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風暴以來珠三角工人處境及勞資矛盾走向
沈梅
(民間研究者,北京)
摘要:2008年金融風暴后,深圳打工者生存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廠主找出各種辦法辭退工人,工資、福利也被大幅削減。工人的集體行動仍在增長,但執法部門越來越袒護廠主,對工傷評級、工資賠償等要求的支持越來越少。從2009年夏秋開始,珠三角重新出現工荒,但由于缺失工會組織,工資待遇和勞動條件并未改善。金融危機后,工人階級意識也明顯改變,越來越多打工者認識到組織起來爭取社會保障的重要性。
關鍵詞:金融危機,珠三角打工者,民工荒,集體行動,社會保障
1 金融危機后出現裁員潮
2005-2008年工人的集體行動日益增長,罷工中工人提出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所以政府要作出姿態,于是2008年實行勞動合同法和仲裁法。實施這兩部法律后,在司法操作層面,對工人要比以前好一些,工人也知道有新法已經頒布,可以利用新法實現自己的訴求。實際上,新法并不是完全維護工人利益的,企業仍然有很多規避辦法。勞動合同法很多方面都是明確的,例如裁員、解雇都要滿足條件,否則要滿足兩倍補償金。按《勞動合同法》規定,如果不簽勞動合同要罰企業兩倍工資;如果工人被炒掉,至少可以拿到一定賠償;還有要求企業定明崗位,老板不能隨便給工人調崗、逼工人走。這些規定都沒有完全落實,企業開始簽大量空白合同、假合同,很多技工月薪超過兩三千,但工資底薪只有1500元,技工簽合同都用底薪簽合同。甚至有技工的合同規定工資就是900元,崗位填成員工,不填技工,沒活干時可能就會被調到普工崗位。技工如果被調到普工崗,就會辭工走掉。普工相對好一些,簽不簽合同都是900元,最低工資等于最高工資。還有大量的空白合同,簽了之后不給工人。就算有一份,也仍然是空白的。遇到問題,工廠也會隨便寫,工人都不知道。企業讓工人簽合同往往是在上班時間,說趕時間,工人都在勞動,手只能停很少時間來簽字,根本沒有辦法詳細看合同內容。
2008年9月金融風暴來襲以后,資本家馬上就把危機轉嫁到工人身上,珠三角地區掀起了裁員風波。關于企業生產的負面輿論非常猛烈,對市場的估算非常悲觀,一些大品牌的利潤也受到影響。金融危機后企業預期過低,大量用各種模式來裁員。在私營企業里裁掉工人是非常容易的,工人也都沒有預料到。在深圳的一家電子廠,工人數從四五千人裁到2000人。珠三角工人流動性很大,大批仍處于試用期的工人沒有雇傭就被裁掉了。裁員方式有很多,例如利用體檢,金融危機后企業給全部工人都做身體檢查,體檢不合格就被裁掉。工廠要求經理以下要體檢,如果誰有乙肝都要炒掉。老板對工人說:“不服的話去告,我們有的是錢。”
工廠還把年齡大的工人炒掉。工廠要的工人一般是18-29歲,工人到了30多歲是很難在新的工廠里找到工作的。工廠說工人老了、手腳慢了,說工人到30多歲就要成為清潔工之類,所以要把他們炒掉。工廠對剩下的年輕人不給加班費,每天工作12小時,還是只給底薪,工人趕活時甚至有連續工作24小時的。很多工廠在合同到期時不給續簽,辭退工人。甚至還有企業連辭退工人都不采取,而是逼工人自離,只給工人發最低工資,不讓工人加班。如果沒有加班費,基本工資只有900元,在深圳沒有辦法生存,所以工人只有選擇自離。與正式辭工相比,自離是拿不到工資的。深圳企業為了防止工人突然辭工,一般都采取壓工資的辦法,通常要壓三十天,如果工人自離,連被壓的上一個月工資都拿不到。正常情況下,深圳的私人企業是不讓工人辭工的,如果辭工都需要工廠批準,即便在淡季,一般工廠都要排隊才能辭工,往往要排隊兩個月、甚至半年才能正常辭工。很多工人辭工跳廠的頻率很高,金融危機后工人第一個想法就是辭工,但工人沒有想到辭工后會找不到工作。
除了裁員以外,工廠也采取了很多縮減成本的辦法,最常用的就是縮減工作崗位、增加勞動強度。外國旺季是從圣誕節到元旦,過了旺季以后,要再過2-3月才旺季,下單估計要在4-6月。2008年12月因為圣誕節消費率和市場消費沒有預期那么低,有些短、急訂單過來。工廠有訂單后,剩下的工人開始嚴重加班,每天12-13小時,每周7天上班,沒有休息。技術工和初級管理工的福利待遇也被削減。有一個大廠,工人2萬多,政府允許這家工廠停交工人的養老保險,辭退年資比較長的老工人,然后請新的工人,基本工資、加班費都要低得多。
