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要擺脫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
□ 黃葦町（紅旗出版社原副總編輯）
近來，圍繞如何深化改革問題，理論界的討論不斷升溫，廣大群眾也有很大期待。但對于改革的復雜性和落實改革方針所面臨的各種阻力，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估計。
改革面對“最難啃的硬骨頭”
當前改革面臨的困難和阻力，與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分不開。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一直實行穩定存量、搞活增量為主的漸進式改革。在市場經濟培育上，首先在現存公有制經濟結構外部發展民營、中外合資等其他所有制經濟；在改革順序上，首先從那些能使人們普遍受惠的改革開始, 如通過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振興農業和通過發展城鎮個體經濟促進就業；在分配制度變革上，首先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力求把“蛋糕”做大；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行政權力還較多地介入資源分配等。這些在改革初始階段都是必要的。有國外學者說，當年英法的崛起是千萬人級別的，美日的崛起是上億人級別的，而中國的崛起是10億人級別的，其影響力和難度與英法美日都不在一個檔次上。這種先易后難的路徑選擇，有利于減少阻力，增加改革的成功系數。但也必須看到，這種路徑選擇還有另一面，就是改革中暫時回避或擱置的一些矛盾，或者說進行利弊權衡時處于次要矛盾的“弊”的一面，會逐漸積累起來并發展成為改革的重要障礙。可以說，改革的“肉已經吃完，剩下的都是骨頭，而且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啃骨頭有風險，但如果不啃掉這些骨頭，聽任問題積累，將來的代價更大。特別是舊的計劃體制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新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分配格局尚未完善，一部分社會強勢群體，利用漸進式改革發展的不配套、不平衡和管理漏洞，過多地占有了改革開放成果。據2010年“兩會”期間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中國最富的10%人口和最窮的10%人口，收入相差23倍。我國已變成居民收入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國家，這不僅使支撐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的內需這匹馬跛腳，也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共產黨人的道德制高點。收入差距再這樣擴大下去，就會危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感召力。因此，對于推進分配制度改革，中央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但難度也不小。最重要的阻力之一，就是來自某些社會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或明或暗的反對和阻撓。
中國有沒有既得利益集團
有人說，僅有利益共同性，而沒有穩定的組織形態和架構，稱為“集團”言之過重，我們黨內更不可能允許形成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政治派別。而有些政治學家提出，利益集團就是因利益而聯系在一起，是意識到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組合。這個組合可以是松散地、自發地、為了某項共同利益臨時性地“結伙”，以表達其特定的利益訴求。從我國當前情況看，既得利益群體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
一是部分壟斷行業的企業高層人員，利用他們對重要公共資源的占用和支配權，把本應歸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部門利益。他們還利用對公權力的影響力，使政策向自身傾斜。在薪酬上“與國際接軌”，領取相當于一般職工收入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巨額年薪及補貼；在經營決策失誤時講“中國國情”，只負贏不負虧。他們還根據自身需要不斷調整規則，控制市場，左右價格，為坑民肥私行為披上合法外衣。
二是少數黨政領導干部，把自己掌握的公共權力市場化，通過各種途徑設租、尋租。對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有利于己的就執行，不利于己的就不執行，從拖延、推諉到偷梁換柱，企圖使體制缺陷長期化，既得利益固定化。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面臨的阻力，主要來自“左”和“右”的干擾，是圍繞改革是與非的觀念之爭，那么現在改革面臨的主要阻力，已不是是非之爭，而主要是利益之爭。一些重復建設、產能過剩項目的頂風開工，一些城市不正常的大拆大建，表面是為政績，背后往往隱藏著權錢交易的動機和活動。
三是某些有背景的民營企業，利用權力優勢破壞市場規則，攫取超額利潤；有些“草根”出身的民營企業家，也通過重金收買權力以獲取資源優勢。隨著社會經濟總量增大，他們為排斥潛在競爭對手的行賄金額也在暴增，行賄活動從經濟領域進入政治領域。例如不久前披露的“粵北首富”朱思宜的行賄案，朱不僅把當地一大批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拉下水，還不惜投入上千萬元的“運作”費用，來獲取全國人大代表身份和省工商聯副主席職位。
這些都說明，盡管國內和黨內還沒有形成規范化、組織化的既得利益集團，但在權力強勢群體和資本強勢群體中，確實出現了一股相互勾聯的勢力。他們不僅覬覦經濟、政治高地，還把觸角伸向學術和輿論領域，擁有不少“食客經濟學家”作為代言人，在政策制定上有很強的話語權。他們的存在不僅不能增加社會財富，而且依托權力、資本和輿論強勢，在社會分配的大蛋糕上挖下很大一塊來。
既得利益集團導致改革變形
既得利益集團對深化改革的危害是很大的。
首先，既得利益集團一心只為個人和小集團謀利，并不在意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就決定了必然出現大量“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哪怕耕地銳減、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礦難頻發也在所不計。而一些起家資本很少的房地產商，能在極短時間內進入中國富豪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建筑在從項目立項、銀行貸款、工程招標、用途變更、容積率調整直到監理驗收等各個環節的“公關”活動上的。在他們成為公開富豪的同時，也造就了若干隱蔽的富豪。有的國有企業負責人，還利用國家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提供的寬松信貸環境，把巨額流動資金貸款轉手投入股市樓市，在牟取暴利的同時，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預期。顯然，不排除既得利益集團干擾，宏觀經濟環境就不能改善，科學發展就難以實現，更會貽誤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大局。
