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打黑英雄、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在市局黨委2010年第22次會上的講話被《南方農村報》社論《王立軍的“雙起”論讓輿論齒寒》責難后，“雙起”一下子成了網絡熱詞。　　

 重慶市以唱紅打黑，反腐肅奸吸引了中國乃至世界的目光。那里有兩位標桿人物，一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另一位就是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在廣大勞動人民齊聲喝彩時，有一些人在背地里則咬牙切齒，只是苦于沒有機會進行反攻倒算。現在機會來了，針對當地民警正當行使執法權卻不斷遭遇暴力襲警以及個別媒體因失真報道侵害民警權益的案例，王立軍說：“今后，凡是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就以單位起訴當事報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個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著證據到法院起訴記者，相關部門和民警所在單位要支持和協助。這就叫“雙起”，公安機關起訴報社，民警起訴記者。” 　　

“雙起”一出，媒體群起而攻之，尤其以“南方報系”最為起勁。把“報紙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之特殊事例，反客為主，放大為“普遍事例”，利用手中掌握的輿論優先權，引導不明真相，甚至不愿了解事情真相的國內媒體針對王立軍和重慶警方的普遍指責和不滿。報紙上的攻擊性評論充斥其間，但是卻沒有一家新聞媒體愿意在為什么會出現“歪曲事實真相”的新聞報道方面做進一步的核實和調查采訪，而是一窩蜂地鋪天蓋地的對這位“打黑英雄”進行圍剿。　　

《王立軍的“雙起”論讓輿論齒寒》采取斷章取義，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方式，肆意歪曲。如引用“一旦與警方對抗，全國警察共誅之”。實際上王立軍的講話原文是：“國外的黑惡組織和有組織犯罪，他們甚至和政府對抗，但從來不敢和警方對抗；一旦與警方對抗，造成警察被傷害，全國的警察都將誅之。重慶警方也將如此，同仇敵愾，全力以赴。”再如對講話中的“把政治變成法制，這是我們的強項。如果把法制過程當中的問題變成案子，咱們搞了這些年案子，他行嗎？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并據此評論道：“透徹，簡直力透紙背！對待不聽話的輿論，就是要揚長避短，把它變成案子，不掌握公權力的一方，也就只能成為觀眾了。”　　

把歪曲攻擊公安機關和民警的報社、記者稱為“不聽話的輿論”的，顯然不是王立軍。而“把政治變成法制”就是政治制度、政治路線的具體化過程，也就是具體實行法治的過程，走依法治國的道路，這正是現代社會所提倡的。南方報系自詡為“民主法治的推行者”，“弱勢群體代言人”，在圍剿王立軍和支持王立軍的網友代表孔慶東時又實行“雙重標準”，掄起了我們“南方報系有近二十家媒體，其龍頭是堂堂正正的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的政治大棒。其實，南方報系背后的靠山，正是代表30多年來從國企私有化、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中致富的利益集團。他們揭露的部分社會問題，只是為了把責任推到“舊體制”身上，推到共產黨身上。宣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要靠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來保障”就是這個目的。　　

事實不容歪曲。王立軍在黨委會上說，今天召開黨委會，專題研究民警維權工作。民警維權工作，被紀檢督察部門和個別基層領導干部淡化了。這嚴重影響了民警的職業認同感、榮譽感、歸屬感和對組織的信賴，讓民警感到很無奈、很無助，挫傷民警斗志，喪失執法尊嚴，損毀警察形象，侵蝕隊伍肌體。王立軍說，兩年前，有一個老板駕車撞死了警察，事實是殺人，刑警總隊認定的也是殺人。但那個老板給幾十萬一忽悠就將該案定為交通肇事，把肇事者放了。“我們讓民警面對急難險重的任務沖上去，讓規避風險是零的民警用生命和鮮血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與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可他們受到侵害、生命受到威脅、形象受到損傷、人格受到侮辱的時候，紀檢督察和相關組織特別是基層領導不能夠為他們撐腰，為他們仗義執言，及時撫慰他們的心靈創傷，安慰他們的家人，維護他們應該得到的尊嚴和正義，你怎么培養民警忠誠、正直、勇敢、愛民的核心價值觀？如何提振隊伍的精、氣、神？怎么能夠讓英雄流血不流淚？而且，如果對戰友沒有真情，對社會怎會有感情；不能為戰友伸張正義，怎么為老百姓、為弱勢群體伸張正義；對戰友的合法權益都無法維護，怎么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正義之聲，理直氣壯。王立軍要求所轄的公安部門和民警拿起法律武器，“雙起”那些歪曲事實的報社和記者，這本是件值得稱贊的事情。作為社會公共管理的強力部門，面對“歪曲事實真相攻擊我市公安機關和民警”的不法侵害，不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強制權力進行反制，而是以普通民事部門和自然人的身份，依法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正當權益，依靠法律進行維權。這說明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在重慶市得到了張揚，清明政治氛圍在重慶已漸成氣候。這無疑也與媒體的輿論監督有關。作為秉持社會良知的公共媒體接下來應該做的是，強力部門和警察起訴報社與記者后，關注和監督審判機關能否公正審理。這關系到社會的公平正義，關系到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　　

