進行過控制人口增長的試驗。此外，他更是主導并炮制了一份“人口增長與美國未來委員會”的報告書，選擇性地列舉了一大堆資料用以說明人口增長的負面影響，共計186頁。這份報告對美國政府的后續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62年，時任美國人口顧問巴尼特也提交了一份報告，請求美國政府增加對外援助，以便提升對他國人口增長方面的約束力。

　　彼時，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正逐年穩步增長，由此引發了美國政府的擔心。美國財閥與精英階層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優質自然資源不應該被浪費在貧苦的螻蟻身上，而應該最大限度地保留下來，為己所用。

　　如何為己所用？

　　那當然是開動綠幣印鈔機，用幾乎沒有成本的綠花花的紙幣去“收購”別國的優質自然資源。

　　1967年，美國國會山的老爺們開了個會，專門為此立法并提出，加大對外援助力度，讓欠發達地區在接受援助時承諾采取措施并配合行動，減少當地民眾生育的可能性。

　　只通過美帝政府一個渠道顯然力度還不夠，于是，許多國際性組織和機構就被充分地利用了起來，往往打著“某某醫學、醫療項目”的名義來從事有關控制人口的研究。

　　1969年，尼克松上臺執政。此時，美帝國內對于人口爆炸問題的造勢，已經取得了“良好效果”，舉國上下，開始對世界人口增長展開了激烈討論與爭辯。

　　世界末日生物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埃利希專門出版了一本書，名曰《人口爆炸》，他在書中宣稱“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長，就是環境污染、死亡率增高、人類平均壽命減少的元兇”，并危言聳聽地預測，至1989年，全球將有40億人死于饑餓。

　　盡管后來的事實證明，他所“擔心”的這一切并未發生，但保羅·埃利希卻拒不認錯，一再堅稱自己是對的。

　　這個套路不禁讓人聯想到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敘利亞的“化學武器”。

　　基于保羅·埃利希的理論，他認為，全世界的人口不能太多，總量應該控制在5億左右。對于美國來說，最佳人口數量則是1.35億。也就是說，美國人口應該在全世界占比達到大約27%。

　　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農業部長巴茨等人，都是人口控制論的忠實擁躉。

　　正是在這些人的聯袂推動下，美國政府推出了一項“發展中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并以此為條件，十分慷慨地為對方提供資金和物資援助。

　　對于接受援助的對象，基辛格曾赤裸裸表示：要么餓死，要么絕育。

　　尼克松獲得連任后不久，就以洛克菲勒三世的報告書為藍本，全面闡述了人口控制對于美國的意義。而美國也決定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對世界人口進行控制。

　　此時，一個名叫休·摩爾（1887-1972年）的廣告推銷員恰逢其時地出現了。

　　此人畢業于哈佛大學，從業經驗豐富，曾擔任堪薩斯城《改革報》、《包裝人》以及多家出版物的廣告推銷員，在哈佛大學就讀的第二年，就十分罕見地被提拔為廣告經理。后來，摩爾帶著“反人口宣傳”的使命離開了廣告業，開始經營一家迪克西杯公司，但他從未放棄過對于廣告的興趣。

　　據說，摩爾曾閱讀威廉·沃格特《生存之路》一書，并受此啟發和影響。看了這本書，摩爾相信人口增長將導致戰火蔓延、財產充公以及其他災難的發生。于是，他便行動起來，利用金錢和權力來影響人口言論與相關政策。

　　1954年，摩爾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并開始公開宣傳，其標題為令人驚悚的“人口炸彈”。

　　這個策略大獲成功。

　　1961年5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呼應這種宣傳的文章，題目修改為“人口爆炸”。

　　保羅·埃利希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一書時，專門詢問摩爾，能否借用這個標題作為書名。摩爾十分高興地表示了支持，并助其登上美國當時大紅大紫的電視節目“約翰尼·卡森今夜秀”，對人口問題加以宣傳。

　　為了達到目的，摩爾還組建了一個自籌資金的組織“休·摩爾基金會”，并雇請“最優秀、最聰明的公共關系人員、消費動機專家、廣告專家、社會學家”為這場“永不言敗的運動做出貢獻”。

　　1967年，摩爾的基金創建了一個名為“遏制人口爆炸運動”的機構，并請出著名的前煙草廣告大亨艾默生·福特擔任主席。該機構制作的第一個廣告措辭嚴厲，暗示人口增長如果繼續不受控制，你可能會被打劫！

　　除卻摩爾基金會和“遏制人口爆炸運動”外，摩爾還支持、領導和創立了其他幾個反人口組織。摩爾在擔任人類進步協會主席時，還特意將該組織更名為“自愿絕育協會”，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身兼多職的摩爾還是人口資料局主席，領導智囊團致力于支持與人口和健康有關的“循證政策”。此外，他還擔任過國際家庭生育計劃聯合會副總裁，直到1972年去世。

