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28日晚，成功登上釣魚島的7名保釣人士到達北京首都機場

臺灣保釣人士

1997年5月，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艦(右)圍堵前往釣魚島的臺灣船只

2010年10月8日，因不滿臺灣當局阻止保釣船前往釣魚島，一名保釣人士跳下漁船以示抗議

　　(所需資料得到實習記者張冉的幫助)

　　登上釣魚島：

　　保釣志愿者們的夢想與艱辛

　　四次出海，一次登島，中國大陸民間保釣行動最活躍的時間，集中在2003至2004年。個人選擇與國家利益的契合，縱使時光飛逝，依舊激動人心。

　　主筆◎王鴻諒

　　“浙玉漁1980”的航程

　　“浙玉漁1980”是一艘普通的單拖網漁船，140噸，300馬力。2003年6月22日早晨，這艘船從浙江玉環坎門漁港出海，除了幾名船員，還搭載著15名乘客。東海海域的伏季休漁期從6月14日持續到9月13日，這期間出海，自然和捕魚無關。船長只知道，這些外地人愿意以租金1.8萬元、另付油費1.3萬元的價格包船，體驗海上觀光。休漁期的休閑漁業，算是漁民們補貼生活的一種方式。

　　海上風力7級，開船1個多小時后，大部分客人紛紛吐得不成樣子，暈船藥根本不管用。“那感覺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東西都給抖出來。”這是李南向本刊記者的描述。他祖籍湖南，在北京長大，從未出過海。15個人里，除了天津的張立昆，香港的羅就和曾海豐，其他人的海上經驗幾乎和李南一樣蒼白。戶外運動教練福建人王喜強有先見，一上船就在船舷的欄桿之間拉上了兩道粗繩索，抓著繩子，大家才能勉強在風浪中的甲板上行走。吐暈過去的博士生牛力丕感嘆：“什么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這次算是知道了。”

　　如此強烈的不適應，并沒有動搖他們的決心，前往200海里外的釣魚島宣示主權，才是他們此行的真正目的。與此對應的時事背景，是釣魚島問題在2003年再起波瀾，1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與聲稱“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古賀家族后人簽訂正式租借合同，以2256萬日元的年租金租下了釣魚島及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三個島嶼。面對中國外交部的抗議，日本政府并沒有中止這份一年一簽的租賃合同。

　　怎么跟船長挑明，是個問題。當天傍晚，船突然停了，李南回憶：“船長過來，說附近有一艘漁政船，現在是休漁期，為了不引起麻煩，要先停一下。”可是停了很久，到晚飯時間也沒動靜，大家有些擔心。“晚上20點，等不下去了，由馮錦華和虞海澤作為代表去駕駛艙找船長攤牌，告訴他這次出海是保釣。管財務的牛力丕身上帶著3萬塊現金，隨時等著船長開價。”此前，船主和船長最大的疑慮，只是擔心他們是偷渡客，明明談好了價錢，臨到出海卻反悔了，船價值30萬元，虞海澤用自己價值40萬元的“開拓者”越野車做了抵押，船主這才愿意。但他們為了登島準備的快艇，還是有嫌疑，不許帶上船。

　　船主并不出海，眼下的新情況，實在讓船長有些猶豫。釣魚島在海圖上的261海域，開漁期漁船的航向是魚汛決定的，用漁民們的說法，就是“哪里海路好去哪里”。261海域盛產巴浪魚，“海路好”的時候，中國的漁船常常過去，所以船長們都很清楚那邊的情況。“越來越容易碰到日本的巡邏艦了，運氣好的時候，照樣下網捕魚；運氣不好，就被日本軍艦趕來趕去，連網都沒法下。”李南他們能夠理解，“討生活不容易，普通漁民，誰愿意惹上麻煩”。好在船長最終被他們的熱誠打動，下定決心：“去就去，我不怕日本人。”

