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小寶繪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祖國需要的時候不惜赴死的戰友；獻給我們軍人的父親母親；獻給那些永遠關心和熱愛人民軍隊的社會各界人士。
云海徐徐漂浮，日光明亮炫目。坐在重慶至昆明飛機上的田伯芬老媽媽和老伴何良英卻無心欣賞眼前的一切，他們一邊小心地看護著懷里那棵小柏樹，一邊輕輕地問陪同前往的記者，云南還有多遠?
是啊，在他們心目中，云南太遠了!遠得幾乎扯碎了他們30多年的時間與空間。他們曾魂牽夢繞地想去看看長眠在那里的兒子，怎奈山重水復，天長路遙。隨著時間悄無聲息的流逝，有時連想象也變得越來越孱弱無力了。
直到有一天，一張報紙、一篇文章和他們悄然邂逅。
1
那是一個陽春的早上，平日并不怎么看報的田媽媽在晨練時，從公園座椅上撿到了一份《重慶商報》，一篇文章一下子緊緊地抓住了她的心。寫這篇文章的人，與她犧牲的兒子年齡相仿，因為從戰場上活著回來，因為活到了這個時代，才對30年前為國赴死的戰友發出了痛徹心扉卻又低沉哀婉的思念。
田媽媽的兒子何田忠到云南邊境參加作戰，離開她也已經有30年了。歲月漫漫，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似已被流水的日子沖刷得趨于平靜，可她哪里想到，這篇《思念你的何止是那親爹親娘》突然闖入她的視線，綿綿無盡的潮濕一下子又在她的心中涌起……
2
那個從戰場上活著回來、寫下《思念你的何止是那親爹親娘》的人，就是我。
其實，我所記錄的并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感受，而更多的包括從那個年代走來的、或在那個年代就離去的、與那場戰爭有關的人。我總是這樣認為：無論逝去的烈士，還是活著的親人，他們都在彼此思念著。就如我有夢總夢到烈士，而躺在紅土地里的戰友一睡就是30年，他們不可能不孤單，不寂寞。就這樣，我又一次去了云南，在烈士陵園看完戰友，無法抑制自己情感地寫下了《思念你的何止是那親爹親娘》。
我原以為，這些文字只是表達我和犧牲戰友的感情，卻沒想到，它連著那么多人的心。文章發表后，很多讀者知道了我們的子弟兵在祖國需要的時候不惜赴死的忠勇，在對躺在南疆紅土地里的烈士產生無限敬仰的同時，更為文章中所描述的那些逝者與生者的命運感慨不已。他們向我詢問最多的是：為什么南疆烈士陵園中還有那么多烈士的親屬沒有來掃過墓?而更多的善良的人們，是在向我打聽作品中所寫到的人物，打聽他們的地址，想為他們資助些錢;想聯系上謝楠、蘭鋼、朱效憫等那些文中提到的好心人，請他們代自己到烈士的墳頭去獻束花、敬支煙。
短信、電話、電子郵件紛紛而來。也就在那天上午，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個電話，那是田伯芬老媽媽打來的。
3
田伯芬老媽媽看完《思念你的何止是那親爹親娘》，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她給《重慶商報》打去了電話。《商報》的同志告訴她，作者并不是他們編輯部的人，而是《解放軍報》的記者。老媽媽通過114查號臺問到解放軍報的總機，就這樣，我們這兩個素不相識的人，一下子聯系到了一起，而且后來成為像母子一樣的親人。
田媽媽的兒子何田忠生前是云南邊防部隊的戰士，1979年2月在邊境作戰中英勇犧牲。兒子哪年哪天當兵，什么時候犧牲，田媽媽都記得很清楚，但唯獨不知道兒子的忠骨埋在何處。30年了，難以想象田媽媽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兒子!她問我：“你能幫我找到我的兒子嗎?幾十年了，我不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這是一個痛失兒子30年的母親的心愿，她說話的聲音雖然平靜，但還是深深地震撼著我。我知道，對于一個母親來說，還有什么比失去兒子更為殘酷?我當時就有些哽咽。我說：“田媽媽，您放心，我現在就打聽。”