我通過一位財經記者跟進臺商,他是一位社會運動的記者,跟民間團體聯系較多。他給我提供了一些金融危機期間企業行為的材料,尤其是電子廠的企業行為。由于對未來不樂觀,市場估算很短,跨國集團將危機轉移給國內供應商。金融危機后代供應商接到的訂單有兩個特點,一是訂單量少,二是下單較低。供應商對政府提出要求,例如要政府降低稅收緩交養老金、降低醫保等。還有新聞報道,很多企業要求銀行提供低息貸款。國內供應商一方面要求經營環境更好,另一方面把危機轉嫁到工人身上。一是以各種各樣方式裁員,在不同類型工廠有不同體現。在比較正規工廠,最低工資還是能達到的,但小廠就很差,降到最低工資以下,甚至拖欠工資、停交社保。
2009年春節之后,有些廠開始瘋狂的加班。這主要是因為業主對生產前景仍很悲觀,例如臺資的電子廠,企業預計2009年只有3、4個月能開工生產,所以肯定不招人,只能增加工作量。同時,企業大批裁減非生產崗位,例如文員和職員,不是管生產的人會被炒。工友經常連續一個星期滿負荷工作,甚至三四個星期不休息,很多工友臉色很黃。臺資廠超時更為嚴重,上班前要提前半小時開會,下班后還要半小時訓話,工人都很累,對這種管理方式抱怨很多,但又不敢辭工,出去之后很難找到工作。工廠招聘人數、條件都發生變化,男工處境很差。一個電子廠招普工,要求18-25歲,女性,身高1.6米,高中畢業。很難有人能滿足標準。工廠都不愛招男孩子,老板最喜歡女工,服從、溫順、不鬧事、好管理。
一位女工工友所在廠開始實行兩班倒,中午和下午各留半小時吃飯,吃飯時間算加班。這個廠在危機后把除工友所在車間以外其他部門工人全部炒掉,要經過培訓才能重新上崗,由于工人人數大量減少,單靠雙班也無法滿足生產需要。白班工人從早8點開始上班,晚上8點下班,下班后還要到別的崗繼續上班,上到兩三點鐘,然后休息,早上起來再去上8點的班。除個別可以請假,大部分工人都沒有假期。
在工資制度上,現在周末加班按法定可以獲得兩倍工資。但政府允許工廠實行綜合工時調休制度[],一些工廠給工人調班調崗,把原來定時的工作變成不定時的,活來了就晝夜加班,沒活時放假。工廠出臺各種加班標準,如每個月最高加班90小時,超過90小時要調到以后月份。例如這個月加班150小時,但下個月完全沒生產,那么就將60小時加班調到下個月,調整后的加班時間補平日工作時間。這樣加班時間就變成了正常工作時間,雙倍工資調沒了。不僅如此,通過綜合工時調整,無生產月份的基本工資也被砍掉了。勞動合同法規定,如果由于工廠安排不合理,某月工人工作時間沒有達到基本工時,工廠仍必須給工人發放基本工資。這種工時調整方式是不合法的,也沒經過工人同意,工人去勞動站投訴沒有用,政府不處理。針對綜合工時調整辦法,個別廠有集體行動,更多的處于分散狀態的工人感覺很壓抑,不敢反抗。
2 發生“工荒”后工人地位未明顯改變
2009年4-5月份,有些廠訂單開始回升,生產情況好些。當然招工量仍不是很大,比起春節后招工潮少一些。2009年工廠招聘工人很少,大量出租屋空出來。但工廠招工量逐步回升,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出現工荒,一直到今年年初,媒體炒作都很厲害。2010年春節后,一些工人沒有立刻回珠三角。雖然新聞媒體對珠三角工荒、工資標準過低等問題炒得很厲害,廣東省也說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我們并沒有看到工廠提高實際工資水平,危機后被扣掉的福利待遇也沒有補。我認識的一個工程技術人員,每月工資4000-5000元,每月22天內只是拿月薪,周六、日有加班費,每天100元,平時加班沒有錢。金融風暴以后,周六、周日免費加班,開始扣他的福利待遇,2009年4月訂單回升后應該把福利補回來,但工廠反而進一步扣掉津貼,然后裁員,讓2個人做3個人的工作。還有一位工友,她的工廠不希望提高工資水平,在最低工資從2008年750元加到800元的同時,扣掉崗位津貼,取消工齡獎,罰款也增多了,不僅相當于沒有加工資,甚至還達不到原來水平。經濟回暖并沒有使工人待遇提上來。
