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流動人口犯罪高發是個重大社會政治問題

李永芒

    按：此文，是我們調研組一行于2005年夏季，就“外來人口與犯罪問題”在北京周邊一些地區調研時所撰寫的系列調研文章之一。當時，文章被XXXX委內刊有刪節的刊發。現重發此（全）文有兩個原因：一是現在已進入臘月，又到犯罪高發期，值此告訴人們，提高警惕，增強防范意識。二是全國許多地區都在大搞拆村建社區活動，從掌握的情況看，勢必并且已經引起了億萬農民群眾與政府發生嚴重對立，甚至對抗，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在這一進程中，很可能還會增加“外來流動人口”。從維護社會穩定，鞏固黨的執政黨地位、維護廣大農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高度出發，當前如火如荼的拆村建社區活動似應叫停，至少要緩行，待作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狀況的農民群眾意見之后，再做決策。我們認為這樣較為適宜。

目前，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失地農民等紛紛離開農村，涌入城鎮和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流動人口浪潮，這是一個龐大的特殊社會群體，他們收入微薄，生活艱難，地位卑下, 從事著繁重、危險、艱苦的工作。據了解，保定市外來流動人口總數至少有50萬人以上，等于增加了一個中等偏上縣級轄區內的總人口。一些縣（市）區外來流動人口與所在地人口之間的比例相當高。如蠡縣、安國市外來流動人口分別有10萬余人、8萬余人，各占當地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多；保定市北市區、高陽縣外來流動人口分別有10余萬人，各占當地總人口的二分之一多；高碑店市僅白溝一個鎮就有外來流動人口6萬余人，占該鎮總人口的60%。大量外來流動人口給所在地區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功不可沒，但是必須看到，這個龐大的特殊社會群體，也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對社會治安形勢的嚴峻挑戰，就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據統計，現階段刑事犯罪劇增的主要因素是外來流動人口造成的，50%以上刑事犯罪為外來流動人口所為，如高碑店市白溝鎮2005年外來流動人口犯罪占全部案件的56%；蠡縣2005年外來流動人口犯罪占全部案件的77%，而且一些大的、跨地、涉黑涉惡團伙犯罪，一般都有外來流動人口參與。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此問題不解決，將嚴重影響社會安全穩定。如今年雄縣破獲的四個涉黑跨地作案近百起的犯罪團伙，涉案人員近50人，大多是外來流動人口。這些犯罪分子搞得人民群眾人心惶惶，嚴重破壞了人民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從更深層次意義上看，外來流動人口這個龐大的特殊社會群體所暴露出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若長期得不到各級黨委政府的應有重視，不采取有力措施，進行徹底解決，管理長期失控，在特殊社會背景條件下，將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全，政權的穩定，就會由嚴重的社會問題轉化成嚴重的政治問題。從我國歷史看，許多王朝的更迭，大多為“流民”即外來流動人口揭竿而起所為。

下面結合對蠡縣、高陽縣、雄縣、高碑店市、安國市、定州市、北市區等地的調查及相關統計數字，對外來流動人員犯罪的趨勢、特點、原因、對策作一簡要分析：

一、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的趨勢

近三年來，保定市外來流動人口犯罪數量，以及與當地人員犯罪數量的比例。

高碑店市：2003年為23件34人，2004年為22件36人，2005年為27件43人。該市經濟比較發達、流動人口較多的經濟重鎮白溝，近三年來，流動人口犯罪與當地人口犯罪的比例分別是42%、47%、56%。

高陽縣：2005年5月至2006年5月，共審結各類刑事案件190件310人，其中流動人口123件229人，占總被告人數的64.73%，流動人口犯罪人數占刑事案件被告人數的73.87%。

蠡縣： 2003年共辦理批捕案件70件122人，其中流動人口犯罪案件49件87人，辦理起訴案件95件132人，其中流動人口犯罪案件71件106人，分別占全部案件的70%和74%；2004年共辦理批捕案件95年155人，其中流動人口犯罪案件76件117人，辦理起訴案件125件173人，其中流動人口犯罪案件96件139人，分別占全部案件的80%和76%；2005年共辦理批捕案件85件168人，其中流動人口犯罪案件66件102人，辦理起訴案件93件204人，其中流動人口犯罪案件68件153人，分別占全部案件的77%和73%。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占了全部刑事犯罪案件的3/4左右。

