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扶貧強制死

葫蘆官辦葫蘆案

丑牛

　　這是一場不該發生的慘劇，死了一個人，毀了一個家，還引起了一場“民告官”。官說：“我們是為民謀福利”;民說：“你這是害老百姓”。

　　這事的意義就大了，怎樣為官?怎樣為民?怎樣治國?怎樣理政?一滴水見太陽，發人深省。因此，我不顧年老體衰，步履維艱，東奔西走，刨根究底，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錄以備考。

　　事件發生在一個小村莊，湖北省襄陽市襄州區石硚鎮加崗村。村里有一位老漢名加萬江，老伴名田金云，出事那年(2017)老漢84歲，老伴78歲，膝下有二子一女，大兒名保亮，二兒名保亭，小女名會玲，在武漢打工，并在武漢成家。老漢家承包了18畝地，兩老人雖已年逾八旬，但身體尚屬硬朗，可參加輔助勞動，二個兒子正壯年，四口人勤奮耕作，漸進小康。前幾年，還蓋了一座磚混結構的兩層樓房，正面外墻已貼瓷磚，屋里還是毛坯，準備積蓄幾年，內裝修后娶媳婦。

　　哪知一場災禍突然降臨，2017年7月20日，夏日炎炎，久旱不雨，一家四口全上陣，抽水澆地。上午九時許，隊干部(不知何故，這里還是沿用人民公社時期的建制稱呼)來到他家，不見人，就趕到地里，叫老漢快回，有事相商。老漢和二兒子保亭回到家，隊干部說，接大隊通知，鎮里(鎮政府)已安排你家保亮去治病，當前機會好，精準扶貧，治病不花錢。保亮出生就有些弱智，性情抑郁，有時自言自語，不知講些什么，但他身強力壯，待人和氣，孝順父母，從不在外惹事生非，對他身上的小毛病，也沒在意。聽了隊干部的話，老漢也覺得這是個好機會，但眼前抗旱要緊，就對隊干部說：“目前抗旱緊張，離不開保亮，是不是等抗旱結束后再說。”二兒子也跟著說:“等抗旱結束了，由我們家里人陪哥去看病，你們告訴我是哪家醫院”。隊干部說：“保亮看病的事，現在不是你們說了算，給你們說實話，大隊干部和鎮上來的人，已在我家等候，今天就要帶保亮走!”老漢和保亭一驚：“這是哪門子事哩?”

　　歇響時，大隊和鎮上的人上門來了，保亮扛著一把鍬也回來了，一看這周圍人的氣色，感到不對勁，就對帶人來家的隊干部橫了一眼，說了聲：“滾你個毯!”就自個歇息去了。來人看保亮身強力壯，手里又拿一把鍬，不敢動手，當天就轉回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石硚派出所的教導員帶著四個協警，由大隊三名干部陪同到老漢家，老漢一家正在院子門樓里擺弄著抽水機，準備下地抗旱，雙方沒交談幾句，警官一個眼色，繞到加亮背后的四個協警，一起撲向他，有的從背后卡住他的脖子，有的抱著他的腰，有的扭著他的手臂，有人拿出銬子把他反銬，迅速塞進一輛面包車，老漢要求陪兒子去，被大隊干部拒絕。一位大隊干部要保亮娘趕忙收拾幾件換洗衣物，要老漢給他900元的生活費，老漢家只有300元現金，大隊干部說，治病不要錢，吃飯是要收錢的，一天伙食費10元，三個月就是900元，老漢只好從鄰居家借了600元，湊900元交他們帶走。老爹老媽心疼兒子，不能讓他涼著、餓著。(可憐天下父母心，他們哪會想到，在后來打官司的法庭上，被石硚鎮政府、公安派出所，作為“自愿送兒去精神病醫院”的有力證據)