近年來,關外一些個別廠調底薪,從900元加到1050元。2009年全年工人生存狀況都是很差的,工人被迫接受加班條件,工廠管理也很差,管理者開始動不動罵工人。其實管理層的工作、收入也惡化了。工人比較失望,在工廠開始招工時,就傾向于跳到別的工廠去。有記者談到,根據臺商的反映,工荒不是因為工人數量少了,而是因為熟手少了,跳廠的工人多了。所以廠子為了留住熟手,不得不提高底薪。但最低工資增長,并沒有使工人收入增加,一是工廠開始扣伙食補貼,二是開始收住宿費、伙食費,三是減少工人加班,開始實行三班制。此外,工資增長遠遠跟不上物價增速。工廠區周邊有很多小店、出租屋,工資剛剛上調,這些服務業也馬上提價。如果7月份出臺工資調整辦法,工人要到9月才能拿到增加的工資,但房租從7、8月就開始增長,快餐也會很快漲價。從這幾年的經驗看,普工的工資越來越無法維持必要的生存。技工更慘,名義工資也在下降,做模具早幾年收入四五千,現在三千已經很不錯。
金融危機后,工廠對學歷和技能要求越來越高,更愿意招熟手。制衣廠條件低一些,生手也要,進去培訓一周就可以工作。各個工廠對年齡的要求放寬了,40歲、甚至45歲,現在也照進工廠。制衣廠原來30歲以上不要,但現在50歲的也有。最近這段時間很難找工作,媒體宣傳說工資提高了、工作很好找,很多工友本來不打算回到深圳,經過媒體宣傳又跑到深圳,結果發現找到工作還是不容易。也有工人從工廠中出來,選擇做生意、擺攤,但工人做小買賣、務農等成功可能性很小。金融危機前,遇到一個工友,很早之前就不想出來打工,自己又考不上大學,想回農村搞種植業,但他父母認為孩子在老家沒出息,逼他去打工。后來他回去種了一段樹,最后也沒搞成,只好又出來打工。
金融風暴對另一批工人也產生很大影響。很多以前做采購的貿易公司,由于出口下降,直接影響采購人員收入。這些人算中層一點,原先月收入3000左右,有些是大專、中專畢業。這批人大多都做了很久采購,不會像普工跳槽跳的那么厲害。一個采購工人,老婆在工廠打工,他不想回農村,想留在城里生活,但危機后他收入很少,到小縣城找到同等工作也很難。金融危機后工作更加不可靠,被炒掉的可能性更大。一位30歲左右的工人,已經在一家工廠工作8-9年,后來換了公司,現在進好一點的廠就非常困難。金融風暴對工人的工作預期產生很大影響,這個年齡段的工人憂慮增加。總體上,金融危機對普工影響較小,因為他們跳槽本來就很頻繁。
有很多深圳企業向內地遷移,2006-2007年相對較多,危機后停了一段,主要因為搬廠需要大量投資。深圳現在仍處于經濟增長期,生產相對過剩逐步積累,由于處于世界經濟體系鏈條當中,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深圳實體經濟受影響。許多臺資企業2007-2008年在擴張,建新廠房,2008年立刻停下來。最近廣東最低工資升高,有可能形成搬遷潮。但珠三角電子廠比較多,分工太細密,供應鏈很長,生產一個零件必須有相關行業才行,這類廠必須整體搬遷。長三角、蘇州電子廠比較多,所以深圳的電子廠可以搬過去,但其他沒有相對完整產業鏈的地方,電子廠搬遷的周期會很長。紡織、服裝等行業容易搬遷,東莞主要是鞋業、制衣、電子等行業,現在空置率很高,未來這些廠倒閉搬遷會更多。
3 執法部門日益袒護廠主
面對金融危機,政府反映很快。2008年12月有訂單之后,之所以還能裁掉大批工人,原因在于就業保護不夠,工人完全沒有任何談判能力。企業也迎合主流的新聞炒作,說工廠要倒閉就會怎樣影響GDP增長,所以在勞資矛盾上,政府基本都在維護企業業主。政府給工廠優惠貸款,降低企業養老保險等社保基金基數。政府還積極應對企業倒閉,例如出現企業倒閉,政府馬上介入,凍結工廠預先繳納的倒閉勸返基金,給工人發拖欠工資,讓工人回家去。在深圳有些案例,勞動部門迅速介入,跟工人談好賠償標準,還給工人買返家車票,工會非常積極的幫助工人買回程票。但9月開始應對金融風暴后,出現了各種各樣障礙,維權成本大增。勞動站以各種理由來欺騙工人,讓工人卻步。深圳市政府原來支持工人對加班費的訴求,后來下發通知,要求判案收緊,原本需要老板提供證據的,現在變成需要勞動者自己舉證,工人斗爭很困難。