　　晚上22點，漁船重新啟動，以8節的船速駛向釣魚島。海上星空明澈，只是大家實在沒有興致，廈門人李義強能向本刊記者回想起來的是：“船艙里都是柴油和嘔吐物的怪味，大家橫七豎八地躺下了，我跑到甲板上睡的，早上醒來，睡袋是濕的，頭旁邊落了一條飛魚。”把更多人吵醒的，是低空呼嘯而過的日本飛機，時間大概是6月23日早上7點35分，此時漁船距離釣魚島還有30多海里。湖南人殷敏鴻拿著攝像機爬上船頂拍攝。“剛開始還以為是一架民航客機，但它飛過去后，又迅速折返回來，在漁船上空低空盤旋。”大概半小時后，第一艘日本軍艦出現，日艦上有人用漢語喊話：“這是日本領海，請你們立即離開！”臺州人尹東明隨即拿起話筒高聲回應：“這是中國領海，請你們立即離開！”這是熱血激昂的時刻，一直都被暈船折磨得無精打采的人們，突然間全都精神振奮，大家在桅桿上同時升起五星紅旗和香港的紫荊花區旗，掛起印有“我島我家”、“中國領土——釣魚島”的兩塊紅色條幅。

　　接下來，海面上出現了更多的日本軍艦和飛機。根據當時拍攝的畫面，中午11點左右，“浙玉漁1980”已經處于8艘日艦和4架日機的包圍阻截中。直升機數次低空掠過，船上的人甚至能看到駕駛員的臉。一架飛機上還懸掛出白底黑字大幅標語：“日本政府警告你，不要進入日本領海。”尾隨的日艦從后面加速沖向漁船尾部，在距離漁船約20米處才緊急拐彎。漁船于是無法再前進，船長希望返航，而釣魚島還在遙遠的前方，影像模糊，用照相機和攝影機也捕捉不到一張清晰的畫面。

　　15個人當時情緒復雜，李義強差點還對船長發了脾氣，但大家最后還是接受了無法前行的現實。返航途中，一艘日本軍艦尾隨著他們，直到晚上20點才離開。船上一片沉默，幾個人抓著繩索坐在船尾，瞪著日本軍艦，任由海浪把衣服打得透濕，也有人躺在艙底，輾轉反側。李南說，一只蟑螂爬過來，爬到了同伴的臉上，他想過去驅趕，可一點力氣都使不出來。

　　6月24日中午11點，“浙玉漁1980”回到浙江玉環坎門島。和出海時甚至要分批次上船的謹慎不同，碼頭上等待他們的是鮮花、橫幅、樂隊和歡迎的人群。一些人下船后被記者團團圍住，另一些人依舊避開人群，和來時一樣靜靜地離開。就像出發之前約定的那樣：“此次行動為個人發起，自愿參與，不設任何組織機構，嚴格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行動，以志愿者安全為第一，不做任何過激之事，事后立即解散。”中國大陸民間的首次出海保釣行動，就這樣從構想成為現實。

　　求援信和志愿者

　　回想這次行動，其實2003年之前，大陸的互聯網論壇上多次有人發起出海保釣的號召，但響應者寥寥。李南學的是導演專業，在電視臺做記者，很早就是網絡上的活躍分子，2000年就萌生過出海保釣的念頭。“那時候什么也不懂，托朋友在浙江溫州問了一下出海的價格，其實也沒說清楚，船老大開價8000元，我自己攢了這筆錢，在網上召集志愿者。報名的有30個人，最后只來了1個人，結果到了溫州，船老大又變卦了，可能覺得我們是要偷渡，開出了20萬元的天價。”自籌資金的召集尚且如此，那些募捐貼就更不用說了。愛國者同盟網(簡稱“愛盟網”)是當時國內頗有名氣的網站，主編盧云飛告訴本刊記者：“并不是缺少熱血青年，而是發起人缺乏公信力，經常就是一篇情緒激昂的帖子和一個匯款賬號，發帖子的人到底是誰大家都不知道，誰敢相信？”

　　也有人考慮過其他籌款方式，比如周文博的“保釣造血計劃”，義賣保釣文化用品(T恤衫、太陽帽)甚至搞網上商務等。首批保釣的T恤衫100件已經印好，采用的是公開成本價、由網友出價并公布銷售情況的賣法。可這很容易被誤解成以愛國主義為幌子做生意。盧云飛也覺得，這個造血計劃不現實。“如果搞商務，所有的賬目都要透明公開，沒有專職的人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情感上反對把保釣和錢聯系起來。”他說。

