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紅”和“雙起”是社會主義復興之劍的兩刃

紅哨

如今, 中國時興唱紅歌。當初“唱紅”從民間興起,猶如星星之火,曾被右派勢力罵為“懷舊”、“神經病”、“吃飽了撐的”。但正義之聲豈是匣中之物？在內外反動派的一片罵聲中,“唱紅”引發了底層人民群眾的心靈共振,漸漸風行中華大地,其勢如山崩海嘯、烈火燎原。遍看全國各地,或街頭巷尾,或公園廣場,紅色歌聲彼伏此起,一律是七六年之前的紅歌,歌頌毛主席的歌曲,歌頌共產黨領導人民干革命的歌曲,文革歌曲,八個樣板戲。“唱紅”走到今天,已經在全國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股實實在在的政治潮流。雖然主流媒體也想招安“唱紅”,也想把“唱紅”捆綁到“藝術殿堂”或“象牙塔”里,變著法子把許多“春天里”的“春歌”摻合到紅歌里,甚至將“唱紅”與那些坦胸露肚的“裸唱”拼接,但魚目豈能混珠？人民群眾對那些“春歌”就是不買帳,最終民間與官辦的“唱紅”未能對接。既然不與政府合作,必然有傷“和諧”、“穩定”,好點的官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愛唱你們就唱吧,不誤我升官撈錢就行,幾個“仇富”的窮酸還能翻了天？右派大員就不同了,聽到紅歌感覺刺耳,想起紅歌感到心驚,干脆將“唱紅”視為非法,予以鎮壓,洛陽即是現例。　　

歌聲是人民的詠嘆,是人民的心聲,是人民的贊頌,同時又是人民憤怒的喧泄。作為人民群眾參與政治斗爭的一種形式,“唱紅”確實是中國人民的一個偉大創舉,體現了中國勞苦大眾無與倫比的智慧,其現實意義非同尋常：其一、喚醒了勞苦大眾的階級意識,凝聚了階級力量。通過唱紅歌,讓勞苦大眾明白,私有化之后,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從來都沒有停止,少數人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數人貧窮的基礎之上,“先富”帶動共同致富是“天方夜潭”,階級斗爭熄滅論是無恥的欺騙,勞苦大眾只有團結起來,形成階級力量,才能取得斗爭的勝利,而唱紅歌正是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集結號,是凝聚階級隊伍的紐帶；其二、展示了無產階級勞苦大眾不屈的意志和斗爭到底的決心。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用歌聲和行動向整個社會宣誓：是我們創造了社會財富和人類文明,我們不甘心作剝削者的奴隸,我們要作天下的主人。我們曾經是新中國的主人,又被復辟者踩到腳下,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我們要奪回主人地位,我們決心為此斗爭到底,即使像洛陽、鄭州那樣被反復鎮壓,紅歌隊員也決不屈服,那怕犧牲自己的生命；其三、宣示了人民對已往政治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評判,同時也表明了無產階級對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選擇。有人說：“如今是‘千年盛世’,老百姓天天過著‘好日子’,平白無故的唱什么紅歌？懷念什么毛主席？”其實老百姓心里有桿稱,誰好誰壞？哪種制度、哪種路線、哪種政策對他們有利？心里清楚得很,有些糊涂認識的,經過前后三十年對比,也早就睡醒了,只是國家強調“維穩”,有那么多巡警、武警、特警、保安看著,不讓直說,只能用“唱紅”和懷念毛主席來表達自己的心聲；其四、向黨內各派政治勢力敲響了警鐘。“水能載舟也能復舟”,歷史上所有王朝在復滅之前,都有民間輿論(兒歌、傳言、圖讖)的警示。人民用“唱紅”的方式告訴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國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侯,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重新高舉人民期盼的那面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回歸社會主義光明之路？還是任憑“沉船派”毀我黨、國,滅我中華？何去何從？應當機立斷,可供決擇的時日不多了；其五、舉起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革命文藝的旗幟,與一切反動、腐朽、沒落的漢奸文藝、地主資產階級文藝劃清了界線,爭奪了陣地。紅歌是黃鐘大呂,充滿了天地正氣和人間正義,無論在什么地方,一開唱就有眾人圍聽,而充斥于當今主流舞臺的那些低級下流、庸俗不堪的糜糜之音,實為亡國之音,老百姓早就看惡心了；其六、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政治智慧和斗爭藝術,成為理論批判與實際斗爭的結合點和切入點。有個熱愛唱紅歌的下崗老工人對我說過：“不讓我們揭露腐敗、賣國,不讓我們上街抗議美日韓黃海軍演,不讓我們揭發侵吞國有資產的竊國賊,不讓上訪告狀,不讓下崗工人訴苦申冤,還能不讓唱紅歌？唱紅歌無罪,唱紅歌有理！哪個王八蛋膽敢連唱紅歌也禁了,那只能起來造反了！”　　

