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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錫良:盤點“兩會”,希望還是黨中央!

孫錫良 · 2010-03-1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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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兩會”,中國人民的希望在哪里?  

   

     一年一度的“兩會”快要結束了,該舉手的會舉手,該表決的會表決,該圓滿的會圓滿,但是,熱鬧過后,冷靜下來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發現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是:老百姓多年以來最為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是要年復一年的重復拖下去,仍然看不到妥善解決的希望。我們不妨理性的盤點一下“兩會”留下的幾個老大難問題,之所以說是老大難是因為這些問題拖得太久了,這些問題一年一年地在挑戰著人民的心理存受底線。

   

第一個問題:“三公消費”怎么辦?還要等多久?  

   

據參加兩會的湖北代表葉青透露:中國目前擁有公車超過230萬輛。簡單推算一下,按現有公車擁有量,一年的公車消費不低于3000億:給公務車開車的司機,全國平均來算,人均薪水和其它福利開支不會低于5萬元/人,車輛維護費(含保險、保養、修理、汽油)每臺車不會低于5萬元,因為公車的檔次一般都相對較高,使用率也很高,實際有可能超過這個數字,據前不久公布的新公務車年購置量近兩年都超過了18萬輛以上,就按這個數計算,估計新車購置費也將達350億元以上(新車按保守均價15萬元/臺,辦完手續、做完裝飾估計每臺不低于5萬元/臺),這樣算下來,光公車消費一項,中國政府要支出大約2800億元左右。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大概要多少呢?據2006年媒體披露的數據是不低于6000億元,總體加起來約為9000億左右,財政部官員雖然承認數字很大但不承認有那么多,他們說自己心中也沒數,從這些年來財政部公布的數據當中沒有將“三公消費”透明化的實事來講,老百姓有理由懷疑這個數字是龐大的,否則,公布出來不是更好嗎,既可以為官員正名,又可以封住造謠者的嘴巴。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另一組9000億:全國義務教育經費約為1800億左右(2009年),全國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約為3000億(2009年),國防支出約為4700億(2009年)。

   

對比這兩組9000億,我們該作何感想?“三公消費”足可以抵得上中國至關重要的三件大事,如果我們的相關部門能夠站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發,他們是否感覺到自己非常的內疚?將官員薪水以外額外消費的9000億用到國計民生所及需的那三件大事上,會產生什么樣的正面效果呢?當然,我這種說法也是建立在社會整體清廉的基礎之上,如果有人要貪污教育經費、保障經費和軍費那是另一個要打擊的層面,我相信如果政府能夠堵得住“三公消費”也就堵得住國計民生領域的腐敗,之所以“三公消費”二十多年來讓老百姓深惡痛絕就是因為它不僅僅浪費的是錢,更大的危害在于它腐蝕了整個中國的社會風氣,腐蝕了整個官場的道德體系,它腐蝕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

   

今年的“兩會”為什么還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結束這場爭論?我看主要還是反腐敗的決心不夠,多少好的成熟經驗我們不學,中國的官員們在這個問題上就是不愿意與國際接軌,他們就是要用中國的“人之常情”和“禮尚往來”為腐敗開脫,雖然今年“兩會”上有不少官員答應要盡量減少“三公消費”,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堅決剎住這股歪風,但是,估計很難讓人信服,因為這樣的狠話又不是第一次放出來,聽多了也就膩了,該吃的吃,你不吃還不行,該玩的玩,你不去玩還當不上官,該游的游,你不去游純屬浪費指標。

   

為什么“三公消費”久治不愈呢?我分析了一下,大至不外乎三個原因:第一原因是政府的預算權力過大,預算由政府執定本是權力范圍之內的事情,但是,合不合理就不能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人大代表討論了幾十年,為什么就不能把“三公消費”的預算給砍下來呢?在“兩會”中,還沒有看到通不過的財政預算;第二原因是政府的行政權力過大,行政權力過大并且得不到有效約束,腐敗就是必然的事情,因為想腐敗政府官員的人其實都是看上官員手中不受約束的絕對權力,錢和權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他消費多少,誰能奈何于他?第三原因是“人大”缺位,如今的“人大”在很多問題上放棄了《憲法》賦予給他們的監督權,從某種意義上講,只要政府的預算不虧待“人大”的人,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管它合不合理,如果真是依法履行了自己職責的話,如此巨額的“三公消費”豈能年復一年的放任不管呢?我可以肯定地講,他們并不是不知道有這種現象,而是不愿意、不敢面對這種現實,甚至自己也已經參與到這個進程當中了。

   

胡總書記可以親自包餃子、可以只吃“四菜一湯”,溫總理可以餐餐幾碟小菜,而那么多的昏官為什么要“海吃海喝”的呢?你們對得起黨和政府、對得起人民嗎?  

