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留守兒童與縮小三個差距
劉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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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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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烏有之鄉
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不久前閉幕,在這個會上做出了《關于縮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決定》。該文件中的“三個差距”是指: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貧富差距。重慶市委這一決定受到很多有識之士和廣大群眾的歡迎,但是,媒體上的評論并不很多,因為,它似乎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不吻合。當今很多“先富起來”的人,都得益于“先富起來”這項政策,他們擔心,重慶提出要“縮小三個差距”,尤其是貧富差距,會不會是“殺富濟貧”、剝奪富人的信號。因此,與資本密切掛鉤的媒體,雖然時常把民生掛在嘴邊,但對重慶的做法大多緘默不語,彷佛沒有發生。
事實上,鄧小平當年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的同時,緊接著還說:“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還說過,如果兩極分化嚴重,改革就失敗了。然而,在這幾十年間,一些人只抓住鄧小平的前半句話,而忽視了后面的話。這也是因為,實現前半句話對于很多人個人動力更大;后半句話如果要實現,靠的不是個人動力,而是制度安排。換句話說,大力提倡個人主義,有助于“先富起來”;大力提倡集體主義,有助于“共同富裕”。因此,當改革精英們以個人主義為重點時,“先富起來”是做到了,“共同富裕”便很難做到。
重慶市委的這個《決定》將促進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也作為“關愛”項目之一。有電視欄目想做一期關于這個話題的節目,邀我參與節目策劃。但我發現,電視編導并不太理解中國農村大量“留守兒童”意味著什么,也難以理解重慶關愛農村留守兒童的實質是什么。雖然我可以解釋,但是,由于存在對于重慶大量帶有明顯偏見的報道,輿論的陳見已經影響了編導們的觀念,我不知道我的解釋他們能接受多少。因此,在這里寫點文字,專門說說這個話題。
中國的留守兒童有多少?據全國婦聯的統計數據,西歷2008年,中國的留守兒童約有5800萬,其中14歲以下的約為4000萬。不管怎么說,這個現象對于中國社會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那么,這個令人沮喪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所謂留守兒童,絕大多數都在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簡單來說就是,他們的父母都離開家鄉,到東部沿海地區去打工了。那么,他們為何不把孩子一起帶去,而把孩子留在西部農村,成為“留守兒童”?因為,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或用人單位,給這些來自內地的農民工的工資太低了。這個事實意味著什么?它意味著東部沿海地區的繁榮,相當大程度上建立在來自西部地區農民工“廉價勞動力”的基礎上。
按理說,東部沿海地區使用了西部勞動力,就應該給予他們相應的福利,包括住房、勞保、看病、孩子教育等。即便不直接提供,也應該使他們有相應的收入,從而能夠自行在市場上解決。但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并沒有這么做。只是給了他們很低的工資待遇,很差的福利,很多人只能住在集體宿舍。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東部沿海地區生產的產品,輸往全世界,成為廉價的中國制造。在世界一體化的系統中,享受廉價的中國產品的西方人,都是造成中國大量“留守兒童”的原因。但這也不能完全怪西方人,當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廉價勞動力”為最大優勢之一時,這一命運已經注定了。為了產品便宜,必須成本低,人工費是成本的一大塊。壓低來自西部的農民工的工資,使他們不能在城市養家,只能把孩子放在成本更低的西部農村,留守兒童就這樣形成了。
