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人物影響與作用的歷史脈絡

張志坤

　　當今中國活躍著一大批“國際化”人物，尤其是在所謂“專家”、“學者”隊伍中占比為多，這是很長時期以來國際化大潮洶涌澎湃、強烈沖擊中國的必然產物。這些人物的突出特征，是他們表里內外都打上了深深的“國際”烙印，其存在與活動方式一般都是海內外兩棲、三棲乃至多棲，國內國外都吃得開，尤其是同所謂的“國際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其中相當一些人還對之頂膜禮拜、虔誠皈服，奉“國際社會”為人類社會的最高殿堂與最高準則。

　　認真研究分析“國際化”人物在中國的活動與影響，這是正確認識當代中國不可缺少的一項議題。

一、就個體性狀而言，“國際化”人物有內外皆化的突出特征

　　“國際化”人物身上一般都掛著很多顯赫的國際標簽與品牌，有豐富的海外履歷及聯系渠道，有耀眼的海外身價與活動舞臺，這是其典型的外在特點。當然，這其中也不乏很多南郭先生，這些人也相當熱衷“國際化”的標簽與招牌，但限于背景與條件，他們也只能像陽澄湖螃蟹那樣在陽澄湖里過過水，總算粘上一點洋氣洋味就行，這樣才能躋身“國際化”人物的隊伍中招搖過市。

　　在思想感情方面，“國際化”人物的民族情感度總體上說比較微薄暗淡，相應地，他們大都具有濃烈的“國際”情懷，在身份歸屬上，他們更認同自己是所謂“國際社會”的細胞，舉措動作都以“國際”為觀照。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最能代表和體現“國際社會”的是西方國家而不是中國，西方國家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國際化”的標準與楷模，而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只不過是一個后進者與新學徒，因此，他們敘事方式和思維邏輯是西方式的，他們的理論體系是西方理論體系的折射或影像，在他們嘴里，經常念叨的是西方的各種主義，動輒就是西方的什么圣哲先賢，活脫脫現代版的“言必稱希臘”，他們對西方的尊崇與頂拜遠遠超過自己的祖國，如果要在中國和西方之間選擇站位的話，那么無論從思想上還是情感上，他們都更傾向于西方。

二、出現“國際化”人物，這是“西風東漸”與西方沖擊下的必然產物

　　自近代伊始，中國就一直面臨來自西方的劇烈沖擊，也始終都在“西風東漸”之下來實現自己的歷史演繹與戰略蛻變。

　　1840年前后，中國就已經出現一批“睜開眼睛開世界”的人，他們所看的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就是西方的先進與強大，即直觀的“船堅炮利”，在不斷被侵略挨打的背景下，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此，在清朝末期，中國就出現了具有一定“國際化”色彩的一批人，他們的基本主張是“師夷長技”，主要傾向是搞洋務運動，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同西方世界建立密切聯系的人，雖然還不能因此就說他們已經是“國際化”人物，但他們的確堪當“國際化”派別的發肇或鼻祖。

　　進入民主革命時期以后，“國際化”人物在中國相當廣泛地發展了起來，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一是強大的買辦階級，二是耀眼的學術分子，三是顯赫的官僚人物。這三部分人充斥中國的政治界、經濟界與學術界，成為支撐中國社會半殖民地性質的重要社會元素。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政府及其統治下的中國社會表現得相當充分到位。

　　共產黨鬧革命歷史過程也并不是沒有“國際化”人物的影響，相反，這類人物還曾經相當了得，這就是那些“共產國際”化人物。這些非典型性“國際化”人物把“共產國際”的指示當金科玉律，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教條，把蘇聯利益當做最高利益，在中共黨內以權威自居，以正確路線的代表自居，結成著名的“二十八個半”小團體，矢志為中共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斗，在一個時期內把本土路線和本土化的領導搞得灰頭土臉，當然，同時也把中國革命搞得岌岌可危、一塌糊涂。

　　在此之后，“國際化”人物在中國出現了相當一個時期的斷檔，構成一個顯著的歷史斷層。

　　但在改革開放之后，“國際化”人物在中國又雨后春筍般地成長起來。在向西方學習的歷史大潮中，當代中國培育發展起一大批現代意義上“國際化”人物，這些人伴隨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壯大，現如今蔚然已成空前大觀，在相當程度上左右經濟學、法學等學術界別，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思想輿論和價值取向，這些人通過學習和模仿西方找到了他們自己的利器，然后懷抱利器馳騁中國上下內外，奉行西方尺度，涵養西方風氣，推廣西方標準，其整體性的努力方向就是促進中國做西方的好學生，推動中國向西方看齊，進而使中國被西方接納，成為其世界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當代中國“國際化”人物總體語境下，一個接受西方安排、接受西方支配的中國才是為之奮斗目標，不管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游離在西方之外自行其是的中國不可原諒也不能容忍，在這些人看來，中國發展崛起的路徑一定應該同西方即所謂的“國際”越來越靠攏、越來越近才行，這就是他們理論思想的邏輯起點與歷史政治的落腳點。

三、向反面轉化是“國際化”人物的一貫歸宿

　　“國際化”人物在中國的社會地位幾度炙手可熱，因為他們風生水起的時候，往往也都是“國際社會”在中國最具精神與力量權威的時候，相應地，“國際化”人物就也擁有了強有力的話語權，擁有了強大的政治靠山，往往也要在一個時期內具備左右局勢走向的驚人影響與作用。