　　兒子被銬走后，一家人心神不安，每天去大隊打聽，派出所把保亮拖到哪兒去了。大隊干部說：“我們也不知道哩”。這是假話。大隊干部一直把保亮送到朝陽精神病醫院，辦了入院手續，還向門診醫生“主訴”了“精神病史”。7月25日是銬走保亮的第五天，老漢再次來到大隊，打探兒子的去向，大隊干部才說實話，住進了“肖灣朝陽精神病醫院”。老漢和二兒子保亭立即趕到肖灣。一到朝陽醫院門口，不對勁啊：鎮政府的人，派出所的人，大隊的人都站在大廳門口，老漢問：“保亮在哪里?”大隊干部說：“人已經死了!”這話真像炸雷轟頂，一下把老漢轟倒在地。家里人手忙腳亂，有的救老漢，有的打電話告知親人快來。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大隊干部說：“尸體已送殯儀館”。到殯儀館，揭開布單一看，天啊!只隔五天，面目全非，保亮一只眼腫得合不上眼，半睜著，眼角有傷痕還滲著血跡，嘴角上也是傷，裂開一個大口子，扒開衣服，上身傷痕累累，大隊干部要送去火化，家屬們堅持要驗尸。

　　26日一天，法醫來尸檢，開膛破肚，切片化驗，排除他殺，結論是：“符合重度冠心病致心功能不全而死亡”。

　　家屬們不接受這個“結論”：一、保亮生前沒有冠心病的征兆，比如：早搏、竇性心律、房顫……等，就在本次精神病的入院檢查和住院日志記載中:心音、心律都正常，何來“重度冠心病”;二、法醫是受公安部門的委托，作為“刑事檢驗”排除他殺的可能，并沒有追尋導致心功能不全的外在因素，比如：全身累累傷痕作何解釋;三、全身累累傷痕，法醫檢驗記載的傷有十四處;還有解剖中發現：右側兩根肋骨斷裂。說明死者生前幾天受到的折磨和他對“強制待遇”的反抗。

　　家屬們多次申請公安、司法、檢察機關對加寶亮之死亡立案調查，都被拒絕，最后不得不打官司，把襄州區公安局、石硚鎮政府，告上法庭。

　　應加保亮家屬的邀請，我和律師在開庭那天一起從武漢趕往襄州。在途中，我興致勃勃，律師卻沉黙寡言。我說：“這案子你們一定贏”。他問我“為什么?”我說，銬加寶亮是強制，送精神病院也是強制，導致死亡也是“強制”，這觸犯了“憲法”，觸犯了“刑法”，觸犯了“精神病收治法”。他苦澀一笑說：“還有不成文法——‘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還有一條潛規則——‘官官相衛’，你打的是‘民告官’的官司啊!”我不信，共產黨還興這一套么!?

　　開庭了，我們進入審判大廳，審判人員、原告、被告剛入座，就發生了一件讓人不愉快的事：原告加萬江夫婦倆剛進入審判區，加寶亮的老娘田金玉就靠在隔離欄桿上號淘大哭，口里喊冤：“我兒真死得慘啊!你們有權有勢欺負老百姓啊!”女審判長聽了大動肝火：“趕快把她拉出去!”不等法警動手，家人把她拉走，原告之一就這樣被逐出法庭。我心納悶：這農村老嫗，白發人送黑發人，見了父母官，哭訴衷腸，古往今來，多著哩，怎么就趕出法庭了呢!?哪知開庭不久，我也遭此厄運。我耳朵有些背，廣播的聲音太小，我聽不清，就請旁邊的人對著我的耳朵傳話，突然審判中斷，女審判長發出警告：“不許交頭接耳!”這聲音又特大，我聽得清清楚楚，但不知是對我“警告”，旁邊的人繼續向我傳話，審判又中斷了，女審判長這次的聲音又加大了：“坐在第一排的，聽到沒有，不許交頭接耳!”我的確是坐在第一排，但我不是“交頭接耳”的談話，是傳話啊!我立即大聲回答:“請把擴音調大點，我聽不清”，本來，這聲音是可以調大的，審判長的訓斥我就聽得清清楚楚。審判長卻回答說：“聽不清就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里看，隔座上坐的是被告的旁聽人，他們卻可以名符其實地“交頭接耳”，還談笑風生，他們還可以自由地進出審判區，和“被告人”一起交談。又過了一會，審判中斷，審判長對原告人加萬江警告：“原告，把你的腳從椅子上放下來!”加老漢一時還沒會過來，身旁的律師告訴他：“審判長要你把右腳從椅子上放下來!”加老漢這個動作，沒有一點是對法庭不敬的表示，襄北一帶靠近河南，老鄉們平時的習慣就是蹲著，有凳子不坐也要蹲在上面，他是習慣性地把右腳抬到椅子上來的，這無損法庭的尊嚴，反觀被告方，還有人低著頭打瞌睡哩!很明顯，審判長是盯著原告方。至于在審判過程中的偏袒，不一一列舉。后來發出的“判決書”中，表達得清清楚楚。我們且從《判決書》中寫的幾段《審理查明》《審理認定》《今查明》《還查明》等來分析：