從上述統計數字可以看出：1、外來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和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且升幅較大；2、外來流動人口犯罪案件和人數已遠遠高于當地人員犯罪案件和人數，這個比例是相當大的，如高碑店市白溝鎮已超過50%以上，高陽、蠡縣已超過70%以上。從保定市來看，外來流動人口涉及殺人、盜竊、搶劫、綁架、販毒、涉黑、制假售假、賣淫、嫖娼、制黃販黃等一系列犯罪活動，許多重大惡性刑事案件均涉及到外來流動人口，如去年定州發生的震驚國內外的“６.１１”事件，其中許多襲擊村民的犯罪人員就是外來流動人口。因此，對此類犯罪的趨勢、性質、社會危害必須引起各級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

二、外來流動人員犯罪的特點

1、犯罪目標的侵財性。從外來流動人員犯罪的性質來看，以侵犯財產犯罪案件居多，盜竊、搶劫、敲詐勒索、詐騙等以錢財為犯罪對象的案件占外來人口發案的80%以上。外來流動人員大多來自經濟落后、生活貧困的地區，還有一些失地農民、下崗、失業、無業人員，這些人員家境貧困，收入微薄，生活艱難，社會地位低下，一些人本身又好逸惡勞、游手好閑，獲取錢財的欲望十分強烈，這種特殊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社會保障的落后，很容易誘發他們進行侵財性犯罪。

2、犯罪手段的殘忍性。外來流動人員犯罪作案手段殘忍、不計后果，能偷就偷，偷不成就搶，傷人殺人也再所不惜。作案后便逃之夭夭，流竄作案給偵破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如雄縣李響等幾個團伙犯罪就是如此。他們遠離家鄉，沒有牽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為了獲取錢財，不惜殺人害命，鋌而走險。社會危害極大，這些犯罪分子，在雄縣等地就引發了社會恐怖現象。后果十分嚴重。

3、犯罪形式的團伙性。外來流動人員有的是同鄉或親戚朋友，同吃同住，有事相互照應，自然形成團伙；有的則是臭味相投，臨時糾集在一起；有的與本地人相互勾結，結伙作案，作案時團伙成員之間相互打氣壯膽，分工合作，其社會危害性較大。據統計，外來流動人員團伙犯罪的案件占全部發案的50%以上。這種現象較為普遍，在鄉鎮企業較為發展地區，以及地區結合部，情況更為嚴重，像蠡縣、高陽、雄縣、高碑店市、安國、淶源、高碑店市表現得就較為突出。

4、犯罪時間的季節性。外來流動人員犯罪有較明顯的季節性特點，表現為“兩高兩低”。即春節前發案高，春節后發案低；農閑季節發案高，農忙季節發案低。這主要是因為外來流動人員大多是農民，回家前求財心切，易誘發犯罪，剛從家里回來則忙于找工作或作生意，犯罪的相對較少。但是，一些規模較大的團伙犯罪就不然，他們長年作案，不分季節，如雄縣李響等４個犯罪團伙就是如此。

5、犯罪成員的低齡化特征相當突出。流動人口本身以青年人居多，他們當中有許多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失學、失管的未成年人。根據調查情況看，流動的外來青少年人口數量近年來增長較快，已有相當數量，除了隨其在當地打工的成年親友流入外，有些是失學、厭學或受不法分子欺騙而被迫滯留的，如在保定市競秀公園內，筆者就發現一個為不法人員拐騙至保定的１３歲的湖北省小男孩，據該少年講，從湖北來保定的不是他一個人（對這個小男孩，競秀公園派出所已做出處理）。這些人不具有合法打工資格，所得的勞動報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飯吃”就滿足了。如出現的小乞丐現象，就十分令人憂慮。這些受教育程度低且涉世不深的外地青少年，在強烈的經濟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為犯罪分子的教唆對象。如今年街頭盛行的小扒手，就是一群從新疆等地流入又被不法分子操縱的失學少年。從統計結果看，20歲以下的青少年在外來人口犯罪中所占的比例高達50%以上。

三、外來流動人員犯罪的原因

外來流動人口犯罪是現象，而本質是廣大農民和下崗失業工人的生活狀況。其主要根源是農村公有制集體經濟被瓦解，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企業改制導致工人下崗、失業，法律法規不健全，部門管理不協調等一系列問題。

