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研討會
重慶模式的評價
（發言于2011年春節前夕發給各位與會者，限期一周修改回復。沒有回復者，由楊帆根據與會情況加以修飾，主要是文字方面的修飾，并且刪除了重復之處，沒有改動原意。）
主持人楊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非常感謝大家，在春節前夕，開這么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會，這也是我們學校211世界經濟重點項目預定的一個會，出版和開會都得到了211項目的贊助。參加會的有：黃紀蘇，趙農是我經濟所的老同事，在天則兼任研究員；商學院教師陳明生，衛興華老師的關門弟子；劉海波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的，周寂寞兩位是智庫的；郭松民在烏有之鄉；劉仰，司馬平邦，宋強，跟黃記蘇到重慶做過考察。
中國經濟出版社毛増余，人民大學吳易風老師的博士，前幾年給我出了一本書《與非主流學者對話》，現在已經是副社長了。王振嶺是編輯部主任，這本書責任編輯，用了極大的氣力來修改這本書。馬上還要出我一本書，《非主流學者文選》。拖了五年好不容易有著落，前些年不讓出，不讓提“反思改革”四個字，現在要出，還要重新改編。
我大學同學李偉東，張木生是稅務雜志社社長，都是八十年代就參加中國改革，我們不是有人妖魔化的，是“反改革的左派”。
幾位記者，新華社李松，香港商報張麗娟，經濟縱橫雜志副主編。許戈和李忱是社會文化學者。還有我學生尹雪庚，吳騰宇，歐陽光。我經常帶學生參加我的學術活動，這是培養學生的最好方式。討論氣氛是書本里永遠體會不到的。
這本書，2011。1。6。開了首發儀式。有關材料我已提前多次給大家發過，意思是說今天討論不再拘泥于這本書，已看過的東西不做重復的討論。希望大家做高層次發言，對重慶模式怎么看，要結合他的爭議點和全國意義，結合到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和國際大背景，這些核心問題。要不然黃記蘇和劉仰你們先說說。
劉仰：
去年和紀蘇一起到重慶去過幾次，多少了解一些情況，當然也不是了解的非常全面。重慶涉及內容很多，每次對幾個重點問題了解一下。
重慶模式和深圳模式是什么關系？現在有人說我們三十年的改革就是一個深圳模式的方式，有些人認為重慶模式是深圳模式的一個不同的方向，我認為不太合適。重慶模式就所有制來說不會否定私有制，還是要繼續發展市場經濟。我們看待重慶模式的一個更加合適的方法就是說，深圳模式遇到問題比較多，重慶模式的一個更合適的定位是在深圳模式基礎上調整的結果，而不是一個相反的方向。
很多媒體尤其南方媒體經常批評打黑，說重慶對民營企業家太過分了。幾十年來很多民營企業家，用以前比較老的一個經濟理論說，原始積累比較殘酷，或者有原罪在里面。有人說我們是不是應該寬恕這么一個原罪，能夠讓他們再走上正道。我感覺重慶在這個問題上，在目前沒有非常清晰。在處理這個問題上，其實他是對所謂有原罪的民營企業家中，那些做的過分了的，尤其是出了人命的，絕不留情把這些人給處理了。
如果真正是要非常嚴格的處理，我覺得涉及面會很大。重慶也沒有真的要把這個面全部鋪開，把所有的有原罪的清理干凈。從將來的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我們說前三十年的這個模式，原罪不可避免的話，未來發展有沒有可能另外一種方式，讓這些民營企業家能夠發展起來又避免原罪這種狀態？對此，重慶模式還沒有一個清晰的思路。但是我感覺他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值得深入觀察。我覺得重慶模式對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的意義，在于對以前模式的局部調整。
黃紀蘇：
我先聊一聊，也是去年跟劉仰幾個朋友，到重慶去了幾回。其實我這兩天正在寫一篇東西，談國家跟文化的關系。我最早聽說的是唱紅。當然一說到唱紅，大家都沒往心里去。因為唱紅在我們整個社會，在整個官僚集團里面并不是一個太新鮮的事。大家搶錢搶累了，沒事到歌廳里唱唱老歌，解解乏都是，是吧。薄熙來又是一個根據以往印象比較喜歡作秀。說唱紅在前幾年剛出現，并沒太往心里去。時隔兩年，我又到重慶去了，這次去重慶唱紅我們并沒有怎么看見。但是感覺有點意思，大家喜歡不喜歡另一回事，說有點意思了。這和八十年代末紅色搖滾啦，到后來紅色懷舊啦，的確聽著有點不一樣了。我一個感受就是說，原來共產黨是平均主義造反起家，有他一套革命文化，馬恩列斯這些東西。到了文革也就走到頭了。我們把他那些七七八八的，那些過火的，走火入魔的東西去掉之后，實際上還是一種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東西。改革開放的政治基本路線是精英主義的，走到極端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確是格格不入，這三十年執政黨從前輩那塊繼承下來的是一個革命文化，簡單來說，他做的和說的不是一套。這些文化用不上了，所以鄧小平老說兩手都要硬，硬不起來。都要硬一直為空談。說三十年呢共產黨是基本沒文化。沒有文化就有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管理這個社會，從民間，從知識分子階層，新的資產階級，那些主流文化就是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精英主義的甚至達爾文主義的。共產黨主導的改革也是這么干的，但他的文化又不是這么說的，我們都知道，在其他的文明里面，干的一套說的一套，也使兩套，比如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跟他搞的那些市場，資本主義，也可能有一種積極的結合。但是到我們這基本上沒有這種結合。革命文化沒有了，這三十年就弄一個革命文化留守處，弄幫老頭老太太，就跟那看攤的。看攤基本上就起不到什么作用。比如說要調節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這些作用是起不到。共產黨到了八九以后呢，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就跟沿街乞討似的，碰上了民族主義呢就搭把手，或者新權威主義。到了后來，像新儒家就是這樣，到了現在在天安門廣場把孔子像立起來。這實際上都是沒有文化但需要文化，要借用一下。
精英主義那一套在改革開放前半期，給中國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那種你追我趕競爭，都要出人頭地，最后從億萬人這些東西積累成整個民族的日新日進。整個水平提上去了。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的時候，大家上這個，上那個，上電大，上夜大大家都是玩命的。基本上還有游戲規則，有規范的。沒有走到不擇手段路子上。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就進入了打砸搶階段。或者我們可以叫做白溝資本主義。到了今天就是坑蒙拐騙啦。到現在這種體制的文化能量，就是劉仰剛才所說的深圳式，基本上耗盡了。不能再為我們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太多的東西了。這歷史關頭需要轉變。執政黨搞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實際上都是要轉變。也就是說政治路線，經濟路線要轉變，他相應的文化建設是需要有一個東西。你那些主旋律，那些半死不活的東西，就是革命文化留守處的東西。沒有太大用，這么多年以來基本上是沒用的。這就是說革命文化中真正最核心的那些東西，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濟困扶窮，平衡社會利益的這種東西，我覺得現在真正有了機會。這就是為什么說聽聽紅歌，大家紛紛從紅歌中聽出點意思來，就是說社會關系要調整了。
和上一輪革命肯定是不一樣。比如說打土豪分田地，我同意劉仰說的，不會簡單回到過去，從紅歌的這種角度，多少反映了一種時代，歷史轉變對于新文化轉變的求。如果執政黨想主導新的文化的這種建設的話，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我剛才說的，你做的要往說的這邊靠靠。要看我們今天的官僚集團里面，大多數官僚不愿意往上靠。不如現在房價的事，中央一說要往下降，蓋廉租房。就是說要讓出一部分不該拿的利益。如果能讓出來，新文化建設，這種主導領導權你們可能拿到。如果不讓出來，這些東西肯定歸民間。那就是民間所興起的所謂左翼運動，社會主義。
執政黨身份要單純一點，社會管理者。要突出強化這種超然的角色。不是資產階級，也不是無產階級，也不是工人階級，就是社會管理者，是平衡各種社會利益的。還要弱化你的自身利益。如果不強化這種超然的地位身份的話，那就是說你也是資本家，你還怎么管資本家。如果你不弱化自身利益的話，你同時拿著國庫的鑰匙，不是比資本家還壞么。所以必須讓一讓，把身份角色功能轉換一下，才可能得到新文化建設的領導權。看全國官僚階級各個部分，誰能做到這一點，老毛當時要解決這個問題，什么招都用上了，最后文化大革命都用上了，也沒解決了。恰恰因為他難才是機遇。誰能拿到這個機遇，誰就會勝出。
我們看今天重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們在全國率先這么做了。這些年來大家看待中國當代政治一個感受就是官僚集團什么也做不了，把矛盾往下推，一直推到社會革命。從重慶模式看，官僚集團有一部分人就讓了。比如說廉租房就開始做了，把大批警員轟到大馬路上去了，給老百姓站崗放哨去。另外還要打黑。在這一塊紅色的那些東西，能夠有這些東西支撐。我覺得重慶模式的意義可能是在這一塊。
另外呢，我也有點同意劉仰剛才說的，我們這些東西應該做比較實事求是一點的解讀。有些像自由派的那些人，就一下解讀到普京那一塊去了，甚至到希特勒那塊去了。重慶
到不了這個程度。
左翼一下給弄到毛澤東那塊去了，我覺得他也到不了，三十年呢，沒白過。
趙農：（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我談談我的想法，我認為現在無論是對重慶模式爭論，還是對現在深圳是怎么回事，關鍵要對這個背景本身有所思考，我就把這個背景談一談。中國的改革已經三十年，去年做總結，也是一片叫好。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現很多東西。在國有企業層面上講，就是國有資產資本化過程，把原來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生產型的資產，轉變成經營性國營資本。從以前的放權讓利到現在的兩權分離，生產承包到兩權分離，到現在的現代企業制度。完全要把國營資產轉化成為一種能賺錢的東西。表面上看他是在為公眾在賺錢，政府也在撈錢。按照馬克思，我不用西方理論，就成為一個機構化的資本，也就是說政府具有雙重性質，一個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性質，一個是賺錢的性質，這非常可怕。
公權力和司法結合在一塊，然后攫取財富。最后也導致社會不穩定。所以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還是自由派。實際上我相信對現在的情況都不滿意。這一點我強調左派和右派沒有太大的區別，就是對待當下的這種局勢來講，都知道中國走想了一個需要進一步變革的時代。就是說變到哪去，咱們還可以探討。我認為改革不徹底，說方向新的偏誤，最后導致了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形成。既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也帶來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因此社會矛盾在慢慢的激化。
我推測，如果中國的GDP增長速度降到5%以內，那絕對是難以為繼。小范圍內我實話實說，恐怕要天下大亂了。那么面對這樣的一種局面，究竟往哪去走。無論是深圳也罷，重慶也罷，只要是做一些大膽的嘗試，我認為從嘗試的這個角度上講，還是有他的意義和他的價值的。那么再往前走選擇實際上是兩條，一條是繼續維持官僚資本主義的現在這種狀態。我認為肯定是死路一條。還有一種是繼續變革，我們要從國有資產資本化的這樣一種趨向，把國有資產，政府控制的一種東西，轉化成利用私法來解決，而不是通過公法來解決。這條途徑我是已經完全失去信心了，所以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入能把這種國有資產的國有企業轉變成公法企業，政府不要去賺錢，這樣官員他也不能以賺錢，在政府賺錢的同時把自己也摟飽。而是做一些服務性的，公益性的，從公共利益出發的一些事情，那么我認為中國還是一定有希望的。這是我講到的背景第一。