　　時至今日，摩爾創立并參與領導的這些組織仍然存在，并試圖以各種方式影響公共政策和大眾輿論，例如，波特蘭的聳立在路邊的絕育廣告。

　　摩爾的一系列行為，對自己的好友小威廉·亨利·德雷珀少將（曾參與“馬歇爾計劃”）產生了直接影響。而德雷珀少將又對尼克松產生了重大影響。

　　摩爾在軍方人士扎堆的德雷珀委員會成立的次日，便給德雷珀少將發了一封措辭冗長的電報，其中聲稱：“你們的委員會如果不研究人口爆炸的影響和后果，就是在玩忽職守。”

　　因此，德雷珀委員會提出了三項建議，以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遏制人口增長的計劃，增加對婦幼保健項目的援助，支持人口控制方面的研究方案。

　　很快，尼克松便在人口游說團體的影響下，設立了一個人口辦公室。在尼克松執政期間，美國政府還委托編寫了一份新的報告，而這也成為美國人口政策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報告之一。

　　實際上，不僅是尼克松，就連尼克松的前任、美帝第36任大統領林登·貝恩斯·約翰遜也受到了德雷珀的影響。

　　1965年，德雷珀與摩爾合作，在華盛頓共同創立了人口危機委員會（該委員會后來更名為國際人口行動組織），并聯合人口機構的其他成員，著手致力于修訂“糧食換和平”法案，向那些接受援助并采用人口政策的國家提供額外資金。

　　與此同時，摩爾通過廣告轟炸的方式，開始大肆渲染人口威脅，并將援助的成功與人口控制聯系起來。1969年，摩爾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標題為“人口爆炸抵銷了對拉丁美洲援助的效果”。

　　身為大統領，約翰遜對人口與援助的關系篤信不疑。他曾在與一位印度饑荒問題專家的通話中表示，“我不會在那些拒絕處理自身人口問題的國家身上浪費對外援助”，——言下之意便是，由于印度存在嚴重的人口問題，美國應該暫停對印度的援助。

　　于是乎，在此后的十年間，為了得到美帝的國際援助，印度開展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強制絕育運動。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大約有1000萬女性被強迫絕育，此舉激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不過，反抗并未取得最終效果，相關行動仍舊得以繼續進行。

　　1983年，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評估后認為，印度人口計劃“卓有成效”，并為該國頒發了獎項，以資鼓勵。

　　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委托編寫了一份絕密報告，并以“基辛格報告”或者“基辛格秘密報告”來代稱。

　　二者推出了《世界人口有害論》，并稱：

　　“世界人口處于無節制的增長階段，與此相對應的是，蘇聯等東方國家并未意識到這一點。美國的農場已經接近飽和生產狀態，歐洲地區的農場只能供養一個大洲。這就意味著，持續增長的人口將要消耗本該屬于美國國民的資源。”

　　彼時，尼克松委派國務卿基辛格秘密組建了一個屬于最高機密的科研小組，在全世界各地暗暗活動，長期跟蹤評估并記錄人口增長對美國的安全以及海外利益的影響。

　　《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報告認為，發展中國家數量過多的“劣種人”，嚴重妨礙美國獲得充裕的、廉價的原材料，必須除掉這些高速增長的（垃圾）人口才能保護美國的利益。

　　為了達到相應目的，美帝提供的援助方式也在與時俱進地發生著變化，不再局限于見效緩慢的教育方式，而是新增并細分為五大領域，其中包括計劃生育、食品和營養、轉基因、疫苗、教育等等。

　　美帝在鼓吹控制人口時，還以當時的36億人口為基礎，設計了所謂的最佳生育率、生育線和更替生育率，并將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泰國、印度尼西亞、埃及、巴西等國定為最急需人口控制的國家，美其名曰“十三國優先”。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在羅列數據時，美帝用以區分自己和其他地區的名稱簡單而粗暴，就以“富國、窮國”來劃分，沒有別的標準。

　　美帝鼓勵發展中國家的婦女節育工作，在鼓勵她們墮胎的同時，卻制定本國法律，嚴禁墮胎、嚴禁將納稅人的錢用于節育，一副赤裸裸的“雙標”嘴臉顯露無疑。

　　1975年，時任總統福特將上述報告定為基本國策，并改稱為《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仍為絕密。

　　《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指出：

　　“美國經濟將越來越需要來自國外特別是欠發達國家的大量礦物（…）這一事實使美國更加關注供應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只要通過降低出生率來減輕人口壓力，能夠增加這種穩定的前景，人口政策就與資源供應和美國經濟利益密切相關。”

　　也就是說，這份報告認為，人口無限制地增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消耗了美國發展所需的資源，必須要采取措施進行遏制。

