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評級機構何以能發動“滅國”之戰

　　資料圖：4月28日，在希臘首都雅典，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在《經濟學人》雜志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發表演講。帕潘德里歐當天呼吁進行全球金融監督管理，以應對已從希臘蔓延到歐元區其他成員國的嚴重經濟危機。新華社發(馬里奧斯·羅洛斯攝)

　　資料圖：4月23日，希臘士兵在首都雅典的國會前換崗。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當日宣布將正式申請啟動歐盟-IMF救援機制。新華社/路透

　　現代金融，無信不立。然而，國家與機構的信用高低，卻由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說了算。它們和美國并稱為當今世界的兩大超級強權。三大評級機構的“自由言論”可以立即引發國際金融市場潮起潮落。從去年底開始，三大機構先后數次降低了希臘國家信用評級，希臘的融資成本迅速增加，主權債務危機越發惡化。同時，三大機構對波羅的海三國、愛爾蘭、英國、西班牙等歐洲眾多國家實施評級警告。一時間，幾乎整個歐洲風聲鶴唳，債務危機陰霾籠罩。

　　此前，日本泡沫破滅、東南亞金融危機、韓國債務危機等近乎都是由三大機構在“言論自由”下發出“暴風雨就要來啦”的呼喊而引發的。由此掀起的驚濤駭浪，將一個個主權經濟體掀個人仰馬翻，許多國家至今尚未恢復元氣。

　　三大機構“自由言論”可令投資者血本無歸，令主權國家陷入危機，令相關企業生死沉浮。它們之所以能在國際金融市場如此翻云覆雨，是因為它們有一種介乎市場私權與政府公權，或兼有私權與公權的獨特權力。經過百年的積累，三大機構在市場樹立起一定的公信力，但其主要權力還是來自政府：美國政府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的公民權授予三大機構，使之能夠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評級而招致的法律責任；美國政府授予它們壟斷經營權，并在實際操作中給予了極力庇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于1996年在其專欄發表評論：“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兩個力量，任何一個力量都強大無比，如果兩個力量結合，當然會所向披靡。

　　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穆迪與標普不僅通過大力宣傳、積極公關等多種手段建立市場信譽，影響與操控市場，謀取壟斷利益；而且還通過多種渠道與方式，獲取各類商業與非商業信息，然后利用這些信息，獲取不當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協助美國政府攫取政治利益，“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香港中文大學蘇偉文教授慨嘆：試問當今世上，誰能不臣服于美國和評級機構這兩位旗鼓相當、且具有殺人于無形的能力的金融巨人？

　　三大評級機構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不同國家的信用等級。它們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三大機構不僅標準本身成問題，而且標準的應用也成問題。它們向來偏袒美國以及美國公司，對其負面問題往往視而不見。2009年12月，希臘財政赤字達到GDP的12.7%，因為遠遠超過《穩定與增長公約》所規定的3%的上限而被三大機構相繼調降評級。與此同時，2009年度美國財政赤字約占GDP的12%，國債累計約為GDP的80%。兩大數字都高于歐盟總體赤字水平(7.5%與79%)，但穆迪對AAA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展望仍然維持在“穩定”。

　　此外，與美國親善的國家，一般會受到“特別關照”；相反與美國關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國家，往往會受到“特別關注”。美國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加以反對，兩國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制造商蒂森 克虜伯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歷史最低。德國政商界普遍認為，這是德國向美國“說不”而招致的報復。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AA。

　　在三大機構相繼調降希臘國家信用評級，以及對諸多歐盟國家發出評級警告后，筆者隱約感覺到一場美歐之間的金融戰可能行將到來，評級調降與警告只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經濟與美元，為穩定金融與刺激經濟，美國發行了天量債券，財政赤字業已臨近不可持續的邊緣。美元大幅貶值與國際地位下滑在所難免，而美元的國際地位直接關系美國的核心戰略利益，因此未來美國會盡全力實施“美元保衛戰”。要保持美元的國際地位，打壓歐元這個最強勁挑戰者，理當成為美國的必然選擇。而時下歐盟與歐元最脆弱的軟肋就在于居高難下的主權債務，美國評級機構的“自由言論”恰恰具有重創這一軟肋的巨大殺傷力。(作者：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經濟隨筆：評級機構怎么成了危機加速器