第二，我要將作為特區，因為我們老說特區有四，實際上重慶現在上來干的做法呢多少也有點特區的味道。我就是談談關于特區的看法。特區按照這樣資本化招商引資，特殊政策，走到現在實際上也已經走到頭。我原來對于特區的分析，我提出過一種，就是要把經濟特區轉化成為一種社會特區。那么這種社會特區是一種什么概念，就是要在公共事務領域進行大的改革。那么加入其他的改革我們可以告一段落，公共事務方面有什么呢？包括司法，包括NGO組織本身的發展，包括新聞方面的進一步的開放，包括國際化，標準化的一些東西，就是公務領域要進行大量的改革。那么我現在不對重慶模式本身的性質進行分析，但是重慶現在新的變化至少是一種契機，或者說提供了某種選擇，這個我還是比較認可的，這是第二。
第三呢我談一下紅歌我自己的看法。這個紅歌，其實我自己實際上也是很喜歡挺紅歌，挺喜歡看老片的，說實在的。但是我想想看，當時的紅為什么現在還能感動人，那時共產黨人追求的是什么，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民主，富強，四條不是一條，那時知識分子才投身于共產黨革命，是滿懷著這種巨大的理想和希望，富有巨大的犧牲精神，想讓這個民族走向光明的未來，從這一意義上將，要求現在的人具有某種理想，為這個民族做事，我認為這點沒有錯，這是第一。
第二來講我認為，進一步追求自由，民主，富強，更沒錯。那么想想看，當時的共產黨反對的國民黨是什么，這個一定要強調，貪污腐化，官僚資本主義，獨裁，這都是當時反對，所以他們才投身到革命當中去。那么如果把紅歌作為另外的一種解釋，實際上是對當下官僚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一種否定。我認為，如果從這一方面去理解，紅歌能產生非常積極和進步的意義。我暫時這么多。就是對背景的看法和對紅歌的看法。對重慶模式的其他方面呢，我不做太具體的評價，但是我希望我們能夠走到一種能使中華民族走向民主、富強的這么一種情況。
郭松民，自由撰稿人，烏有之鄉學術組織者
前一段時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薄熙來的選擇》，有自由派朋友說我給薄熙來寫了一封信，其實這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政治評論。我在評論中指出，從政治角度來說，重慶模式的重大意義就在于重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最近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以后，困擾執政黨的最大問題就是合法性的焦慮。什么是合法性？不是說我有槍桿子，我就有合法性，我這里所說的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認同你的執政，認為由你來掌權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合法性。現在的國內的學界、輿論界，受自由主義學說的影響，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勢的話語，那就是要經過選舉才有合法性，不選舉就沒有合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一種“常識”，似乎是一種大家公認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乃至不管是不是自由主義的學者，都承認這一點。但薄熙來在重慶的實驗，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即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框架內，通過一種政策、路線的調整，可以重建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合法性焦慮”，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有選舉才有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就會出現政治動蕩”，我覺得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像突尼斯最近出現的事件，突尼斯是有多黨民主的，也有選舉，但是最后本阿里的執政合法性也喪失了。今天看新聞，突尼斯的政治動蕩已經傳到了埃及，埃及也開始出現街頭騷亂，政治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但埃及其實也是有選舉的，穆巴拉克的本屆任期就是經過全民直選的。如此看來，單純的選舉本身并不見得能帶來合法性，不見得就一定能避免政治動蕩，關鍵還是要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看政策是不是有利于大多數人的？是不是會給大多數人帶來一個比較好的或者說比較安寧的生活？是不是讓他們感到公平？等等。
擺脫“合法性焦慮”意義是巨大的。現在中國面臨的很多的問題，比如瘋狂的追逐GDP，不顧環境，不顧貧富差距，在對外交往中不斷的退讓，在領土、領海糾紛當中自欺欺人地說什么“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其實是中國擱置爭議，日本、越南等“共同開發”——所有這些問題，追根溯源，都源自于合法性焦慮。剛才有一位老師發言說中國如果GDP降到5%以下就會出現大的動蕩，這是對的，因為目前執政黨的所有合法性都是建立在GDP的增長之上，所以它就沒有精力去顧及別的方面，GDP對它來說就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它才會瘋狂的去追逐GDP。所以如果能夠像重慶那樣通過政策、路線的調整，重新獲得工農大眾的政治支持，重建執政合法性，降低甚至消除“合法性焦慮”，那么執政黨就可以比較從容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一個人快要淹死的時候什么稻草都抓，但如果他在一條穩定的大船的甲板上，他就不會這樣了，這是我對重慶模式的第一個看法。
剛才黃老師談到一個觀點：政府和執政黨要超然，不要和某一個階層的利益攪合在一起。我對此略有不同意見。在我看來，執政黨最主要的工作應該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只能由某一個或幾個社會階層來組成，雖然作為執政黨，不應該絕對的只照顧某一個階層的利益，對其他階層的利益就不顧及，但是有一個主要的階層作為你的政治基礎來支持你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關的。比如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做了很多其他時代領導者所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改造知識分子，比如社會主義改造，比如反右等，可以用驚天動地，天翻地覆來形容。為什么他可以這樣做而別人不能這樣做？關鍵的原因就在于當時的共產黨政權穩定的獲得了工人和農民的支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有著非常穩固的政治基礎。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他就不怕得罪知識分子，不怕得罪帝國主義，也不怕得罪其他階層。他敢于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改造，敢于進行土改，從經濟上消滅地主、富農，敢于炮擊金門，敢于和蘇聯翻臉，這些事情他都敢做，用毛自己的話講叫“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那反過來，如果說你很超然，沒有自己的政治基礎的話，則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現在執政黨為什么像小媳婦似的畏首畏尾，動輒得咎？就是因為它拋棄了自己的“原配”——工農大眾，但資產階級又和它同床異夢，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所以它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唱紅”的問題，好多人對唱紅不太理解，在網上，左派右派都有些過度的解讀。我對唱紅的理解，就是一個重建文化自信的問題。這個問題剛才黃老師其實已經講到了，這些年執政黨沒有文化自信。從否定文革開始，然后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最后否定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樣一來，執政黨給自己弄了一身原罪背在身上，理不直，氣不壯，因為你以前的整個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犯錯誤的歷史嘛，這樣你就是一個戴罪立功的狀態，誰都可以教訓你，沒有自信，去推行任何的政策時候，別人一批評你就得馬上回頭。重慶的“唱紅”，唱的主要是紅色歷史歌曲，主要是戰爭時期或者是建國初期的一些歌曲。這實際上是對執政黨的歷史進行了一個梳理，重新進行了肯定，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說到這里，我談一個小插曲，最近郎朗在白宮，演奏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我的祖國》，這就是一個比較自信的表現——我們是勝利者！反過來，假如說按現在一些自由派朋友的說法，抗美援朝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是你的一筆負資產，那當然你就不敢在美國人面前去彈這首曲子。重慶通過唱紅重新肯定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重新肯定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繁榮、富強而奮斗的歷史，那么就重建了文化、歷史自信。建立了自信之后，很多政策就比較好推行了。而且這個自信，不光是領導層自己的自信，也要讓老百姓來認同，所以唱紅就是一個重建自信、整合社會、增加認同的過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還有一點就是有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薄熙來還是要在重慶進行政治改革，否則的話就會出現人去政息的局面。這個判斷我覺得也是從一個約定俗成，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出發提出的問題——“法治優于人治”，這幾乎也成了一個“常識”，但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我很懷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人治，但創造了一個很輝煌的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領先于西方。因此我覺得，人治或法治，可能并不是最關鍵的問題，關鍵是以什么樣的人治？是有利于大多數人呢還有利于少數人？另外，法治是不是就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呢？我看不見得。比方說，小布什一上臺，也翻燒餅，就對克林頓的政策就做了一個非常大，甚至根本性的調整，結果導致美國盛極而衰。再比如我們的芳鄰韓國，前兩任總統金大中、盧武鉉都推行陽光政策，那時候南北朝鮮的關系比較緩和，也可以說是積累了一個很好的氣氛。但是李明博上臺以后也是人去政息，所有的政策全部逆轉，金大中被氣死，盧武鉉被逼死，朝鮮半島幾次走到戰爭的邊緣；再比如我們國家的臺灣地區，實行民主制度，都是選出來的人，最后卻選出陳水扁這樣一個貨色，陳水扁不論是從他治理臺灣地區的政績，還是他的個人品德，都是非常成問題的，可以說是把臺灣禍害了八年。這樣的法治，相對于一個人治，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優越性。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考慮。也許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考慮“人治”條件下的政策連續性問題，我認為最主要的是解決一個挑選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最早提出這個問題，并且有很多創造性的思考；再一個就是賦予人民群眾監督權的問題，我建議先恢復人民群眾使用大字報進行監督的權利，經驗證明，大字報對基層官員的監督是非常有效的。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之后，“人治”不見得就不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也不見得比“法治”差。