公安機關和人民警察，是我們國家的執法機構和執法者，但同時法律也賦予了他們擁有拿起法律武器保衛自身權益的權利。 媒體需要正確理性地解讀王立軍的“雙起”，不能人云亦云的斷章取義。王立軍在提出維護警察自身權益時，用的是“雙起”，不是執法機關單方面在追究誰的法律責任，這是一種理性，更是一種建設性的思維。在以往不少地方部門追究記者責任的時候，不是通過法院，通過法律程序，而是直接指令公安機關抓人，公然侵犯記者的合法權益。但王立軍說的“雙起”，判定記者的對與不對不是自己說了算，是要通過法院公正審理，由法院來裁決。王立軍沒有說過要拒絕新聞監督，更沒有藐視新聞記者的合法權利，只是希望新聞監督更真實更科學更實事求是地來看待打黑除惡工作，這不僅與新聞監督的宗旨和記者的職業道德不矛盾，也與國家、社會對新聞記者的希望和要求相一致。作為我們廣大受眾，也要有獨立的判斷。當我們的兄弟姐妹因為擔負著正義的職業、從事著維護正義的工作，他們在為正義而流血流汗時，卻有人專門中傷、襲擊他們，恐嚇他們的親戚朋友，還要對其所從事的正義事業橫挑眉毛豎挑眼，大潑臟水，這是任何有良知的人所不能容忍的。　　

熱鬧之后，我們要冷靜地思考。在中國當下這個社會里，在知識界、思想界，尤其在那些由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把持和主導的媒體上，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反常的舉動，出現如此違背新聞規律，違反基本常識的言行？僅僅是因為要“雙起”報社和記者，就引起新聞職業的強烈“敏感”嗎？從那么多媒體對王立軍和重慶警方的惡意圍攻的喧囂中，分明能讀出他們對重慶市“唱紅打黑，反腐肅奸”這件已經深得3000多萬重慶老百姓贊揚，十三億人民群眾心向往之的政治事件的質疑和不滿。實質上是想借打擊王立軍達到否定薄熙來在重慶深得民心的一系列舉措的目的。“而回望重慶最近幾年的司法實踐，無論是對待尚未被法院確定為有罪的犯罪嫌疑人，還是不那么聽話的媒體和律師，警方從來都是‘絕不手軟’的。但強硬應該來自于對法律的嚴格遵守，這應該成為權力機關運作的起碼底線。”由此可以看出，發生在重慶的轟動全國的黑律師造假門事件，一些媒體力挺李莊攻擊重慶公檢法，影射重慶市委市政府的目的。長期以來，媒體上存在丑化重慶新政丑化薄熙來的聲音，海外敵對勢力編造的妖魔化薄熙來的謠言也一度在互聯網上泛濫。  　　

據百度百科介紹，南方報系源自《南方周末》報和南方報業集團。四大門戶網站中，騰訊的總編輯，搜狐博客主管來自南方報系，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直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來自南方報系。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報紙有《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南方農村報》、《新京報》、《云南信息報》、《南方體育》、《21世紀環球報道》，雜志有《城市畫報》、《名牌》、《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紀商業評論》、《風尚周報》、《理財周報》等。對王立軍的歪曲丑化報道被掛上南方報系控制下的主要報刊和門戶網站的顯要位置。炮制篡改王立軍講話的始作俑者為中國選舉與治理網，“本站語錄”一欄掛著：“與警方對抗，全國警察共誅之”、“以理性的精神迎接政治改革”，“我們的國情處于新的量變中”、“社會經濟問題靠政改才能解決”等條目。他們期望的“政改”無非是要徹底改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把中國改到西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是他們推崇的“普世價值”。  　　