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行以后,政府曾經采取有利于工人的態度,對企業違法用工進行調解。2008年勞動仲裁費取消后,勞動爭議數量大增。政府明白工人反抗越來越劇烈,如果不及時處理這個矛盾,未來肯定會爆發。在2008年9月金融風暴以后,執法部門開始松動,不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在勞動爭議中對新工人支持更少。事實上很多工人都不懂具體法律條文,工人只是有事的時候才去關心法律。勞動站的人越來越站在老板的立場上說話。工人到勞動部門以后,勞動站告訴工人,說由于發生金融危機,企業已經很難了,能否滿足工人要求要看老板的態度才行。還有去勞動仲裁要排很久的隊,甚至超過幾個月,而工人被裁員后不可能在城市中居住很久。在很多具體操作中,政府行政部門都向資方傾斜。例如工傷評級,金融危機之后評殘級別降低了,直接影響對工人的賠償。一個工友遇到工傷事件去維權,勞動站的人把評級降低,本來該8級傷被評為10級,勞動站對工友說:“要為廠方考慮一下,現在是經濟危機時期。”政府協助老板轉嫁成本,以維持企業經營。
4 工人迫切需要工會力量
2008年金融風暴時,工人沒有反映過來,平常經常需要加班,現在突然不用加班了,感覺輕松起來。到2008年11-12月,媒體不停報道,工人開始對前景有所擔憂。這時工人越來越擔心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的工人對加班也不滿,但迫于失業壓力沒有辦法。
透過金融風暴,工人們對自身的社會地位看得很清楚。一是外來工沒有社會保障,二是工人缺少集體力量。失業后工人沒有任何保障,只能借錢或者找朋友住,要么回農村混日子,混一段再回來。政府也不要求工廠給工人交社保。早先政府曾經要求企業交失業保險,但工友被炒后沒有一個人能拿到失業保險。事實上企業沒給工人交失業保險,只給一部分管理層交了。但即便管理層失業也很難拿到失業金,要證明失業很困難,必須把戶口轉到領取失業金所在社區,對外來工而言,證明了失業就意味著又找到新工作了。工人在城市里沒有任何保障,沒有低保,也沒有社區網絡,朋友不夠就回農村。當工人還能找到工作時,這個問題并不明顯,但金融危機后失業率上升,社保的問題就凸現出來。還有工會缺失,工人沒有任何組織力量存在,按照國家規定,裁員20人以上要通知工會[],實質操作上業主不需要通知工會。不光是裁員,一個工友所在工廠,一下子把10年以上工齡全部抹掉,保安也全部換掉。現在很多工廠欠薪,工人沒有反映政府就不管,對一些小型企業,有反映的就給補一點。還有減薪、增工時等,老板都可以通過各種手段操作,而工人找不到相應證據,所以往往一走了之。表面上看出現民工荒,實際上可以看到,工廠還是有人,還是可以大量招工,還有很多招進來的人沒事做。
工人維權成本上升很快,一個工友想告企業違法用工,到勞動部門排了半年才排到。新工人沒有就業保障,企業裁員是很容易的。現在還有中國救世界的說法,意思是說在危機時代其他國家工人運動風起云涌,但中國工人很穩定,美國時代周刊還把中國工人評為年度風云人物。新工人之所以“穩定”,最重要的是缺失工會權利,沒有集體力量去爭取自身權利,不能同企業集體協商。新工人處于很原子化的狀態,很難馬上團結起來。深圳有家電子廠,實行綜合工時調整制度,加班費都按照1.5倍執行,工人不滿發動罷工,廠方被迫停止執行綜合工時制度,之后報復工人,積極分子被單個找去談話,然后逼迫辭職。
實施勞動合同法,并沒有改善工人生存狀態,必須有集體力量才能改變,必須利用實行新法的機會去向工人解釋團結的重要性。過去工人沒有切身感受,沒有痛楚,現在工人能夠感受到,所以工會教育日益重要。必須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工會法的要求做宣傳。對私營企業里的工人,能將工會法落實已經很不容易。廠里工會實際上是內部人員,很多廠聲稱有工會。從2004年起,全總說要加大力度吸納農民工加入工會[],近兩三年做的比較多,2007年沃爾瑪也鬧得很大。從公布的數字上看,深圳市工會會員比例很高,大約為60~70%。