　　(一)“經審理查明，2015年，二原告之子加保亮在其父親即原告加萬江的帶領下，到襄陽市襄州區石硚鎮黑龍集衛生院做重性精神病患者危險性評估，為《精神分裂癥2級》”。

　　在法庭審理并辯論時，原告要被告拿出原始證據，要法庭把黑龍集衛生院作檢查的醫生傳喚來當庭對質，法庭沒有采納，被告方只拿出一張蓋了公章的含糊不清的證言，律師當場駁斥：“你這是在我們起訴法院后，才趕去作‘補充偵察’的調查，這是自辨自證”。

　　(二)“經審理查明……2017年7月20日，原告所在村委會干部在做精準扶貧工作時，原告加萬江向村干部，反映其子加保亮精神病又犯了，在家好吃懶做，光鬧事。村干部向原告告知在扶貧政策內，精神病人可以免費住院治療，在征得原告加萬江、田金云同意后，該村干部向被告石硚鎮政府作了反映，被告石硚鎮政府聯系襄州朝陽精神病醫院，通知被告襄陽市公安局襄州區分局石硚派出所將二原告之子加保亮送醫。”

　　7月20日上午，政府部門辦成了這么多事嗎?真高效率，實際上20日這天不是加萬江要政府派人來救加保亮，而是政府、公安派人來抓加保亮，抓加保亮的人早已進村，石硚鎮早就聯系好醫院和床位，請君入甕。

　　為什么要把加保亮送朝陽精神病醫院，《判決書》中專門寫了一段《查明》：

　　“另查明，襄州朝陽精神病醫院系經國家核準登記頒發醫療資質執業許可證”。

　　這個查明，立既被法院自己否定，作出否定的法院正是襄州區法院。我們來讀一讀襄州區法院發出的對襄州區衛生和計生局局黨組書記、局長沈順志刑事犯罪的《刑事判決書》的記載吧，《判決書》中也是“經審理查明”：

　　“2010年10月至2018年3月參與襄陽市襄州區朝陽病醫院籌建、經營活動，為該醫院謀取利益，接受該醫院所送干股分得的紅利37萬元”。

　　“朝陽醫院在辦理相關審批手續期間，沈順志以其妻宋某的名義入股5萬元，朝陽醫院按照10萬元股份給沈順志分紅。此后沈順志在朝陽醫院未獲批準營業及申報新農合定點醫院等事宜上給予關照”。

　　隨著沈順志的被處分，朝陽醫院也關了門。對沈順志犯罪的《刑事判決書》是2018年11月15日發出的，對加萬江民告官一案的行政判決書是2018年12月4日作出的，法官們應該知道那份刑事判決，對朝陽醫院的“查明”、“認定”截然不同，究竟是哪一份判決算做“查明”了呢?