   

不砍掉“三公消費”就難言“重視民生”。不砍掉“三公消費”就搬不掉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  

   

“三公消費”怎么辦?是一年一年往下砍,還是快刀斬亂麻,徹底跟腐敗說再見?人民瞪大雙眼看著,一年一年的砍,我看要砍多少年?快刀斬亂麻,誰又敢揮出這一刀?  

   

第二個問題:“官員財產申報”是不是一個毫無意義的話題?  

   

雖然我也多次提到過“官員財產申報”的問題,但是,從內心來講,說實話我是一點信心也沒有,本次“兩會”的討論大家都看到了,什么“時機不成熟”啦,什么涉及面太大影響穩定啦,什么計時點不好確定啦等等等等,反正就是現在不想搞,當然,令人稍帶安慰的一件事情是全國人大有官員出來說有可能要對公務人員財產申報立法,這是失望之中的一點希望,但是,各位朋友,你們不要太高興,我先提醒你們,立法并非就解決問題了,也許他們所立的法根本就不是老百姓想要的法,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官員財產申報”必須一步到位》,如果搞循序漸進的立法絕對是空歡喜一場,1995年的《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已經有十多年了,我們看到了什么?有什么作用?循序漸進了十多年就是不見進一步,你怎么辦?如果想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立法考慮上必須與反腐敗比較成熟的國家和地區的《財產申報法》完全接軌,在這個問題上搞不得“特色論”,一搞“特色”就變形走樣,一搞“特色”就會讓老百姓大失所望。再說要立法,爭論如此之大的立法,你知道得花多少年?“馬拉松式”立法能行嗎?我希望法學專家不要出來說:先一步步來,以后取得經驗再修法、再完善。我可不喜歡聽,等它十年八年再完善,老百姓心都會氣腫去,誰去鬧還可能鬧出個“刁民”戴在頭上,還有可能被跨省......誰敢鬧啊?只有“良法”才是利民的,“惡法”不但不利民,反而害民,不要也罷,《物權法》有了,能敵得過《拆遷條例》嗎?  

   

有人說要等到時機成熟,什么叫成熟?腐敗現在是前赴后繼的,沒有一個斷點,你怎么判斷時機成熟了?至于起點的問題更荒唐,腐敗就是腐敗,如果沒有腐敗,從什么時候起點有關系嗎?腐敗如果存在,該從何時起呢?該從誰切斷呢?這只是個笑話。從來都沒有一個所謂成熟的時機,只差一個敢下決心的時機。原審計局長李金華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有些官員財產不多但子女財產很多。  

   

有人說法不責眾,一旦真的涉及面太廣了,會影響穩定,我就不相信這一點,道理很簡單:中國不缺人,不能說貪官倒下了,中國就亂了。老百姓不會因為眾多腐敗被亮相了就要故意搞出亂子,倒下一個腐敗分子,就有一個良民機會來了,倒下一群貪官,就上一批清官,老百姓何必要自己壞了自己的好事呢?老百姓是沒有那么笨的。按某些專家的理論,中國永遠都不要反腐敗,既然人太多了,就腐下去算了吧。這些專家其實是壞透頂的人,他們實際上想讓中國壞掉,他們想把中國綁架在貪官身上,這一點是很惡毒的。  

   

我以后會逐步少談這個話題,因為沒有解決“人民當家作主”這個根本性問題之前,申報不申報其實沒有什么區別,申報了又能怎么樣?你能奈何誰呢?人民沒決定權,申報了也就多受一場氣而已。  

   

這個問題需要黨中央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做一個讓人民滿意的決定。  

   

第三個問題:“兩會代表”的產生什么時候可以回歸正道?  