時至今日,在全國大多數地方,“唱紅”仍然受到打擊、壓制。不過重慶是個例外。那里不但可以“唱紅”,而且形成了一個紅色教育的完整鏈條,叫作“唱讀講傳”,黨群一體,干群同聲同氣。包括“五個重慶”建設、干部“三進三同”、“唱紅打黑”、“唱讀講傳”等活動在內的“重慶模式”,已經成為現時中國最重要的新名詞、新事物。“重慶模式”其核心和本質是“以人民為本”,其靈魂是“倡紅”—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其奮斗目的是回歸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重慶模式”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重慶的“唱紅”與“打黑”一樣,具有極大的沖擊力和示范作用,重慶為“將軍后代合唱團”首場演出提供舞臺；承辦著名歌唱家李雙江、夢鴿夫婦紅歌演唱會,而且特邀李訥夫婦出席觀看,盛況空前；特別是周永康、李長春、習近平等中央領導相繼予以肯定和贊賞。“重慶模式”讓黨和人民群眾看到了希望,也引起“沉船派”漢奸勢力的極度恐慌和極端仇視。近來的所謂“雙起”風波即由此而起。“南方系”、“鳳凰系”等漢奸媒體不斷妖魔化“重慶模式”,他們帶著有色眼鏡和棍棒,死死盯著重慶一舉一動,死死圍定薄熙來、王立軍和參與“打黑”的重慶干警,隨時準備剿殺,他們編造慌言、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引起重慶干警的強烈義憤。應該說“雙起”是右派漢奸媒體逼出來的！“雙起”標志著重慶已實現了黨群一體、干群一體、警民一體。不但重慶干警有權對這些右派漢奸媒體“雙起”,而且全國人民都應該對這些無良媒體“雙起”！孔慶東教授就因為說了這樣一句良心話,而遭到“南方系”以及所有媒體偽軍的瘋狂圍剿。　　

對以謠言惑眾的右派漢奸媒體該不該“雙起”？這要看看它們幾十年來都干了些什么！他們惡毒攻擊毛主席,丑化共產黨,抹黑無產階級專政,顛復“四項基本原則”；歪曲中國歷史,否定中國革命,為臭名昭著的竊國大盜、漢奸賣國賊蔣介石、汪精衛、袁世凱、李鴻章、秦檜翻案,為劉文彩、黃世仁、周剝皮等地主惡霸翻案,為一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分子翻案,同時對革命英雄人物如雷鋒、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劉胡蘭等全面抹黑,對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志愿軍等革命軍隊全面妖魔化；拼命鼓吹和傳銷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詆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優越論”和“社會主義制度邪惡論”；鼓吹“中華民族劣等論”和“白人優等論”；鼓吹“中美國”,將美國歌頌為“民主、自由的天堂”,反美國被斥為“邪惡”、“仇視文明”；為共產主義事業在歐洲遭到挫折而歡呼,為柏林墻的倒掉而喝彩；為“臺獨”、“藏獨”、“疆獨”涂脂抹粉,咒罵零八年四月青年愛國運動；為“零八憲章”推波助瀾,為漢奸劉曉波鳴冤叫屈；為美帝包圍、和演、肢解和滅亡中國的戰略搖旗吶喊、充當內應,時刻準備為美軍帶路……夠了！夠了！這些媒體偽軍幾十年來滲透和占領無產階級的輿論陣地,反毛、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惡跡累累、罄竹難書。全國人民不但有權對這些媒體偽軍進行“雙起”,而且要掀起全面揭發、批判、控訴、究責、問罪的群眾運動,將他們竊取的人民輿論陣地重新奪回來！　　

毛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主席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見識高屋建翎,文化大革命本質上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興無滅資、斗私批修。蘇聯和東歐那些社會主義國家經營數十年,為什么會瓦解于傾刻之間？追根溯源,是那些國家的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放棄了領導權、監督權、控制權,打了敗仗,而資產階級和內外反動勢力將輿論陣地變成了顏色革命的大本營。中國的漢奸買辦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攻城掠地,控制了許多媒體,網絡媒體自不必說,許多主流媒體也被其潛伏力量所把持,可以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然而為何不易得手,且時不時露出馬腳？那是因毛主席于幾十年前就拆穿了他們今天的這套把戲,而且將制敵的方法提前告訴了全國人民,“唱紅”和“雙起”就是制敵的兩大法寶！　　

“唱紅”和“雙起”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舉,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同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復辟勢力、漢奸買辦勢力斗爭的兩大利器。如果將社會主義復興運動比做一把寶劍,那么“唱紅”和“雙起”就是這寶劍的兩刃！敵人越是仇視和圍剿,就越發證明這寶劍的功力非凡,這兩刃的鋒利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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