　　2003年有些不同，馮錦華愿意加入愛盟網的保釣募捐行動，以公布身份證信息的方式，實名發表求援信。馮錦華的聲望，來自于他對小泉當時參拜靖國神社的抗議。2001年，他在靖國神社側門的一個石雕底座上，用紅漆噴寫了“該死”字樣，被東京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緩期3年執行。他回國時，愛盟網網友到首都機場扯起大橫幅，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歡迎他。“志愿者并非必須出海，您的任何一絲幫助對此次行動來說都是巨大的，讓我們走出網絡，行動、行動、再行動，不能眼看著釣魚島離我們遠去。只要是捐款者、出海者，都是志愿者。”結果，馮錦華的實名求援信反響強烈，在愛盟網的點擊率短時間內就超過1萬次，捐款者超過千人。錢是最容易引發爭議的環節，為了保證公信力，愛盟網請了一位做律師的網友控制流程，限定只能通過銀行匯款方式捐款。2003年春天正值SARS，整個北京城氣氛凝重，但牛力丕作為收款人和確認人，每天堅持去銀行查賬并在網上公布。最后募集的款項共計9.2萬元人民幣、2620美元和200加元。

　　那是一次群策群力的行動，李南向本刊記者回憶：“當時只有張立昆一個人有過1998年參與香港保釣行動的經驗，其他人嚴格意義上都是初學的志愿者。”不過，作為發起募捐的背后團隊，大家還是有一些分工，牛力丕負責管錢，李南負責聯系和篩選出海志愿者。“偏向于選擇有入伍經歷和愛好戶外運動的人，身體素質是很重要的一個標準。”其他的就是看彼此的溝通了，“那些口口聲聲喊打喊殺的，我們可不敢要，2000年那次我就發現了，在網上越是言辭激昂的，真要動真格的時候，全是虛的”。浙江的虞海澤負責找船，但實際上找船的有張立昆、李義強、尹東明等幾路人馬，最后敲定下船只的是臺州人尹東明。23歲的尹東明年初就萌生了出海的想法，他不缺找船的門路，缺的是同伴，因此辭了職在全國奔走，試圖說服那些志同道合但素未謀面的網友。他看到了馮錦華的帖子，簡直有一拍即合的激動。

　　從200位報名者中篩選出來的30名志愿者，6月21日實際到達玉環會合的有23人。出海名單在出發前5小時才最終確定，剩下的8個人留在玉環的一個賓館里，負責后勤保障和各方聯絡。他們中絕大多數素未謀面，熟悉彼此的網名勝過真實姓名。他們年齡身份各異，有退伍軍人、戶外運動愛好者、學生、記者、私營老板等等。將他們從天南海北匯聚到一起的力量，只是在保衛釣魚島問題上的愛國熱情、付諸行動的勇氣和不那么現實的價值觀。最簡單的一點，募集來的保釣資金僅僅用于租船等必須費用，個人的路費和食宿一概自理，完全是一件倒貼錢還得承擔風險的事情。

　　最單純的熱情

　　第一次出海之前，大家心里都沒底，接受報名的網站甚至在醒目位置公布了這樣兩條信息：“本次保釣行動召集的志愿者在本次活動結束后自行解散；所有保釣志愿者的資料都將自愿接受相關部門的檢查。”“浙玉漁1980”返航后獲得的官方肯定，是最好的強心針。“那真的是最好的時候，”李南感慨，“都是最單純的熱情。”

　　從2003年6月到2004年3月，9個月里4次出海保釣，另外3次分別是2003年10月、2004年1月和2004年3月，頻率遠超過香港和臺灣地區。有臺灣保釣志愿者感慨過這種差別：“香港和臺灣的保釣行動，不是缺錢就是缺人，只有大陸，不缺錢也不缺人。”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在一波接一波的行動熱潮中，于2003年底正式成立。早在1996年就提出過這個倡議的童增被推選為會長，馮錦華、張立昆、李南、盧云飛、虞海澤、周文博和李義強7人當選常務會員。