最后，我想談一下重慶模式的前景。重慶目前的變化，概括起來說，就是通過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運用很充沛的財政資源，來調整各方面的利益。這個模式能不能長期持續下去？比方說，重慶鼓勵農民進城，然后給農民提供“五件衣服”，這全都是靠政府拿錢的，但一旦政府的財政收入出現了問題，還能不能繼續向農民提供福利？這是令人擔憂的。我的看法是：任何“模式”如果最終不能體現為生產關系的變化，就是不能長久的，也不能被稱之為“模式”。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村問題，由于三農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城鄉差距在繼續拉大，大量農村人口被迫到城市打工，導致整個城市的工資水平無法提高，產業升級因為相對成本過高也始終無法完成。秦暉老師提出所謂“低人權優勢”，完全是不懂經濟學的表現。
司馬平邦：（職業媒體作家）
我跟紀蘇和劉仰，去了幾趟重慶。我就說說我對重慶的感受，剛才這位出版社的老師說不要過多的從政治上解讀。我覺得重慶模式的出現對中國人最大的誘惑就是政治，經濟還真是其次。我認為中國到現在為止，改革開放發生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不是算賬問題。有些帳算不過來是因為有些位置，腦袋和屁股做的位置不對，中國不是不賺錢，但是錢就是沒留到你口袋里去。沒留到老百姓口袋里。
我們這個體制在一定時期在制造財富上面，在GDP上很有效，在分配方面無效。我覺得重慶在這方面做的探索是讓大多數人感興趣的。像重慶以前有一些富豪，一些老板，他的能力就是能動員全市的出租車，或者是公共汽車跟政府要挾，甚至是當面罵薄熙來，老百姓看著也受不了。在以前的那種官僚體制下是沒法治的。現在這些人被干掉了，老百姓歡迎。
我覺得重慶模式是執政黨在三十年之后回歸原教旨。就是黨是怎么來的，我覺得原教旨是革命性。現在一說革命就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覺得沒什么了不起，一方面是選舉，一方面是不選舉，怎么辦。我可以回到原來，代表大多人說話，可以不選舉。這個正當本身就代表大多數人，就可以不選舉了，要不就得搞西方選舉制，我覺得重慶的這個現象就是回歸了革命性。本身薄熙來有這個情節，老百姓也有這個情節。因為我看一些具體東西，包括警察改革，最簡單就是為人民服務，這句話說了六十多年，現在改成用心為老百姓服務，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革命性。要是從經濟方面解讀我覺得意義并不大，其實還是政權要回到原教旨。就是政權怎么才有他的合法性，這個合法性最終還是根扎在老百姓身上。
比如我們說選舉時完全合理的合法的，那重慶在中國現有的這種體制下沒有選舉怎么辦，我認為在政治上要回到一個為大多數人說話。政府從普通人，最草根的人或者說最普通的老百姓的那個階層長出來的，代表這些人利益的。
再去做下一步的探索。經濟改革把中國推到這樣一個程度。，重慶模式就是政治體制改革。什么是政治體制改革？重慶模式是一種最不壞的選擇，是最低成本。，在很多人的觀點里，政治體制改革是高成本。未來能達到一個理想狀態，中國有一千多個政黨。我覺得這挺好，如果有這么一天我個人很喜歡。但有個問題，成本可能是承受不了。十三億老百姓能承受嗎？我感覺到重慶模式是被逼出來的，不得不走這一條路。
我個人比較樂觀，很看好這種方式，中國的其他地區最后不走也得走。這選擇不是靠薄熙來一個人就能搞成的。中國老百姓包括學術界都呼喚。他看到了，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看了楊老師這本書也是這種感覺，這是中國最低成本，向下一個三十年轉變的一個。就像當年鄧小平搞改革，我也不相信鄧小平是神人，也是眾望所歸，不那樣的話中國社會就會面臨崩潰。當時我還小。
社會創造這么多財富，又有貧富不均，怎么樣來保持這個社會進步，保持平穩大多數人不受害，重慶價值一方面有革命性，一方面有實用性。雖然革命兩個字可能很刺激，但是真正是社會不發生更大變化的一個條件。從這方面我很看好重慶的方向。
具體方面肯定會有，你比方說剛才這位老師說的對紅色頻道的解讀，電視臺還是要賺錢的，但有別的方式，我倒是覺得中央電視臺在這方面應做一點嘗試，播點正經東西，比如中央一臺。這樣做能說不賺錢么，比如信念頻道，節目是有收視率的，其實現在黃金時段播的節目并不都有收視率，特別爛的電視劇沒收視率，哪些節目有收視率呢，你比如說非常勿擾，天上人間，百家講壇，為什么，百家講壇講信仰，講文化歷史的，重慶也是一種探索，絕不是冒著崩盤的風險去做。
2011年重慶GDP全國最高，他沒有因為這種變化把社會崩盤。另外讓普通老百姓看到革命的價值，人民性。
廉租房親眼看到了，確實很好，在重慶二環三環里建便宜房子，雖沒達到七十七元效果，確實很實用。中國其他地區，多多少少也會采取這樣的方式。
從政治上我認為真需要更高水平的學者，從政治上做更高級更好的解讀，我倒希望，能在政治改革上有所探索。因為現在一說到政治改革就是把現有的體制推翻，這成本誰都受不了。動動嘴皮子說說可以，真正運營這個成本誰也受不了，必須找最低成本來運營，算賬么。
李偉東（中國稅務雜志）
我就是提兩個問題，不是要講，咱們就這么說一下，能不能請黃老師包括這個劉仰先生去觀察，因為你要去做一個競技模式的話，有些經濟方面的做法和方式，比如說這個住房的問題，你們在觀察到他在經濟上能夠構成一個模式的一些東西，包括一些新的做法。第二個他的政治意義顯然是很大的，我們之所以會關心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如果僅就唱紅、大黑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僅是領導層面的一個號召呢，還是通過制度化成為一個，比如說所有的警察我要求他去如何如何，還是制度化呢，警察就真的這樣做了。你們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進行觀察這些確實能夠模式化的，能夠令人為之一震的，新東西，而不是表面上的東西。我只是想聽聽你們更深層次的一個看法。
黃紀蘇
大家都有一個爭論，什么中國道路啊，中國方式啊，中國模式啊。實際上的意思呢就是這種東西可不可以，一個呢就是你剛才說的制度化，或者足夠特色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方面呢，我們的確也沒有太多的了解。比如像什么經濟啦，等等的。但是你比如像剛才所說的警察，你可能針對的是剛才司馬平邦所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那個警察的事。警察五六千人。原來在辦公室打牌打麻將。現在呢，他們從心里頭是不是特別愿意不知道，把這幫人弄到大馬路上，全市亭子原來是五百個，又建三百多個亭子。當然亭子有電腦電話，配著警車，等于把辦公室里辦公的，擱在大馬路上去了，這應該說是制度建設。
王小東（中央團校青少年研究所）
我說我的觀感呢，就是去年，不是他們那事，是我自己單位的事，我正好出差，一共去了十天，還是不短的。從表面上來看情況還是不錯的。就市容據重慶的朋友講好了很多。基礎設施建設，我感覺規模非常大，北京就夠大了，我怎么覺著那塊比北京還大。后來我記著宋強，宋強是重慶人，我覺著應該多說說，我記著有一次我和宋強坐著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走，宋強就說，這愛國也得有點東西，跟這道上一走就愛國了，關鍵是這么回事。
過去重慶什么樣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記著之前呢有一個朋友講過，也是在一個很高檔的飯店吃飯，結果就馬上有人提醒，說千萬別回頭，為什么呢，后邊是道上的，就是黑社會。當時就這么厲害，就是說你在高檔飯店吃頓飯都渾身哆嗦。現在沒有，我頓頓飯都是在外面吃的，沒感受到我吃飯時候要哆嗦。
重慶到處都唱紅歌，坦率說呢，我還是有點看法。我認為沒有必要這么做，做的也不是太成功。我在重慶沒看到紅。我去十天非常喜歡重慶，不是為了紅歌，其實我不喜歡紅歌，但我看到的是，笙歌桂圓落，燈火下樓臺這個勁頭，是玩。重慶地理位置也非常好，幾條江圍著，就是他喝茶吃飯啊，特別漂亮，我也走過一些大城市，比如溫哥華，我要把重慶放在第一。
模式我不好下斷言，沒啥太新鮮東西。開放三十年我們創造GDP模式，創造力很強。重慶就是這個模式吧，沒什么改吧，把惠普弄進來了，把宏基弄進來了吧，還是那個模式，沒什么改變。我認為經濟上的模式沒什么改變。
廉租房是一個善政，把這個東西講成一種經濟模式的話，那就說大了。要我說重慶有模式的話呢，也不是很新，是強政府模式。我們政府在很多地方問題是什么呢，就是你說他是強的還是弱的？你說他弱了吧，在很多地方很專制腐敗，還什么都管。你要說強的吧，他見誰都怕，總被別人綁架者，別人怎么踹他都沒事。
有個日本人叫加藤嘉一的，在北京大街上，晚上九點多鐘跑步，被警察攔了一下。他不僅當時不遵守警察的指揮，還發一博客說北京不適合他跑步，其實他在日本就是一個叫花子，跑到北京來能給他口飯吃就不錯了。他就是這么缺德。我還想說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晚上在大街上跑步，有可能你是賊，有可能你被賊追了，警察攔你都很正常，如果在美國，你要是這樣的話，警察可能一槍把你崩了。說我們這個政府，他一會非常強勢，一會又非常弱勢。重慶給我的感覺呢，基本上是政府行為是比較好預測，可能是個強勢的。
周寂沫（智庫研究人員）
剛才那位天澤說的先生說的，他說我們國家的改革還不夠徹底，說政府是官僚資本，到底什么叫官僚資本，是資本家掌握了政府叫官僚資本呢，還是政府掌握了一定的社會資源叫官僚資本，是美國是官僚資本呢，還是我們中國是官僚資本，是俄羅斯是官僚資本呢，還是我們是官僚資本。就是政府不再一定程度上掌握社會資源，他怎么蓋廉租房，怎么給窮人分錢呢？靠慈善家嗎？另外這位先生一直在談就是私法化，國家要私法化。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我們國家在市場經濟中得到了好處，也向西方那樣私法化了，我們也完善了很多，但是是一個什么結果呢，過去我們滿街都有助人為樂，老人要是摔倒了會有人扶。現在怎么樣呢，現在司法化了，沒人敢扶。為什么沒人敢扶呢？因為有私法在這呢，你要是扶了，人家就可以指認你，說你就是那個肇事者。而且你要是找不到第三個證人的話你就得伏法，這是不是一個市場化的私法帶來的一個結果呢？所以現在還在強調西方模式，強調我們還要向西方模式進一步的進化，是不是有點可笑。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
反對意見在知識分子里相當多。一個就是說薄熙來動機不好。說他打黑太多，一下子抓了一千多，不可理解。肯定違反法制，沒有程序正義，逼供信，要不然的話不可能抓那么多人。別的地方怎么抓那么少啊。按法制就應抓不著什么人。（大家笑）那當然啦，無罪推定啊。沒有證據怎么抓人，西方法制就是抓不著什么人。你抓這么多，肯定就是有問題，這是第二點。第三點說政府干預經濟，強運轉，長久不了，財政支持不住。大概有這么三條，在背后是發展道路之爭。
左派這方面也看錯了，左右派都看錯了。實際上唱紅不是文革模式。確實對文革有特別大的誤解。就是文革錯在什么地方？我認為在反思文革方面，自由主義有價值。
文革搞了10年，大家后來都反對，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都接受自由主義思想。核心價值到底在什么地方？確實有個人自由必須要有法律保障。我不贊成給文革翻案。
文革錯在什么地方？不在于發動群眾。西方競選也要發動群眾，不發達誰給你投票？也不在于搞大串聯，這是一次在經濟條件非常困難條件下的全國免費大旅游。鍛煉了千百萬學生，使他們能夠開眼界，一路走來白吃白住，做車不買票。也不在于其反對官僚特權，這思想在中國人民中間扎了根，是制約腐敗的重要思想資源。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錯誤在于，方法不對。認為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于是首先砸爛公檢法，就是把公檢法關了門，不讓他們行使職能。國家機器首先癱瘓了。上面是偉大領袖發號召，下邊就是群眾組織起來，行使國家機器權力。其實這是宗教模式，不是專制模式，專制模式是要依靠公檢法，來管理廣大人民的。所以至少在文化革命思想最為落實的1966，1967，1968三年，不是專制模式，而是神權宗教模式。
偉大領袖發動群眾奪取政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把立法司法行政合一，也有巴黎公社的思想。
1966年五一六通知號召打擊三種人，第一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第二反動學術權威，第三牛鬼蛇神。把權力交給群眾組織了，誰都可以成立組織，幾個人一商量就可以抓人，斗爭，抄家，甚至打死人，許多人被逼自殺。有人辯護說，這不是毛主席讓干的。這就不對了。文化革命一開始就“砸爛公檢法”，允許群眾組織可隨便剝奪個人自由，就破壞了基本法制，干涉了基本人權，發生的一切事情當然應該由發動者負責。到了1967年武漢事件，毛澤東發現失控，就下決心停止文化革命了。但是一直不愿意公開認錯，就這樣又拖了7年。
發動群眾，隨便干涉人身自由，搞私人暴力和私刑，無論到任何國家法律也是不能允許的。除非發生人民革命和暴動，或許以后的歷史學家可以承認其正義性心。但從法治角度講，是完全錯誤的。