　　該報告還詳細討論了在執行計劃時，如何利用非政府組織和外國組織來提供掩護。

　　此外，美帝將糧食當作武器，在對外進行糧食援助時，向對方提出必須達到的節育條件。而節育的程度，將直接影響所獲得的援助的多寡。

　　由于聯合國總部位于美國紐約，因此美帝又通過聯合國這個組織，將有關人口的項目，向全世界進行宣傳和推廣。

　　1991年，14歲以上的巴西女性，大約將近一半接受了永久絕育。

　　20世紀90年代末期，超過46%的巴西女性面臨生育危機。彼時，巴西國內的各種絕育機構猶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數量超過1.2萬家，這些機構的背后無一例外都有美國資本的身影。

　　有人說，克林頓政府解密了當年的資料，因為美國人口下降，被當初的人類清楚計劃政策反噬，所以美帝放棄了當初的政策。

　　事實果真如此嗎？

　　2023年7月14日，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所大學發表有關應對氣候變化的演講時，表示：

　　“如果我們投資清潔能源，投資電動汽車，減少人口，我們的孩子就能呼吸到干凈的空氣，喝到干凈的水。”

　　一不小心就下意識說出了“減少人口”，急得白宮趕忙糾正：是減少污染。

　　仔細研究美國的人口政策歷史，可以清晰地發現，其目標從始至終并未改變，只是多管齊下，利用病毒、轉基因、添加劑、疫苗、糧食（食物），以及更先進的DNA打印等生物技術來繼續執行計劃，手段明顯變得更加先進、更加隱蔽了。

　　2014年，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生物工程師們開發出了一種新的計算機模型，該模型使他們能夠設計出有史以來最為復雜的三維DNA形狀，包括戒指、碗，以及二十面體的幾何形狀。

　　據悉，這種技術能夠讓研究人員根據需要制造出DNA支架，來固定載色體蛋白質（模仿植物細胞中的光合作用）和感光分子陣列，或創建新的藥物運載工具，以及RNA療法等。

　　據美國生物學家克雷格·萬特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可以用3D打印機直接打印DNA和流感疫苗。

　　一些科學家提出，可以將信息存儲在DNA中，因為一克DNA在理論上可以存儲相當于5000萬張DVD，而且可以持續穩定數百年。

　　華盛頓大學Jay Shendure 教授團隊所在的研究所提出了“DNA 打字機”的概念，記錄和解碼了機體內數以千計的符號、復雜事件的歷史和短文本信息，并利用 DNA 打字機結合單細胞 RNA-seq 測序技術，重建了3257個細胞單系。

　　2018年，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合成DNA的方法，使DNA打印成為可能。

　　目前，基于DNA合成酶和TdT（脫氧核苷酸轉移酶末端）的“DNA 3D打印機”已經在軍事領域秘密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當細胞組成部分的“生物聚合物”可以按分子打印時，一臺DNA打印機不僅可以打印出活的器官和組織，還可以在亞細胞水平上產生DNA特異性構建體，包括RNA，蛋白質，基因和單個核苷酸鏈，甚至可以打印整個染色體。

　　當人類開始生物打印核苷酸時，此舉意味著擁有先天性疾病的缺陷基因可以被健康基因替換，但健康的基因也可能被“問題基因”悄悄替換。

　　當然，這一切可能都在“醫療與健康”的名義下不知不覺進行。

　　成立于2014年的法國初創企業DNA Script公司、以及美國泰利斯科技公司以及英國Evonetix公司和Nuclera公司，都是首批顛覆DNA制造業的企業。

　　法國政府購買了DNA Script的一個模型，以開發在遭遇生物打擊情況下的緊急檢測試劑。美國國防部的創新部門采取了類似措施。此外，在一系列名單中，還出現了新冠疫苗的開發者——美國藥企莫德納的大名。

　　2021年春，法國國防部創新事務司擁有了一臺脫氧核糖核酸(DNA)打印機。據稱，這個工具只需要點擊幾下就可以創建、修改和組裝生命的基礎——細胞的生物程序。

　　對于此類新技術，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處于立法空白的狀態。

　　有鑒于此，2023年5月10日，致力于減少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威脅的美國智庫和全球性安全組織NTI（簡稱：降低核威脅倡議組織）在一份報告中發出警告：

　　“分散的生產意味著更加私密。一個心懷不軌的用戶可以制造出特殊的DNA而不被發現。”

　　該組織呼吁延緩該領域的技術進展，并主張：

　　“這些設備需要新的治理和監管思維，防止被惡意參與者利用和發生災難性事故。”

　　由于DNA打印技術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保守估計在2-5年內，DNA Script與莫德納等相關公司就能生產5000-7000個核苷酸長度的DNA鏈。如此一來，就足以打印某些生物體的整個基因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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