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困境與應變

張志坤

　　全球社會正在經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必須認真而深刻地考慮“順”與“逆”的問題，每一個國家與民族都是這樣，中國更應該是這樣。

　　就世界總體趨勢而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一場歷史性大變之下，都要出現諸多方面的逆境與困難，甚至還可能發生巨大的災難與破壞，現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人類社會也露出了這些端倪，具體地說，可能要再次陷入三大困境之中。

　　其一、和平困境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證明，和平不可久恃，戰爭循環交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人類是不是又要經歷一個戰亂頻仍的歷史時期，這樣的危險正與日俱增，也正變得越來越現實。

　　種種跡象表明，新的蔓延全球范圍的戰爭正在醞釀積累的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一是正在進行中的幾場戰爭沖突，譬如烏克蘭戰爭、敘利亞戰爭、也門國內戰爭以及巴勒斯坦地區的武裝沖突等，舊的問題沒解決，新的矛盾對抗更加激烈，可謂新仇舊恨疊加激蕩，對抗的雙方都不會善罷甘休，正在為更大規模的流血戰爭準備條件，都要全力以赴；二是已經相對平息的一些戰場，譬如伊拉克、南斯拉夫、外高加索地區等，零星戰火仍不時燃起，新的大規模戰爭隨時可能爆發；三是在那些緊張對峙、武裝力量高度緊張的若干地方，譬如“三八線”附近，霍爾木茲海峽周圍、克什米爾地區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在高位運行；四是新的核戰爭的危險再度若隱若現，不但美國一如既往地搞核訛詐，威脅要對朝鮮、伊朗的核設施下手，甚至連俄羅斯也不時地揮舞起核大棒，以至于烏克蘭戰爭初期在人類社會上空一度出現了濃重的核陰云。雖然不能就此說核戰爭的危險性有多大，但人們因此都明白的是，人類注定還要時刻面臨可怕的核威脅，核戰爭的危險時時存在，所謂“無核世界”就是一個騙人的神話。除此之外各種隱性看不見硝煙但卻經常流血的暗戰暗殺爆炸破壞，更是日甚一日、如火如荼。上述這些東西匯聚積累到一定程度，一旦在相對集中的時段齊發驟至，則全球將再現“炮火連天、彈痕遍地”的慘烈景象，世界大戰的陰云越積越厚，和平的陽光將被戰爭的硝煙大面積遮蔽，使人類再次較深地陷入和平的困境當中。

　　其二，發展困境

　　如果說，美國所操縱的逆全球化對當今世界經濟是當頭一棒的話，那么，現如今仍在進行之中的烏克蘭戰爭則給全球經濟再次敲響了喪鐘。人們因此發現，糧食、能源這些初級產品是如此重要，完全可能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打回原形，使他們陷入十分低級的危機之中，讓他們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發展經濟所取得的成果毀于一旦。

　　現在，總體上說，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面臨的發展環境并非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差。原因除了上述這些不容忽視的打擊與沖擊之外，更冷酷還有霸權主導下“新冷戰”所帶來的沖擊。出于打贏“戰略競爭”需要，霸權正在全球各地設障立樁、拉幕布圍，搞各種封閉、排他的“圈子”、“山頭”與“陣營”，一個個的“小院高墻”接連出現，由此造成廣泛的技術封鎖、資源控制，市場壟斷，并使之愈演愈烈。這樣的情形，將使許多國家無緣得到必要的能源原原材料供給，無法得到高新技術保障與市場銷售支持。許多中小國家根本不具備全鏈條生產與經濟自我循環的能力，此前有關這方面的準備與儲備也相當匱乏，因此必將備受煎熬。目前，以霸權為首的西方集團正極力破壞中國所倡導“一帶一路”，破壞俄羅斯的能源與糧食出口，完全不顧多數國家的死活，已經有很多國家為此陷入嚴重的恐慌之中了。

　　可以預計的是，去全球化所帶來的改組，多場局部戰爭所產生的影響，新冷戰所帶來的沖擊，必將在今后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嚴重的破壞大多數國家既有的發展環境，除了少數條件優越的國家能很快適應轉型外，其中的多數國家將面臨越來越沉重的發展壓力，難以避免地面臨突出的發展困境。