   

本次“兩會”提到過修改《選舉法》的問題,強調了多個方面的公平性,斬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進步,值得慶賀一下,但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不是以后的進步到底有多大,我想說的是,就算按現在的《選舉法》,是否就真實依法行事了呢?這些“兩會代表”到底是如何進到北京開會的?他們到底是誰投票讓他們當代表的?老百姓看的“官員比例高、明星比例高、資本家比例高”是不是正常現象?難道說這些人都是通過選票上去的嗎?至少北京大學的丁偉岳院士自己都不承認自己是被選出來的,因為他自己當選代表自己都不知道,這叫什么回事?不管是你運動員還是演員,只要你一出名,你就可以上北京開會了,這又是誰決定的事?企業老板,不管你怎么想的,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場,只要你錢多了,你就自然可以上北京開會,這又是現行《選舉法》中哪一條規定的?  

   

未來的新《選舉法》如果不能解決好“什么人才夠資格當代表,代表應該代表誰”的問題,無論條文上規定得多么公平,最后都是形式而已,老百姓想選的人總會“被選不上”,不想選的人反復投幾次票就上去了,新的《選舉法》最核心的要素應當是還權于民。  

   

“一當官就代表、一有錢就代表、一出名就代表”何時終結?我們只學習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不愛看這“三個代表”。  

   

第四個問題:對“兩高”的失望和對“打黑”的嘆息!  

   

無論是中央的“兩會”代表還是普通人民群眾,近幾年來對“兩高”的工作都是極度不滿意的,今年還不例外,到底是為什么?有多少領導愿意直面這個大問題?  

   

看“兩高”的工作,無須長篇大論,只要看兩個方面足矣!一方面看社會現實:黑、惡、拐、毒、貪、淫、搶、殺等日益猖獗說明司法的威懾力在一步步滑向失效的邊緣,人民對司法的信心在一步步減弱;另一方面看高官的表態,今年的兩會我想通過“兩高”的兩位副院長的話可看出很多端倪,一位最高檢的副檢查長(不點名,大家可查兩會記錄)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有這樣的對話:記者問他對重慶打黑除惡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是中國司法的重點維穩,當然也支持打黑,并且中國打黑已經有七八年了。一位最高法的副院長在談到網民表達觀點時有這樣一個說法:網民通過網絡表達意見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不重視司法就是最大的悲哀。聽到兩位副院長的話,不知道大家作何解讀,聽起來不很難聽的話到底透露出什么樣的指向?我不妨為大家分析一下:  

   

最高檢的那位副院長被問及重慶打黑時,他不是正面談對打黑的態度,而是強調“維穩”才是司法的重點,如果我是中央領導,我會毫無疑問地要批評該官員缺少起碼的政治大局觀,他的話聽起來好象是從大局著想,實際上至少有三個漏洞:一,他把“維穩”放在中國司法的重心有點不正常,中國除極少數地區的確有不穩定的因素,但并不是全國性的,如果說五千年來最和諧的盛世還是把“維穩”放在第一位,那算什么和諧盛世?那媒體天天吆喝的是什么盛世?歷史上有哪個盛世是最不穩定的嗎?二,如果中國真的現在是把維穩放在第一位,那就說明中國司法這些年來是太失敗了,媒體上渲染的繁榮昌盛的大好局面居然讓中國人不穩定了,問題出在哪里?不正是司法的缺失嗎?一個本該和諧穩定的中國,在“兩高”的努力之下怎么就變得要以為維穩為首要任務呢?難道中國的老百姓真的都是刁民?三,那位副院長的回答間接表達了“最高檢”對重慶的態度不是非常積極,如果是積極的,那么,即使司法的重點是維穩,也用不著在回答重慶的問題時要先強調重點是維穩,言下之意是重慶的打黑不是重點,沒維穩重要,在某些地區維穩可能是第一位的,但不可能全國都一樣,客觀的講法應當是就事論事,如果重慶是正確的,就直接高調支持,如果有不對,也可以直接指出其不對的地方,大可不必把重慶的事情輕描淡寫,這是自己給自己留漏洞。再進一步講,司法的重點為什么是維穩?社會為什么會不穩?原因是什么?不正是黑惡勢力猖獗才導致的不穩嗎?不正是黑惡勢力與官商勾結才導致群體性事件增多的嗎?打掉了全國的黑惡勢力和與之相關的腐敗官商,社會能不穩定嗎?還需要全國性維穩嗎?如果老百姓都安居樂業,誰還想不穩定呢?誰還破壞社會穩定呢?那位副院長實際上是顛倒了“原因與結果”的關系,他不是先治病而是先化妝,以為化妝可以掩蓋病情。  