１、農村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經濟被瓦解是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項政策的實行，從根本上調動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糧食多了，農民的溫飽問題基本上解決了。但是應當清醒的看到，自土地承包后，農村集體經濟受到嚴重削弱，目前農村社會主義公有制集體經濟實際上徹底被瓦解了。農村沒有強大的集體經濟，農村基層組織就沒有力量進行各項建設，就不能帶領廣大農民實現共同富裕，就不能解決農村的兩極分化問題。而目前我國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切靠市場調節，農民治病，子女的教育，購置各種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均要按市場價格以貨幣方式進行支付。目前農村，特別是那些以農業生產為主地區的農民收入很低，農民僅靠種地難以維持生計，于是青壯年農民只能到城鎮和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做生意彌補家庭生活。一些外出打工的農民、特別是青少年，得不到正確引導管理，法制觀念淡薄，受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在不法分子的教唆下，很容易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給社會造成危害，破壞社會安全穩定。

2、兩級分化是直接誘因。目前，無論城鎮，還是農村，兩極分化問題十分嚴重，已接近危險邊緣。處于貧困、低收入的人口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狀況十分不滿，渴望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況，但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的限制，主觀愿望難以實現，一些人已經陷入絕望狀態。而那些擁有很多財富的社會階層，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并非靠勤勞致富，往往通過偷稅漏稅、欺行霸市、走私販私、賄賂、制造假冒偽劣產品、雇傭童工、超強剝削等一系列違法犯罪手段獲得財富。低收入社會群體對這個擁有很大社會財富階層、特別是對那些靠不法手段暴富的人，一般都有看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仇視的心理。像那些收入微薄，生活艱難，地位卑下，從事著繁重、危險、艱苦工作的農民、下崗職工，對那些雇傭、欺壓、剝削、剋扣他們工資的老板，仇視心理更為強烈。很容易誘發他們犯罪，結果或是襲擊老板，或是報復社會。這是引發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的一個直接誘因。像去年發生的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王斌余事件，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3、企業改制是一個政策性誘因。近些年來，在企業改制過程中，一些中小國有、集體企業相繼破產、倒閉、拍賣，原來這些企業的大批工人紛紛失業，大批流入外地謀生，在我市就分布著大量的東北下崗職工,不少案件就是東北外來流動人口所為。

４、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法規不完備。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還沒一套對外來流動人員規范管理的配套法律，他們長年在外地流動，但是在文化教育、法制教育、行政管理等諸多方面，家鄉政府管不著，當地政府又管不了，這就形成了管理上的空檔和漏洞，給違法犯罪埋下了隱患。

５、對外來流動人員的管理體制不健全，部門不協調。公安、勞動、工商、稅務等部門都有管理的職能，又不能協調統一，往往是各行其是，有利益的事都想管，有責任的事都躲閃，這就使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流于形式，起不到扼制違法犯罪的作用。

６、勞動監察不能到位。好多私營企業，隨便雇傭工人，又不能按時發放工資，甚至企業虧損后就不給工人發工資，使一部分外來打工人員辛辛苦苦干一年最后分文未得。其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無奈之下，強取財物，違法犯罪。

７、對外來流動人員的戶籍管理失控。外來流動人口管部門由于人員、經費、責任心等多方面的原因，導致對流動人員的戶籍管理失控，往往是少數外來人員到當地派出所辦理有關手續，持有相關證件，大多數外來人員未到公安機關登記備案，到公安機關備案的外來人員，與一個地區實際存在的流動人員在數量上有一個很大差距。這種情況既給外來人員犯罪留下管理上的空檔，又給案件發生后的偵破工作帶來較大的困難。

８、發財心切。一般流動人員外出的目的是賺錢，而目前情況是做生意賺錢的機會不多，更無暴利可言，而靠打工掙錢雖然能養家糊口，但不可能賺大錢發財。這樣會使一些人到外邊闖世界能盡快富起來的幻想破滅，導致鋌而走險，違法犯罪。

９、自身素質差。外來犯罪的人員，一般受教育較少，文化素質偏低，道德意識和法律觀念淡薄。有的竟拿自己犯罪得逞的經歷向同伴炫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些人本身就游手好閑，好逸惡勞，一遇時機便舊病復發，違法犯罪。

四、外來流動人員犯罪的治理對策

解決外來流動人員犯罪高發問題，打擊、預防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從源頭上解決才是萬全之策，只有從源頭上鏟除了誘發犯罪的社會土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犯罪問題。其中可從如下幾方面著手。