放下田媽媽的電話，我迅即撥通了蘭鋼的手機。
蘭鋼是廣西南寧人。這些年來，他騎著自行車，跑遍了云南、廣西境內的20多座烈士陵園，拍下了所有參戰烈士的墓碑照片，回去又整理成可以檢索的電子文檔，就是為了便于烈士家人查尋。
那天蘭鋼接到我電話后，迅速地回家打開電腦，幫我查找到了何田忠烈士的情況，并用手機短信發給了我：
“何田忠烈士：重慶市人，35240部隊副班長，1979年2月20日在邊境作戰中英勇犧牲。終年21歲，中共黨員，一等功臣。”
蘭鋼說，何田忠烈士的墓在屏邊烈士陵園西園，他存有墳塋的照片。當年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他印象很深，因為墓碑上面鏤刻的是一等功。
我感到奇怪，田媽媽說兒子的立功證書上填寫的是二等功，墓碑上刻的卻是一等功，不知是哪個工作環節出了差錯。我又慎重地向蘭鋼詢問，蘭鋼說，碑文很清楚，我這里有照片(后來蘭鋼專門問我要了地址，將這張照片托人送給了重慶的田媽媽)。為了摸清原因，我又通過成都軍區的戰友去詢問烈士原來的部隊——我知道正常情況下，部隊的榮譽室里都應該有英烈的記錄。但遺憾的是，何田忠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隊早在1986年就已經撤編。后來我想，這個差錯或許是出在填寫烈士證書或撰寫碑文的工序上，畢竟犧牲的烈士太多，加上當時的記功材料都是用筆抄寫的，忙亂中出現差錯，也就不足為奇。
其實，無論對于何田忠烈士還是對田伯芬媽媽，這個功的大小已經不再重要，不論如何，何田忠都是為國捐軀的英雄。
我迅速地將從蘭鋼那兒得到的何田忠烈士的情況告訴了田伯芬老媽媽。
田媽媽聽說自己的兒子埋在屏邊，喃喃地嗯了一聲。我感到她的語速變得有些遲鈍。她好像在思考著屏邊是個什么樣的地方?具體在什么位置?
我能理解老人的心情，我相信田媽媽曾經在夢里無數次地尋找。也許，從兒子逝去的那一天起，田媽媽的心就從未停止地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中跋涉，但云南太大了，在夢的黑夜里她哪能那么容易走到屏邊?
屏邊，一個自己的兒子躺了30年的地方，母親竟然感到那樣陌生，這怎么不叫田媽媽精神恍惚!
大概過了很長時間，田媽媽才若有所思地“哦”了一聲。
我不想打破田媽媽這種恍惚的狀態，想等她平靜下來再商量下一步的事情。沒想到田媽媽第二句話竟然是：“去云南得多少錢啊?”
田媽媽一句自言自語的話，讓我一下子感受到她可能生活得很拮據。
當我試探著問起她的家境時，田媽媽嘆了口氣，終于向我道出了實情。
4
田媽媽有4個兒子，何田忠是最小的一個。川渝一帶稱最小的孩子為幺兒，俗語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幺兒”， 可見幺兒多受父母疼愛。
1979年2月，當兵一年的何田忠在云南邊境作戰中犧牲的消息傳到家中，面對這五雷轟頂般的沉重打擊，田媽媽和老伴何良英悲痛欲絕，但他們最終也都挺住了。兩個老人雖是普通工人，卻對黨對祖國有著樸素的感情。他們深知“位卑未敢忘憂國”，國家需要的時候，不惜赴死，這是軍人的使命。其實，說是老人能挺得住，也是硬挺，何田忠犧牲的這30年來，只要到每年的2月份，田媽媽都會因為思念幺兒，生上一場大病。
幺兒去了，兩位老人忍住悲痛，但他們的二兒子卻沒能承受住打擊。他聽到弟弟犧牲的消息，一下子就精神失常了，而且一瘋就是幾十年。小時候，他和弟弟的關系最好，直到現在，他在街上遇到穿軍裝的年輕人，都會追上去拍人家的肩膀：“四娃子，你啥子時候回來的?哥哥好想你啊!”