   

最高院的那位副院長的講法也是不妥的,他的講話實際上是在埋怨網友干預司法,埋怨媒體干預司法,實際并不是那么回事,每一次熱點群體性事件和熱點腐敗事件,最后的結果99%都獲得了印證,幾乎很少屬于謠言,即使有那么一點也是可以原諒的,網友和媒體揭露的問題官員最后幾乎無一不是貪官惡棍,這樣的結果說明什么?不正是說明網友的司法水平很高嗎?不正是印證了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嗎?這么高的命中率豈是不尊重司法可以解釋的?這樣幫助司法部門懲惡揚善還是不尊重司法嗎?也許是給司法部門有些壓力,但談不上不尊重司法,更談不上最大的悲哀!另一方面講,對于每個事件的最終起訴和審判權都在“兩院”,結果也是司法部門作出的結論,如果網友錯了,司法部門能冤枉當事人嗎?難道說司法人員會按照網友的意見下結論嗎?不可能的,如果司法那么輕率,那錯的也是司法本身,而不是群眾。  

   

對于重慶的“打黑除惡”,如果單從重慶市的領導表態來看,我是有信心的,但是,現在我并沒有多大信心,因為從各方面信息表明:重慶很孤單,重慶缺少后盾,重慶也沒兄弟聲援,大部分資派媒體在想方設法的圍攻重慶,想法設法的在為黑惡與貪官制造保護裝甲,極力渲染重慶是在搞運動化、搞擴大化,他們借司法公正和人權平等的幌子在保護壞人、打壓好人,這樣的現實注定將使前期的打黑工作功虧一簣,也使全國的黑惡勢力精神振興,人民注定會面臨更多的人身不確定性。  

   

對于中國的司法現狀和打黑形勢,真希望胡總書記能親自表態,能果斷地向黑惡勢力發出總攻訊號,只有這樣,人民才會得到一個和諧安定的生活環境,根本就不需要為了維穩而維穩。  

   

第五個問題:房地產的問題到底能不能看到希望?  

   

對于這個問題,之前我已經談得夠多了,2008年我就寫了《只要經濟不崩潰房價就不可能下跌》的文章,近期我又寫了《讀懂了任志強就讀懂了中國社會的一半》的文章,都是強調在現實執政理念之下房價的頑固性,執政理念不變,多少次強調都是廢話,房地產的后臺不變,房地產就永遠不可能正常。我們不妨再一次簡單清理一下近幾年來的相關決策:  

   

2004年2月19日溫總理強調支持央行出臺措施給房地產降溫,但是,當時為了表明新政府與前任政府調控的不同性,特別提出經濟不能硬著陸,所以,央行的措施不過是蜻蜓點水,之后房價繼續高奏凱歌,2005年政府不得不推出《調控房地產八項措施》,本以為措施一出,藥到病除,哪知道事情的發展與老百姓的想法是南轅北轍,房價還是不停的長,2006年5月17日,國務院又再次推出《六項措施調控房地產》(簡稱“國六條”),“國六條”的推出再次又延續了前幾次的命運,一年之內,大多數一線城市的房價接近翻番,2007年3 月5日,政府高官又不得不高調要求各部門加強監管調控房價過快上漲,2007年5月17日,溫總理親自強調:房價上漲過快人民有很大意見。不過,結局仍然不理想,房價還是在快速上漲。2008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機會來了,美國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國很多老百姓都輕松地笑了一次,大家都在想:這一次看你們地產老板能怎么樣,不降價就死定了,老子不買看你們怎么樣,世界都沒有錢了,中國能例外嗎?哈哈,中國的老百姓就是生活在一個特別的國度,世界都沒錢了,就中國老板有錢,地產老板照樣該貸的貸,該賺的賺,并且賺得比危機之期更容易、更猖狂,到了2009年,很多一線城市甚至一個月內都能上漲50%,有些省份在某些概念的支撐下一個月房價翻一番,這就不是跌落眼鏡的問題,而是可以把人震死的荒唐鬧劇,怎么辦?2009年底,中央又再次出手了,《國四條》、《國十一條》相繼推出,更鼓舞人心的是2010年的“兩會”,溫總理親自表態:有信心、有能力把房價控制在合理狀態,有信心管好房價。當然,對于什么是“合理”我不太理解,但對總理的能力還是相信的,至少他也有“蝸居”的經歷,相信2010年底,老百姓會看到一份滿意的答卷。  

   

   

第六個問題:中國的“會風問題”,改了幾十年為什么就越改越糟?  