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的成就,相當一部分就建筑在農民工長期低工資的基礎上,5800萬留守兒童就是外向型模式過度之后一個巨大的代價,也是我們說中國在世界一體化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例證。要改變它,需要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國內。從國家全局來說,如果受益的東部地區給中央多繳稅,中央再將這筆錢轉付給西部地區,也算是平衡的一種方式。但中國的稅收和財政上并沒有這筆專門稅款和轉付。因此,對于東部來說,他們享受了廉價勞動力最有價值的部分,卻擺脫了勞動力個人必要成本之外的養家成本。東部地區的買辦、代理人,或與西方利益一致的少數人都能發財,但幾十年來,從西部到東部打工的農民工很少能發財的,因為他們早就被定位了,他們只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最大競爭優勢——廉價勞動力。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就這樣拉開了。
而維護這些勞動力的養家成本,實際上相當一部分都在西部省份那里。對于西部地區來說,最好的勞動力走了很多,最能創造財富的生力軍都為“國際社會”和買辦、代理人服務去了,西部地區留下大量老弱病殘。雖然前往東部為“國際化”服務的壯勞力會寄錢回家,但是,感情缺失不說,他們能夠寄回的錢,加上老人孩子耕種的責任田收入,大多也只能使留守老人和孩子維持一個低水平的生活狀態。另外有相當大一部分,要靠西部地區的政府來支付和承擔。地方利益的矛盾,使得地區差異也加大了。當然,中央政府也要求東部富裕地區要支援西部,汶川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東部省市的對口援助。但這種方式一般是臨時性、階段性的。簡言之,東部沿海地區給農民工提供的工資和福利并不包含他們在城市養家的成本;東部所繳納的稅收,也沒有專門一項是用來給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的,因此,要解決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的生活待遇,必須從其他地方出錢。如果照顧留守兒童的費用由中央政府出,等于中央政府為了地區平衡和社會和諧,替東部付了一筆錢;如果由西部地方政府出錢,就等于西部地方政府被東部乃至外國人盤剝了一筆錢。
重慶地處西部地區的中心位置,是向東部輸出廉價勞動力的重點地區之一。2011年,重慶全市的留守兒童數量約110萬,他們的父母大多都到東部沿海地區謀生了。父母寄回的錢,實際上很有限,因為父母在東部的收入本來就不高,而東部的繁華使得生活成本低不了;有些夫妻到了東部地區后便離異了,一些留守兒童成了單親的孩子,能夠得到父母經濟資助非常有限。因此,我們看到有一些愛心人士發起了給孩子的“免費午餐”慈善活動。這等于是把東部資本家或用人單位應該支付的成本,轉嫁到社會愛心頭上。雖說我們應該對“愛心人士”表達敬意,但是,這種狀態是不合理的。重慶市“為縮小三大差距”做了很多事情,在留守兒童問題上,比“愛心人士”的慈善計劃要大多了。
前面說到重慶由于各種原因,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很多,留守兒童數量也不少,那么,重慶在留守兒童問題上做的如何?去年中秋節,重慶市組織了一個“我和爸媽過中秋”的活動。由政府出錢,組織了60多位優秀的留守兒童,在中秋節期間,送他們到深圳與父母團聚,過一個合家團圓的中秋節。雖然這一行動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但是,作為享受了西部廉價勞動力、更為富裕的東部地方政府,為何不出錢做這樣的活動呢?某種程度上,重慶是在倒貼給東部富裕地區,為的只是農民工的安心和一個個家庭的幸福感受。西歷2011年元旦新年即將到來的時候,市委書記薄熙來和部分市領導,特地安排了與100名留守兒童一起迎接新年。他們先是在室內一起聯歡,吃餃子,每個留守兒童都得到一份禮物:裝著文具的書包和一些課外讀物。新年快到的時候,市領導與留守兒童們一起來到解放碑廣場,與十幾萬群眾一起等待新年的鐘聲。當然,100名留守兒童對于重慶全市110萬留守兒童來說,也只是象征性的。但是,這個舉動象征了重慶是一個大家庭,重慶是一個有感情的城市,每一個重慶人都會關心重慶的孩子。除此之外,重慶還做了很多實際工作。
西歷2010年,重慶市在農村新建寄宿學校480所,加上此前已建成的1600所,重慶市讓100多萬留守兒童都能進入寄宿學校上學,這對于那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山區農村孩子來說,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我沒算這項工作花了多少錢,但我還知道,重慶市在寄宿學校內安裝了2000多個“親情視頻聊天室”,5000多部“親情電話”,目的是為了讓孩子們能與遠方的父母方便地溝通。此外,重慶的一些區縣還組織社會各界的愛心人士,義務擔任留守兒童的“代理家長”。還有心理專家對心理狀況不佳的留守兒童免費開展“一對一”的心理輔導。2011年新春,重慶市向1萬名困難教職工、10萬名家庭困難的留守兒童、15萬余未能回家的留校學生發放了1600多萬的慰問金和禮包。今年6月,重慶市決定為110萬3-16歲的留守兒童做免費體檢,僅此一項就投入1000多萬元。體檢之后,還要為每個留守兒童建立健康檔案,這會給他們遠在東部的父母多大的安慰?