圍繞“雙起”之爭，我們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場要推行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政改還是要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改的政治較量。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激烈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也更深刻地認識到了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占領輿論陣地，堅持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正確輿論導向的重要性。  　　

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發生根本性變化，先兆就是思想的混亂。哪種力量控制了媒體，就能控制人的思想，就能指鹿為馬。蘇聯東歐劇變的教訓就是這樣：1985年戈爾巴喬夫一上臺就開始鼓吹所謂的“新思維”，要建立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將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交給了以整垮蘇聯為己任的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迅速連升幾級，當上了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黨內主管意識形態的主要人物。雅科夫列夫上書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民主性、公開化、多黨制、總統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議”，這些建議奠定了他在戈爾巴喬夫智囊團中的首要地位。雅科夫列夫四處作報告、發表講話，撰寫文章，鼓吹“民主化”和“公開性”。他還安排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報刊雜志的主編。雅科夫列夫通過操縱媒體，將整個社會的思潮弄亂。同時，通過媒體，將西方世界描繪成幻想中的天堂。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破壞蘇聯，一個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瓦解蘇聯。在戈氏和雅科夫列夫的操縱下，蘇聯各類媒體逐步脫離黨的領導，各類負面輿論借“公開性”之名充斥媒體，為西方意識形態的大舉進攻大開門戶，使蘇聯經過幾十年努力構筑起來的社會主義思想防線，短短幾年間就土崩瓦解。媒體失控導致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泛濫，掏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體系，加速了蘇聯演變和解體的步伐。　　

中國目前的狀況也不容樂觀。作者在鄉野草根，難免孤陋寡聞，但從兩篇相關博文的反響情況可見一斑。《媒體為什么圍攻王立軍》在2010年11月23日上掛人民網強國博客后，被博客管理員列為“推薦博文”的頭條，兩天內點擊數超過2.8萬次，網友留評880條以上。　2010年11月26日　在人民網強國博客上發表《中國需要再次亮劍》，兩天內點擊數超過3.6萬次，網友留評超過930條。但有超過一半的評論被屏蔽，而且百分之95%以上的評論都沒有署名。這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目前的意識形態和輿論環境對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有所顧忌，不夠理直氣壯。二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漢奸賣國勢力已經坐大，威脅到擁護共產黨和愛國人士的安全。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有些評論仍然深刻而又力量。這里摘錄幾則網友留評：“無產者，勞動人民還是擁護公有制，社會主義。黨和國家要充分發揮左翼愛國力量優勢，形成堅決打擊各種漢奸思維、最大限度的破除漢奸陣營、破除西方在大陸的各種代理勢力；一定要做好與美國打核戰全面戰爭的準備。想一想今天中國大陸的左翼愛國各路人馬，在受到復雜不利條件或打壓下、在有的連基本生存都困難的條件下卻千方百計地為維護真正的共產黨、維護國家安全、維護人民利益、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而戰，與漢奸、西化、右傾勢力在網上、在生活中做堅決斗爭，使西方看到了中華民族還有鐵骨錚錚的脊梁挺立而不敢妄為，也給國內的漢奸西化貪官污吏以震懾。” “在信息時代，國家不掌握網絡媒體主導權，比之在工業社會國家不掌握軍隊還要危險。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那句“在政治上我們沒有駕馭權”，可以說是最為驚天動地的一句話”。 “處于公眾和國家雙重控制之下的網絡媒體，無論是選擇討好公眾還是討好國家，都不會散布哪怕是絲毫賣國主義言論，這就從根本上堵塞了網絡媒體走向賣國主義道路”。“共產黨必須找到一條回歸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人民群眾必須找到一條回歸理想主義的道路，中國必須找到一條回歸六億神州盡舜堯的道路，中華民族必須找到一條回歸崇高民族精神的道路。毛主席曾經把這種精神概括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這就是當今中華民族必須找回的民族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們可以更加迫切地認識到，加強黨對新聞傳播媒體的領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占領思想文化輿論陣地，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獨立自主，反對強權，高舉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摒棄西方的意識形態，是保證社會主義中國不被西方和平演變的關鍵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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