　　其三，治理困境

　　曾幾何時，贏得冷戰勝利后的西方資本主義表現出一派生機盎然的模樣，資本主義制度儼然要來一場新暴長、新跨越一般，可僅僅十幾年過去，他們就再次陷入難以自拔的全面危機之中。現在，西方世界整體性陷入國家治理危機之中，譬如英國的政治亂象與分裂危機，法國的左右之爭、意大利的政壇混亂等。這其中的突出代表是美國，這個國家眼下正在政治對抗、種族沖突、階級撕裂三大矛盾的旋渦中掙扎，其混亂的情形是如此激烈嚴重，以至于人們廣泛議論現如今美國是不是要走向內戰，是不是有朝一日要四分五裂發生大崩潰。這不僅使人想起這個國家上一次綜合性危機。在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美國也發生一場大危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頹廢與衰落，是美國還能不能擁有光榮與夢想。對比起來，現如今美國的衰落問題更加現實，也更加嚴峻，它的世界霸權地位更加飄搖，危機更加全面深重，這就意味著，幾十年來霸權的歷史趨勢總體上是每況愈下。這樣一種歷史大勢不但讓喪鐘在霸權主義者耳光轟鳴，而且明顯地敲響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喪鐘。對于這一點，甚至連最頑固的資本主義衛道士們也都不得不承認。

　　越危機越瘋狂，古往今來一切霸權都是這樣，當今的美國也不例外。處在危機旋渦之中的美國比以往更加瘋狂地對外輸出危機，霸權集團本著“自己不好也不讓別人得好”的基本原則，極盡所能對外輸出政治動蕩，輸出社會動亂，極盡所能插手干涉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變本加厲地進行各種陰謀顛覆活動，古巴、委內瑞拉、利比亞、巴基斯坦、緬甸、玻利維亞、阿富汗、哈薩克斯坦、埃及等許多國家深受其害，甚至就連巴西、阿根廷這樣的中等大國或者土耳其、沙特等這些的西方盟國都難逃其害。

　　在這樣的背景下，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治理困境更加突出。在社會制度上，資本主義制度失靈是擺在眼前的現實，而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又已經成為過去，這使他們處于尷尬的兩難之中；在現代化未來出路上，這些國家錯過了傳統工業化的時期和機遇，現在又“卡”在現代信息化與傳統的工業化之間上不去、下不來。正因為這樣，所以實際的情況是，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淪為資源型國家，越來越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陷入風雨飄搖的危機之中，譬如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埃及、秘魯等，這其中比較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南非，這個一度躋身發達行列的國家，現如今不僅退步到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且還總體上迷失通往未來的道路。

　　概括起來說，現如今全球大多數國家都面臨新的相當難解的治理課題，用“治理困境”概括目前世界各國的基本狀態，應該比較貼切。

　　上述種種，構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比較真實的一面，而并不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大變局帶來大機遇，帶來生機勃勃的新天地。恰恰相反，多重困境必然催生大動蕩、大改組，大動蕩與大改組之下困境進更加重重疊疊，二者之間交互與交替作用，由此引發新的大革命的概率將急劇上升提高，這個大革命可能會以社會革命的面目出現，也可能會以戰略革命的形式發生，但不管怎么說，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人類世界有再次輪回到革命時期的可能，“大革命”可能再次成為人類社會的主題，一切所謂“告別革命”的論調都是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

　　同全球總體上五洲激蕩的大形勢、大背景相對應，中國也需要高度注意“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問題與困難，也要估計到許多事情與許多方面不是順境，而將是逆境，即通常所謂的挑戰與威脅。概括地說，大致上也有三個方面：

　　一是誘發戰爭的危險。發生這一危險的地方有臺海、釣魚島海域、南海海域、中印邊界等，這些是同中國直接關聯的地方。間接同中國相關聯但卻利害干系重大的地方還有朝鮮半島、南千島群島、緬甸、印巴邊界以及阿富汗中亞地區等。如果上述這些地區發生大規模戰爭，中國都一概難以置身事外，都將不得不深度卷入其中。特別是臺海地區，一場空前浩大的戰爭較量可能并不會按照中國的時間表與進程來加以安排，中國不得不應戰與被動迎戰的可能性不是越來越下，而是越來越大；

　　二是發展受限的風險。這方面的風險還是集中市場、技術與資源這樣幾個焦點上。在市場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將盡最大可能對中國關閉他們的市場，控制和壟斷世界其它地方的市場，以此打掉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極，遏制中國的發展速度；在技術方面，在一切關鍵與要害性高新技術上，美西方都將不遺余力地對中國進行封鎖，以此中斷中國的技術來源，遏制中國各方面實力追趕美國的步伐；在資源方面，規模世界第一的中國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能源原材料支撐，胃口之大開創人類記錄，因此在產地與運輸等各方面都難以避免出現各種軟肋，這些軟肋已經被霸權所盯上，未來也有被掐斷之虞。

　　上述幾個方面綜合在一起，很有可能對中國正常的發展進程構成極大的干擾與破壞，對于這方面的風險也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