五一六通知提出“三種打擊對象”，在法律上沒有嚴格定義。法律只能夠依據行為來懲罰人，比如殺人償命，貪污判刑，需要證據和一套非常復雜的法律程序，且只能由國家機器依法行使。公民的參與就是舉證和監督，不能自己去行使這樣的權力，這樣做就成了“私刑”了。
提出模糊概念，發動群眾去干預個人自由，必定造成許多人死于非命。大家分不請什么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什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結果就是打倒一切當權派。大家也分不清“反動和革命”，結果就是打倒一切學術權威。什么是權威也沒有確切法律概念。大概就是現在的名人吧。按照身份是有確切含義的，就是教授研究員。大概我們在座的全部要被打倒。（大家笑）
至于“牛鬼蛇神”就更慘了，就是歷史上有問題的，甚至殃及他們的子女。為此中國付出了上千萬生命的代價，包括許多非常有成就的人。所以也難怪改革開放以來，精英集團走得那么右，那么害怕群眾運動和毛澤東，甚至不能接受與毛澤東有關的任何符號。
我是肯定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貢獻的，但我們不能肯定文化革命的做法，吸取的教訓，就是要民主，要保障個人自由。凡是干涉個人基本權利的，只能通過國家機器，通過嚴格的法制程序。不能因為現在有多少貪污腐敗，知識分子多么有問題，就可肯定文化革命的做法。現在民間這思潮很強，不能怪老百姓，這10年來官員和知識分子總體看，的確太囂張太腐敗。甚至出了“我爸是李剛”這類敗家子。有的知識分子確實很壞，除了我們在座的各位。（大家笑）
如果再搞文革，學生先抄的是誰？什么是革命權威，什么是反動權威，學生能分得清楚嗎？他們實際標準是，哪個老師管學生嚴格，就是反動。比如我特別擁護革命，熱愛國家民族，擁護共產黨，問題在于一旦把判斷的權利給了學生，他們會作出怎么樣的判斷？學生也會分裂，一部分學生抄一部分老師的家，另一部分學生抄另外一部分老師的家。結果就是打倒一切老師。在1966年全國打死那么多的教師，我們當時作為學生，都盲目地批判自己老師，后來后悔莫及。現在我們當了教授，一定不能同意再賦予群眾和學生這樣的權利。社會和單位都是復雜的，不象學生理解的那樣簡單，一發動，肯定被人利用。
不能以身份來處罰人，只能按照證據確鑿的違法行為來處罰人，這是普適原則。但這樣做，在司法腐敗的時，就等于壓制廣大人民，而包庇特權和腐敗。因此強化法治，必須能夠嚴格治理權力的腐敗。這是一個很深刻的矛盾。
個人權利不可剝奪。不可被暴君剝奪，也不可被暴民剝奪，也不可被民主多數票剝奪。這才是自由主義精髓。重慶沒有這種事，發動群眾唱歌，沒有讓群眾去抄家。市政府給群眾發二十萬信封，一家一個是絕密，請你揭發壞人壞事。這是發動群眾提供證據。只有有人揭發，才有法制，不然沒證據怎么審理？有四萬個回信，百分之八十是真名字。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是達不到的。所有壞事大家都知道，就是沒人揭發。揭發了，人家就要迫害你。認為你破壞了他們的潛規則，我們都不揭發，干嘛你揭發？
重慶老百姓揭發壞人壞事，可免于恐懼，不受打擊報復，而且是政府請他做，必然是認真辦理。所以三年能抓五千人，我相信基本依據法律的。老百姓其實都知道壞人壞事，就是不敢揭發。很多線索，群眾發動起來有了。比如說那房子里養著一個人，誰誰誰的二奶，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揭發。
幸福指數，首先作為一個公民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權利？能不能揭發身邊的壞人壞事？能不能得到保護不受打擊報復？這是最基本的一條，自由派經常說的，免于恐懼的自由？能順利揭發壞人壞事，政府迅速處理。全國什么地方達到了？重慶3000萬人，抓五千人差不多，抓五個人太少了吧？（笑）
這根本就不是文革模式。不能說一唱紅歌就是文革，有神經病？太敏感了。重慶通過唱紅造就了信仰的氛圍，群眾免除了恐懼，提供大量證據，所以這是一個有效的法治模式。不是文革模式，也不是無效的法治模式。
強政府的運轉如果有合理性，前提必須是政府廉潔有效，必須先治官，薄熙來幾年任上做到了，重慶干部很辛苦。不能貪污還必須為人民做事，這是前提。
自由派劉軍寧說的對，如沒有廉潔前提，政府管事越少越好。有了這個前提，政府該管的就不能交給市場，該管就管。前提是治官。
民主是根本的治官方法，也是普世價值。但第一推動力就需要一個好領導。英雄和群眾是共同創造歷史的。我認為重慶模式還沒走完，下一步就是搞民主。民主要符合中國實際，不僅是有錢人的民主，不是利益集團瓜分式的民主，不是助長腐敗的民主，更不能是導致國家分裂的民主。
我建議先搞人大代表和黨代表分區競選，對政府官員有彈劾權和質詢權，這就是所謂消極權利，監督腐敗和無能的權利，先賦予人大和黨代會。積極權利是決策權。要專家投票制，重大決策民意測驗。
這幾件事，憲法和黨章用不著改，目前法律框架內就可以做。依法行事，不會出現動蕩。我25年前在天津開發區就實驗過，按照程序，完全是成功的。我就是自己通過競爭性選舉，成為民主評議會主席的。
這就解決了薄熙來離開以后，干部又貪污的問題。現在的強政府，賦予干部很大權力，現在不敢貪污，等薄走了又貪污起來，那是很快的，一年就夠了。如果沒有法制，沒有群眾民主監督，強政府會墮落成為最腐敗的政府。我認為薄還有一年時間，如果能夠在民主監督方面走這一步，就是功德圓滿。
核心問題，是大家對中國前景有爭論，對基本形
勢判斷有爭論。一位右翼學者前三年就說，上邊允許歌頌毛主席，就是要搞毛澤東主義，這么下去毛派可能在十八大上奪權，他居然能做出這種判斷來。
（張木生：文章題目是：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
左派這邊的判斷，一直就很蝎虎。說共產黨蛻化變質，搞了資本主義，中國馬上就要崩潰。
（王小東：上次好多左派朋友，他們的判斷是中國在五年或十年當中，一定就崩潰完蛋。我說這五年或十年的時間很短。這話我已經聽了三十多年了。）
我們最尊重的一位朋友，我們特愛聽他的東西，他的思想和判斷好，就是預測老不對，每次都說第二年崩潰，結果到現在也沒有崩潰。現在又有人說，2012年中國崩潰，推背圖已經算出來了。（笑）
雙方判斷差那么遠，全都是知識分子怎么就差這么遠，就很奇怪。那里有理性客觀啊？
（王小東插話：章家敦就這么判斷，說中國走向崩潰。有人嘲笑他，說章家敦為中國立了大功。美國要整咱們，他說沒事，中國自己就要崩潰。笑）
楊帆：剛才我說的一高興，忘了一個觀點。
我是贊成民主的，但要考慮現實利益格局，這是有分歧的。按照自由派的意思，就是承認這三十年發展的既得利益格局，現實的貪官，現實的黑社會，在這個基礎搞民主，就是赦免原罪，搞金錢民主。
有了重慶模式，先打黑反貪，改變利益格局，再實行民主。由共產黨主動領導。所以我建議在重慶搞民主實驗。
不是不要民主。我不同意有人說中國模式不需要民主，或已有民主，和西方等價，甚至比西方有更好的民主。哪有這回事啊？中國民主很差，確實需要搞民主。但不能以現在的基礎搞，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團靠掠奪起家，和西方利益勾結很深。由他們主導民主，會把中國搞分裂。
香港傳真，把笑蜀這樣的人揭發出來。這樣的人，搞歷史虛無主義，把近百年歷史顛倒，讓他們主導民主我們能放心嗎？確實不能放心。
張木生（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
我是聽了大家的，我探討著。
第一我和薄熙來不熟，但是我和他弟弟薄熙成關系特別好。他們所做的這個事是一貫的。熙成四十歲到了北京市旅游局局長的位置，因為和陳希同合不來，辭職下海。他六合公司賺的錢扶貧，凡是考上重點大學的貧困生在他那申請，都發給每年五千元培養，現在是兩千六百元，專門給窮孩子。現在普及到高中。對熙來，原來我和王小強去遼寧，他跟我們兩個談，談種草啊，房子設計。現在我對他刮目相看。
所以說一個人做一些好事并不難，難的是慢慢的叫越來越多的人理解他，他是在做好事。至于個人風格沒有關系。我認為現在薄熙來現在所做的這些事，重慶模式也好，中國道路也好，都是針對著我們的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績，也帶來了讓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問題。現在維穩經費直逼軍費，到去年年底是五千五百億。公干一個系統就三百二十萬人。沒有解決的上訪案件，到去年年底是三千六百多萬。最近收一個短信，三個農民工實在買不到票回不了家，打了一個橫幅在火車站說要上訪，馬上就有車把他們接走了，還管飯。社會成本和矛盾，整個社會不能承受。不管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陷入一種焦慮狀態。只有少數人像張五常，才說中國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雙方的人都覺得難以忍受。比較中立的知識分子就覺得人類也好、世界也好，有很多病是治不好的，不要說癌癥，就是牛皮癬也治不好，西醫不行就看中醫，中醫不行就看巫醫，實在不行了該活還得活，該死也沒辦法。面對現實吧，就得有一個比較達觀的態度，不然自己就把自己憋死了。社會制度也是這樣，資本主義不行我們求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現在看也不行，就回傳統。傳統為什么這么紅，孔子能紅到天安門廣場上去，也是一個辦法。
國際慣例千條萬條，人家認為，就是沒有共產黨執政沒完沒了這么一條。連我們的老大哥，蘇聯東歐都金盆洗手，解體易幟，從蘇聯共產黨成立到結束93年，我們是90年，建國60年了，改革開放也30年了。成績不用說，所帶來的問題呢，每一個活在現實中的人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首先要問兩個問題，馬立誠一本書《歷史的拐點》，結論是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慈禧太后。立憲民主，憲政民主，現在的普世民主，只有這么走。
現在我們官產學媒的主流，像吳敬璉，張維迎，樊綱，周其仁，宋國青，甚至胡祖六都成了主流，我們都邊緣了，他們都主流了。你看吳敬璉的六十年，三十年，其實就是一句話，這三十年就搞出了個權貴資本主義，與其這樣還不如搞普世資本主義，搞好資本主義。辛子陵說，要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李澤厚、劉再復要告別革命，更不要說《往事并不如煙》。楊奎松，楊天石一個歌頌蔣介石，一個否定土改。秦暉說，從中國古代起就沒有好過，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發達是偽市場經濟，古代科技發明多是偽早熟，古代的御史制度，文官政治，是偽文官制度。都是劉曉波的那一套，中國人種有問題。
但是回過頭來說，我們說的要超越左右，不能搞兩個凡是：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敵人吃飯不吃屎，我們就專吃屎不吃飯。葉利欽說，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結合起來是想完成刺猬和蛇的結合。現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大國就剩咱們一家了。我們要問一句，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堅持到現在？？
歷史學家錢穆也好，黃仁宇也好，傅斯年也好，許倬云也好，唐末當也好，他們都可以講很多符合歷史的話，一講到共產黨就講成偽的，歷史上多余的那么一段。黃仁宇講的好一點，國民黨完成上層結構，共產黨完成下層結構。一講到現代化等于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現在我們的鄧三科，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是一種被動應對。毛澤東那時有一種糾錯機制，就是路線斗爭。現在我們都講和為貴，和諧，和和學，以至于我們現在的黨中央就連一個市委書記都輕易不敢批評。前一段時間總書記到廊坊，明明看見農民被圈地，問了一句你們房子很不錯，你們現在吃菜怎么來啊，糧食是不是的自己花錢買啊。農民就開始發牢騷了，說我們現在喝水都得花錢，是自來水肯定得花錢。說總書記我們也不能把糞桶帶到電梯里。總書記也只是說，這樣的問題你們要進行一下思考。去年圈地收入是2.7萬億，已連續七年，弄的六千萬農民，尤其是八零后九零后，既無產，也無業，也無地，這發展能持續下去么？
重慶模式好就好在，對于共產黨繼續執政，要給老百姓一個回答，你執政合法性是能夠繼續的。江澤民三個代表，全民黨，全民國家，要改黨名，出現多黨，他猶豫了。他認為中國不能存在這個。中國最民主就是北洋軍閥時，最憲政選出來的總統就是袁世凱。那些東西我們都試過，東試西試隨機耦合，最后連蔡元培先生在北伐的時候都去找蔣介石，說共產黨在農村，連軍官和士兵寄回家的錢，這些痞子們都給沒收了，再不鎮壓不行。不僅西方國家的援助都給了蔣介石，蘇俄援助百分之九十也給了蔣介石。但抗日之后短短三年，就被趕走了。這難道沒有歷史必然性么。
對抗美援朝，沈志華是我哥們一口咬死，毛要進行抗美援朝，是意識形態，和赫魯曉夫斗，要當共產國際領袖。