其次，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還會使改革的走向脫離改革初衷。例如分配領域的改革，本是為了打破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通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市場競爭和發展不平衡必然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政府就要適時通過政策調控和國民收入再分配，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適當范圍內。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以來，這方面的調控力度已明顯加大。但既得利益集團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既得利益具有剛性，絕對利益只能增加不能減少，相對利益的份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希望他們能自動放棄既得利益無異“與虎謀皮”。因此，對于黨和國家試圖平衡各種利益的改革，他們總是采取軟拖硬頂的抵觸態度，或者千方百計使之扭曲變形，使縮小收入差距的措施不能到位。
再者，既得利益集團的活動，會嚴重損害人們對改革的信任。改革，作為利益的再分配，不可避免要付出一定社會代價，但如果經常出現多數人承受改革代價，少數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情況；出現人民群眾由改革受益者變成“改革”包袱的情況，人們對改革的公正性必然打問號，進而導致無論經濟改革、教育改革還是醫療改革，社會熱情都會部分地被猜疑甚至冷嘲熱諷所代替。因為，當人們認定有些改革已變成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私相授受的活動時，改革在他們心目中的傳統神圣形象就會坍塌。網絡上出現的戲謔替代嚴肅，搞笑替代認真，輕蔑替代崇高的現象，反映的也許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一種欲哭無淚的悲哀。為什么中國城鄉都出現了“毛澤東熱”？人們對毛澤東的懷念，其實是對社會公正的懷念，對干部廉潔的懷念。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最基本的動力——人民群眾的支持——會被削弱；改革的成本，也會因社會摩擦增加而提高。
對既得利益集團要標本兼治
標本兼治措施，筆者認為最重要有五項：
第一，打破權力壟斷，強化權力監督。既得利益集團看起來是行業、部門、所有制問題，實質是權力壟斷問題。這種權力壟斷，在被規范管理的行業和有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國有企業中并不存在，問題在于有的行業政策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例如，某些企業中出現代理者掌握委托人權力的情況。有些國企領導違規操作牟取暴利，有的不惜“肥水外流”達成個人交易，而有些人的墮落，又和他們與一些中介組織、非公企業等市場主體打交道時經不住誘惑、濫用權力有關。因此，遏制既得利益集團的關鍵，在于規范行業管理和國企領導的經營活動。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還要進行多渠道監管，使之經得起職工問、經得起社會和媒體說、經得起相關部門查，同時加大懲處力度，增加違法成本。
第二，要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既得利益集團因共同利益而結盟，利益導向變了，結盟情況也會變化。比如，對地方政府的考核以GDP和財政收入為主，很容易使某些地方官員和房地產商在推高房價上成為利益共同體。如果主要以各種民生指標作為考核標準和財稅分成的依據，就有利于把地方政府利益與當地群眾利益統一起來，并成為對各種與民爭利行為的制衡力量。當然，最根本的是要使強勢權力集團手中的權力和強勢資本集團手中的財富，逐步向社會轉移，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要不斷深化市場化改革，核心是完善要素市場體制。對市場經濟來說，要素市場是最根本的，我們面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壟斷、管制、審批等尋租活動，也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場。問題的癥結，在于舊體制的控制方式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主導著資源配置，要素市場的形式有了，但市場機制在很大程度上還不起作用。因此要真正按照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的要求，來規范政府與市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同時，還要保護被市場邊緣化的社會弱勢群體，依法懲治既得利益集團侵害弱勢群體利益、危害社會穩定的行為。
第四，健全法制，壓縮既得利益集團的活動空間。必須通過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切斷權力強勢者、資本強勢者和輿論強勢者相互勾連的通道。包括制定限制行政權力勾通經濟權力的現代行政法，限制經濟權力依附行政權力的現代民商法，以及有效約束壟斷組織伸向社會各領域之手的社會組織法等。同時，還要圍繞防止利益沖突原則完善反腐敗機制。利益沖突的概念是，如果決策者在某項政策方面有利害關系，就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從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從公共利益出發作出決策。利益沖突是產生腐敗的重要根源，也會影響公眾對政府官員決策客觀性的信心。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把防止利益沖突作為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對于壓縮既得利益集團的活動空間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是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治本之道。“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宗旨，但不能不承認，把公權力市場化的現象仍屢見不鮮，這是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事實證明，大的制度環境不改善，針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制度設計往往會事倍功半。最近溫家寶總理在深圳考察時指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當然，政治體制改革需要循序漸進，包括加強輿論監督、維護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轉變政府職能、培育新社會組織等，可以說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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