　　在當前籠罩全球的希臘債務危機陰云中，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所扮演的角色備受爭議。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每一次下調希臘等歐元區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或展望，都會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進而推動危機進一步升級。人們不禁要問：信用評級機構怎么成了危機加速器？

　　綜述：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作用引發爭議

　　標準普爾公司近期連續下調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權信用評級之后，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再次在歐洲引發爭議。

　　希臘信用評級跌入"垃圾級" 官方認為不符事實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公司27日下調希臘和葡萄牙主權信用評級。消息傳出，歐洲股市當天全線下挫。

　　這一消息讓人們關于“希臘債務危機開始傳染其他歐元區國家”擔心加劇。

三大評級機構體現“美國標準” 中國利益受損

【作者：江涌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簡介

　　江涌,經濟學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主要從事經濟安全與世界經濟理論研究,參加過多項國家重大課題研究。在《求是》雜志、《瞭望》周刊、《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150余篇,經濟學隨筆200余 篇,有《中國困局》、《獵殺“中國龍”》等多部專著。在《世界知識》與《國有資產管理》雜志開設“中國經濟安全”與“安全與戰略”專欄。

　現代金融,無信不立。然而,國家與機構的信用高低,卻由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說了算。2009年12月,三大機構先后降低了希臘國家信用評級,希臘的融資成本迅速增加。與此同時,三大機構對波羅的海三國、愛爾蘭、英國、西班牙等歐洲眾多國家實施評級警告,一時間,幾乎整個歐洲地區風聲鶴唳,債務危機陰霾籠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于1996年在其專欄發表評論:“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雖然他們說自己是“言論自由”、“市場行為”,但從他們的標準和所發生的事實來看,似乎并不那么科學和公正。

　　三大評級機構受到美國政府的有力庇護

　　三大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一言九鼎,直接影響一國的主權與安全,這是因為它們有一種介乎市場私權與政府公權或兼有私權與公權的獨特影響力。

　　三大機構經過百年的積累,在市場上樹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其主要權力還是來自政府:

　　首先,美國政府授予的壟斷經營權。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 C )于1975年認可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 R SR O ),并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擁有N R SR O的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機構的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的公民權授予三大機構,使之能夠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評級而招致的法律責任。實際上,多數針對三大機構的訴訟都以敗訴收場,因為它們的評級屬于“意見”,因此受到法律的有力保護。

　　其次,政府認可強化。三大機構的評級結果為美國監管部門所認可,并作為重要的監管指標來監督金融機構,如規定銀行、保險公司、養老基金不能購買低于一定等級的債券,以及金融機構資產組合的質量由外部評級機構來測算等。作為美國金融機構的“最后借貸人”的美聯儲,直接要求與其往來的金融機構的抵押品,一定要獲得三大機構給出的可投資級別。這無形中將一個民間中介服務機構的私權轉化成了公權。長期以來,美國標準就是國際標準,因此很多國家的監管部門便沿用或默認美國的做法,如此便自然擴張了三大機構的權力。

　　第三,美國政府的極力庇護。為防止那些“缺乏道德”的評級公司肆意出售A A A等高等級評級,SEC嚴格限制其他公司進入資本評級市場。在2001-2002年安然、世通等一系列公司財務丑聞發生后,SE C在諸多壓力下,也只增加了包括多美年(D om inionBondR atingServiceLtd.)在內的為數不多的幾家評級公司為N R SR O,但是這根本無礙三大機構尤其是穆迪與標普的壟斷地位。此外,名義上,信用評級受SE C監管,但事實上三大機構極少向SE C報送相關資料,SE C的例行檢查以往平均每五年才有一次。因此,長期以來,三大機構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總是會傾向腐敗,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真理。個人如此,政府如此,評級機構也是如此。