日月穿梭，田媽媽和老伴退休了;二兒子依然精神失常，他的病可以說是兩個老人極大的精神負擔;雪上加霜的是，他們另外兩個兒子也在四五十歲的時候由于企業不景氣先后下崗。隨著兩位老人的年紀增長，身體也逐漸衰退，出現各種疾病。平日里兩個老人雖然省吃儉用，但經不起大病小病的折磨，家中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這一切都是常態的生活。而現在，突然得知犧牲30年的小兒子躺在云南的某個地方，他們怎能不想到兒子的墳頭上去痛哭一場?可云南畢竟不是買一張公交車票就能到的地方，這需要錢啊!
我知道，這些年政府一直給烈士父母發著撫恤金，但這也只能補貼他們的日常生活，許多年事已高的烈士父母一旦生病，或家中遇到一些災難困境，可能就很難堅持下去了。
這批在30年前送走兒女們的烈士父母，現在都已到了暮年。前幾年，他們還能堅持在清明節去南疆烈士陵園去看看兒女，為烈士帶些祭品，而現在，因為體弱多病，很多人已經不能在自己孩子的墳前點上一把香了。
5
當我知道田媽媽的家境后，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盡可能地想辦法幫助她解決困難。
因為《思念》一文的發出，這期間已有很多充滿善心的企業家給我打過電話，有的文化公司甚至還想策劃一些企業資助，組成親友團，讓烈士的親人到南疆掃墓，而且有的已經在實施中。《廊坊日報》的記者董連輝在看了我的文章后，迅速聯系了當地的企業，組織了10多名烈士的親人到廣西為烈士掃墓;我的家鄉《周口日報》轉載我的文章之后，很多部門都行動了起來，探訪烈士家人，為烈士的父母體檢治病……
我想，即使我個人出資，為田媽媽解決去云南掃墓的路費都不成問題。關鍵是，有什么渠道讓田媽媽的生活過得更穩定?用什么辦法讓全社會都來關心這些烈士的家人?
我雖然有幫助烈士家人解決困難的強烈愿望，但我畢竟在這方面缺乏經驗，于是就想到了謝楠。
謝楠是一位曾參戰的退伍女兵，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幫助烈士家人的公益事業，她為了那些犧牲的戰友，辭去待遇優厚的工作舉家從北京遷到昆明。她資助烈士趙占英母親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那首悲切記述趙媽媽到陵園看兒子的長詩《媽媽，我等了你二十年》，不知讓多少人潸然淚下，是謝楠用真情改寫和溫暖了這首詩，讓烈士母親過上了被眾多人所關愛的生活。
我將我的想法告訴謝楠。她覺得像田媽媽家中遇到的困難，最好通過社會熱心人的幫助來解決。謝楠說：其實我們這個社會大多數人是充滿愛心的，關鍵是我們做得是否得體。即使你幫助烈士家人的目的再純凈、心靈再真誠，也不要將寄給烈士母親的錢由你來代收，最好是公布烈士母親的家庭地址、身份證號碼等，讓那些充滿愛心的人們直接與烈士家人聯系。當年，謝楠幫助趙占英烈士的母親，就是這樣做的。
我感受到謝楠的真摯和干練，并采納了她給我的建議。我先給重慶警備區的朋友打了電話，請他們委托當地武裝部的同志前去慰問田媽媽一家。這期間，很多轉載我文章的報紙多在結尾處寫上了“請本版稿件作者與本報聯系，以便支付稿酬。”我想，這筆錢理應補助烈士的家人，于是就聯系了轉我稿子的很多編輯部，請他們將稿費轉給烈士家人。最讓我感動的是《重慶商報》，他們得到我的委托后，迅速為這筆稿費開設了“綠色通道”。“特事特辦!”他們的總編輯張憲民要求此篇文章按照正常稿費的3倍計算，給田媽媽送了過去。