知識分子書讀得多了，特別是內部資料挖掘多了，把大是大非基本判斷給丟了。抗美援朝那是中國人簽了兩千多個不平等條約之后，第一次揚眉吐氣，跟世界上最厲害的國家打。美國是第一虛擬經濟大國，占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第一軍工占世界軍事一半。這些東西都是逼得共產黨犧牲了太多的人，三千五百萬人，摸一條路。改革開放到今天，王曉魯發表兩次了，零七年發表了一次，是以零五年為基礎的，這次是以零八年為基礎的。中國在統計局之外的中國富裕階層，還有9.27萬億收入沒有統計。把這加上中國按購買力評價標準，GDP超美國。五十萬不是財產上億，是存款上億的人，95%戶口已不是中國，但還在掙中國錢。改革開放三十年，把原來工人階級相當大一部分改成弱勢群體。把大學畢業生，在校生兩千八百萬，現在畢業一千萬，終于改的和農民工工資差不多。經濟高速發展，社會道德到了底線。
十七屆五中全會幾個提法。一個是要是中國人的生活和GDP發展同步，要把民生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除了三情之外，要把人民群眾要求，變成頂層設計。七千多萬黨員下一步執政的合法性，重慶模式沒有解決，但給開了一個好頭。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重慶模式和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不一樣，他最根本的一個東西就是，既然所有的后發型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不管是走蘇聯道路的，還是走西方民主制度的，你就舉不出一個成功的例子來。有些人喜歡舉印度，咱們這些人大多數都去過印度，我說印度和中國差三十年一點都不夸張，他連一條像樣的高速路都沒有。
（楊帆插話：高速路他修一百公里，中國四萬）
我從加爾各答一直到德里到孟買，林炎志和我打賭，說你能數出多少高吊車，我們一路上數，一共就見了仨。中國就是一個大工地。第二點我就想講的是，我是主張中國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比經濟體制改革還困難，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重慶模式里面包含了的，先還帳。黨欠老百姓多少帳啊？新中國是以農村包圍城市，三千七百萬農民犧牲換下來的。剛才有同志說小崗不好，原來我在杜潤生手下工作，那不是私有制，是一統則統，一分則分，聯產承包制，還是集體雙重經濟。他們老覺得集體是虛的，其實現在這個成都模式和重慶模式就顯出來了，是真的，要發揮作用的時候就變成一個真東西。你舉華西也好，劉莊也好，大邱莊也好，是一個在強人政治下的集體經濟，同樣沒有普適性，沒有可復制性。江澤民去華西兩次，稅務系統免的稅，使他能發生這么多的變化，就27個億，有27個億還搞不好？要弄普遍都能搞的。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很失敗，但是我都奇怪，為什么文化上這么成功。臺灣學者現在成大陸學者老師。像南懷瑾這樣的都成了帝師級的。也包括我們共產黨不爭氣。現在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第一有錢的政黨，黨和政府不分。
存款直逼90萬億，其中居民存款只有23萬億，剩下都是政府和大型壟斷企業的。民營經濟安排了百分之80%勞動力。產生百分之60%GDP，50%稅收，但總資產加起來，還比不上中石化和中國移動。不改不行。
重慶模式把很多的問題提出來了，最好的成績是吧共產黨現在成績和原來傳統結合起來，回歸了。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上，又給我們一個破題過坎的前提，但是還沒有過坎。摸著石頭過河時代過去了，不爭論時代過去了。李澤厚和劉再厚攻擊最厲害的東西，就是中國共產黨搞思想改造，連斯大林都沒有做到這份上。這就是毛的，內圣外王。實際上你想想，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不能在一個農業國家，把農民變成共產黨員，信仰共產主義。毛澤東一生打了大小600多仗，全世界軍事家數過來全沒有。六篇最著名的軍事著作。他最大的貢獻不是會打仗，而是會做思想工作。中國共產黨把這個傳統丟了，現在都不會說話，有的不會說人話。動不動領導報告一兩萬字，沒有毛澤東的那種簡單的，比如“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打仗是要死人的”，就是說服共產國際的那幾條。現在我們沒有了，不會了，丟掉了。
重慶模式是對我們現在已走上邪路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一個糾正。自從有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后，靠鐵公雞，老大粗支撐，很成問題的。城市化是靠剝奪農民。房價貴，政府什么都不干，只要有房地產就有新中國。政府拿到52%，土地出讓金，土地增值稅，加上稅費。積極財政政策在土地開發，蓋房子一下就七萬多億，政府什么都不干，52%先拿了，開發商100%、200%的利潤也沒他拿得多。第二財政，把農民排除在真正的城市化之外。城市化率，高的統計是46%，實際上刨除去2.5億的農民工，還是22點幾。
我覺得成都模式在這點上更好，確權富農。確權就是農民的土地，承包地和宅基地他的經營權、使用權、處置權以及轉讓權，以集體名義，這里集體又出來了，進入到城市化過程中，社會化永續利用，永續所有。
我們財政走邪，94年分稅制改革時不到五千億，去年年底八萬億，成績巨大，太厲害了，全世界沒有，最有錢的政府。一個股市，一個樓價，把中國好不容易占23%的中產階級快消滅了，包括你們老師們，教授們。得有新辦法，財政哪能這么走下去啊？政府開支改革開放以來擴大147倍，工資占GDP的比例從26%降到8%。富的只是一少部分。
重慶模式還有一個特點，大家批評國進民退，其實有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美國為代表的全世界都在國進民退，兩房占美國房地產50%，國有化了。AIG最大的保險公司國有化了。四大投行最大的國有化了。那不是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線。
一定會走到我們黨原來的新民主主義的起點上去，論新民主主義42年版，不是現在那個版，論聯合政府和共同綱領。是接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在落后國家搞社會主義，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接續哥達綱領批判三段式，達到共產主義之前，有一個過渡期。
兩個不能丟，再往后退就完了，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小平說過在2049年之前名中國都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嚴格講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能把各種其他經濟混合。重慶民營經濟并沒有被抹殺。中國社會主義最大一個好處是舉國體制辦大事，可以辦好事，也可辦壞事，辦腐敗缺德的事。我們怎么發揚好的，改變壞的，這不能動。
再有一個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五星紅旗。五星紅旗一顆大星是中國共產黨，五顆小星除了工人，農民之外，還有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現在不承認，資本家都成了堆了。
（王小東插話：就是現在教科書里，好像已經把這個解釋改掉了。）
那就錯了，那是違憲的。
（王小東插話：現在好像說四個角代表我們是多民族國家。）
那是胡扯八道。中華民族形成就是，不管是民族還是國家都在向大一統發展，這是和西方最大區別。
誰是改革開放之爹呀，當然是毛澤東了，他不以小球推動大球，請來尼克松和基辛格怎么改革開放啊。尼克松說咱們好好談談中美關系，毛澤東說中美關系是小事，由周恩來和基辛格談，咱兩個談談宇宙觀，世界觀的大事。反過來問尼克松人有幾只手啊，尼克松憋了半天說兩只么。兩只就好辦么，咱們兩個拉起來，怎么解決以色列問題，怎么解決蘇聯問題都要用兩只手。他講的很巧妙，誰要把毛澤東說成不想搞建設，只想搞破壞那是胡扯。他就是太急，一天等于二十年。他有烏托邦色彩，有環球同此涼熱的想法。
美國一超不能改變，中國繼續走下去有太多問題需要我們解決。在中國不管是誰，是左是右，都形成不了一個政治勢力代替共產黨，只能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越改越好。就是楊帆說的，我們再改革和第一步改革不能一樣。第一步改革我們必然的要讓資本為主，這過程已完成了。
中國兩個過剩。第一個是產能過剩，256種產品世界生產第一，最大制造業在中國，吃喝拉撒睡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生產，要轉成我們自己吃喝。因為我們資本已經過剩了。這次明給美國450億美元，加上奧巴馬老家芝加哥150億，拿出六百億，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么多錢。
我覺得重慶模式也好，成都模式也好，我們老問題，最終要解決是英雄史觀，還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關。重慶唱紅打黑，建成五個重慶也好，還要落實十二個什么也好，把兩溝三梁的重慶變成三溝五地的，解決一千萬農民進城也好，都沒有離開從組織群眾和發動群眾。這是共產黨的本，如把這個丟了，政府黑社會化，官匪不分。
所有的實踐走到盡頭，我們是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沒有代表性。大家不要嘲笑朝鮮。朝鮮在70世紀末，80年代初人均GDP800美元，人均糧食800斤，城市化率70%，農海礦產品向遠東出口。農業機械化，就是沒化肥，沒機械修理，25%農民支撐不起城市65%人。美國是眼睜睜允許朝鮮核化的，核化的目的是壓制韓國日本。日本放棄了要叫美軍到外島去，不要留在本土。韓國原來是要收回美軍指揮權，現在也不敢了，這是美國智囊的牌，在智囊運用上美國比咱們厲害多了。
我總的一個觀點，潘維講中國模式，你們講重慶模式，否定普世價值觀，我都贊成。中國古代文明，在21種文明當中是唯一碩果僅存能延續的，創造了世界人類的奇跡，一千七百六十種發明對西方有直接作用，其中三十五種有關鍵作用，四大發明就不用說了。馬克思講四大發明中的三大發明，是西方能資本主義化的根本性力量。
重慶模式，中國模式，受到很多人反對，不是都沒道理，但有一個肯定，中國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依靠在共產黨領導下，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否則就是災難。中國沒有俄羅斯的生態底座，人家有一千七百萬平方公里土地，那么豐富的資源，俄羅斯族的人口在整個蘇聯整占一半，GDP只有中國六分之一，挺慘的。
我所想講的一個大的框架，就是楊帆同志所講的再一步改革，絕對不能讓資本再做大。千條萬條，共產黨要是不代表人民的多數，肯定是完蛋，謝謝大家。
祝東力（中國戲曲學院）