　　三大機構所標榜的“科學”集中在評級模型上,然而所謂評級模型,其科學成分有多少也值得懷疑。況且,評級模型以及相關數據很少更新,在美國,一般是半年甚至一年,對新興市場時間更長。全球化下的經濟越來越變幻莫測,評級公司“以不變應萬變”明顯不合時宜。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3月撰文指出,從數學意義上講堪稱一流的模型,也無法捕捉到驅動全球經濟的全部主要變量,更難以預測出金融危機或經濟衰退的出現。當評級公司不斷出錯,屢屢跌破人們的眼鏡時,社會便呼吁要評級公司公布評級模型,深受其害的歐盟早就要求美國增加評級機構評級的透明度,但是都遭到美國的拒絕。美國當局稱,評級模型作為評級技術的載體,是評級機構的核心競爭力,應該受到保護。2006年9月29日美國出臺的“信用評級法案”(T he R atingA gencyA ct)規定,評級模型可以作為商業機密受到保護。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對三大機構的批評與指責如潮。美國政府也信誓旦旦要對三大機構進行嚴厲監管與整肅。但是,從奧巴馬政府公布的評級機構監管方案來看,沒有改變發行人付費(issuer-pay)的經營模式,因而無法解決目前評級行業存在的“利益沖突”這一基本問題。發行人付費經營模式可以保證評級機構獲得持續而穩定的壟斷收益,因此對政府的不改變發行人付費經營模式的改革草案,三大機構都持審慎歡迎態度。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懷特(Law renceJ.W hite)認為,奧巴馬政府只是抓住了評級機構的“衣領”晃了幾下,然后說了一句“好好做”。

　　●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SEC)于1975年認可穆迪、標普、惠譽三家公司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N R SR O ),并規定,外國籌資者在美國金融市場融資時,必須接受擁有N R SR O的評級公司的評估,由此確立了三大機構的壟斷地位。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論自由”的公民權授予三大機構,使之能夠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評級而招致的法律責任。

國際信用評級標準就是美國的標準

　　●人均G D 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三國,赫然位列世界凈債務國行列;相反,人均G D P不高的國家,其經濟結構符合國情,財政收支狀況和國民儲蓄較好,經濟增長前景明朗,應具有較高的舉債空間和償還能力。人均G D P排名分別是第54和105名的委內瑞拉和中國,已進入世界前10位凈債權國行列。但是,三大機構給澳、美、加三國的A A A信用級別長期保持不變,而給委、中分別是B+和A +。如此的評級結果,可謂顛倒黑白。

　　美國政府一直在支持、鼓勵、庇護三大機構的壟斷。在“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金融監管改革草案中,美國政府在評級機構特別關注的經營模式上并沒有“為難”三大機構,主要是“換取”評級機構維持其信用評級標準不變。而這些集中體現美國世界觀與價值觀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恰恰是國際信用評級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學的根源,是信用評級改革的關鍵所在。三大機構的國家信用評級標準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進行國家政治排序。把信用評級政治化,即用政治標準衡量一個國家的債務償還能力,“風馬牛不相及”;用西方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念,來評價各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作用,嚴重背離國際現實,割裂了政府對經濟發展的管理能力與償債能力之間的聯系。簡單地將西方的政治理念作為衡量所有國家政治風險或制度實力的標準,有不加區分地推行西方價值觀之嫌。

　　二、按“華盛頓共識”落實情況進行國家經濟健康程度排序,即將一國經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國際化(對外開放)程度作為判斷經濟結構和經濟前景的主要依據。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過分強調不加選擇的經濟開放不僅使發展中國家頻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即便能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國家,也一再地陷入周期性經濟衰退乃至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取得的穩定而巨大的進步,表明中國這個經濟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活力。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程度與經濟增長并沒有必然聯系。2007-2008年次貸危機的爆發以及西方國家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國有化挽救,再一次證明“華盛頓共識”政策主張的荒謬。

　　三、按人均G D P進行國家經濟實力排序。三大機構認為,人均收入高則國家債務承受能力強,因此人均G D P指標是反映國家經濟實力的核心指標。但是,人均G D P無法完全反映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如一些資源輸出富國;人均G D P無法反映經濟的多元化程度和經濟活力;人均G D P更無法反映國家債務償還能力,因為人均G D P高的國家,一方面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可能很大,償還債務缺乏充足的財政收入支持,另一方面國民儲蓄也可能很低,這就限制了政府在國內發債融資的能力。2008年底,世界外債總量為59.5萬億美元,其中人均G D P高的發達國家為55.9萬億,占94%。外債總量排名前15位的均為發達國家,凈外債排名前15位的國家中有10個是發達國家。人均G D P排名靠前的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三國,赫然位列世界凈債務國行列;相反,人均G D P不高的國家,其經濟結構符合國情,財政收支狀況和國民儲蓄較好,經濟增長前景明朗,應具有較高的舉債空間和償還能力。人均G D P排名分別是第54和105名的委內瑞拉和中國,已進入世界前10位凈債權國行列。但是,三大機構給澳、美、加三國的A A A信用級別長期保持不變,而給委、中分別是B+和A +。如此的評級結果,可謂顛倒黑白。