當然，這些稿費也許并不能解決烈士父母的實際困難，但是，我感覺它更能考量出人心的真摯。不管怎么說，像《重慶商報》和許許多多被老百姓喜愛的都市報紙，他們能轉載我發在《解放軍報》上的這篇文章，的確令我非常感激，要不然，我想田伯芬媽媽是很難讀到這些文字的。更讓我感動的是，《重慶商報》的領導以我這篇文章做引子，專門派記者童江華進行了一系列的采訪。
6
童江華記者寫的第一篇報道叫《烈士母親等了30年 想赴南疆為兒掃墓》。詳細介紹了《思念你的何止是那親爹親娘》發表后，怎么引起田伯芬媽媽對兒子的思念之情，同時介紹了老人的貧困家境，還策劃了“助烈士母親了心愿倡議”。他們的策劃很精細，考慮到兩位老人年事已高、身體較差，應該有一名親人陪他們去掃墓，計算出了3人往返的費用花銷大約在6000元左右。
倡議一刊出，編輯部的熱線電話接連不斷。童江華告訴我，首先打電話的是4名轉業軍人，他們為老人捐了兩千元錢;接著，又有人打來電話，約童江華記者到一個報刊亭附近去取捐款，他之所以不愿來編輯部，主要是不想讓這事情炒作起來，更不愿讓人知道，他說他就是想為烈士的家人送上一份愛心。
捐款者用一個大信封送來了7000元錢，但見他雙眼紅腫，顯然是剛剛哭過。他說，不知道這夠不夠他們三人的路費。不夠我再捐，咱老百姓啥時候都不能忘記那些在國家需要時奮不顧身的軍人。
有了9000元錢，編輯部的同志覺得已經足夠去云南的路費。后來又接到50多個要求捐錢的電話，都被他們婉言謝絕了。
我聽后不免感到遺憾：我們撫慰烈士的家人，何止是解決一趟路費。烈士的父母皆疾病纏身，很多地方需要錢啊。但我也理解《重慶商報》的同志，畢竟第一次承辦這事情，他們有他們的慎重考慮。
童江華受報社領導委托，將這筆錢連同稿費一起給何田忠烈士的家人送去了。面對社會上這么多人的愛心，兩位老人十分感動，但說啥也不肯收這些錢。
田媽媽對我非常信賴，很多事情都告訴我，讓我幫她拿主意。當時我勸田媽媽：“你們都體弱多病，全家人基本上都下崗了。大家伸出援助之手，這是社會的溫暖，還是收下吧。若以后你們手頭寬余了，還可以去資助其他有困難的人。”
田媽媽雖然認可我的說法，但后來面對好心人的捐贈，多還是婉言謝絕，包括后來每年春節我們為她表達些心意，她都很過意不去，總是給我寄來她親手腌制的臘腸，那么大一箱子，我不知道要花費她多少錢。我和同事們分享她寄來的有川渝特色的風味美食，我們都知道那是烈士母親的一番真情。
通過童江華的報道將烈士家的具體地址刊發在報紙上之后，很多善良的人們跟田媽媽取得了聯系。那天，何田忠烈士生前的戰友，相約一起來看望烈士的父親和母親。這些曾與何田忠烈士并肩作戰的戰友，向兩位老人講述了何田忠犧牲的經過，傾訴了這么多年的思念之苦。
何田忠烈士生前的戰友湯渝平說，就在何田忠犧牲前的10分鐘，曾突然握住他的手，說：“我上去了，要是回不來，就拜托你去看一看我爹我娘。”
湯渝平此時眼淚涌出，他說他退伍回來后曾多次到何田忠留下的地址去尋找，但聽鄰居說早已搬家，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這一下就斷了聯系。為此，湯渝平深感慚愧。