我說幾句。薄熙來之前在大連的情況大家都了解。九幾年有一本報告文學，挺有名的，叫《世界上什么事最開心》，寫的就是薄熙來，當時他是大連市長。九十年代，同一個時期，北京的一群文化人到大連去，薄熙來到酒店來看他們，很瀟灑，進門時肩膀上蹲著一只猴，和大家寒暄后，秘書才進來把猴兒牽走了。和報告文學的某些描寫比較相近，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一個政壇的紈绔子弟這么一個形象，或者有一個方面是這種形象，當然今天看這個印象是不準確的。以后到了重慶，發紅色短信，唱紅歌，大家都認為他在作秀，可能也是因為他前邊的一些印象吧。可是呢，“唱紅”后邊又跟著“打黑”，動真格的了。唱紅，我覺得其實沒必要過度闡釋，就像郎朗在美國國宴上彈《我的祖國》一樣，不是說又要抗美援朝了，要幫著朝鮮打美國了，有的人就是這么理解的。薄熙來實際上是只取“紅歌”的某些方面。這個唱紅，我理解它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整容”，重塑共產黨的形象，更進一步，恢復過去和老百姓的那種黨群關系，恢復那種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當然，誰也不可能完全回到哪個年代，因為條件和時代環境都不允許，歷史上的事件也是不能簡單重復的。薄熙來在重慶和在大連的兩種很不相同的做法，或者說兩種很不相同的形象，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產物。90年代以來，大家都知道，民間唱紅的聲勢越來越好大。同時90年代中期以來，對改革開放的反思在學術理論界也在展開，也越來越得到更多人的認同。但是，這種民間的對過去紅色文化和紅色價值觀，對黨群關系的那種呼喚期盼和學術界的理論反思，并沒有轉變成現實中的實踐，這是因為缺少執行的能力。其實“五個重慶”里面的很多內容都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那為什么只有重慶才做到了呢。其實，“重慶模式”有一個前提，是看不見的，是呈現不出來的，你只有在重慶的行政系統中才能感覺到。就是薄熙來實際上是一個強人，他在重慶是一個卡里斯瑪人物，他超越于整個官僚群體之上。行政系統本身是一個執行的、辦事的系統，這個系統運行的本來應該很順暢，就像過去所講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樣。但是我們有的行政體系呢，長出了額外的大腦，產生了額外的訴求、額外的利益，所以有時中央一個好的政策、好的措施，像科學發展觀這樣的，傳到下面就完全走樣了。所以有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這種說法。我剛去安徽一個村子，聽他們村民講，08年一個領導人去的時候，地方上有很多做假的東西，來蒙騙上邊。一個最搞笑的是，前幾年有幾個大學生來這里創業，搞蘑菇大棚。那種蘑菇收獲后只能放兩天，賣不出去就壞了，而那種蘑菇根本沒有銷路，大棚早就倒閉了。但是當時已經宣傳出去了。所以領導人要去，他們就專門在大片蘑菇大棚的一間棚子里，從外地運來新鮮蘑菇堆在那兒，就讓領導人去看那一間。所以說，有時候領導是被下邊人欺負的。這個行政系統整個來說就不暢通。所以，“重慶模式”這個前提就是把這個行政系統搞定了。這肯定是一個強人政治的模式，但是在這種歷史的轉型期也是不可避免的。重慶模式之所以這么引人注意呢，我覺得主要是，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方面出現了很多問題，出現了困境。前幾年還有“中國被趕上了民主懸崖”這種說法，這種全球一致的輿論搞的中國很被動。但是中國共產黨又必須執政。中國的情況和美國完全不一樣。美國的兩黨制，美國兩個政黨是美國的兩件政治襯衫，不同的政治季節可以換來換去。無非是這個稅收多一點，那個稅收少一點，都是無所謂的。但是，如果繼續使用剛才的比喻，那么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襯衫，而是中國的皮，扒下來就血流成河。所以中國是沒有本錢搞多黨制，搞多黨競爭的。但是這個國際輿論是個很大的壓力，而且國內的問題又這么多，大家的共識呢好像必須搞政治體制改革，搞選舉。所以這就是一個困境。重慶模式的好處是，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都給大家一種出路和希望，比如在政治上搞大下訪、三進三同，社會上有什么矛盾、老百姓有什么訴求，執政黨主動下來給解決了，用不著其他政黨來競爭。重慶模式應該說還有另一個意義。胡錦濤這次去美國，450億或者600億的這么一個大禮，一方面是有搞好中美關系的意思，同時也是希望美國經濟早點恢復，來拉動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中國深深依靠美國所維系的全球秩序，包括亞太地區的秩序。一旦這個秩序解體，中國會非常困難，非常被動。但是，我看美國的這個秩序實際上維持不了多長時間，有可能二三十年時間，美國的急劇衰落在我看來在二三十年就會發生。如果這個發生的話，不是一個簡單的霸權轉移的問題，而是幾百年來西方霸權的終結。這將會帶來整個世界范圍的大動蕩、大改組。而中國目前沒有為這個前景做好準備，中國的礦產資源和能源供應、中國的市場都是依靠海外的，都要依靠自己控制范圍之外的交通線，還有更重要的是中國國內的矛盾還沒有緩解，利益沒有整合。重慶模式，給中國解決各種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提供了一種希望。我關心重慶模式，希望它能夠給中國帶來一個真正的出路。在世界大動蕩、大改組之前，先把中國的問題解決好。我就說這些。
李海波（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迎接內外挑戰，對張木生老師補充。
張木生老師說美國沒什么變化，祝東力老師說美國二三十年衰弱。美國人也在反思。
美國要在更高水平上進行工業化，鼓勵科技創新技術進步，使中國產業高端部分轉移到美國，吸引中國人才。中國和美國的分工不是農業和工業的分工，而是高端工業和低端工業的分工。美國本土打擊華爾街金融資本，鼓勵實業資本，有更高的高端產業可以平衡貿易。
利率自由化，人民幣自由兌換，在中國本土用
美元驅逐人民幣。就像國民黨時期一樣，把房子賣了，把美元現鈔在家里。如果完全自由兌換，政策不足夠穩固，人民幣不讓人信任，就如同國民黨法幣。中國自己好像也很配合。李稻葵，周其仁，讓匯率自由化。
求是雜志發布商務部一個談判代表，繼續鼓吹自由貿易，資本貿易自由流動，有這樣的思路。
在土地增值和土地出租收益方面，政府要出面，不讓私人有獲利空間。我們搞了工業化之后稅源，級差地租集中在沿海。中西部政府，要為不在本地工作的人制服福利，農民工的家還在，父母孩子還在，他們要為將來要回來養老。
政治，我覺得首先要有一個共同體，而不是說，在一個你死我活的人群搞政治。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的社會有所撕裂，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際上一部分人，這些富人都已經不在船上，戶口轉到外國，隨時可以棄船而走。
沒有共同體存在，怎么搞民主啊。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這個共同體的穩固呢，美國人也考慮到了。所謂新孤立主義，是因為中國模式使美國看到內部不均衡。華爾街和這個藍領差距太大了，有可能像奴隸營毀了羅馬共和國一樣，共和國是建立在自耕小農，公民戰士三位一體基礎上的。羅馬共和國的擴張引入了大量奴隸，奴隸主大搞商品經濟，就使農民破產，流入羅馬就墮落，他們還有投票權。他們不能做公民兵，沒有公民兵就用雇傭兵，雇傭兵就培養軍閥，共和國就毀滅了。共和國的毀滅與否是個生活方式的問題？
美國保守派在這個時候是不會再想什么自由貿易的。生存第一位，講政治第一位，要搞貿易保護。不像我們的商務部官員，自由貿易是第一位的。
搞民主政治改革，是在八十年代。那時候城市的工人，國企工人是中產階級。有共同體存在，存在的時候是自由派最活躍的時候。等你把工人階級消滅之后，要搞政治就得固本復原，就是張老師講的要把欠的帳還回來。盤子都沒有了，你還搞政治改革？好像當年北魏孝文帝全盤漢化，把原來在邊境上鎮守的先輩的戰士給扔了，后來下場非常之慘。漢化的貴族全都扔到黃河里了。后來宇文泰改革就不是這樣的，宇文泰改革是個成功的改革，孝文帝是失敗的。
司法改革有一個最錯誤的理解就是，錯誤的理解英美法治，極端教條法條主義。去年李莊案，我寫了一篇文章發到網上，在法學界是大逆不道。
第一個是要在基本盤上穩定，中華民族要能鞏固起來。原來的鞏固靠共產黨為紐帶。黨的建設問題才能使得黨的決策問題具有審議性，不至于做不出決策來，驅使行政機關執行決策，而不是有另外一套大腦另外一套利益。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改革。
如果說引入西方體制，就走到菲律賓道路上去了。不要說是劉曉波這樣自私自利的人，就是宋教仁這樣的比較高尚的人又能有何作為啊。
陳明生（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我接觸“重慶模式”主要是通過網絡和楊老師這本書的電子版。剛才聽了很多老師的看法，受益匪淺。我感覺“重慶模式”應該是個實踐的模式，也就是說在實踐上落實了一條發展道路，形成了一個模式；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新的模式，與以前的發展模式不同，它在實踐上是新的，別的地方沒做過，或沒有做到過；這種“新”不見得是理論上的“新”，我認為不見得非要在理論上找出點“新”的東西來才算“模式”。如果非要在理論上找出“新”的東西來，我們可以問一下，“三個代表”新在什么地方？“科學發展觀”新在什么地方？“三個代表”那三句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分別論述過，但在當時的背景下、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來，對于實踐是有指導意義的。所以我們探討“重慶模式”是不是存在，是不是能稱為一種模式，并不需要探討它在理論上有什么創新，有什么創造，關鍵是它確實是落實了、實踐了一條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別的地方沒走過。
那么“重慶模式”在實踐中有什么創新呢？或者說它走的路有什么與眾不同的地方呢？我覺得第一條正是“改變”本身。在中國，“改變”，尤其是大的“改變”太難了。我們幾個朋友曾經坐在一起聊天，聊當前中國有哪些問題，把最嚴重的問題列出來。我們列出的問題包括兩極分化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道德敗壞問題，等。我們接著把這些問題放在一起，看看怎么來解決它們，用什么方法來解決。最后問一句話：如果你是總書記，你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這些人沒有一個敢說能解決，都說做不到。我認為中國的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的結構，各種利益糾結在一起，幾千年的傳統沉淀的各種各樣的東西結在一起，它是一個互相連接的、非常復雜的網，改變它真的很困難。我們想都想不出來竟然有人能做到來改變，但是在重慶薄熙來卻做到了。他的這個改變意義是不能低估的。坦率地講，如果不是這個“重慶模式”出來，我現在都難以想象竟然有人能在地方上做到這一點，也就是“改變”。
第二條創新就是實踐上的一些具體的東西，這些東西學者們已經做了概括了，比如民生問題，反腐問題，移風易俗問題，等。很多學者曾經設想了很多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實際上都只是停留在理論上，別的地方沒有做到，而在重慶我認為做到了，最起碼是在往“解決”的目標上前進。這里我們也要探討一下“重慶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我認為，“重慶模式”是具有普遍性的，它的絕大部分措施，別的地方都可以模仿，比如說打黑，解決民生問題，反腐敗，等；談論普遍性，就是談論“重慶模式”對于別的地方的意義的問題；一句話，“重慶模式”在別的地方是可以適用的，別的地方是可以學習的。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談“重慶模式”的特殊性的問題，這個模式是在重慶形成的，再就是，最起碼在現在我看不到別的地方在學，可能沒有這個意愿，也可能沒有這個能力，反正是學不來。最起碼從地方的層面上講，中國只有一個薄熙來，如果能多有幾個，中國就會不一樣了。
剛才很多老師談到了“唱紅”的問題，也談到了它的各方面的意義。我覺得“唱紅”最重要的是一個移風易俗的意義，他改變了人們的一種思想觀念。對一個社會的改變需要經濟上的改變，經濟關系上的改變，政治上的改變和意識形態上的改變。我認為“唱紅”就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某種改變。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改變對于落實薄熙來的思路、治理重慶的方略是一個配合。所以我覺得有人擔心這個“唱紅”是回到文革模式，回到左的東西，我覺得這個擔心純屬多余。人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達到在意識形態上的一個轉變，薄熙來用的是“唱紅”的方式。這就是我的一點看法。
周寂沫：周寂沫
西方在研究什么？他在研究怎樣遏制中國的崛起。而要遏制中國崛起，就得知道中國為什么能崛起？可是，西方研究不出來，就是說，他不知道中國為什么能崛起。為什么？其實，中國人自己可能也沒有琢磨透。
（王小東插話：我認為，中國為什么會崛起沒什么琢磨不出來的，中國中小學教育好，培養出的人才多。這是中國經濟最根本的一條，什么高端的研究不出來。中國有句話，叫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你說中國為什么崛起，講萬卷書的話，假的。其實就一句話，中國中小學教育好。）
中國為什么能崛起？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甚至模仿的結果嗎？近百年來，中國不是沒有向西方包括前蘇聯這樣的發達國家學習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曾以蘇聯的模式為參照，改革開放之后呢，則主要拿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市場模式做參照。但不管是在蘇聯還是在美國看來，中國的這種學習從來就沒有正確過。按照他們的標準看，中國不可能正確，因為中國搞的革命不是蘇聯式的革命，而是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搞的市場經濟也不是美國模式的市場經濟，而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然而，正是這種“不正確”鑄就了中國的成功，也可以說，中國崛起的原因就在于不循著別人走過的路走，而是要走出自己的路。