1、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步伐。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宏偉目標，這是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農村社會面貌的戰略措施。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時間為10-15年。但是，從目前我國農村實際情況看，這一進程需要加快。廣大農民群眾，特別是西部地區農民群眾，渴望盡快富裕起來，渴望早一點改變目前生活狀況，渴望快一點改變家鄉面貌。這是廣大農民群眾的共同心聲。此外，貧困和經濟落后地區廣大農村產生的龐大流動人口潮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特別是犯罪高發問題，以及對社會安全穩定構成的重大威脅，都需要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步伐，縮短這一建設進程。因此，應適當的調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期限。從現在起就要將關注點轉移到新農村建設上來，集全黨智慧和力量，動員千百萬農民群眾，采取各種措施，打一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人民戰爭。這是解決外來流動人口犯罪問題的關鍵所在。

2、應把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做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之中的首要任務。目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包括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五項內容。應當看到，自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廣大農村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已經被瓦解，真正的公有制集體經濟名存實亡，可供農村基層組織進行各種建設、發展各項事業、改變農村面貌的財力十分有限，更沒有力量調節農民之間的貪官差別。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許多事情要辦，許多工作要作，而廣大農村已經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存在著增產不增收問題，大批農民群眾陷入貧困，且生活資料、生產資料等不斷漲價，這些問題的解決，迫切需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只有集體經濟發展了，集體經濟實力強大了，農村的問題才會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像華西村、南街村等一批集體經濟強大的農村，“三農”問題已徹底得到解決。華西村、南街村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那里就不存在外出流動人口問題。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偉大歷史進程中，應理直氣壯地提出，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這是當務之急。實際上這是一場涉及農村社會各個領域的深刻歷史變革，是一場徹底改變我國農村社會面貌的偉大革命。

3、私有化國企改制應叫停。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必須考慮廣大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任何損害工人階級利益，違背工人階級意愿，不經廣泛討論，不經先行實驗的國企改革，必須叫停。對那些學了點西方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毫無了解的，所謂經濟學權威提出的國企改制方案要警惕。因為這些人鼓吹的國企改制方案本質是推行私有化。按這些所謂經濟學權威開的藥方進行國企改革，其結果就是禍國殃民。前蘇聯、東歐地區就進行了私有化的國企改革，結果那里的國家被改得解體了，那里的共產黨被改垮了，那里的社會主義被改掉了。從理論上看，目前我國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即西方經濟學派，他們所奉行的理論和主張，早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兩個劍橋學派之爭中就已經破產了，就是說，他們的理論和主張，在西方內部、特別是在美國，早已經在邏輯上徹底破產了。而現在指導我國國企改革，乃至整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主張，恰恰是早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就已經破產了的貨色。所以在他們的理論指導下，以私有化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應叫停。否則，只能是制造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把工人階級激怒，誘發他們對黨和政府的懷疑，與黨和政府發生對立，這是相當危險的。現在，由私有化國企改制引發的工人集體上訪、請愿、游行的事件還少嗎？這恰恰是西方敵對勢力所企盼的。

4、迅速建立強大的、覆蓋全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了縮小貪富差距，解決兩級分化的問題，應迅速在全國城鄉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個保障體系應把重點放在改善廣大的貪團、低入群眾的生活狀況上。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合諧社會的需要，是維護國家安全穩定的需要，是減少犯罪高發問題的需要。

5、通過立法建立完備的外來流動人口管理體制

立法是管理好流動人員的基礎，只有制定了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才能使流動人員在經商、務工、戶籍管理、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才能使我們的職能部門在行使職權時有程序、有責任、有內容、有效果。

6、加強對外來流動人員的監控措施

這里所謂的監控措施，并非是限制外來流動人員的行動自由，而指嚴格落實流動人員的登記、發證、驗證，以及日常管理制度。同時管理部門與旅館、房屋出租戶、用工企業簽訂治安合同，設立兼職治安員，以增強防控能力。使每個流動人員的籍貫、履歷、外出目的、暫住時間都在我們的監控之下。這就有利于防范和減少外來流動人員刑事犯罪案件的發生，一旦發案，也便于偵破。

7、實現由限制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的轉化

以往對外來流動人員的管理以限制為主，以收費為目的，這既不符合改革開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會使一大部分人員為了逃費而瞞報漏登，還會使外來人員與管理部門之間產生對立情緒，影響投資環境。今后對外來流動人員的管理應在為經濟建設服務，保護外來人員的合法權益上下功夫。要改進管理方式，多為他們排憂解難，進行守法教育，及時調解處理各種糾紛和矛盾，消除不穩定因素，使他們能在暫住地區安心經營、工作、生活，充分發揮外來流動人員在經濟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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