　　當代中國也是這樣，當代中國的“國際化”人物屬于高等級上層分子，在任何業界被基本上都位居于人上人之列，譬如學術界，只要有誰“哈”上了“佛”、“耶”過了“魯”（或者“劍”上了“橋”、“牛”過了“津”也行），那一定是身價大漲，往往可一言九鼎。許多人都是因為在西方混得了一些頭銜、資本或資源而在中國玩得如魚得水、登堂入室，譬如在輿論媒體上，如果哪個專家的名號上冠以旅法學者、新加坡學者或者華裔美國人之類頭銜，那權威性與說服力就要直線上升幾個量級了。

　　遺憾的是，這些人在中國的實際影響歷來都利弊兼半，并且很多時候還破壞性大于建設性。譬如當代中國那些高度西方化了經濟學家們，幸虧中國經濟并沒有按照他們的理論說教來安排，因此才有今天這樣的成就，否則，中國經濟很可能還要比俄羅斯的崩潰更慘。共產黨鬧革命的歷史上也曾是這樣，正是因為曾經遭受了“國際化”人物的支配，因此才一度把中國革命搞到危機存亡的關頭。

　　當然，也不能說“國際化”人物在中國從來沒有發揮什么積極作用。晚清時期那些睜開眼睛看世界、搞洋務的人，總比那些頑固的封建化人物要好得多，這個時期“國際化”人物的正向歷史作用比較明顯。孫中山民主革命時期以及后來的國民黨時期，“國際化”人物主觀上也有相當一些人確實具有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愿望，他們從西方大量引進了先進的思想與技術，對于促進中華民族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改革開放以后在當代中國再度興起的“國際化”人物也是這樣，他們為中國引進和引入了空前數量與規模的思想理論、價值邏輯、生產技術以及經濟經營與社會治理方案，這些東西開闊了中國人民的思路與視野，促進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其積極作用不能抹殺，也不能低估。

　　但從根本上說，“國際化”人物一貫的歷史宿命都是注定要向著自己的反面轉化，從近代以來至今，他們每一場社會改造以及每一個社會方案無不以失敗而告終，每一次結果都要使他們自己淪為中國社會與對立面，成為歷史的棄兒，歷史經驗就是這樣。

　　現如今的“國際化”人物也難免這樣的邏輯路徑。因為西方敵視與侵略中國的根本屬性不會改變，歷史上他們不能允許中國發展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運，現如今他們也不會允許中國實現崛起復興，因此所謂的“國際社會”注定要把中國當做對手與敵人，中國同他們的斗爭不可避免，這就給“國際化”人物設下了無可逃脫的陷阱。這些人理所當然被西方當做工具與觸手，被歷史和戰略大勢夾在中間，左右不是人，他們既不能改變西方的本性與邏輯，改變不了他們那些思想導師的冷戰零和思維，更無法改造中國，讓中國社會接受他們各種形式的折中方案，兩面都不討好，都越來越不受待見，于是他們的歷史使命也就完結了，其理想愿景也就破滅了。總體上說，從歷史的角度看，“國際化”人物的政治生命周期很短，在現如今的中國這類人物已經不是越來越吃香而是越來越不受待見了，就是這一規律的客觀反映。

四、中國的未來并不是什么“國際化”而是中國化與民族化

　　“國際化”人物在中國之所以是這樣的一種前景與未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的未來走向，中國的未來是將更加國際化、全球化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則“國際化”人物將照樣根深葉茂、茁壯成長，但遺憾的是，中國的未來將不是什么“國際化”、“全球化”，盡管中國注定要進一步加強同世界各國的聯系，但中國的未來卻注定將會是中國化和民族化，這是因為：

　　第一，西方衰落不可避免

　　西方世界整體上已經走在歷史的下坡路了。以西方世界為觀照的所謂“國際化”已經窮途末路，連西方世界自己都迫切需要一場戰略再造，他們再造世界其它國家的能力與資格正迅速流失，“國際化”人物從西方所汲取來的那些賴以驕傲的資本與資產正日益轉化為他們的負資產。

　　第二，中華民族的復興崛起難以逆轉

　　西方國家絲毫也不會接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集體性的不認可、不接受的這樣的結果。作為同西方世界密切關聯的當代中國“國際化”人物，他們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接受度、認可度也有限，他們并不很愿意中國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對此又越來越找不到相應管用的辦法，越來越感到自己無能為力。

　　無論是西方世界還是中國的“國際化”人物，他們一概都十分明白，本土化（或者本體化）和民族化是民族復興崛起的靈魂與根本，對任何國家都是這樣，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更是這樣。中國實現崛起復興這樣的目標，意味著西方文化在地球上占主導與支配地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意味著西方支配中國當中國教師爺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這在中國人民看來是輝煌的喜劇，但在西方看來則完全是悲哀的事情，是一場空前的大悲劇。

　　第三，這是歷史的又一個輪回

　　俗話說，夏蟲不可以語冰，因為生命輪回中這個環節已經不能為夏蟲所感知認知。歷史也是這樣，形形色色的人類社會群體并非各個都能感知歷史輪回的完整過程，有些群體只能部分地參與其中，“國際化”人物就屬于這一類。如果說中國的“國際化”人物有什么歷史脈絡的話，其可圈可點之處就在這里。

　　展望未來，貼上西方標簽在中國就可高人一等的時代即將過去了，這樣的一種情形是好是壞，具體恐怕就要言人人殊了，但從根本上說，則是一個極大有益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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