當年日本為什崛起得那么快？我認為，根本原因就是日本這個國家善于模仿。日本對西方的模仿即像又對，所以他非常迅速地就接受了西方的市場模式，很快就成了一個西方式的先進國家。按照西方的標準，日本模仿的“非常正確”，但是，日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卻不行了，到八十年代就被遏制住了，為什么？原因就在于他的善于模仿，在于他模仿的太徹底了。完全模仿西方模式使日本可以把經濟總量發展到極致，但完全的模仿也使他無法擁有超越這個模式的能力；所以在這種模式下，這個模式的制造者用一個廣場協議，用一個匯率問題，就很容易地把他給抑制住了。
（王小東插話：我告訴你吧，其實還是真傳假傳的一個問題，還是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我告訴你吧，日本為什么被遏制，說那個什么廣場協議什么的純屬胡說八道。就一條，一億多人發展到頭了，國家太小了，發展到頭了。他一億多人牛逼到這種程度，他還發展什么呀。問題是我們現在十三億人，我們是他的十倍，我們發展到是個日本的時候一定也跟他也一樣了。）
日本雖小，但印度不小，印度雖弱，但俄羅斯不弱，可他們都突破不了美國的遏制，而中國卻有可能做到。有些問題在這里我不想做過多的爭論。
我只是想說，從次貸危機發生以來，西方模式顯然是遇到危機了。
西方人害怕他們的模式出現問題，他們固守自己的模式，希望把這種模式永遠地維持下去。為什么要維持下去？這是由西方模式的特性決定的。這種特性就是他們所推崇的馬太效應，即富人永遠富下去，而窮人越來越窮。西方希望富人永遠富下去，從而讓他們這些富人的國家長期做這個世界的主宰者。
那么，西方的模式能不能維持下去？會不會被突破？原先，西方人覺得這種情況肯定是不會發生的，因為不僅在他們的模式內，日本這樣的經濟奇跡都很容易地被抑制了，就是在他們的模式外，強大的蘇聯也可以不戰而勝。但中國的崛起卻讓西方真正地感到了他們的模式可能被突破的危機。十多年來，西方一直企圖遏制這種突破，然而卻適得其反，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模式自身所暴露出的弊端已讓他的“全球治理”機制難以為繼。而對于中國，今后的發展卻已不僅僅是如何突破西方遏制的問題了。如今中國要做的是如何解決西方模式無法解決的弊端，進而超越這種模式。而在重慶，對這種超越已經開始進行嘗試。
所以，現在我倒不覺得一定要將目前重慶的作法稱之為一種模式，而更應該說是一種嘗試。
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很多東西可以用市場機制來解決。比如，對經濟搞不活和發展不快的問題，可以用價格機制來解決；比如，對所謂的國民素質不高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法律的健全來解決。以前有人說，西方人在晚上看到紅綠燈都會停下來等，而中國人不會。這主要就是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因為西方有這個法律，如果你不遵守交通規則，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就得負全責。而那些年，中國沒有這樣的法律規定，而現在，法律不斷健全，情況就好多了。所以，包括這些問題在內的許多問題是可以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解決的。
但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有很多問題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有些問題則不可以。經濟發展了，社會上卻暴露出來的一些奇怪的現象，比如：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不敢助人為樂；對某些“啃老”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等。顯然，這些道德方面的問題，完全用市場的方式，靠價值規律和法律的限制是解決不了的。要解決，就得通過非市場的方式，從道德自身入手。
事實證明，我國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很多問題并沒有“迎刃而解”，相反，某些道德領域的問題甚至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程度。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覺得，現在重慶的“唱紅”就是一種很好的嘗試。社會的發展，最終要提高人的自覺性，而這，不是完全靠市場就可以解決的。我們運用市場經濟模式已經充分地得到了經濟發展的好處，現在，我們還要繼續運用市場經濟的模式發展經濟，同時，我們還要消除這種模式帶來的弊端。而要消除弊端就必須對其進行突破，就必須進行一些超越市場模式的嘗試。前一段，我在2010年4月份的《瞭望》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別樣重慶》，里邊引用了薄熙來書記關于“唱紅”原因的表述。他講：“重慶之所以‘唱紅’，是因為我們總結了中國價值觀后發現：一不能照搬西方的價值觀，二不能照搬孔孟之道，三不能搞極左的一套。”這樣看來，重慶的這個嘗試確確實實的是要從某種意義上提高人的自覺性。那么，重慶的這個嘗試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形式，就一定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事情了。
但是，我始終覺得，重慶的這個嘗試不能被模式化，因為僅僅是剛開始，只能說是一個嘗試。我們改革開放所應用的主要就是以東南沿海為代表的市場模式。這種以借鑒西方市場經濟為主的模式的特點是，遇到什么問題時直接把西方已有的經驗拿來用就行了。西方市場經濟發展了幾百年，我們剛剛起步，遇到什么問題西方市場那里都有解決的辦法，所以過去我們有什么問題直接出國考察就行。但是，現在不行。我們今天的發展速度讓西方都感到驚訝，我們現在所遇到的問題，要么是西方也沒能解決的，要么是西方都未曾遇到過的，所以不可能再從西方找解決的辦法了。次貸危機暴露出西方模式無法回避的弊端，西方模式不但不能用來解決我們發展中新出現的問題，實際上已是自身都難保。所以，如果說過去我們還沒有完全摸著石頭過河，那么今后，我國的經濟發展真的就要靠自己摸著石頭過河走自己的路了。要走自己的路就必須有完全屬于自己的創新，我覺得，重慶在這方面的嘗試是個很好的開端。
劉仰
我想補充一點，我覺得實際上薄熙來那個話說的和我的想法非常的吻合的。我覺得也不要把唱紅認為是完全形式的、沒有實質意義的。我認為他就是一部分回歸毛澤東。他的模式呢，就是綜合毛和鄧，繼承傳統，適當的吸收一些西方的有益的成分。如果你搞一個仇視毛，完全仇恨毛，那我相信是走不出來的。
陳明生補充
我補充一點，也是剛才周老師說的那個，我支持你的觀點。人們的行為其實是制度的結果，但是有一點，就是美國在現實當中美國人是闖紅燈的，大量的闖紅燈。因為他的紅綠燈設計不合理，不創紅的不太好過。
周寂沫：
其實天上又滿天的繁星么，但是白天的時候你看不見，因為太陽光太強烈了，到夜晚的時候你就看見了。因為以前美國的月亮都是圓的，美國的太發達了，沒有缺點，我們看不到。現在他出現次貸危機，驟然衰落，所以缺點就全暴露出來了。原來美國人也隨地吐痰，原來日本的街頭也那么骯臟。以前我們看不出美國的缺點，因為他太發達了，我們只能看他的有點，那么多人還想出國呢。
宋強：
諸位都是專家啊，我就是重慶人，對重慶這個東西我感觸最深的就是，第一個就是，所有的搞啟蒙的，包括我重慶的一些朋友，啟蒙派，包括資產階級。不管在各種各樣的沙龍里，大罵重慶，視為仇讎，恨不得食其肉，沁其皮的這東西。我感覺到有點疑惑，這原因呢可能是薄熙來運用了咱們黨的傳統政治文化來挽救世道人心。我有一個在廣東東莞做生意的朋友，非常右，他發現重慶老百姓對薄熙來的支持率可能達到90%以上，那我說可證明知識分子是相當沒有用的，一幫廢物。所有東西就集中在對薄的仇恨。你們可以注意到，所有的各大新聞網站，特別是以南方系為代表，做的新聞策劃都是針指薄的和重慶。
第二各種各樣的，包括法學界集中在李莊事，就是告訴人民，你們是愚昧的，你們不知道律師是一種先進文明的，可起示范作用，律師是救人民的。黨委辦案，把李莊抓起來了，重慶是中國的白區。我跟幾個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說，你們知不知道老百姓沒有那么傻？老百姓罵李莊，并不是因為老百姓愚昧，而是律師這些年干一些事，老百姓也是懂法的人。
我看了原來南方周末劉洪波的評論，還比較像話，千萬別把李莊當成我們，所有右派搞啟蒙的時候都是一種套路。昨天是猶太人，昨夜是社會民主黨人，現在輪到我們了。先是李莊，然后就是我們了。妖魔化薄熙來，可能這個妖魔化的力量比我們想象的要大，歸結于這幾十年所謂成功的西化教育，和仇視本土文化。南方系的宣傳不是沒有達到目的。
我對重慶前景比較擔憂的是，我認識重慶一些官員，大家心照不宣的說，我們在數天數呢。如果將來重慶改良失敗了，右派會歡呼，說重慶人民敢怒不敢言。
劉仰
重慶確實有許多變數，比如剛才郭松林講到了一個人治和法治的問題，我是比較同意楊帆說的這個一個，重慶他實際上是一個有效的法治模式。而且還特別注重法制。剛才講這個律師的問題，王立軍要求每個專案組都要聘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這個是以前公安局好像不太常見的做法。王立軍就說律師永遠是給我們這個案子挑毛病，我現在把律師請過來，我就把毛病先給他堵掉了。我在沒移送檢察院之前，你就先給我挑毛病，那么包括所有的所謂的黑社會頭目的審計，王立軍的做法是請了很多民間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當然這是簽了保密協議，你在我的案子沒有結案的時候不要亂說。所以他還是比較注重法治的。在這個問題上我還可以講一個問題，重慶現在有三萬多警察，王立軍說不夠用，要擴大警察編制，他這個話說的沒錯，三萬警察和三千萬人，大概重慶警察比例是萬人不到十。比例高的是上海和北京，在30左右，和美國差不多。如果三十這個概念放在重慶，重慶就該有十萬警察，王立軍就是這個目標。當然我覺得這個目標是比較麻煩的，重慶養十萬警察怎么辦，但是你按照國際化，美國的標準就是這樣。他在有些地方還真是講法制，講和國際接軌。
重慶有一個問題是比較根本的，大家剛才講了很多唱紅的事情，其實唱紅的這個問題，我對他的理解就是共產黨拿話語權。前兩天張小波出一本書，張國慶寫的話語權，我給他出了個評論。
西方政治理論叫三權分立。中國三權分立是什么，是暴力權，財權和話語權三權分立。在美國體制里是財權掌握一切，主導話語權，主導暴力權。暴力權歸國家，都一樣。當然老百姓也能對付政府，如果亂用暴力。重慶唱紅的做法就是把話語權從財權那拿回來。
共產黨在起家階段，不管發動群眾也好，搞思想教育也好，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的唱紅不過是要把共產黨自己的話語權拿回來。
政府和社會分享財權，怎么分享？重慶沒看清楚。深圳模式是一種方式，重慶其實在這個地方和深圳差別不大。能不能成為一個模式還是一個值得觀察的一件事。但在話語權上面，是力求通過唱紅方式重新拿回共產黨手里。我覺得這是他的本質特征，不僅僅是移風易俗啊之類的。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前兩天在微博上，什么熊培云啊，徐永年啊這一幫人，發了一個微博我覺得很可笑。說重慶這幾年在倒退，奇怪的是怎么有這么多人擁護他。我轉發了這樣一個微博，說民主派太可笑，老百姓擁護他，他覺得是倒退。怎么回事。熊培云這些南方系的人，覺得唱紅，把話語權從他們的手里那走了，換句話老百姓，大多數重慶的老百姓擁護現行政策。當然這些政策政策能不能長久給他們帶來好處，時間還不長，只有兩年左右的這種時間，將來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郭松民
我補充兩句啊，因為剛才楊老師和張木生老師的發言都涉及到我的觀點，所以我就做一個簡單的補充啊。
第一個我說反思中國的人治傳統，不要全盤否定，他在歷史上還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同時我要強調賦予人民群眾的監督權。我覺得現在的情況來說，先可以出一個大字報，大字報監督縣以下干部非常有效。有問題可以貼大字報。但是網絡和大字報還是不太一樣，因為有些人是不上網的，對農村的老百姓來說大字報還是比較好的。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不是完全的恢復人治，人治要收到監督權的制約。
第二是張木生老師說的小崗村問題，張木生老師是搞農村改革起家的么。我覺得農村集體經濟，他說道華西村國家給他免稅免得太多了，這正是我想說的一點，就是農村必須搞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必須搞非農產業。否則城鄉差距沒法縮小。我要說的第三個就是對非農產業給予支持，包括免稅，限制外來資本的進入，不然農村資本永遠競爭不過城市資本，農民競爭不過，城鄉差距就沒法縮小，城鄉差距不縮小，一切就解決不了。