　　四、將“獨立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為國際通貨”作為高等級的必要條件。在標普的級別定義中,“央行獨立”和“國際通貨”作為A A A級所必備的條件。著名美國學者邁克爾·赫德森認為,美國使發展中國家的中央銀行保持獨立,其實就是剝奪該國的貨幣主權和金融主權,使該國不能有效地穩定經濟,也不能為該國長遠經濟發展計劃融資,而成為西方資本的附庸。當今諸多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債務日益增加,自身創造財富的速度趕不上國家負債增速,國民儲蓄又低,資不抵債的現實已使一些國家陷于近乎破產的境地。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通過本幣貶值堂而皇之地向全球輸出其債務,公然無償地掠奪他國財富。把“貨幣為國際通貨”作為A A A級的必要條件,再次暴露出現行評級標準維護西方債務國利益的根本立場,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發放進入資本市場的通行證,而不是在真正揭示各國信用風險,顯然喪失了公正性。

　　五、將政府的融資能力作為第一還款來源,片面強調流動性對主權債務履行的保障作用。正常而言,債務人是以新創造價值而形成的現金流量作為債務償還能力的基本保證的,而不是以“借新還舊”能力為先決條件,這是信用關系得以存在和穩定發展的基石。評級機構的責任就是遵循這一規律,進而去解釋與發現信用風險。近15年來,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發生了重大逆轉,多數發達國家變成凈債務國,新興經濟體成為債權國。然而,三大機構給予償債風險較高的西方債務國高信用等級,使其節省了巨額借款成本。以十年期國債利率估算,每一信用級差形成的融資利差為109個基點,根據2008年底發達國家外債總額推算,每年可節約7826億美元的發行成本,十年節省近8萬億美元。而這個數字是發達債務國應該付給債權國與債權人的正常借款利息。因此,三大機構把舉債融資能力作為還債第一來源的評級思想,正是國際債權債務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發達國家主要依靠借款維持經濟運行的債務型經濟模式內在需要的反映。

　　中國利益在信用評級中受到的損害

　　●由于一國機構、企業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 B B以下的“投機級”。一方面將中國金融機構定為“垃圾等級”,另一方面卻高調肯定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積極參與國際化,引進海外投資者,就能獲得更高評級。

　多年來,三大機構長期堅持以美國的價值觀來審視亞洲文化與市場環境,以至于它們對亞洲進行評級時總是“另眼相看”,對中國則更是“特別關注”。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良好發展預期全球為之矚目。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2萬億美元,國外凈資產占G D P的36%,只有挪威、瑞士、日本、香港和新加坡這幾個高評級的發達經濟體,才擁有堪與中國一比的國際投資狀況。

　　但是,2004年前,標準普爾始終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限)。由于一國機構、企業評級不得超過該國主權評級。因此,中國的企業、機構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機級”。2004年迫于中國的壓力,標準普爾將中國的主權評級調升到BBB+,2005年調為A -;2006年再調為A。2008年8月,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下,整個發達國家經濟風雨飄搖,新興大國成為全球經濟汪洋中為數不多的安全島,而中國更是全球經濟冰河中極少的陽光地帶,如此標準普爾才把中國的信用評級由A調至A +。具有濃重諷刺意味的是,當被評為“頂級”債券成為廢紙,長期擁有A A A評級的美國請求擁有A +評級的中國營救之時,誰虛誰實,不言而喻。大債權國與大債務國之間信用等級倒掛,不僅顯示的是信用等級的荒謬與可笑,而且導致中國政府、特別是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大增加,嚴重影響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當然,未來中國的主權信用等級也有可能上調,但是依照三大機構的主權信用評級標準,中國根本不可能獲得A A A等級。而負債累累幾近破產的美國卻長期坐擁A A A等級,毫無降級之虞,如此美國每年可以節省數千億美元的利息支付,而這本應是中國等債權國的合理、合法收益。