　　1956年出生的童增畢業于四川大學經濟系，1986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攻讀國際法碩士，畢業后先在一所學校任教，后在老齡委任職，他逐漸將研究目光放在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上，不僅把想法寫成論文，還在1991年“兩會”時，把論文寫成意見書，和學生守在京西賓館門外，盡可能遞交給更多的代表們。童增后來索性辭掉公職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經商之余，不改初衷，以他的公司為后盾，給志同道合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張立昆在他的公司任職；回國后賦閑了半年沒有找到工作的馮錦華，一度也進了他的公司。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成立后，身為會長的童增依舊更愿意低調地待在幕后，把接受采訪的機會留給其他人，他接到電話的第一反應是：“你去找李南，他都知道，我把電話給你。”

　　只是，空前高漲的熱情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回頭去看，聯合會常務委員們的反思很一致：“民間保釣發展得太快了，其實大家并沒有準備好，沒有成熟的思路來應對和引導那樣的熱情。”分歧從第二次出海開始，去還是不去，討論的過程很傷和氣。保釣聯合會內部也有各種不同思路，歸納起來：一種認為要多行動，能出海就出海，能登島就登島；一種認為行動要有度，才能保證足夠的社會影響力，“出海多了，公眾會麻木，覺得這是沒有任何風險的事情，我們只是在作秀”。

　　其實，民間保釣從來也沒有整齊劃一的思路。張立昆堅定地告訴本刊記者，他認為：“民間的特點就是松散的、來去自由的、包容性的，各執己見很正常。”他拿香港做例子，“五六十個人，可以組織10個不同的保釣組織”。他曾經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個人到香港參加過保釣行動。那時候，香港民間保釣熱情高漲，專門出資購買了一艘漁船命名“保釣號”，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動，“保釣號”就被日本軍艦撞沉了。張立昆當時就在這艘船上，他說：“那一次，還有兩艘臺灣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軍艦就圍著‘保釣號’，前后夾擊，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擊，直到船沉。”有了這樣的經歷，當他聽到今年的中日撞船事件時，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比劃著船只的航向，“那種圍堵和撞擊，是日本軍艦慣用的方式”。

　　民間保釣究竟應該怎么運作，或許也可以成為一個研究課題，只是，在熱情最高漲的時候，作為大陸最具影響力的保釣社團，聯合會沒能形成協調和處理這些分歧的機制，投票沒有結果，會長童增又不希望傷害這些單純的熱情，只是調和，并不決斷。各執己見的人們，各自尋找同盟者，行動中的分歧，或多或少的，還是造成了彼此的內耗、誤解和傷害。保釣聯合會名義下，李義強的廈門基地和虞海澤的浙江基地的誕生，其實是分歧的結果。

　　登上釣魚島

　　“沒有海灘，岸邊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剛下過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來，遍山生長著一種類似于棕櫚樹的植物，青蔥色，樹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頭來。”這是殷敏鴻向本刊記者回憶中釣魚島的模樣。2004年3月24日，大陸保釣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島。登島的7個人，是馮錦華、張立昆、尹東明、方衛強、王喜強、胡顯峰和殷敏鴻。

　　回溯起來似乎很輕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緊張而混亂，大家出發前商量過無數種方案和對策，可真的到了緊要關頭，雜牌軍的弱點全都出來了：“漁船開到了很靠近釣魚島的地方，兩條小艇放下海，發動機掛不上去，連船槳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記把對講設備和攝像機給我們了……”殷敏鴻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個人，“還沒有靠近岸邊的礁石，另外兩個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過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發現，“到達的只是一塊大礁石，跟釣魚島主島還隔著幾米遠，只能游過去”。

　　7名志愿者在釣魚島上停留了10多個小時，張立昆向本刊記者回憶：“剛上島時，大家太興奮了，根本沒有注意到兩條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驚慌。既然來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濕透了，圍著海島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設立的牌位，還找了半天獨自去爬山的方衛強，剩下的時間圍著火堆在烤火。”殷敏鴻說他當時很樂觀，“只要有時間，我們肯定能回來，山上有樹，我們可以扎木筏”。