三農問題為什么無法解決？主要是受制于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就是小崗村的神話，因為中國改革的所有的邏輯起點都可以追溯到小崗村，所以就沒有人敢于戳穿這個神話（這真是典型的政治掛帥，是“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的思維模式），小崗村的神話不能否定，農村的生產關系就只能在私有制的框架內打轉，要么“公司+農戶”，要么土地向種田大戶的手里集中。這樣下去，遲早會出現大量的失地的農民。從中國的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王朝被推翻，都是因為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流民以后，然后被推翻的。如果這些農民進了城，又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們既不能回到農村，又不能在城市里安頓下來，就會成為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力量。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改革、要破局、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還是要從農村的生產關系入手。去年夏天我和一些大學生到農村去做一些社會調查，我們發現，凡是農村保留集體經濟的地方做的都是不錯，最主要特點是什么呢？就是依靠集體的力量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因為這些產業是集體所有，那么非農產業獲得的利潤在農民當中就能夠相對平均地分配，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批人的手里，這樣一來，就導致農民的生活水平整體性的提高，雖然不是大幅提高，但卻是整體性的提高。從客觀效果上說，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會產生兩個后果，第一，他們進城打工的人數就會減少；第二，他即便是進城里來打工，要價也會比較高。這樣在全國范圍內所產生的后果，就是整個城市工資水平的上升，最終導致貧富差距的縮小，以及產業升級的完成。當然農村集體經營的非農產業，主要應該是農村的金融、商業、農副產品加工與貿易等，而且需要政府的政策保護，否則無法和城市資本競爭。不破除小崗村神話，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城市的工資水平始終是提不上來的，那么所謂內需啊，產業轉型啊，所有這些問題都談不上。所以我覺得重慶模式最終是不是真的能夠成為一種“模式”，最終能不能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關鍵的指標就是要看農村生產關系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變化——重建農村集體經濟，并依托集體的力量從事非農產業。如果沒有的話，那么我覺得重慶模式就沒有完全超出深圳模式，頂多算是深圳模式的改良版，其前景也就不那么令人樂觀了。
（小東反駁：這個我不能同意，這是保護落后生產力，這個并不能成立。這個我來說兩句，來批駁你的這個觀點。因為完全可以進行城市化的進程中，使得農民加入更現代化，更高的，更有效率的生產當中來。至于待遇問題等等的可以解決。如果你只讓他在農村，搞國家保護的小企業那種，這完全是保護落后。這樣的話農民沒有出路，我們的國家沒有出路，這是不行的）
我再兩句。主要是農村金融商業糧食產品加工等等，我不反對城市化，但我覺得這是在城鄉差距縮小的基礎上的城市化。否則會像印度那樣，出現大量的貧民窟，解決不了城市化的問題。
我先聲明我是一個中間立場，既不左，也不右。我期盼國家富強，國家富強中國在世界之林才有地位。近三十年的成功之處我高度贊揚，近三十年積累的問題我嚴重憂慮。這是一個基本態度。重慶這個事呢，研究不多，見到了楊帆他們的書，還沒仔細看，他網上發給我的電子郵件都仔細看了。重慶這件事，像木生剛才說的還遠遠沒有成熟——假設要把它作為一個模式的話。假如你們要力推一個模式，首先要搞清，重慶是不是真要把自己弄成一個模式，我覺得這還是一個問號。假設他真要弄一個模式，我們這個理論界也好，社會各界也好，都想要把它推成一個模式，但他自己還遠遠沒有成熟，還在歷練之中。現在只能說他有些模式的苗頭，有些新東西，有些新意，有些與眾不同之處。最大的不同之處呢，我認為是出現了一個強政府，一個真正要強力擔當的政府。觀察我們過去的十年，政府在公共利益上是極不負責任和弱勢的，但是在某些關乎自己利益的問題上又是過度負責任的。
（王小東插話：我跟著插幾句啊，就比方公安局啊，現在老百姓給起名叫“自安局”。他就自個安就得了。這就是他不作為。）
不作為之事比比皆是，重慶開始主動承擔他的政府責任，這個承擔有沒有過度，還要觀察。因為我們這三十年我們都習慣了政府模棱兩可，他每天就是發那個像衛生紙一樣一卷一卷抻不到頭的文件，講那種怎么聽都聽不完的話，我們已經習慣了。突然冒出一個要主動承擔責任，說我有擔當的政府，這就是與眾不同之處。但是這種擔當會不會導致像自由學者擔心的那樣，國家更加集權，更加暴力，更加向沒民主的方向演化呢？我目前看不能給人家過早下這樣的結論，這些還都在探討之中。有這樣演化的危險，也有像另外一個方面轉變的可能性，比如像楊帆建議的民主化。如果他敢做，我們要完全刮目相看。那就等于說在中國近三十年歷史上翻開新的一頁，一個重大的實驗，他的價值不會亞于深圳，前提是，如果他敢做的話。重慶方面有信息來說想這樣做，就是說真的做民主實驗，那我們持著一種高度贊賞和期待的心情，去觀看重慶未來的這個政治表現。這是我要說的一個方面，他的存在給出了一個機會，給出了一個可能性，給出一種期待，這是我們對重慶感興趣的一個原因。
第二呢，我覺得要形成一個可以運轉、可以自我循環的模式的話，經濟上是不能不著重設計的。像有人剛才提到的這個農村問題，那是一種思路，木生也是一種思路，我無法給出具體的判斷，因為我有四五年沒去重慶了。重慶我以前去過多次，觀感是很強烈的，重慶的大街小巷我都走過，朝天門碼頭那一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不亞于上海外灘了。
王小東插話：最近你是那年去的：
應該有五四年了吧。
（王小東插話：那我就告訴你，我感覺朝天門碼頭那一帶啊，比陸家嘴還要漂亮。）
那年我就感覺到了，坐在江對面看已經感覺到了。但是呢他這樣一個經濟模式有沒有進一步的問題，比方說不是很合理地把農民圈進來，侵蝕了農民的利益。像薄在大連做的那樣，受人詬病。薄做的仍是一套經營城市的模式。這個經營城市的模式一直是爭議非常之多的。有利有弊，利呢就是城市漂亮了，弊呢就是在農民安置方面有些問題。我不敢貿然的亂說啊，因為這畢竟是一種擔心。這種擔心是沒有深刻調查的。這件事情是要認真去考察總結的，那么重慶的這個模式，是不是原來經營城市模式的一個延續，或者升華，是不是把他原來的那個弊病也帶來了，需要進一步考察。把重慶劃成一個直轄市是因為三峽，把三千多萬農民劃過來，把他變成一個中心城市，是希望他把落后地區（主要是三峽庫區）帶起來。那按重慶現在的運轉方式來看，是在執行中央的這樣一個既定政策的。因為把三千多萬的農民給了他，城市里面大約有六百萬這么一個規模。也就是說有三千萬的農民，需要這個城市來拉動，來解決。重慶在沿著這個方向做，這是中央已經既定的方針，但是在這個做的過程當中，是否對農民的補償安置上有問題，以及城市化過程當中在土地等方面有其他問題呢？
（王小東插話：稍微插幾句，還是有點問題的，也是為外界所詬病的。所謂“圈地運動”，黃奇帆不也出來解釋了么，說是自愿的。但是我問了一下情況，確實不是自愿的，是有強迫的。它體現在哪呢，市委市政府說是自愿的，但是市委市政府給下面下了指標，您就知道有沒有強迫了，就這么簡單。）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里。在小東剛才說的情況的基礎上，假如就把農民弄進城了，弄完了之后把你安置的和整個市民的生活水平都一樣，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他不自愿也沒有關系。就怕是這個承諾，這個不自愿的過程，前一兩年看著很好，五六年后發生了重大問題，造成一大批新的三無農民，造成了社會新的問題和波動。這是需要提前預防，至少我們作為學界要提前提醒的，他自己可能也意識到了。我看到了黃奇帆的多次講話，他設計了一個在理論上和預期上可以自圓其說的模式。但是每一個環節都太脆弱了。你們都懂的，他設計的一整套模式，每一個環節都非常脆弱，一個環節搞不好，這個模式就破碎了。這取決于像黃奇帆這樣的有著紐約華爾街股市那樣的聰明頭腦的人要在那頑強地執政十年才能把這個模式畫圓滿了。如果他沒有這個年限，比如說兩年他調走了，人去政息，這個后果的危險性相當巨大。
（王小東：是，比如說你安置那些農民，不論是自愿的還是不自愿的。這不是一兩年能完成的。到時候那個頭兒一走的話，這種東西兌現不了可怎么辦？馬上就出問題了。而且就像你說的那樣，這條路子時間得足夠長才行。但是現在最起碼看來，這方面有嚴重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下結論說這個一定不成，我們都沒有這個意思，但是這件事要嚴重關注，這個圈畫不圓，模式就不存在。至少從經濟角度上不存在，不能稱其為一個模式。這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第三，涉及到唱紅，這件事呢，我們都有文革的沉痛記憶，紅海洋的這些東西啊，給中國造成了多少災難？我也知道烏有之鄉你們的觀點。這個我們沒有時間爭論，我們可以下面好好討論。反正我們在情感上是不大容易接受這個東西的。但是你們剛才說，這件事能振奮人心，統一思想，創造一個新的輿論的局面。在一個強政府下有一個強輿論，這兩個是至少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我承認他邏輯的合理性，因為這前面是強政府，強調輿論和司法上的一種統一性，以及執行政府指令。我說他在重慶有有存在邏輯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只是唱一唱，能把三十年來干部和人民形成的思想改變多少？我實在是有一個很大的問號。因為我們實際上已經被物質化，被三十年來這樣一個破壞資源、掠奪弱勢、不顧國家總體利益和長遠的這樣一個思潮和行為裹挾了太久了，唱一年歌能唱回來么？
（王小東插話：就我的理解，綜合你們兩個的觀點。紅歌是話語權，是一個強制的話語權，是一種震懾。是說老子還是老大，手里有力量，別人得服氣。但是如果說到軟力量，就是說讓你自愿的信這個東西，坦率說我認為這是不行的。所以我也不排除第一步先是有力量，說老子還是老大，得聽我的。但是第二部就是我們想聽聽你說啥，你說的那些東西我們大家是不是自覺自愿的去遵守。這個我覺得唱紅歌是完不成的，只能是最后完成的第一步。）
所以我說這個問題在這個邏輯下我有限認同，因為他邏輯上是一致的。震懾——先把所謂靡靡之音，所謂不和諧的消滅掉。但是整個路子這么走下來，特別像自由主義者所詬病的——國家社會主義。當然可能也沒關系，就像當年希特勒如果不是利令智昏，在把德國民族搞到強大以后能夠停下來，或者他下臺交給別人干，沒有后邊的那場殘酷的戰爭，也就成功了，對不對。
（王小東插話：甚至戰爭打到一定程度收手都可以。）
對，都有可能。但是問題是一旦形成這樣一個強勢體制之后，他的體制力量，人心力量，以及某種不可逆轉的趨勢，都有可能使他走向極端和反面。這也是我們嚴重關注，嚴重需要提醒的，也是對未來要長期觀察的一個問題。那個路對中國來說也不是幸福之路，他要有節制。在這個問題上，強勢政府也好，怎么樣也好，都是要有節制的。什么問題走到極端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這是我要說的第三。
第四，重慶這件事情，總體是在中國政府軟弱，缺乏擔當的一個情況下，冒頭出來的一個事情。他的政治指向以及政治意味都非常之強。引起各個方面的關注是必然的。在大家過度關注，過度解讀，網上炒成一片的時候，他還敢不敢繼續走下去，即進一步走向民主，我對薄的個性，有所期待，就看他能不能行了。我們拭目以待好吧，我就說這些。
尹雪庚
我是楊老師的學生，如果說的不對大家多原諒。我就像從這個建立秩序和破壞秩序的角度，談談這個重慶模式，以及反對重慶模式的兩方面的意見。
先從李莊這開始說，去年年底輿情檢測室一個秘書長，探討過李莊這個事，還有雙起這件事。他的觀點就是，出了李莊這么一個案子，說明重慶公安司法系統不可信。因為他把一個法律工作者律師投入到監獄里，這是一個冤獄，所以他這個司法系統不可信。
一個冤案，在他看來是個冤案，就可以否定整個司法系統，那是不可能的。那按這個說法，重慶的監獄里關的犯人就全是好人。那不還是砸爛公檢法么。
這些反對意見，我覺得和剛才楊老師說的那些造反派，砸爛公檢法，可以把三類人揪出來自己處罰，自己定義，是一樣的。包括前些日子出現的錢慧云案公民調查團，都是一類人。公民調查團干嘛，去做刑事調查？不可以。根據憲法，刑事訴訟法，還有人民法院組織法這些規定，刑事調查權是歸專門機關所有的，公民調查團沒這個權利，你去了只會把這個事搞亂。這就是否定一切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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