　　三大機構不僅影響中國的融資成本與國家形象,而且還積極引導、誘導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方向。2003年底,標準普爾宣布除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家政策性銀行以外,其余的13家商業銀行都在BB以下,不具備投資價值。有意思的是:一方面將中國金融機構定為“垃圾等級”,另一方面卻高調肯定中國金融機構參與國際化的努力,并示意只要積極參與國際化,引進海外投資者,就能獲得更高評級。于是乎,中國金融機構都努力隨著吹笛者的節奏而起舞,紛紛股改上市、走向國際,引進境外投資者。而相互間的惡性競爭又給境外投資者壓低中國金融機構的報價提供便利。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601939,股吧)在香港的公開發行價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給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的價格僅為每股1.19元。

　　三大機構利用中國金融領域對評級的不甚了解以及監管的漏洞,通過對中資評級機構的收購控制,令中資評級機構迅速邊緣化。目前,三大機構已占據中國主要直接融資產品市場70%以上份額,廣泛滲透到包括國防、能源、電信等戰略行業在內的各行各業,并建立起包括重點骨干企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門等主體在內的較為全面的中國經濟數據庫。中國信用評級業正繼會計審計業之后,面臨三大機構全面掌控、壟斷的危險。信用關系正在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的經濟基礎,信用關系穩定直接關系到經濟穩定、社會穩定乃至政治穩定。如今,美國已經掌握了中國評級話語權,掌控中國金融穩定的命門,直接威脅中國的經濟安全。

　　相關鏈接

　　只要給錢 垂死的病人也可以開“健康證”

　　美國評級機構給美國次級債務約75%以A A A評級,10%以A A級,另外8%以A級,只有7%被評為B B B級或更低。但是實際上,2006年 第 四 季 次 級 債 務 違 約 率 達14 .4%,2007年第一季就增加到15.7%,與評級機構的評估結果相差甚遠。相關評論家認為,這有如給予一個垂死的病人,開出了一張健康良好的體檢證明,荒謬異常。在雷曼兄弟倒閉前數天,穆廸曾給該投行的債務以A 2評級;而在美國國際集團(A IG )2008年9月被美國政府接管前一個星期,穆廸還給該保險巨頭無保擔債券A a3的評級。次貸危機發生中,評級機構通過給有毒證券資產(主要是次級房貸)提供高評級,賺個盤滿缽溢,總收入由2002年的30億美元升至2007年的60億美元,其中穆迪的盈利在2000-2007 年間上升了三倍。

　　對內對外雙重標準

　　三大機構用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本國和他國的信用等級。它們對美國本土市場存在的問題經常視而不見,對他國的金融市場動態則往往“明察秋毫”。它們向來偏袒美國以及美國公司,對其負面問題往往視而不見。2009年12月,希臘財政赤字達到G D P的12.7%,因為遠遠超過《穩定與增長公約》所規定的年度G D P3%上限而被三大機構相繼調降評級。與此同時,截止到2009年度年美國財政赤字約占G D P的12%,國債累計約為G D P的80%。兩大數字都較歐盟總體赤字水平(分別為7.5%與79%)為高,但是穆迪對A A A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的展望仍然維持在“穩定”,表明未來18個月內評級不會改變,卻對歐盟多個國家發出警告。此外,與美國親善的國家,一般都會受到“特別關照”;相反與美國關系不和、或不合作的國家,往往會受到“特別關注”。2007年4月,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稱,韓國主權信用評級可能隨著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宣布而得到提高。

　　聽不聽話大有區別

　　三大機構用降低或威脅降級來懲罰那些“不聽話”的公司或國家。《華盛頓郵報》曾指出,2003年漢諾威保險在接受兩家評級機構而拒絕另一評級機構的評級后,被拒評級機構便在提供“免費評級”時,把漢諾威保險的信用評級降至“垃圾級”,引起市場拋售,數小時之間市值損失1.8億美元。有研究顯示,東南亞金融危機與美國對東盟吸納緬甸加入不滿的一次政治報復,而穆迪和標普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馬來西亞總理就此嚴詞批評西方評級公司缺乏客觀,助紂為虐。美國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德國一直加以反對,兩國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國企業接二連三地被標普降低評級,由此導致包括最大的鋼鐵制造商蒂森·克虜伯在內的相關企業股價跌至歷史最低。德國政商界普遍認為,這是德國向美國“說不”而招致的報復。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亞權全力支持美對伊戰爭,標普將澳外匯債務評級升至A A A。