　　沒有對講機，眼睜睜地看著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漁船上負責指揮的虞澤海和李南一時間也沒了主意。大船在釣魚島周邊徘徊了很久，與岸上的大本營聯絡后，最終決定先返航，帶橡皮艇再來接他們，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點，日本艦艇和飛機已經趕到，大船趕緊折返往釣魚島方向，卻被團團圍住。島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帶到了沖繩，在看守所單獨關押。

　　接下來，就是全國矚目的事情了：7個人在3月26日下午獲釋，從沖繩返回中國，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他們在沖繩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審，殷敏鴻回憶：“日本警察并沒有使用暴力，問來問去主要圍繞著個人身份、出海時間、海上航行過程等問題，他們對我的個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撐腰似乎特別有興趣。”對于這些問題，殷敏鴻他們基本上都拒絕回答。“我們是在自己的領土上被外國武裝非法綁架，他們有什么資格審訊我們！”

　　3月24日的登島成功，很有些“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意思。明面上，是李義強的廈門基地發起“3·28”出海計劃，招募志愿者，進行海上救生培訓，聲勢浩大。而暗地里，虞海澤和馮錦華在策劃一場秘密行動，他們在樂清找到了船，定下3月23日出海，雖然3月份并不是理想的出海季節，但他們沒什么選擇余地，船只決定了一切。馮錦華和虞海澤并沒有唱對臺戲的意思，只是覺得想要登島必須出其不意，廈門基地吸引了所有關注，是個很好的機會。事實也如此，這艘漁船到達釣魚島附近海域的時候，只遇到了一艘日本軍艦。當然，廈門基地“3·28”的計劃，只能作罷。雖然馮錦華這邊對外表述的時候，都用“協同策劃”的方式來解釋，但李義強是個倔脾氣，似乎并不愿意接過這根橄欖枝。接下來發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事情，廈門基地的自立門戶，以及對彼此公信力都有損耗的網絡論戰。

　　“3·24”登島之后，這些保釣人士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接觸保釣之前，李義強是個退伍軍人，復員后進了廈門的一家大型國企，后來下海做生意，一邊經營網吧，一邊投資太陽能生意，結婚成家，安居樂業。現在，他成了朋友們眼中的“瘋子”，賣了網吧、房子、車子，離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繼續著他的保釣熱情。除了離婚，他愿意直面曾經的一切，第一次出海，他只是懷抱獵奇之心的參與者；第二次出海，他被張立昆拉著，成了組織者。這一次的出海，原定計劃是內地和港臺共同保釣，香港和內地志愿者一起從廈門出發，到彭家嶼與臺灣志愿者會合，一起前往釣魚島。“但是因為風浪等各種原因，我們的船晚了12個小時到彭家嶼，計劃就被打亂了，等候在那里的臺灣保釣船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返航，不能去了。”李義強對本刊記者回憶，“兩條船靠攏的時候，臺灣那邊的組織者跳上了我們的船，大發脾氣，這個我也能理解，他曾經是我很敬仰的前輩級人物。可是，他竟然讓我們立刻返航，不要去了，還喝令船上的臺灣志愿者黃錫麟下船，但黃錫麟沒有下去，我佩服他。”

　　李義強的選擇，被殷敏鴻戲稱“保釣原教旨主義”。經歷的一切，讓李義強覺得，保釣必須要心無旁騖，“沒有任何經濟活動，沒有社會牽絆，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專心做事”。朋友們看著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沒有辦法勸服他。跟他比起來，當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們，絕大多數并沒有選擇這種斬斷枝蔓的極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釣是保釣。”李南很坦白，“必須自己慢慢學著找一個平衡，學著接受，很多事情，我們也不能理解，但這就是現實。” 民間保釣志愿者一致認為，他們只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給國家增加未來談判的砝碼”。

　　李義強用了很多時間，來反思2003到2004年間的保釣熱潮。關于出海和登島，他總會想起臺灣保釣人士黃錫麟說過的話：“如果出海是個連續劇，那登島就是終結篇。”民間保釣的空間究竟在哪里，哪種方式才是最有價值、可持續的路徑？誰也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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