　　法學界常說的一句話：“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加萬江民告官案的判決書中對事實的“查明”“又查明”、“再查明”，有哪件算“查明”了的呢?真正“查明”的有一件：讓我們直接看到，清清楚楚的看到：貪官污吏的滾滾財源哪里來，來自老百姓的血和淚，朝陽精神病醫院奉獻給一名貪官的錢是好幾十萬，只有一個貪官從這里吸血嗎?

　　兒子死了，官司也敗訴了，老娘成天哭泣，呼天喊地，導致心梗，由心梗又摔地骨折，由身體癱瘓發展到語言障礙，老爹天天侍候老伴，86歲老人，日夜不歇，不久得了中風，幸虧搶救及時，生活尚可自理，但日夜得守在老伴床前，洗臉餵飯、接屎倒尿……。只有一個小兒子，又忙種地，又忙洗衣做飯，這個家簡直搖搖欲墜。

　　五一假日，我們從武漢驅車到老漢家探訪，一進院門，一番凄涼，一進屋子，一片狼藉，進到臥房，氣味薰人。見我們進來，，躺在床上的老媽媽嗚嗚咽咽哭泣，她張開雙臂吼著、叫著，又像發怒，又像求助，我走近她身邊，她一下抓住我的手，雙手緊握，一直不放，號淘大哭了好一會，她示意女兒，把床邊擺放的兩個像框拿過來，一個像框里是保亮生前的照片，長得帥氣，另一個像框里是保亮死后的照片，慘不忍睹，頭發蓬亂，胡子拉搓，兩個眼晴一腫一閉：腫的眼角，血肉模糊，眼珠半露，似乎在訴說著他遭遇的人間苦難，  一會，老媽把兩個像框貼到胸口上，雙手握拳，輪番捶擊，是發泄內心的痛苦，還是說不盡的憤懣，我一陣心酸，淚水奪眶而出，我對著她的耳朵說：“保亮她娘，你放心，保亮的冤，一定會真像大白”，她微微點了點頭。我害怕自己哭出聲來，快步走向后院的角落，這里荒草叢生，灌木零落，我坐在一堆亂石上，一下想起土改時節，一位白發蒼蒼的老嫗，向我訴說她畢生的苦難。那時我是怎樣想的，又是怎樣做的，今天還可能嗎?我能為保亮她娘做當年為一位孤寡老嫗所能做到的事嗎?“斗爭”二字在黨的生活中，在黨的工作中，幾乎無人提及。

　　回到前院，萬江老漢一人獨坐水井邊的石條凳上，井上搭了一方葡萄架，新綠蔥蔥，給荒涼的院落飄灑出一點春意，萬江老漢招呼我和他坐在一起，談他心中的郁悶：“這人嘴兩張皮，說話無高低，怎么法官、警官也這樣說呢?說我和老伴商量好，要用老鼠藥把兒子毒死，虎毒不食子啊!我老漢難道比虎還毒，法院這樣一判，叫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他也嗚嗚地淌著淚。“要不是她娘癱在床上，我也想跟兒子一塊去，他娘走了，我也會跟著她一起走……”。

　　好好一個家，現在真是走向絕境，去年七月，那些頻頻出現的“精準扶貧”的政府官員，公安警官，哪去了，在法庭上，他們高談闊論，銬走加保亮是“精準扶貧的救助行動”。為什么這個家今天急需救助，他們卻又無影無蹤了呢!?

　　最近的一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說：“公平正義是執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線”，在八屆四中全會上他也講過同樣的話：“要讓每一起案件經得起公平、正義的檢驗”。

　　誰在執行?誰在檢驗?

　　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運動中，毛主席找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談話，主席問：“公安部有沒有老虎?”不等羅部長回答，主席說：“公安部出了老虎，就一定是大老虎，老虎是要吃人的”。

　　回想起來，真叫人不寒而栗，老虎不是已經在吃人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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