   

過去信息不發達,老百姓對“開會”是怎么開的不太清楚,現在時代不同了,基本上都能略知一二,有些會還沒有開,網友大概就可以知道會上要講什么話了,有些網友還在開會之前虛擬一份大會發言稿,與正稿相比差別不是很大,除開數據上的誤差,其余部分都象套公式一樣簡單,有些地方的會是不是好一些呢,非也!各地方開會風都差,甚至發展到秘書根不用寫稿子,直接從網上下載得了,這就是個大問題了。

   

本次兩會,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委員勇敢地對“會風問題”作了很好的描述,我且引用一部分看看:“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 “投領導所好,說得好、寫得好、唱得好、吹得好”; 不顧條件是否具備、社會是否需要,能否做到,什么都要高級、高端、高標準、高規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優、最佳,什么都要國際一流、世界一流;動不動就是"新口號"、"新概念"、"新思路"、"新規劃",動不動就是中心、核心、龍頭、高地,動不動就是集群、體系……”。  

   

為什么與會者都要講套話?為什么開會的人都不敢講真話?講真話犯法嗎?不犯法,講真話得罪人嗎?有可能得罪,也有可能不得罪,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要聽真話,要讓大家講真話,可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聽呢?歸根到底還是個“帽子”問題,大部分官員,不管他做到哪一級,內心里總是對上級有恐懼感,深怕說錯話,深怕有閃失影響仕途,與其言多必失,不如講幾句套話應付了事,畢竟愛聽奉承話的人還是多數,最差也不會導致掉“帽子”。  

   

要想改會風,必須先改“用人制度”,如果讓那些天天“三句半”的領導位置不保,自然他就不敢天天當演員了。  

   

   

第七個問題:“三農問題”還沒有得到真正重視。  

   

首先,“轉基因主糧”的問題在本次兩會上沒有得到人民滿意的答復,這個問題涉及的不僅是生命安全性問題,而且涉及到農業安全問題,支持轉基因主糧的專家認為自己是在捍衛農業種子的安全,但是反對者又認為缺少安全評估和缺少核心技術的盲目推廣轉基因將會導致人的身體和主糧種子兩方面危害中國的安全,到底誰對誰錯,我相信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敢輕易下結論,如此劇烈碰撞的問題在兩會上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是很說明問題的,要么說明主管人員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要么說明“三農問題”根本還沒有達到國家戰略高度。

   

其次,有關“農村城鎮化”問題,我前期也寫了《“農村城鎮化”必須科學規劃有序推進》的文章,指出了當前農村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重大問題,可惜的是,兩會代表中,三農方面的代表聲音微弱,突出城鎮化經濟效應的聲音遠遠蓋住了那些理性聲音,不顧一切的推進城鎮化必將為子孫后代留下隱患,也必將使城鎮化這項政策留下許多無法彌補的缺陷。  

   

最后,我認為工業反補農業的步子太小,效益太低。“工業反補農業”這個提法已經有很多年了,實事求是地講,情況并不理想,取消農業稅、種糧補帖都不足以影響農民的種糧積極性,也無法讓農民從這些政策中趕上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步伐,支持農業決不能只限于“我們比過去好多少”這個概念上,而應當放在“農民是否跟上時代的腳步”上,其實讓我來強調農業到底有多重要是多余的,因為道理太簡單了:人只要能吃飽、穿暖也就能活下去了。  

   

工業如何反補農業呢?這個問題我留在我的書中介紹,今天不發表在本文中。

   

對于“兩會”的盤點大概就是上述幾點,其它的問題不是不重要,而是沒有上升到“影響全民”的角度,所以,我不想逐個論述,來年“兩會”是怎么樣?大家能作何感想?至少我是很熟悉的,前年、去年的兩會我也是這么過來的,所寫的文章也幾乎相同,為什么?為什么?

   

中央需要看清現實,需要痛下決心,需要就事關民族存亡的大問題展開討論并下大力氣解決,不能久拖不決,越拖越被動,越早動手得到的擁護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相信有人民的支持,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一切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決策必將得到人民的支持。我個人堅決擁護黨中央鐵腕治吏,堅決擁護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人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黨中央!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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