上兩周又有報道,總工會在推集體合同,政府說80%的工人在集體合同保護之下。深圳市還提出了2010年工作目標,工會組建率和職工覆蓋率都要達到90%[]。很多企業門口就會掛出工人委員會的牌子,但到廠里問工人,都說不知道工會是干什么的。很多外來工非常欠缺對工會的認識,階級意識還很薄弱。身邊工人很少講到集體合同,很少有能運作起來的工會的案例。例如龍華富士康,聽說里面的工人講,也不知道工會主席怎么選舉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工會會員。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廠里工人如果有工會會員證還好處理,要求工會重選,選出新的工會代表就可以,但實際上工人沒有會員證,老板可以以工人沒有入工會為由,不支持工人提出的要求。我認識的工友中,只有一個加入了工會,他還是因為需要維權才加入的。深圳市工會搞了一個勞工維權中心,承擔法律援助功能,那個工友為尋求幫助,填了表,入了工會。很多工友根本不知道工會,因為工會權利掌握在資方。全總在推動各地建立工會,市級工會逼著老板建工會,建的都是空殼。即便只是形式上的工會,大型企業建立工會很容易,小企業就很難。小廠流動性高,勞資關系也比較復雜,建工會難度大,導致工人沒有動力去做。例如小廠中,老板往往是工人的老鄉、親戚,即便拖欠工資也不好意思追討。一位工友在小廠打工,他們廠中沒有關系的人只占不到1/3。大廠沒有太多地緣關系,一般是現代化的,工人同老板對立關系非常明確,工人也不會輕易放棄權利。在一些工廠罷工中有人提出建立工會的要求,工友維權也會去找工會,問能不能幫忙。這種進步工人目前還很少。
最近幾年工人爭取權利的要求日益增加。例如罷工中有要求增加工資,目標高于法律標準。這跟民工荒也有一定關系,總體上近幾年找工作相對容易,普工也不怕被炒掉。普工更容易提出增加工資要求,因為普工年資增長不會使工資增加,技工工資會隨年資而增加,他們對穩定性的期待更高。
我們看到很多次罷工,沒有工人出來談判。工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判斷,帶頭的出來,很容易被炒掉和被報復打擊。很多工廠里帶頭的非常明顯,例如技工組織罷工,但沒有組織者出來談判,或者主要組織者讓其他人談判。這種方式好處是組織者避免被打擊,缺點就是力量沒有辦法凝聚并延續下去。整體上講,這些年工人罷工頻率增加、組織性提高。但大多數罷工屬于被動罷工,例如老板整改、福利待遇被扣減等。在2010年5月以前,工人主動罷工很少。
參考文獻
[1] 楊麗萍. 深圳出臺不定時工作和綜合計算工時制管理辦法[N]. 深圳特區報,2009-05-19
[2] 根據2009年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國務院關于做好當前經濟形勢下就業工作的通知》,企業需要裁減人員20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20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10%以上,需提前30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意見后,向當地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報告裁減人員方案。具體內容參見《每日經濟新聞》2009年2月11日新聞《國務院辦公廳:企業裁員20人以上要上報》。
[3] 劉聲. 全總出臺“六大措施”幫助農民工入工會[N]. 中國青年報,2004-10-30
[4] 深圳市總工會關于進一步加強工會組織建設工作的意見(深工[2009]59號). http://www.szzgh.org/ghweb/ghpd/detailnews.asp?id=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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