九年義務教育是不需要學費的,但還是有些留守兒童家庭條件較差,因此,在大部分中小學,重慶市為困難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費午餐。全市的整體情況我缺乏數據,在重慶市渝中區,我了解到的數據是,渝中區為了保證每個孩子每天一瓶牛奶,全年花費約200萬元;為困難家庭孩子提供的免費午餐,全年72萬元;免除學生作業本費用,全年200萬元;免費體檢,全年58萬元。
總的來說,重慶市為100多萬留守兒童付出了大量財力和心力。事實上,其中相當一部分本來應該是由他們父母的工作單位或地區支付的。由于制度上的不協調,重慶市只能靠自己并不富裕的力量來照顧好留守兒童。這不僅僅是愛心,它還關系到這些孩子的成長,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未來。因此,從全國的角度說,重慶市針對留守兒童的“關愛”工作,既是在本市范圍內“縮小三大差距”的行動,也是在全國范圍內“縮小三大差距”的重要舉動,它完全是一種為了全局的付出。籠統地說,當東部地區因農民工的安定而獲益的時候,實際上應該感謝類似重慶這樣的西部地區的付出。
前文說過,盡管對于西部地區留守兒童的關愛體現了社會的善良,但是,這一現象的大量存在、長期存在,并不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它意味著還是有人在為不合理的“廉價勞動力”提供額外付出或補貼。我與電視欄目編導討論這個話題時提到:有沒有意識到富士康的一部分員工,他們的孩子可能就是留守兒童?而蘋果公司、蘋果手機賺大錢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愿對流水線上的中國員工負責,只給他們很低的工資,使他們的孩子成為“留守兒童”。我們每一個購買蘋果手機的中國人,實際上都對留守兒童負有責任。當然,這里的“蘋果”只是外向型經濟的象征。討論當場有人反駁說:如果我們不買蘋果手機,那些留守兒童更悲慘。從現實來看,這種反駁是有道理的,但是,從一個更合理的狀態來說,中國政府應改變對外合作的政策,不能一味遷就外資,而應該增加中國員工與資方的談判能力,從而集體提高中國員工的待遇,讓他們能把孩子留在身邊,而不用留在西部農村。
但這只是一方面。有一些西方資本的代理人常常說,如果中國提高工人待遇,西方資本家就會把工廠搬到越南、印度、非洲等地。這實際上是一種要挾,逼迫中國工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資,逼迫中國不得不長期存在大量留守兒童。對此我想說,第一,印度、越南、非洲之類的廉價勞動力想同中國競爭,基本上沒有優勢,因為,中國工人的素質是那些國家無法比擬的。在規模上以及文化教育水平上,中國的農民工在世界范圍內都是無可取代的。制造業的熟練工人至少需要初中水平,其他國家在這方面普遍不如中國,更何況中國人自古就有的勤勞也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因此,我們不必太擔心這種要挾。其次,世界上大量中國制造的產品,貼了外國牌子后,成為世界暢銷的產品。但最大的利潤都被西方人賺走了,中國只賺到很小的一塊,除了買辦能夠發財外,中國的工人很難提高收入。這一現象也說明中國的制造水平已經是世界一流,我們缺的只是品牌、設計、銷售等軟實力。如果中國政府改變方針,大力推動中國自主研發,我們的“中國制造”完全可以在同樣質量水平下,比西方品牌價格更低,中國還賺的更多。某種程度上,這就要改變以“廉價勞動力”為主要優勢的“深圳模式”。中國不光要做到“中國制造”世界第一,還要做到“中國銷售”世界第一。中國要有信心和能力在世界上重新分蛋糕。只有這樣,“中國制造”員工的福利待遇,更多將由中國人自己決定,在“縮小差距”原則的指導下,中國工人的待遇就能提高,避免出現“留守兒童”、“留守老人”。
我們還應該看到一個現象。西歷2007年,重慶市婦聯的調查數據顯示,重慶市共有16歲以下的留守兒童230萬人。前文說過,四年后,到了西歷2011年,重慶的留守兒童減少了100萬左右。這樣一個數字的減少,不只是人口結構的原因,而應該理解為近幾年來,重慶外出打工的農民減少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重慶本地的經濟發展了,很多農民可以在當地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他們便不愿遠離家鄉了。這實際上也是徹底解決“留守兒童”的方式之一:只要本地經濟發展了,人們背井離鄉的愿望就降低了,留守兒童就不再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在此背后,我們看到的是,東西部區域差距的縮小。與之相伴的也必然是,重慶本地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的縮小。因此,留守兒童問題,的確與“縮小三大差距”有關。重慶提出“縮小三個差別”指導綱領,實際上就是改革開放的深入,它并不一定能立竿見影,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大多數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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