信用評級:中國亟待擺脫西方控制

2010-05-10  　來源: 中國經濟網

 本報4月12日刊登題為《美國控制我2/3信用評級市場》的研究報告，披露美國大規模收購中國信用評級機構，嚴重威脅我國金融安全，眾多網友為之愕然。5月5日，本報開辟“信用評級與金融安全 高端訪談”專欄，引起更多草根網民、金融業業內人士和專家關注美國壟斷評級機構的現狀及其背后的“陰謀”，探討怎樣建立公正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思考我國應如何掌握國際評級話語權。

“評級游戲”背后的“陰謀”

此前，國內很多網民認為美國三大評級機構 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聲譽卓著，值得信賴。然而，在本報揭示美國評級機構有意壓低我信用級別，增大我海外融資成本后，結合“三大機構近日下調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信用評級，引發歐元危機”一事，越來越多的網民看到美信用評級機構背后的華爾街和白宮的身影。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在其搜狐網博客上撰文提出疑問：“我們應該去反思一下為什么在化解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對已經變得脆弱的國際金融市場造成莫大傷害問題的時候，美國信用評級公司卻不斷下調這些問題國家的信用級別，這種做法對想極力化解希臘問題負面影響而啟動的外部救助計劃有什么實質性的幫助呢？”

IT PU B網網友“sz_davidlaw”引用德國《明鏡》周刊2008年的話一言蔽之：“美國評級機構仿佛是一個手持 魔杖 的巫師，投資者唯其馬首是瞻，這是冷戰后美國的另一個強權工具。”

新浪網博客刊載美國獨立經濟學家恩道爾(engdahl)的博文語鋒犀利，文章稱三大評級機構是“美元帝國機器的一個內置的機構”，每當真正威脅到華爾街或者美元系統的危險逼近時，這三家機構都會保持可疑的沉默。恩道爾說：“(美元)帝國遇到了自1945年以來最嚴重的挑戰，正在垂死掙扎。它動用高盛、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以及行動詭秘的對沖基金例如喬治 索羅斯的量子基金，去打一場又一場金融戰爭”。

缺乏競爭令三大機構飛揚跋扈

三大評級機構肆意而為，無疑依仗其壟斷地位。

“美國的評級機構缺乏獨立性和利益沖突，是人所共知的。評級機構的盈利來自對客戶收取的評級服務費。為了維系客戶關系，評級機構能否維持公平客觀的原則，就是一個大問號了。”新浪網博主“Spotlessm ind”認為，“歐洲也好，中國也好，或者其他有較大規模金融經濟的國家，都應該有自己的評級機構。這樣就會跟華爾街有競爭，對穆迪，標準普爾，惠譽才會產生壓力。”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包容”讓三大評級機構更加有恃無恐。恩道爾指出：“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的評級模型是保密的。美國的法院早就裁定，他們無需向公眾說明。還有國會，深刻理解評級的戰略重要性，是有關美國的實力，所以早就決定不對評級機構進行監管。”

孫立堅建議，應當聯合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和國際上各種的監管部門，控制和抑制已經暴露出問題的美國信用評級結構的“話語權”。

中國需要自己的“金融裁判”

更多網民的憂慮在于美國壟斷評級機構對我國金融主權和國家經濟安全造成的威脅。

搜狐網網友“朵朵白云海里游”表示，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其游戲規則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定的。這個游戲規則自然而然維護的都是西方的利益，新興大國未來要想有更大話語權，首先就需要打破西方的話語權壟斷。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其新浪網博客上發表了題為《我們需要有自己的金融裁判》的文章。他提出，信用評級不僅僅是普通的服務機構，其占有著金融市場的制高點。我國應當從戰略的角度出發來審視我國目前的信用評級市場的狀況，因地制宜的采取相應的措施，培育我國自身的金融裁判，來維護金融主權的獨立與完整。郭田勇指出，信用評級對金融主權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影響國內金融市場定價的主導權。其二，影響國內監管的獨立性。其三，關系到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國家經濟的安全。最后，對人民幣國際化形成挑戰。

(本文來源：中國經濟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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