面對著烈士的父母，大家都是一種心情：以后無論工作多忙，但逢年過節或有機會，都一定要來看望二位老人。
這是一場感人的認親儀式，看到兒子有那么多的好戰友，老人家也是熱淚奪眶。
7
自從籌到錢之后，田媽媽一家就一直在商量著怎么去云南。最初定下由何田忠烈士的大哥陪兩位老人一起去，但兩個老人身體不好，希望帶自己的三兒媳婦去，因為平時他們都由孝順的三兒媳婦照顧。而此時，何田忠烈士生前的未婚妻得知他們要到云南看望何田忠烈士，也想跟他們一起前行，除了路上可以照顧老人，也能了卻自己埋藏在心中對戀人30年的思念。
何田忠烈士的女朋友名叫付紅莉。何田忠犧牲后，她三年沒有談朋友，每周都要到家中看望老人。至今，她還珍藏著何田忠給她寫的情書。
親情永恒。后來，田媽媽認她做了閨女。再后來，她雖然嫁人為妻，卻從來沒忘記孝敬烈士的父母。她和丈夫就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照顧烈士的父母。此次雖然付紅莉十分想跟著田媽媽到云南，但由于沒有買到同機的機票，加上她當時腎病復發，未能如愿。老人臨行前，她特意前來為老人收拾行裝，還給老人帶來了1000元錢。
去云南掃墓，田媽媽一直在想著應該給兒子帶些什么。在母親眼里，何田忠依然是當年那個稚氣未脫的孩子。她知道，何田忠小時候喜愛吃家鄉的怪味胡豆，田媽媽帶上了。兒子已經在南疆躺了30年，以后還要永久地躺在那里，他們覺得兒子太寂寞，有什么能夠永久地陪伴兒子呢?他們想到了家中栽種的一棵小柏樹，決定將它帶到烈士的墳頭。
在昆明一下飛機，田媽媽以為就能馬上看到烈士陵園，其實昆明到屏邊還有好幾百公里。這個時候，正在云南出差的重慶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明辦主任劉萬利知道了他們的行程，他決定陪同老人一起去屏邊為烈士掃墓。
8
30年未見的親人終于在屏邊縣烈士陵園的西園“團聚”了。兩位老人一下子撲倒在何田忠烈士的墓前，大哭不止：“兒啊，爸爸媽媽來看你來了!我們天天夢到你啊……”
老人用手撫摸著墓碑，如同撫摸著兒子冰涼的面龐，聲聲凄厲地傾訴著心中的思念。
哭了好長一陣，田媽媽將帶來的怪味胡豆和合川桃片等祭品一樣一樣地擺到烈士墓前，聲音嘶啞地說：“四娃子啊，媽也不曉得你想吃什么，就把你小時候喜歡吃的帶來啦……”
30年漫漫歲月，今天與自己的兒子就這樣相見了，兩位老人忍不住也不愿忍住地放聲對兒子哭訴著，那聲音隨著山嵐一起嗚咽;剛剛栽到烈士身邊的那棵小柏樹也在風中不停地搖動……
就在田媽媽和何良英老人聲淚俱下地祭奠兒子的時候，在不遠處的一座墳塋前，也在發生著一件感人至深的事。另一位烈士的母親正用電話，和躺在這里的兒子進行著千里之外的泣說。
電話是重慶市一位叫彭爾碧的老媽媽打來的。彭媽媽是烈士羅玉華的母親，她的兒子也是在1979年邊境作戰時犧牲的。聽說有記者來屏邊掃墓，她便與隨行采訪的記者聯系上，拜托他們代她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兒子，并把她兒子墓碑的照片捎回來。
當記者在電話中告訴彭媽媽她兒子的墓碑已找到，彭媽媽激動萬分：“能不能把你們的手機放在我兒子的墳前，我好想跟他說說話啊!”