　　三是出現內亂的風險。這方面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幾處存在謀獨隱患的地方，除臺灣外，還有西藏、新疆、香港等地。說實話，盡管中國國內策應美西方的政治勢力相當可觀，但要說他們能在中國掀起一場“顏色革命”的浪潮，可預見的未來已經沒有這樣的可能，因為廣大中國人民已經飽受霸權主義的打擊教訓，已經在政治上覺悟警醒了起來。親西方的政治勢力在中國社會失去了群眾根基，對于這一點，美西方的政治家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后他們將繼續把重點放在培植策動幾個地方的謀獨分裂活動上，這樣才能發揮他們的優勢，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鑒于復雜深刻的民族宗教問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中國注定要承受這方面相關的壓力，在中美“戰略競爭”大背景的催化下，這方面的風險與威脅始終不能掉以輕心。

　　因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造就全新的全球大環境與中國小環境，在這樣大環境與小環境的綜合影響作用下，中國所面臨的挑戰與壓力很可能是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中國安全與發展處境可能不是越來越寬松，而是越來越嚴峻。很多人都指望中國的發展與安全環境應該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而越來越好，我們將越來越輕松順利，應該說，這種愿望完全可以理解，但歷史經驗卻完全不是這樣。人類社會歷史的戰略經驗證明，新興大國在發展崛起的過程中，基本的路徑是，越發展越強大所面臨的壓力就越大，特別是接近到將最后超越所有勢力的那一刻，即將強未強之際，則往往都要迎來戰略危機的最后關頭，即最后決勝的生死存亡之秋，這才是最危險的一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不是真的將迎來這最后的一刻，現在恐怕還不好遽下短語，但指望中國的內外環境會越來越寬松，則未免過于奢侈、過于主觀。須知，當今世界上見不得中國好、見不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勢力與集團太多、太大、太陰險了。因此，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民都不能一味地樂觀，而要做到不盲目，不能主觀地以為“東升西降”將順風順水地一直演變推進下去，而必須對挑戰與威脅做充分的預判評估，做好各種應變的準備，哪怕估計得過頭一些，過于謹慎了一點，也并無大礙，但是如果估計不足不夠的話，則危險與危害就要相當可怕了。

　　因此，我們必須把反抗與反擊霸權當做中國責無旁貸最偉大的事業來對待，在最高層次上需要樹立和確定反霸斗爭的大戰略，將其當做位居最前列的“國之大者”，從內外兩個方面全面、系統、深入地策劃反霸斗爭的百年大計，使之成為全民族的共同意識與戰略自覺，一代接一代地接續奮斗，真正體現戰略持久戰的精神。這樣做就是戰略抓綱，老話說得好，綱舉目張，只要抓住這這個“綱”，其它困境、挑戰、風險、威脅等都將一網打盡、一掃無余。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太多太復雜，這里筆者只強調兩點：

　　第一，獨立自主是戰略強國的根基

　　國家強大與否的標志有多個衡量尺度，但最核心與最根本的，是要把命脈牢牢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何不能自主自立而受制于人，或者不能自由支配調動所需資源與能力的國家，一概都不能稱之為戰略強國（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2年文章《自力更生，中國面向未來的戰略底線》）。“卡脖子”的滋味不好受，關鍵時刻還可能要命，對于這一點，中國人民已經有了切身的體會與教訓，那些因為離不開美國而沾沾自喜的中國人，已經在思想價值上被釘在民族的恥辱柱上。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深刻認識到，從事偉大的戰略斗爭，中國必須把獨立自主當做基本國策，當做強國之基、立國之根，以此確保國家民族立于不敗之地。

　　第二，和平統一戰線是強有力的斗爭工具

　　戰略斗爭不是武俠擂臺賽，不能像武俠小說里的英雄們那樣講究一對一單打獨斗，而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物的方面是這樣，在人的方面也是這樣，必須團結大多數，孤立和打擊極少數，要把自己的人做得越多越好，要把自己的力量做得越大越好，這就是所謂大戰略的真諦。具體辦法就是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可能以聯盟的形式展現，也可能以伙伴關系的形式展現，但不管具體是什么形式，實質都高度一致，那就是要反對和抗擊共同的敵人，捍衛世界和平。

　　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必須搞清究竟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就是戰略哲學。當代中國有關國際政治、國際關系與全球戰略的一切議論，核心就是朋友與敵人的問題。只有把這個問題搞清，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談到團結與斗爭的問題，才能把全球和平統一戰線擺到議事日程上來。否則，如果認敵為友、認賊作父、認盜為夫的話，所謂“斗爭”也就要變成空號口號、無的放矢了，全球和平統一戰線也就無從談起了。坦率地說，現如今中國距離這樣的戰略境界還相差甚遠，為此需要做的努力與工作還相當沉重。

　　總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向縱深挺進，在這個風云激蕩的歷史時期，中國應該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與底線思維，不能一味地沉醉在機遇大于挑戰的好夢中，而要做好應變、抗變的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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