記者將電話放在羅玉華烈士墳墓前。“兒子啊!媽媽很想來看你!也想跟隨他們一起來，但是你爸爸的身體現在不好，左半身癱瘓，無法行走。我們雖然不能來看你，但是全家人都想你啊……”
當時前來追蹤拍攝的重慶電視臺記者林菲看著這一幕，聽著彭媽媽與兒子的千里“通話”，一邊拍攝，一邊忍不住失聲痛哭。陪同何田忠烈士父母的劉萬利部長也萬分感動，他向陵園的負責人詢問著情況，當得知有114名重慶籍烈士埋在這座烈士陵園中，而且大多數家人沒有來過時，劉萬利說：“來到這里不容易，一定要代表他們的親人為長眠于此的每一位重慶籍烈士獻束鮮花，敬杯酒。”
潮濕的云朵碰撞著山巔，低沉的哀樂在陵園的革命烈士紀念碑前的廣場上響起，那些曾為家鄉更是為祖國爭得榮譽的烈士，一定看到又一批充滿真情的人們向他們的墳塋緩緩走來，表達著崇高的敬意……
9
田伯芬老媽媽在無數個夢里苦苦尋覓了兒子30多年，在她76歲的時候，她終于來到了兒子身邊，摸到了自己兒子的墓碑。何田忠烈士如果活著，今年50多歲了，但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1歲的美好年華。
一家人唯有幺兒何田忠躺在這遙遠的地方，他將依然是田伯芬老媽媽的牽掛。但畢竟與以前有所不同了，因為兩位老人看到了兒子棲身的地方有翠柏綠樹，有工作人員的精心呵護，還有那些手捧著一束束鮮花，接連不斷從遠方來祭奠他們的、雖然不是親人卻有著與親人同樣真摯感情的、特別熱愛和敬佩他們的社會各界人士……
老人知道，即使以后再在夢里去尋找兒子，也不會有那種無處可尋的孤獨與無奈了，因為，他們終于知道了作為烈士的兒子何田忠永久的宿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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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國家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在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指出：爭取用3年多的時間，把所有零散烈士墓地和紀念設施納入管理保護之中，主要是依托縣級烈士陵園，把零散烈士墓地相對集中地遷入縣級烈士陵園和新建縣級烈士陵園;中央財政對零散烈士墓地保護管理工程給予中央資金補助，標準是每個零散墓地5000元，每個紀念設施20萬元。
●2013年3月，總政治部下發通知，部署實施“軍隊英模烈士子女成才培養工程”，主要在培養對象普通中學高中畢業至完成高等學歷教育階段實施。
●2013年4月國家民政部公布的《烈士安葬辦法》指出：確定烈士安葬地和安排烈士安葬活動，應當征求烈士遺屬意見。烈士可以在犧牲地、生前戶口所在地、遺屬戶口所在地或者生前工作單位所在地安葬;烈士陵園、烈士集中安葬墓區的保護單位應當向烈士遺屬發放烈士安葬證明書，載明烈士姓名、安葬時間和安葬地點等。
●2013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烈士紀念工作的意見》，要求“廣泛宣傳烈士英雄事跡，堅持不懈開展烈士紀念活動;切實加強烈士紀念設施保護管理，健全完善分級保護管理體系;健全完善烈屬優待撫恤制度，妥善解決烈屬生活、醫療、住房和子女教育、就業等方面存在的實際困難。”
●2013年10月起烈士撫恤金發放執行新標準：沒有固定工作單位和固定收入的城鎮烈屬一年發放撫恤金標準為13860元，按月發放，每月1155元;農村烈屬一年發放撫恤金標準為7970元，按月發放，每月66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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